1948年底的北平，暗流涌動，戰爭一觸即發。

隨著東北戰場大局已定，林彪的四野隨時可能南下平津，而傅作義的部隊則是國民黨方面保衛平津的重要依靠，一場惡戰看來勢所難免。然而國共雙方此時卻似乎都有意暫時停戰，林彪的部隊從東北趕赴平津尚需時日休整；傅作義則對其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漸生懷疑，希望保存自己的力量和地盤，走非國非共的第三條道路——成立華北聯合政府。由此，和平談判出現契機。

1949年1月6日，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東蓀出人意料地作為傅作義與中共和談的代表之一，同周北峰西出北平，經國共交戰區而至西山，7日一早抵達薊縣八里莊，正式開始談判。次日談判結束后，張東蓀婉拒了中共中央對其到訪駐地的邀請，徑直返回北平家中。1月9日，談判雙方草簽《會談紀要》，張東蓀并未署名。其后解放軍迅速拿下天津，傅作義同意全部和談條件，北平和平解放大局底定。

張東蓀

從時人議論以及張本人的言行來看，其斡旋之功應當不小。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毛澤東曾在頤和園內的一次會議上當著許多人的面樹起大拇指說，北平和平解放，“這是張先生的功勞。”（韓勤英：《張東蓀與北平和談》；齊玉東：《張東蓀：書生問政的風雨歷程》）由此，“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居第一功”的說法逐漸廣為人知。

張東蓀在北平和談中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不同學者有著各自的解讀。舉其最有代表性者，一是戴晴在其關于張東蓀的專書中認為，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張東蓀引以為豪的“平生第一快事”，甚至是毛澤東為加強中共和平解放北平“光彩的一面”而在有意倚重張的“分量與社會信譽”；（《在如來佛掌中》，第24-25頁）與之相反，楊奎松在其對建國初三名知識分子的研究專書中認為，“無論是對此次和談（北平和談，筆者注）的發起，還是對北平和平協議的達成，張東蓀本人都沒有起到過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忍不住的“關懷”》，第18頁）

戴晴、楊奎松二書書影

孰是孰非，我們不妨從張東蓀何以入選傅作義部的和談代表，其親歷1月7日和談的具體過程，以及其親與和談后的內心矛盾這三個方面進行梳理，或可得出一些較為清晰客觀的認識。

入選和談代表

一般認為，最早為國共雙方牽線的是民革主席李濟深的代表彭澤湘。作為第三力量的代表，彭攜帶李的親筆信向傅作義游說他們的方案，即“走第三條路線，獨樹一幟，既不追蔣，也不投共。通過談判，宣布起義，華北獨立，成立聯合政府”。（董世桂、張彥之：《北平和談紀實》，第71頁）傅似乎有意此案，但表示希望“中間力量的陣容再強勢一些”，于是彭澤湘經過與傅幾次交換意見后，“約民盟在北京的負責人張東蓀及農工黨負責人張云川共同進行”，（戴書第29頁）這應是第三力量找到張東蓀的最初緣由。另有說法認為，張東蓀是自愿擔任談判代表，對促成和談態度積極。而傅認為有第三者參加可起到緩沖作用，故接受選張。（何東、陳明顯著：《北平和平解放始末》，第84頁）

12月24日，侯少白向傅作義舉薦民盟副主席張東蓀：“至今依然找不到合適人選，也可把張請來談談，觀察定奪。”但傅只表示“放一放再說”。（董、張書第174頁）如果確有其事，則似乎第三方力量確在運作招募張東蓀加入，為其能夠影響國共雙方，乃至增添將來之聯合政府中民主黨派的分量而活動。此時新保安剛剛失守，傅部精銳三十五軍遭全殲，軍長郭景云戰敗自殺，對傅觸動極大，但他似乎仍未考慮物色合適人選與共軍談判。就在一天前他在向毛澤東復電時，還稱解決北平的細節問題要請其“指派人員在平商談解決”。（《北平解放》（上），第56-57頁）

1月5日下午，傅作義讓他的秘書長王克俊將張東蓀請到中南海居仁堂，談代表傅方與中共談判的事宜，敦促張出山參與其中。（董、張書第175-176頁）另據1月7日中央軍委致林彪的一封電報，北平學委電告華北局城工部負責人劉仁稱：“今天（12月29日，筆者注），傅作義主動見了彭澤湘、張東蓀，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希望他們能夠作為中間力量，居間調處，以避免戰爭。”（楊書第14頁）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若12月29日傅作義便已主動向張東蓀表示過希望他出面調停的話，則其后1月5日傅與張的談話便不是首次，此點至為重要。因為12月31日及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軍委的兩封電報向傅提出了最后通牒性質的六條意見，若在此之前傅便有意張東蓀出面調停的話，則說明傅在12月底仍寄望于第三方力量，因為張是由彭澤湘及其背后李濟深所代表的民主黨派人士推薦而進入傅的視野的。但若沒有此次會談，則傅與張的首次見面應為1月5日，即傅已不得不按照中共六條意見之要求、必須拉張東蓀出面之時，也就很難說明在“軍委六條意見”之前傅作義曾考慮過以張東蓀作為自己的談判代表。總之，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傅在不晚于12月底前已有意張東蓀作為自己的談判代表與中共交涉，且借張背后的第三方力量為自己助勢，增加自己的談判資本。

除了第三力量的運作以及傅作義首肯的因素外，張東蓀與中共方面的關系也是其得以入選是次談判的重要因素。這一點涉及為何12月31日的軍委來電特意幾次提及要張東蓀作為代表。張與中共早在抗戰期間即有私下聯系，（楊書第18-26頁）毛澤東還曾寫信邀請張東蓀等民主人士參加新政協會議，并在信尾特意囑咐北平地下黨城工部的劉仁，要“首先告知張東蓀先生，并和他商量應告知和應邀請的是什么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 冊，第143-144頁）可見張與中共保持著密切關系，而中共方面在1948年底結束遼沈戰役后，為解決平津問題，首先想到的也是與之關系較融洽的張東蓀及其背后的民盟力量。

親歷和談進程

關于這次談判的具體內容，主要的依據是幾封電報材料。據接待談判的聶榮臻向軍委的報告電文，周北峰、張東蓀二人轉達的傅作義條件為：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齊解決；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報紙；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槍的方式，采取調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431頁）1月9日，雙方草簽《會談紀要》。傅本還想再行拖延，但此時解放軍已迅速拿下天津，逼傅作義不得不立刻同意全部和談條件。（戴書第21-23頁）

關于1月7日國共雙方談判的具體過程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涉及此次談判的這兩天的軍委電報來看，談判雙方似乎在實質性問題之外都有意談及一些象征性的問題。聶榮臻致軍委的電報言及，張東蓀和周北峰轉達的傅作義的條件中之二、三條為“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報紙”及“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431頁）而并未對軍隊及換防等關鍵問題提出要求；毛的回電又恰恰表示同意最為關鍵的平、津、塘沽、綏遠一同解決及軍隊整編方式，卻對傅的二、三條沒有提及。一日之后，毛追電指示聶答復傅之要求如下：

（甲）平津塘綏均應解決，但塘綏人民困難尚小，平津人民困難甚大，兩軍對峙，軍民糧食均有極大困難，故應迅速解決平津問題。

（乙）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建議，傅方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成人民解放軍，并由雙方代表于三日內規定具體辦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點具體實施。平津兩處辦理完畢后，即可照此辦法解決塘綏問題。

（丙）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綱領中原來就有的，故不成為問題。

這里甲、乙兩項均較為詳細，唯獨丙項并未談及具體辦法，顯得有些語焉不詳。其實戴晴和楊奎松都提到了這一答復背后毛的考慮，即因張東蓀在場而不得不進行的策略性回復，毛的電報原文是：“因為傅作義派人出來談判，具有欺騙人民的作用，并有張東蓀在場，故我們應注意運用策略。”此外，毛還在電文中具體闡釋了他的考慮：“估計傅作義對于乙項是不能實行的，……故可大膽答應傅方提議，表示仁至義盡。……逼傅在十二日開始實行，使張東蓀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而出此。”（《北平解放》（上），第61頁）此處已說得再明白不過，即中共需要利用張東蓀作為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向知識分子乃至所有在國共兩方間游移不定的中間階層表明中共的“仁至義盡”，即為保全人民古物做出了最大努力。換言之，“平津如果糜爛，則一切責任全在傅方”。（楊書第17頁）而傅在談判時言不由衷的提及報紙及進步人士的問題，恐怕也是出于自身名聲以及民心向背的考慮。

掩藏內心失望

張東蓀表面上似乎對自己的斡旋之功頗為滿意。友人張君勱在張八十大壽時有“調停傅作義功”的賀詞，梁漱溟有“和平解放北京，張東蓀是有功人之一”的贊語，（戴書第12頁）而張本人更是一直保留著一幅《圍城題詠》的手卷，上有鄧之誠、張伯駒等名人贊揚斡旋之功的詩作。張東蓀自己還在卷尾有這樣的自識：

“戊子冬，北平圍城，余與劉厚同、侯少伯、鵬岳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粟粟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義之，有此題詠誦，余亦自謂生平著書十余冊，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戴書第25頁）

然而頗堪玩味的是，張在親身參與的是次談判中卻有意拒絕了在和談草案上簽下自己的名字。他對此的解釋是：“我是民盟成員，代表不了傅作義將軍，只能在你們雙方之間當個調解人和見證人。”（董、張書第186頁）此后毛親自指示中共中央可將張東蓀接來駐地妥為照料，張卻決定先行回家。（《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9頁）更為蹊蹺的是，參與和談一事張從未向家人透露過，以至回家時，家人竟不知他是何時出的城。（戴書第23頁）

這一系列舉動都頗不尋常。若張事后自得于斡旋之功，則親與其中時定然也會懷有“揚美名”的得意心態，何以不愿在注定垂世的草案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再有，拒絕中共的好意而先行回家，但張家其時卻并無要緊之事，何以不選擇多待些時日？

1949年1月底，解放軍進入北平

實際上，張本人早在抗戰結束初期便是聯合政府的積極提倡者，他雖與中共長期保持密切關系，但并非完全認同中共的所有主張。張東蓀是多數非國非共的中間派知識分子中較有代表性的一名，尤其是其“中間路線”主張，一度深有影響。重慶談判時，張除了“贊同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外，更“希望通過國內各種政治勢力間的協商方式解決戰后重大問題”。（左玉河：《張東蓀傳》，第351頁）從其發表于1946年的《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再生》，第118頁）一文來看，一是調和美蘇與國共關系，以期中國內政與外交問題一并解決；二是建立具有中間性質的聯合政府，取消國民黨“訓政”的特殊地位，并拉入共產黨，使之從革命黨變為執政黨，與國民黨聯合執政。

以今人對歷史的后見之明自不難看出，張的政治主張未免過于理想化，無論國共均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政治方案。更為重要的是，張東蓀主張的聯合政府方案與中共的聯合政府主張存在差距：張的聯合政府主張寄望取信于美國，以組建民主政體以爭取美國的支援與信賴，從而在美國的援助下進行中國的國家建設；而中共的聯合政府主張則反對美國甚至蘇聯的過度干預，希望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下尋求最大限度的政治參與。雖然1947年10月民盟的被迫解散實際上宣告了中間路線的破產，但直到1948年底時，彭澤湘代表的想走“第三條路線”的力量仍然找到張東蓀，說明張的聯合政府主張和中間路線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仍未徹底放棄。

張東蓀在1948年10月19日致友人余宗范的一封私人信札中有如下數語：

……執事與其作雙方競賽革命之空談，不如挺身出而呼吁和平。或慮此方罷戰彼方不罷將奈何，此乃幼稚見解。果以人民為重，但求有益于國，自己不恤引退，則何事不可了耶？丘吉爾以戰勝之功退而在野，未聞有怨言，足見天下事，茍有廣大心胸未嘗無解決之道。特此義鄙人不敢倡，以正處嫌疑之地位。足下超然似不妨一試。……（李甡：《從兩封舊札看張東蓀的“中間路線”視角》）

由此可見，在國共戰局已日益明朗化的1948年年底，張東蓀仍然寄望于蔣介石能夠隱退以換取國內和平，足見其調和國共的初衷仍未更改。因而也就不難想見，當張東蓀聽到聶、羅等人要求傅作義徹底放棄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不要妄想“騎墻”時，（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第59-60頁）對他本人一定造成了巨大的沖擊，而這似乎也為其后他與毛在西柏坡的夜談話不投機埋下了伏筆。

北平的和平解放，張東蓀究竟是否居“第一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即使毛澤東確有此語，也不過是一種言過其實的浪漫化表達。然而張在和談中并非毫無作用。

1949年3月25日，民主人士代表在西苑機場歡迎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左二為張東蓀

張東蓀在和談前后有著從積極參與到消極應對的思想轉變過程，這與他意識到中間路線主張的破滅有著密切的關聯。概言之，張東蓀雖不曾主動尋求介入到北平和談的進程中來，但當其作為國共雙方都能認可的代表之一列席關鍵談判時，他已在客觀上發揮了作為中共爭取第三方民主人士的宣示窗口的重大作用；而當張因第三條路線破滅而對和談態度轉向消極時，他選擇了有意淡出，將內心失望掩藏心底；和談結束后，隨著倒向中共新生政權的大局已定，張再次高舉和談斡旋之功的大旗，引以為“生平第一快事”，此后的內心深處因中間道路破滅而帶來的苦悶更加不易為人所知。

張東蓀本人在和談前后一波三折的心態起伏或可從一個側面說明，其在北平和談中的作用既非完全因其“分量與社會信譽”而居功至偉，也非“裝飾門面”般對和談進程毫無影響，而是在軍事戰場以外的民心向背上，尤其是在爭取國共間猶豫不定的第三方民主人士的傾心上，發揮了重要的“窗口”作用，影響不可謂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