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噩夢：1870-1930年的美國城市郊區》，[美]羅伯特·M.福格爾森著，賀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288頁，98.00元

地產開發商愛德華·加德納·劉易斯（Edward Gardner Lewis，1869-1950）一生投資了許多地產項目，其中密蘇里州大學城（University City）和加州阿塔斯卡德羅（Atascadero）都已發展成為建制的城市。在他的商業版圖中，洛杉磯郊區帕洛斯福德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方，他甚至沒有全程參與就被迫退出了。但正是從這里出發，美國城市史學家羅伯特·福格爾森開始了他的故事。

在帕洛斯福德，剛剛經歷過破產的劉易斯和銀行家弗蘭克·范德利普、城市規劃師奧姆斯特德兄弟以及地產經銷商杰伊·勞耶描繪著他們的商業帝國，為我們拉開了美國郊區一段塵封的往事。無論是誰，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開發郊區土地，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找到一個有效的過濾器，既能讓城市和鄉村中好的一面進來，還能把不好的一面擋在門外，如此才能維持郊區的吸引力和房產價格。他們找到的就是限制性契約。1923年2月帕洛斯福德正式開放，但在房產購買合同中統一寫入了限制性條款——禁止業主在這里經營屠宰場、煉油廠、教養院、酒吧等任何“散發臭味、煙霧、煤氣、灰塵或噪音而令人作嘔的商貿活動”（18頁），禁止白人業主向“非高加索人種”出售或出租住房，以及禁止開發商所能想到的影響房產價格的其他因素。

Bourgeois Nightmares: Suburbia, 1870–1930

《布爾喬亞的噩夢：1870—1930年間美國的郊區生活》（Robert M. Fogelson, Bourgeois Nightmares: Suburbia, 1870–193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譯本見羅伯特·福格爾森著、賀婷譯：《中產階層的噩夢：1870—1930年的美國城市郊區》，中央編譯出版社2023年）是一部關于美國郊區限制性契約的專著，作者研究了1870—1930年間郊區土地開發中與土地使用、建筑設計和財產所有權相關的各種類型的限制性契約。作為一種合同條款，限制性契約旨在限制物權人或占用人對房產的使用，通常這類條款用于排斥某些特定活動或人群，例如禁止某些特定族裔、職業、商業活動的人或行業購買、居住或經營房產。限制性契約并非美國社會的新鮮事，作者從十八世紀的英格蘭開始，追溯了業主在出租土地時如何規定該片土地只得用于私人居住，直到十九世紀美國城市如紐約、波士頓如何將特定土地用途排除在社區之外，以及如何通過規定建筑物的外觀和風格保持社區的獨特性（99-102頁）。本書列出了各種可能被郊區開發商和白人限制的領域，它們可能是種族和族裔，也可能是階級地位和審美情趣；運用大量法庭記錄和新聞報道仔細描述了限制性契約如何在馬薩諸塞、紐約、西弗吉尼亞和伊利諾伊等州的司法系統中戰勝了挑戰者，包括1917年聯邦最高法院的科威爾訴斯普林斯公司案（Cowell v. Springs Company）。美國學術界關于郊區的研究和關于限制性契約的研究都不在少數，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將“恐懼”作為新的解釋因素。福格爾森認為，郊區的發展不僅僅出于白人對更多空間和更好生活質量的渴望，也出于他們“對幾乎所有人和事的恐懼”，以及在恐懼之下維護社會和種族不平等的企圖。

他們恐懼黑人、窮人，恐懼社會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唯恐這樣的人搬進來后，社區地產價格會應聲而跌，社區的道德氣氛會被破壞殆盡。因此在所有限制性契約中，最嚴重、最露骨的是對特定種族的約束，說白了就是想辦法把黑人擋在外面。在1910年到1970年間，超過六百萬南部非洲裔美國人來到東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大城市里，逃離死而不僵的吉姆克勞制并尋求經濟機會，在許多美國城市里他們和白人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種族沖突。白人社區紛紛使用限制契約來阻撓黑人，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這類規定已經廣泛擴散到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與郊區中，結果正如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邁克爾·瓊斯-科雷亞（Michael Jones-Correa）所言，“從理論上講，北方城市的黑人繼續有自由進入住房的權利，但在實踐中，他們的選擇越來越受到正式和非正式的限制”。福格爾森告訴我們，許多郊區明確規定只得向“高加索人種”出售或者出租房產，更有甚者還將匈牙利人、希臘人、奧地利人和意大利人等排除在外（119頁）。

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

如果說在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的美國，白人因為擔心房產價格下跌而害怕黑人搬進來畢竟容易理解，但要說本書僅此而已恐怕還不足以體現福格爾森用來命名的“噩夢”，因為除了種族，本書還討論了其他類型的限制。實際上，福格爾森的“噩夢”似乎意有所指。1989年也就是本書出版近二十年前，美國城市史學家羅伯特·菲什曼出版了《布爾喬亞的烏托邦：郊區生活的興衰》（Robert Fishman, 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作者將郊區視作“中產階級的發明物”，追溯了從十九世紀倫敦的郊區到二十世紀末美國大都市區邊緣城市的變化。菲什曼認為，“無論郊區住房的形制如何，郊區生活都是一種對于特定階級所享有的財富和特權的集體認可，如同中世紀的城堡一般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正尋找一座關于布爾喬亞的紀念碑，到郊區看一看吧”（《布爾喬亞的烏托邦》，第3頁）。菲什曼筆下的郊區是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白人在那里享受著和諧寧靜的生活，這樣的觀點也是美國郊區史研究者的主流看法。可福格爾森并不認可菲什曼將郊區視作烏托邦的態度，恰恰相反，他在郊區看到的卻近乎是一種反烏托邦。當帕洛斯福德開放日的焰火落寂、當慶祝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判決支持種族限制的人群散去，回到家中的郊區白人充滿了“對他人的恐懼……對變化的恐懼和對市場的恐懼”（141頁）。這種恐懼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他們甚至害怕自己，或者說是害怕跟自己差不多階級、族裔和文化背景的人（29頁）。限制性契約并非只涉及種族和族裔，同樣可以規定土地用途、建筑形制和自然環境。與恐懼相伴而來的是限制的不斷升級和五花八門——不但限制膚色比自己深、財富比自己少的人，也禁止把房子建在靠近街道的地方，甚至還限制養貓養狗尤其是飼養家禽的人。福格爾森寫道，“他們擔心大多數人會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自己處在相同的位置，也可能會這樣做”（164頁）。所以真正的“噩夢”不是黑人終將搬進來，而是白人所要求的同質性永遠不可能實現。作者在本書最后寫道，即便那些只有最高素質人群居住的郊區，仍然免不了少數令人反感的行為——有的居民把馬路變成垃圾場，有的居民制造大量噪音，還有孩子們騎車從街上飛馳而過。更不用說在當代美國城市里，紳士化的孤島靠著閉路監控和門禁圍墻才把富人和窮人隔絕開來，從豪華公寓的頂層向外望去，貧民窟就在不遠的地方。本書再一次說明，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里，沒有誰可以真正高枕無憂；本書再一次說明，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是一道看不見的墻，沒有誰可以自由穿越。

限制性契約的背后是財產權，準確地說是一柄關乎財產權的雙刃劍，因為只要有限制，就會波及財產權，公眾和法庭最初都將其視作對財產自由的破壞。福格爾森發現，限制性契約雖然在二十世紀初席卷全美，但美國社會的接受其實是一個不短的過程。將限制性契約作為一種觀念和現象并探討其被接受的歷史，是本書的又一個亮點。福格爾森梳理了社會科學家如經濟學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以及規劃界人士如奧姆斯特德兄弟如何接受限制某些不受歡迎的活動和人的理念，他們推動了開發商和白人居民觀念的轉變，即限制性契約非但不會約束自己的財產權，反而能夠保護自己在房產上的投資。作者再一次展示了講故事的技巧，為我們詳細介紹了巴爾的摩羅蘭帕克（Roland Park）這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為中上階層所建的郊區，如何通過嚴禁任何形式的商業活動和要求一個地塊只能建造一棟住房，在二十世紀初贏得了全國聲望。當1911年羅蘭帕克公司開發新的郊區時，列出的限制性規定長達二十三頁（75頁）。在堪薩斯城，開發商尼克爾斯（J. C. Nichols）的鄉村俱樂部項目是當時美國最受歡迎的郊區開發項目之一，而成功的關鍵就是尼克爾斯意識到某些限制可以促進銷售。

但作者沒有回答的問題是這種普遍的恐懼是如何深深地抓住了郊區白人的心，或者說在一個崇尚自我決斷的民主社會里，他們為何如此強烈地追求同質性。種族、族裔、階級、審美和生活方式，他們希望自己的鄰居在方方面面都與自己相仿。福格爾森細致而生動地描繪了限制性契約是如何演變的，卻忘記了分析限制性契約為何會被白人社會熱切地采納，全書沒有就此問題做出明確的回答，更沒有凝練出一個可供人們從整體上理解白人恐懼和限制性契約的新路徑。歷史學家羅伯特·威比在研究大約相同時段的美國時提出了“島嶼社區”（Island Community）的概念，用于描述和解釋十九世紀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各地方社區自我治理和往來稀疏的狀態。“島嶼社區”與福格爾森筆下的白人郊區有些許相似之處，不過與《布爾喬亞的噩夢》相比，威比分析的是這些孤島如何打破疆界，共同構成一個現代美國。盡管威比這本《尋求秩序》（Robert H.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6）如今讀起來有濃重的現代化范式的古早味道，盡管很多學者不同意威比以“尋求秩序”來概括進步主義動議的紛繁雜亂和世紀之交美國城市的意亂情迷，但不得不承認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進步時代美國的整體性解釋，你可以反駁他的觀點，但你很難忘掉他的觀點。實際上，限制性契約在很多方面都與美國價值觀背道而馳，在這個追求改變、強調個人自由的國家里，限制性契約的目標卻是避免改變，是自己放棄、也讓別人放棄一部分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其背后的原因尤其值得深思。作者也忽略了分析恐懼的差別，郊區開發商和白人居民的恐懼顯然不同，我們也就無法理解在制造和使用“恐懼”上又發生了哪些燭影斧聲般的故事。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也許福格爾森的長處不在于創造一個解釋性的框架來為后續研究者的探討提供基本思路，而更在于對城市歷史上那些不太引人注意或者美國人日用而不知的現象做出分析，更在于以敘事的情趣開展細致入微的研究，在不疑處設疑。他也善于并且喜歡用一些細節豐富或者妙趣橫生的故事，引領讀者進入他的歷史畫卷，本書如此，他的其他作品同樣如此。福格爾森更著名的著作《下城：1880—1950年間的興衰》（Robert M. Fogelson, Downtown: Its Rise and Fall, 188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中文版由周尚意、志丞、吳莉萍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講述了近百年間美國城市核心地段從普通商業區到中央商務區再到大都市區商務區之一的地位的變化，全書雖然超過四百頁但充滿耐人尋味的細節，讀來絲毫不覺枯燥。

《下城：1880—1950年間的興衰》

福格爾森講述的故事遠遠沒有結束，限制性契約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過濾器。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在1948年的謝莉訴克雷默案（Shelley v. Kraemer）中判決州政府支持種族限制性契約的行為違反了憲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但同時承認作為私人協議的限制性契約本身并不違憲，可以繼續用于以種族、族裔或宗教為基礎來排斥人們使用或購買房產。而社區也找到了多種方法在不違法的情況下讓黑人感覺到威脅，包括破壞黑人家庭的供水和排污，乃至劃破他們的車胎和打破窗戶。盡管今天的美國人已經拒絕了早期郊區居民那種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但在許多方面他們的目標和行動并沒有改變。住房的“排他性”在今天和在當時一樣流行。正如福格爾森所暗示的那樣，表面上人畜無害的契約可以有效地實現某些居民的理想，但破壞的是其他人的機會。帕洛斯福德開放整整一百年后，芝加哥市政府在2023年2月發布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規劃編制團隊梳理了那些讓社區和族裔不平等持續下去的因素，其中就包括限制性契約。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調查團隊發現，種族主義的住房政策導致的結果就是，人們不在一起居住，不了解彼此，也不同對方說話。布魯金斯學會在一份報告中也指出，住房領域種族隔離帶來的結果是系統性的不平等。恩格斯對十九世紀英國城市的諷刺現在仍未過時，“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幫助解決真正的住宅缺乏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里去”。這是他對資本主義不平等深刻的洞見，真正的“解決辦法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實際上，不平等沒有消除白人恐懼的來源，限制性契約也沒有幫助白人居民實現自己的目標。在許多郊區，曾經優雅的房子衰敗了，商業用途逐漸侵入，種種限制一再被打破，新的限制又一再被寫進契約。美國白人仍在擔心外部的異質性因素會破壞他們的家園、他們的土地和他們的生活，盡管證據早已表明保護財產的渴望只是實現不了的海市蜃樓，但他們依然選擇拒絕。

從1870年到今天，美國郊區從來不是一代代白人布爾喬亞的詩和遠方，他們仍然被鑲嵌在資本主義不平等的網絡里，仍然被束縛在自己的恐懼里，逃無可逃。當四十年代黑人中產拼盡全力也無法在白人郊區立足時，當六十年代少數族裔走上街頭也難以爭取到真正的民權時，當八十年代邊緣人群無家可歸也不能熔化二元城市（Dual City）的壁壘時，美國社會平等的些許進步很快就被極化趨勢撕得粉碎。也許在對現實的憤怒和絕望中，被排斥的人們只能向歷史和過去討要說法。我猜，在帕洛斯福德有許多傷心人，在萬千美國城市和郊區里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