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袁勁梅

在新移民作家群中，袁勁梅的寫作有著很高的辨識度，從《忠臣逆子》《老康的哲學(xué)》《九九歸原》等小說作品中，可以看到她鮮明的思辨精神與反思立場，她用一種獨特的邏輯辯證與經(jīng)驗構(gòu)建出豐富生動的文學(xué)世界。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袁勁梅說，小說是她的“航天望遠鏡”和“地理探測儀”。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寫作是她愛好，是生活中的“后花園”，“這條路上有很多挑戰(zhàn)，創(chuàng)作的樂趣和探討生命的樂趣一致。”

“無知和好奇心推著我去探索。

每寫一個故事，都是一次探索的嘗試。”

記者：你的創(chuàng)作量不算太大，但形式多樣，并且差不多在每一部作品、每一個面向上都保持了探索的熱情。你過往的一些作品有寓言化傾向，近期刊于《江南》雜志的中篇小說《狗與負負得正》，卻可以說就是一部具有現(xiàn)實諷喻色彩的寓言小說。怎么想到寫這么一個題材？

袁勁梅：我沒有能力寫出人人都贊同的小說，我只可能為愿意讀我的作品的人寫作。一個作家能做的事不多，但卻非得會干一兩項特殊的技術(shù)活。譬如說：走到生活中去當個普通人，呼吸，尋找，同時收集故事的碎片。但是能把故事的碎片排列出來，那還不叫創(chuàng)作。對我來說，等到我覺得我有能力用色彩明麗的語言把一批故事碎片按歷史的邏輯線索穿織起來的時候，我就可以開始寫小說了。在接下來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會把故事中的各色人物，重新織入看似平淡卻沉浸在深厚的文化背景里的日常生活中。

記者：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你的探索不只是體現(xiàn)在小說敘述層面，更是體現(xiàn)在哲學(xué)思想層面。尤其是后者，確實很有一些難度。

袁勁梅：很多次，在動筆前我不知道愛情的結(jié)局，不知道歷史的真?zhèn)?，不知道宇宙的邊緣，不知道人性是否堅韌……我只知道：面對浩瀚無窮的天、地、人，我很無知。再發(fā)達的網(wǎng)絡(luò)信息資源也不過就是一本大字典或大百科全書，天天夾一本大字典在腋下，也不能讓我放下對自己知識局限性的擔心。在古希臘，蘇格拉底想教給人們的智慧就是承認自己的無知。他說：沒有經(jīng)過檢驗的生命，不值得活。所以，我的無知和好奇心推著我去探索。我檢驗生命，每寫一個故事，都是一次探索的嘗試。對未知領(lǐng)域的好奇心，給我探索的熱情。我以前也說過多次：文學(xué)對于我，是尋找真理的一種方式。

記者：這是一個有哲學(xué)意味的表達。很多人會說，文學(xué)對于我，是探索自我、表達信念、尋找家園，抑或是安放靈魂的一種方式。而尋找真理，就會讓人覺得多了一份哲學(xué)意味，這對于本是哲學(xué)教授的你是適宜的。你的幾乎每部小說都有哲學(xué)意味，《狗與負負得正》亦是如此。

袁勁梅：至于我怎么會想到寫這部小說，其實就是兩個探索的結(jié)果。第一，探索生活中的故事碎片；第二，探索故事碎片背后生命的詩意。作家當然可以夢想：在講完故事后，把生命的真諦就直接交到讀者手上。但是我根本沒有這個本事，所以我的夢想不過就是：請讀者跟著我故事里的各色人物一起思考。大概是因為有思考的元素，再加上故事里的主要人物還包括幾只了不起的狗，所以讀起來就像是寓言小說了。

其實，我并沒有想寫寓言，我收集的這批故事碎片，有些已經(jīng)在我心里裝了十幾年了。只不過我一直沒有看清楚我要找的那條歷史和邏輯的線索，所以一直沒寫。但是在疫情初期，我突然看清了這條線索，也就看清了生活在某個特定歷史背景中的故事人物所要對付的沖突和所產(chǎn)生的心態(tài)，于是就寫下這篇小說。

記者：我們讀寓言小說，有點類似于讀啟示錄，容易直奔主題而去，追究背后深刻的寓意，反倒會忽略小說本身。不過我留意到一點，能立得住的寓言小說，一般都有扎實的知識或材料支撐，而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作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這部《狗與負負得正》也是，知識和材料之豐富令我有些驚嘆，著實下了些功夫。

袁勁梅：我雖然也寫了動物，并用動物的眼光來檢驗人類行為的荒誕，但我原本是想寫破案小說的，寫成了寓言小說，實屬意外。想必在寓意上，遠趕不上奧威爾的小說。我只是想寫得直言直語、邏輯清晰。我沒想讀者在豬身上讀出阿Q，我只想說豬有豬的快樂；我沒想讀者在狗身上讀出孔子，我只想說狗有狗的智慧。

不過有一點上你說得很對，這就是“能立得住的寓言小說，一般都有扎實的知識或材料支撐。”擴展一點說，任何一部好小說，都得有扎實的知識或材料支撐。

“文學(xué)重建，大概是要重建許多作家的

文學(xué)觀、創(chuàng)作觀，甚至價值觀?！?/p>

記者：你的很多帶有哲理性的思考都是基于現(xiàn)實生活，而非源于書本?！豆放c負負得正》里的“重建工程”，也是這部小說的題眼，或是核心詞匯。你也賦予了“重建工程”這個詞匯以新的，頗為正向的理解。帶有“重”字的詞匯，我們都寄予了諸如“第一次不夠理想，再來一次會變得更好”的意愿，所以我們對“重建”“重看”“重估”“重寫”等都抱有期望，就文學(xué)而言，我們也經(jīng)常講要重估當代文學(xué)，重寫當代文學(xué)史，等等。

袁勁梅：對當代文學(xué)史，我真不懂。大概我還得再去學(xué)個當代文學(xué)專業(yè)什么的，才能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有時間，我會去學(xué)，不學(xué)反正也是要老的。我猜想，和重建一個犯人的正常生活比，文學(xué)重建大概是要重建許多作家的文學(xué)觀、創(chuàng)作觀，甚至價值觀?；蛟S這需要一代作家的努力吧。只是寫作是一非常私人化的作業(yè)。好作家很多，我可以喜歡或不喜歡某些作品，卻沒有資格對人家的作品談“重建”。

文學(xué)要不要重建，能不能重建，是作家的私事，這是文明社會分給作家的權(quán)力。若不喜歡某一個作家的作品，你別讀就行了，不要因為一位作家的一句話，一本書，就把一個作家否定了。那種一群人蜂涌而上，在網(wǎng)絡(luò)上怒罵一個作家的現(xiàn)象太不正常。

記者：做學(xué)問、講哲學(xué)，嚴謹是必要的前提，唯有嚴謹，才會有準確的推演。這部可謂命題小說的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推演出了一個反命題：負負未必得正。《狗與負負得正》也從一個側(cè)面強調(diào)了事物本身的復(fù)雜性。這是不是因為你看到了人的某種根本性處境，我們往往會把復(fù)雜的事物簡單化，同時也會把簡單的事物復(fù)雜化。似乎人類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擺蕩，但擺蕩本身似乎也值得肯定，小說里何教授給琳達的求婚信的最后一句即是：“不管什么年代，負負得正，永遠是一條可愛的真理?！?/p>

袁勁梅：我是愿意探討人的根本性處境的。有些人與人的沖突，看起來復(fù)雜，其實不復(fù)雜，是人自己把事情搞復(fù)雜了。何教授和白人妻子琳達的沖突，在平常生活中看起來是深厚的文化沖突，其實不過就是連他們家狗都能看得出來的，換一個視角看就不是問題的小事兒。但是三個教授案件與那個巫醫(yī)的沖突，看起來是深沉在眾多故事情節(jié)之下的無聲的沖突，并無大起大落，但那是人性中的根本沖突，是良知與邪惡的沖突。

如你所說：“人類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擺蕩”。但為什么這樣的“擺蕩本身似乎也值得肯定”呢？亞里士多德對“德性（virtue）”的定義之一是：回避兩個極端，尋找中間值（即不走極端的道路）。尋找那個中間道路，一定得靠人的理性。如能找到中間道路，人的實踐智慧就走到最優(yōu)結(jié)果，這最優(yōu)結(jié)果，在亞里士多德，就叫“德性”。

記者：難就難在怎樣抓住這個中間值。

袁勁梅：問題就在于，中間值只有一個，正好抓住中間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亞里士多德說，只要是在做尋找中間值的努力，都有價值。亞里士多德認為：人要“活得好，做得好 （Living well, doing well）”才是幸福之人。在這篇小說中，擺蕩本身也值得肯定，那是因為故事中的人物，活著自己的生命，他們不僅活著，而且還在尋找德性。

“負負得正”是擺蕩的表現(xiàn)。在生命的過程中，對生命的生物定義、文化定義、民族定義，都不應(yīng)該比把生命活出詩意更重要。有詩意的生命，讓人覺得生命值得活。這是何教授在經(jīng)歷了這么多事件之后，重新向琳達求婚時看清楚的一條可愛的真理。

“有同有異，再正常不過。

世界的多樣性，其實是最好的互補圖景?！?/p>

記者：這篇小說讓人覺得特別有關(guān)聯(lián)性，或者特別引人思考的一方面，就在于它的時代背景。正是病毒的突然襲擊，讓參與到“豪縣”——美國中西部大荒原上的某個虛構(gòu)之地的“重建工程”內(nèi)外的所有人，身心和生活都做出了無法規(guī)避的改變。像這樣即時性的書寫，在小說寫作方面有些稀缺，相比非虛構(gòu)寫作對現(xiàn)實生活的反應(yīng)要快速一些。這也可以理解，小說寫作一般來說需要經(jīng)歷一個比較長的反芻或者說沉淀的過程。

袁勁梅：我寫小說時，特別是寫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時，有一個技術(shù)體驗很有趣。我?guī)缀蹩偸窍扔辛瞬簧傩」适?，它們都是很好的小說情節(jié)，讓我覺得這些故事應(yīng)該寫進小說。于是我就開始寫，可常常是寫到一半，我會突然發(fā)現(xiàn)：這些故事的碎片原來是被一條堅韌的邏輯線索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只有順著這條邏輯線索寫，我才能不僅僅告訴讀者張家長李家短的悲歡，而且是在講人性，講故事人物在歷史中的人生。于是，某種文學(xué)自身的力量就會讓我覺得突然有了信心，我會立刻按這條邏輯線索，把已經(jīng)寫了不少的故事章節(jié)打亂，把整個小說重新建構(gòu)。接下來，一個情節(jié)的敘述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下一個情節(jié)，當故事該結(jié)束的時候，那條邏輯線索就自然走到了結(jié)論。我的長篇小說《青門里志》和《瘋狂的榛子》都這是這樣寫出來的。我寫這部中篇《狗與負負得正》，也經(jīng)過這樣的寫作過程。

記者：“某種文學(xué)自身的力量”的提法特別好，也就是說，文學(xué)自有其力量和運行規(guī)則，或者說文學(xué)有其自身的邏輯。生活也大抵如此。

袁勁梅：大的時代背景，就使得小說里參與“重建工程”內(nèi)外的所有人，都得圍繞著“我們到底堅守著什么？”做出無法規(guī)避的選擇，只有在這個時刻才會出現(xiàn)的事件，讓我早就想寫的那個破案小說，不僅有了邏輯線索，而且有了合理情節(jié)。

應(yīng)該說，《狗與負負得正》是即時性的書寫，同時也是多年思考后的書寫。我不想寫灰暗小說，我想寫人因為無知卻自以為是時的可笑。

記者：所謂即時性的書寫，也很可能是恰好對應(yīng)了作者長期的思考。實際上，小說寫作之所以會滯后，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們身在其中，要不是隔開一段時空，就很難對正在發(fā)生的事物和現(xiàn)象，有深入的理解。而如果不能增進這種理解，作者的書寫價值就會大打折扣。這其實也涉及到一個總體性的問題，現(xiàn)實生活如此眼花繚亂、紛繁復(fù)雜，很多事物更是反轉(zhuǎn)不已、迷霧重重，揪住一鱗半爪來加以剖析都不容易，直取核心，對其有總體意義上的理解，就更加難以做到了，寫作者似乎特別容易陷入總體性的迷思。

袁勁梅：你說的這些寫作與時空的關(guān)系，我同意。作者不給自己足夠時間思考，是特別容易陷入總體性的迷思?！豆放c負負得正》這篇小說，如前面所說，是隔開很長一段時空才寫下來的。只不過，當下的生活讓我找到一塊讓故事情節(jié)合理展開的土壤。

記者：小說里的何正求教授也是“無數(shù)個普通人”中的一個，他的名字是“何正”和“何求”的合體，按你的理解，人類身上就有“何正”和“何求”，兩者并不總是和諧相處，或是同頻共振。所以那只叫“四月天”的豪縣狗一眼就看出何教授：“你自己身上的‘何正’‘何求’ 還動不動吵架呢?！?/p>

袁勁梅：給何教授起名“何正求”，是因為我想寫一個內(nèi)心矛盾重重的人。從一個有深厚文化的江南鄉(xiāng)村，移民到美國中西部月球一般的豪縣，何正求自然要常常自己跟自己吵架。在兩種文化中尋找人的共性，是海外華人生活中再正常不過的事兒。能不能找到這種共性，生活在兩種文化中的人最有發(fā)言權(quán)。

實際上，有同有異的生活，是再正常不過的。一家人，一個村里人還沖突吵架呢。那只叫“四月天”的豪縣狗一眼就看出何教授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存在。因為狗不自相矛盾，狗沒有人的毛病，就容易看出人的毛病。同樣，中國文化沒有某些西方文化中的毛病，西方文化沒有某些中國文化中的毛病，把不同文化放在一起寫，一起看，只要不假設(shè)對方是敵人，世界的多樣性，其實是最好的互補圖景。

記者：也是美好的愿景。你給人物起的名字，也多多少少包含了你的一些愿景。譬如《明天有多遠》里的戴小觀，像是提醒人得有大觀。《九九歸原》里的方世玉，是傳說中那個少年英雄的“翻版”？這樣取名挺有意思，但同時會不會讓人物符號化，或者讓讀者有比較多符號化的聯(lián)想？

袁勁梅：大概我教“符號邏輯”教多了，起人物名也會讓讀者有較多符號化的聯(lián)想。我以前寫的幾個中篇小說，如《明天有多遠》，是寫第一代移民和移民第二代的文化沖突。故事里的戴小觀是個美國長大的小孩。他有自己的小視野和快樂觀。我就叫他“戴小觀”了。再如《九九歸原》里的方世玉，是個典型的儒家文人，他想把中西兩種文化中的優(yōu)點都拿過來，但最終還是儒家文人。這些中篇是我在探討中西文化的異同時的嘗試。

能把不同講清楚，我們就能找到戴小觀動不動就會提到的“公式”，或人類做為地球公民都共有的某些基本價值觀。這些基本價值觀是古人和今人，這國人和那國人能夠平等對話的共同詞匯，它們是經(jīng)過時間和空間檢驗的簡明易懂的文明符號?！胺栠壿嫛钡呐χ痪褪桥懦鞣N不同語言在交流時可能產(chǎn)生的誤解，用明確無誤的簡單符號來表達思維過程。

記者：人類與動物之間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符號的共性”，那樣人與動物界會多一些默契，也更加能夠和諧相處。你一直在做這樣的努力。你寫作有時徑直用動物視角，更多時候不用，但感覺你寫人有時也隱含了動物視角，還有時你直接代動物發(fā)言，比如長篇散文《父親到死，一步三回頭》里，你寫到母親在父親追悼會的照片下寫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蹦汴U釋道：“人們感嘆這是多偉大的愛情呀！可是對魚來講，還不如讓它們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里，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記著好?！庇纱宋蚁氲剑瑪P棄“人類中心主義”，不僅是一種世界觀，還是一種方法論。換個角度，或者換成動物視角看問題，對很多事物就會有很不一樣的看法。

袁勁梅：宇宙有多大，邊界在哪兒？地球為什么只有一個？地球的中心是誰定的？人為什么像豪豬，離得太遠了，冷；靠得太近了，互相刺？這些問題小說作者可以不知道。寫小說時，作者可以把人物拉近了看，放大了看。也可以把人物放進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看。對我來講，小說本身就成了我的“航天望遠鏡”“地理探測儀”。用“航天望遠鏡”一看，“地理探測儀”一測，人，不過是無數(shù)生命形式中的一種，無數(shù)物種中的一個。離開了其他物種，人也活不好。持“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無知。

散文《父親到死，一步三回頭》寫的是我父親袁傳宓教授和他領(lǐng)導(dǎo)的科研小組，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拯救長江刀魚所做的努力。上世紀80年代，父親他們?nèi)斯し敝抽L江刀魚失敗之后，拯救這個物種就很困難了。散文最后寫到長江邊的漁民為救一條長江白鱘的努力?？上?，長江白鱘還是滅絕。白鱘是我父親發(fā)現(xiàn)并命名的。

記者：聽你說這個，真是感慨不已。

袁勁梅：提出從動物視角觀察人和世界的，是莊子?！跋噱σ阅?，不如相忘于江湖?！本褪乔f子說的。中國的道家是最早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xué)流派之一。莊子的“齊物論”從頭到尾都在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莊子自己想變成蝴蝶就變成蝴蝶，一覺醒來，自然會替蝴蝶說話。這種“莊生曉夢迷蝴蝶，忘帝春心托杜鵑”的浪漫，是中國人祖先的智慧。應(yīng)該好好繼承下來。

“沒人規(guī)定小說必有一個固定的格式，

只能寫故事情節(jié)，不能寫思想。”

記者：你迄今為止的寫作，都帶有濃厚的理性思考和哲學(xué)思辨的味道。這當然能增強小說的深度，但很難不留下“概念化”“主題先行”的痕跡。事實上，即便是米蘭·昆德拉的寫作，也不時招致這樣的質(zhì)疑。

袁勁梅：過去人寫小說，用文言文，之乎者也，那也叫小說?，F(xiàn)在人寫小說，以寫人的故事為主，也叫小說。托爾斯泰就是個哲學(xué)家，他的小說里有大段大段的哲學(xué)思考；薩特和西蒙·德·波伏瓦是哲學(xué)家，也是杰出的作家。有人寫小說充滿詩意，有人寫小說情節(jié)緊張，這些都叫“小說”。從古到今，也沒人規(guī)定小說必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只能寫故事情節(jié)，不能寫思想。若有誰在文學(xué)教課書里給小說下了一個定義：說小說不能有這個痕跡那個痕跡，那不也就是一個“定義”嗎。定義只能最大程度上概括某一類事物。小說家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只要好看，沒叫人書本一打開就睡覺，就行了。

如果有讀者質(zhì)疑“概念化”和“主題先行”，我對這樣的擔心很感謝。別人說你有問題，你就會警惕。有人擔心比沒人擔心好。不過我對我自己要求不高，對“小說”的理解也比較寬松。在我看來，我寫的“哲學(xué)論文”和我寫的“小說”的區(qū)分是：我寫的哲學(xué)論文，全世界最多七個人看，大多數(shù)人若拿起來，看到第三行就睡著了。因為那是清理“概念”的游戲，沒有情節(jié)，不帶人情味。我寫的小說至少能有七百人看吧，七千七萬當然更好，而且大部分人不會一看就睡覺。要是我寫出了后一種東西，我就叫它“小說”。有“哲學(xué)論文”作對比，我對我寫的小說很有信心。道理很簡單，若我寫的小說真成了一個概念化的東西，讀者看了就不會笑，因為他們已經(jīng)睡著了。我相信，讀者看了我寫的故事，會笑的，這說明“小說”的活力和人情味和他們的生活對上了。這不就行了嗎？定義“小說”這種文體，還得靠作家的作品，不能靠文學(xué)教案。

記者：正是一部部具體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一時難以定義和歸類的作品，在不斷突破并拓展小說的疆域。我想，這在文學(xué)史上并非沒有先例。過去根本不當小說看的作品，結(jié)果可能成了后世眼里典型的小說，并且開啟了小說的另一種傳統(tǒng)，這也是小說這種文體之所以能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袁勁梅：小說不過也是探討真理和生活真諦的一種方式。作家寫小說之前不思考，那是在說故事會，閑聊天。那是文學(xué)的另一種形式，文學(xué)的另一種功能：休閑功能。除了休閑功能，文學(xué)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功能：記錄生活，回答生活的意義是什么。這兩種功能我都喜歡，我也喜歡聽故事，講故事，我給我兒子講故事，信口開河，想把什么編進去，什么就進故事了，蜜蜂是他爸爸，恐龍是他兄弟，兒子聽得高興，我也講得高興。但等我自己寫作的時候，我一開始動筆，就神使鬼差走到后一條路上去了。因為在這條路上有很多挑戰(zhàn)，我得好好想，創(chuàng)作的樂趣和探討生命的樂趣一致。

如果有人提醒我，你沒有來得急顧及到每一個讀者，有人看不懂你在說些什么啦，我就會放慢一點，盡量把思考變成細節(jié)，用形象一點的語言來表達故事。因為我的本意當然是想顧及每一個讀者的。我尊重每一個讀者，也感謝他們愿意花時間讀我寫的書。

記者：的確，相比你的幾部中短篇小說，感覺你在《青門里志》這部長篇里做到了某種平衡。對于怎樣把深度思考恰如其分地引入小說。我想你一定有自己的獨特見解。

袁勁梅：有一點我想講清楚：做到思考與故事的平衡，我愿意。我可以把故事講慢，把反映思考的細節(jié)講清楚。但若要我把想清楚的思考部分放棄了，只寫故事，那我是不干的。中國文人有“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沒聽說這個傳統(tǒng)把小說排除在外了。西方哲學(xué)家維特根斯坦把能不能用清楚明白的語言說事兒看成是“道德”問題，而不僅僅是技術(shù)問題。

記者：從你的言說中可以看出哲學(xué)的重要影響。這在你的小說寫作中也有明顯的反映。比如，你的小說通常都有題記，而在某個章節(jié)前，一般都會引用哲人的話，整個章節(jié)和這些話又保持了呼應(yīng)。

袁勁梅：要說“哲學(xué)”對我寫小說的影響，應(yīng)該有好有壞。先說好的：我會看出問題所在，且知道如何分析問題能有出路。我常對學(xué)生說：“當哲學(xué)家的好處是：有人付錢讓你想問題?！闭軐W(xué)家對人性的深刻追究，讓我觀察人的時候喜歡一直看到人的細胞或者基因，才甘心。更重要的是，我的專業(yè)是邏輯，我是邏輯學(xué)家，在構(gòu)思小說時不會邏輯混亂，也不會多說廢話。邏輯反映的是理性的美。我們稱自己為“人”，那不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性嗎？

再說不好的：教哲學(xué)，教邏輯是我的工作，是非做不可的，也并不是所有哲學(xué)問題都能和文學(xué)相干。所以我從事哲學(xué)工作，實際上也是對文學(xué)寫作的一種犧牲。住在沒有文化環(huán)境的地方寫中文小說，能把中國字都寫對，我就很高興了。

記者：也未必全然是遺憾，很可能是哲學(xué)讓你的寫作與眾不同。比如，你的小說還遵循了哲學(xué)論文寫作的風(fēng)格，有了開場，就必然會有結(jié)論。我想，你是否在追求一種形式還有實質(zhì)上的圓滿。

袁勁梅：你的觀察是對的。我有時候是故意用了“開場，故事文本，結(jié)論”，這樣的結(jié)構(gòu)的。既然不同作家有不同作家的風(fēng)格，誰也沒規(guī)定小說該怎么寫，那么這種寫法就算是我的風(fēng)格啦。還有一層是潛意識里的東西，說出來就是：我這樣寫，也算是對沒有哲學(xué)系要我到中國教“符號邏輯”的一種反抗，那么邏輯的好處我就展示給中國的文學(xué)愛好者看吧。而且我覺得，這種結(jié)構(gòu)也很適合我寫從問題出發(fā)的小說。

記者：一般的理解，作家寫作只是提出問題，怎樣理解和解答是讀者的事。而你反其道而行之，不止是提出問題，更是試圖解決問題。

袁勁梅：如你所說，“作家寫作一般是只提出問題，怎樣理解和解答是讀者的事?！钡也皇沁€是邏輯學(xué)家嗎，光提出問題我不甘心。凡我提出的問題，我覺得我是有能力講清楚的。我就多做了一步，成了：我用故事講清楚的問題，該怎么理解是讀者的事了。要是讀者不拿我當作家，就拿我當邏輯學(xué)家，我也很高興。

柏拉圖有一段名著，叫“洞穴”。講的是：人們住在自己的洞穴里，面壁而坐?；鸸獍阉麄兊挠白油兜綁ι?，他們天天看著那些影子，就以為那是真實。有人走出了山洞，發(fā)現(xiàn)原來光在外面！這個人叫“哲學(xué)王”。“哲學(xué)王”走出了洞穴，看到了真理的光。他回到洞里，告訴洞里的人：墻上的那些影子是假象，光在外面?？蓻]人相信他，反而打他罵他。關(guān)于這段故事，我和一群中國大學(xué)生有過一次討論。大學(xué)生問：哲學(xué)王既然已經(jīng)看見真理的，那不就行了嗎？他為什么還要回到洞里去，那不是回去找打嗎？我告訴大學(xué)生：按照柏拉圖的理想，“哲學(xué)王”走出洞穴，只是他哲學(xué)旅程的一半；回到洞穴里，告訴別人什么是真實的，什么是假象，是他追隨真理旅程的另一半。所以他別無選擇。

記者：對你來說，時間是那么稀缺，就更得問問你怎么進行創(chuàng)作了。

袁勁梅：若談到我是怎樣進行創(chuàng)作的，應(yīng)該說：有點時間就寫，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寫。時間少，就少寫幾句，時間多就多寫幾句。《青門里志》，在家里寫，在飛機上寫，在旅行的途中寫。最后，放秋假，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什么也沒做，從頭到尾修改、定稿。修改的時候，總是最高興。一個清清爽爽的白菜豆腐做成了，看來看去，舍不得拿出去給人吃，怕咸了淡了。最后一咬牙，算了，就是它了，愛吃不吃，由大家了，就送出去。送出去之后，我就不再看了，想著再做新菜，更好的。

記者：寫作所需要的耐心、敏悟，生活的質(zhì)感、細密的層次感等等，都包含在做菜里面了。

袁勁梅：我做菜功夫不是一流。但是我會做燒餅。做得比武大郎做的還好吃。從頭到尾自己創(chuàng)造，沒有燒餅方子照著做。用牛奶和面，加兩個雞蛋，形狀就照燒餅的樣子做成長方型，里面塞上肉松，上面灑上芝麻，兩面抹油。400度，在烤箱里烤二十分鐘。有朋友說：“你這燒餅和武大郎做的比，是不公平競爭。人家只有面和鹽，你什么好東西都放進去了?！蔽揖驼f：“那不是因這我喜歡燒餅嗎，就當藝術(shù)品做了。成本不計，有多少好材料，我都要放進去。藝術(shù)品供自己欣賞，和誰也不構(gòu)成競爭?！蔽覍懶≌f大概也是這樣吧，當藝術(shù)做，什么好的都想放進去。

原標題：《袁勁梅：小說是我的“航天望遠鏡”“地理探測儀”｜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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