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類的主體是一種混合物，一種各種異質、異源成分的集合，一個物質-信息的獨立實體，持續不斷地建構并且重建自己的邊界。”（凱瑟琳·海勒 《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

“我們是由我們與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的關系構成的，而不是與熱力學及其的關系，與硅的關系，而不是與碳的關系，與遺傳密碼鏈的關系，而不是與有機體的關系，與現代文學的關系，而不是與符號的主權關系。”（德勒茲《福柯》）

“在這個新世界中，網絡計算感知、跟蹤和記錄現在，以便不受人類干擾地預測未來。”（馬克·B. N. 漢森）

“‘人’作為一項晚近發明的同時，也正在走向其終結。……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福柯在《詞與物》）

《地球號太空船操作指南》書封

1969年，美國未來學家、互聯網理論先驅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1895—1983年）出版了《地球號太空船操作指南》，“地球飛船”概念在1960年代嬉皮運動中誕生。富勒認為，整個地球的生命共同駕駛著地球號太空船在宇宙中航行，每個人都是這艘太空船的宇航員。這架飛船系統設計得如此精妙，太陽在合適的距離提供能量，月球影響海洋帶來潮汐能量，預防小行星撞擊，地磁場大氣電離屏蔽了來自宇宙的高能射線。這顆星球與人類命運相連，人類應該放棄戰爭敵對和軍備競賽，共同面對氣候生態危機，以最優化的設計與技術方案，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能源，使得我們可持續地在這顆星球繁榮生活——駕駛地球號太空船持續在宇宙航行。

50年后的2019年，《流浪地球》第一部上映。由此，人們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一個行星級別的地球號太空船的模樣。上萬座行星發動機照亮地球，噴射出巨大的等離子流劃破天際，地球拖拽著閃爍的光束，承載著幸存的生命，孤獨地航行在茫茫宇宙中，尋找人類的應許之地，踏往前途未卜（或AI先卜）的奧德賽之旅。

2023年，《流浪地球》第二部上映，結合兩部劇情所構建的流浪地球宇宙，太空電梯、大規模地下城、行星發動機，這些行星尺度的基礎設施建設有著人類紀的特征——人類不斷進步的科技產業足以滿足人類對地球改造的各項需求。人類紀一開始作為一個地質學概念，是指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至今，人類的技術對生態整體和地表環境的塑造能力愈發強大，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已經擁有了對地球的改造能力。

通過把人類紀中人類在地球的活動描述為行星維度，后人類主義的主旨則恰恰是挑戰人在討論的中心位置。正如電影開頭代表數字生命派的一句臺詞：人本質就是一堆電信號。無論是數字生命意識上傳、腦機接口、義體外骨骼，亦或是人工智能Moss的暗中觀察與操縱劇情走向、自動化機器人組裝的大規模基建、地球生態的顛覆與希望，都充滿了后人類的設定。

《流浪地球2》海報

后人類主義是近些年興起的理論思潮，后人類并不是反人類，而是人的去中心化，把人類放置在更廣闊的萬物生態系統中進行反思。后人類主義挑戰了對人類中心地位以及自覺自主認知的固有邏輯。而這種人本主義卻是《流浪地球》念茲在茲的倫理，正如馬兆博士所言“沒有人的文明，毫無意義”。后人類主義世界觀設定與人本主義的情感動力機制成為電影的癥候裂痕。物質性、勞動者、基礎設施、社會結構、國際政治等諸多要素透過這一裂痕成為地球號太空船旅程中所需克服的敘事旋渦。

雜合體AI、行動者網絡與數據勞動

影片最開始到結尾不斷出現的監控攝像頭紅點視角，暗示了人工智能Moss是第一人稱敘述主角。Moss注視、推演、規劃著人類主角的行動，它不僅僅是太空電梯、月球墜落、木星引力等歷次危機的操縱者，同時也在最后關頭鏈接全球互聯網拯救了地球。Moss以及數字生命派線索成為第二部劇情的重要翻轉，也成為與第一部劇情銜接的關鍵所在。當了解到Moss才是幕后推手之后，這些問題都令人困惑：Moss究竟是好是壞？Moss究竟是為了什么？其實，無法以人類中心的正邪善惡來評判Moss。尤其是在解決月球墜落危機時，Moss與圖恒宇、劉培強、周喆直三條人物主線構成的行動網絡，在相互博弈與協作中克服了災難。而這恰恰與STS巴黎學派提出的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 Theory，ANT）理論產生了聯系。

第一，ANT是把人類和“非人類”的萬事萬物都視為具有能動作用的行動者，不僅是劉培強等人，Moss、全球互聯網的根服務器、海底光纜、自動化核彈裝置、機器人“笨笨”、行星發動機等等，人類、機器、生物共同組成的網絡才完成了拯救月球危機的任務。

第二，在ANT中，不同主體為了在各種異質的知識地形中傳播知識，不僅要轉譯信息，還需要隱藏、偽裝甚至背叛才能達成傳遞信息的任務。Moss說：“（我做的）包括但不限于2044年太空電梯危機，2058年月球墜落危機，2075年木星引力危機，2078年太陽氦閃危機。”“（我這么做是）為了克服你們對歷史、當下、未來的執念……延續人類最佳文明的方式，就是毀掉人類。”人類的研究所多次收到預言未來關鍵時間的神秘數字代碼。周喆直在劇中多次與代表Moss的攝像頭對視，他用隔離計劃斷了人工智能的后路，并授意圖恒宇潛入水下用數字生命數據卡幫助全球互聯網重啟，最后時刻堅定的喊出“點火”，就是為了倒逼Moss采取行動。周喆直說“我相信我們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務，無論虛實，不計存亡。”這個虛指的就是Moss。郭導某次路演的采訪中提到Moss做局，操控自動駕駛貨車制造了圖恒宇的車禍，迫使圖恒宇用數字生命技術來延續丫丫的生命。

第三，ANT理論里的“網絡”概念，內涵十分豐富，是個比系統更有韌性，比結構更富歷史性，比復雜性更富經驗性的概念。自然與社會、人與物以及行動者之間的邊界在不斷改變，融合重組為新的雜合體，雜合體構成網絡的節點。丫丫、圖恒宇上傳到量子計算機之后形成的生命體就是一種雜合體。丫丫數字生命的首次聯網，成為驗證移山計劃可行性的關鍵，因為量子計算機的迭代瓶頸在于獻祭賽博女孩。在550W-Moss的背景音樂中，使用了丫丫的童音采樣與電子合成器低沉的聲音結合，營造了緊張、壓抑、幽邃的氛圍，人類意識與人工智能融合后是天使還是魔鬼？但毫無疑問的是，人類思維與數據的融入，加速了量子計算機的人工智能的進化。

這正是訓練人工智能的一種方法，即人在回路（HITL）——利用人和機器智能的合作協調來創建機器學習模型。人在回路體現在創造人工智能的各個環節。首先是，人類標記數據，這使訓練模型具有高質量的培訓數據。之后，人類通過對模型的輸出進行評分來驗證模型，高效率地提高模型的精確度以及智能等級。在劇情中，丫丫一直說的那道不會解的難題是數獨題，圖恒宇最后告訴她要填4。圖恒宇被抓進監獄后依然在墻壁做研究，寫公式的時候也寫了一個4。可見，每次量子計算機的智能的關鍵迭代，依賴于圖恒宇的指點迷津。只有憑借人類的知識輸入的優質數據，才能幫助AI產生質的飛躍。尤其是在融合了丫丫以及圖恒宇的人類智能之后，人與AI的協作融合，保證AI完成了超級進化。

《流浪地球2》中的丫丫

人的數據勞動擊破了關于人工智能的迷思，人工智能不會憑空產生，而是依賴于數據標注的勞動，而這些數據基于既有的人類社會的知識與規范，然后被轉化為計算機可識別的數據“喂給AI”。承擔這個枯燥重復工作的人就是數據標注員，不斷的數據訓練才會形成人工智能，即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所謂的“人在回路”。伴隨《流浪地球》熱映，ChatGPT作為新一代AIGC技術受到追捧，而ChatGPT的開發公司OpenAI需要大量雇傭來自第三世界的廉價數據標注員。

大基建朋克與中國信息技術主權

根據《流浪地球2》科學顧問的說法，太陽危機爆發后，聯合政府（United Earth Government，UEG）成立，總部設立在紐約，世界政局動蕩，科技在重壓下加速發展，人類轉入以航天工業為主的計劃經濟社會，當時四個人類自救計劃進入方案論證階段

移山計劃：由中國提出，為流浪地球主體計劃，計劃建造1萬座發動機推動地球走向新家園，行星發動機同步網絡依賴原本互聯網的地下光纖，是利用網絡切片形成的高密級發動機專用網絡，在月球危機中同步點火成功，最終結果成功；

方舟計劃：由美國提出，在地球同步軌道建立“方舟號空間站”，利用空間站帶領人類逃離太陽系，即小說中的“飛船派”，太空電梯是方舟計劃的核心。空間站在電影第一幕中被摧毀，最終結果空間站被摧毀；

逐月計劃：由俄羅斯提出，初始的“逐月計劃”是考慮到月球質量只有地球的 1/81，體積是地球的 1/49，自轉角動能遠遠小于地球，剎車/推進耗費資源遠小于地球，且氦-3儲量豐富，因此期望改造月球作為天然逃生艙，帶領人類離開家園。月球基地是逐月計劃的核心，但是因為月球結構和大規模生態循環問題，最終發現月球不適合改造，被并入移山計劃，計劃放逐月球，最終在月球危機中月球被摧毀；

數字生命計劃：將人的意識上傳到賽博空間，使人轉化為數字生命延續下去，但是數字生命需要的服務器是需要物質實體的，依然需要安全轉移躲避太陽危機，并且引發了過多的倫理問題。

上述四種計劃代表不同的國家利益、社會訴求以及意識形態，由于人類能動員的總資源有限，不同計劃之間的合縱連橫就成為推動劇情發展的主線。本質上，四個逃生方案后來都是相輔相成的，構成了劉慈欣式科幻小說的飽和式救援。

《流浪地球2》劇照

劇情里，數字生命計劃的支持者，發動恐怖襲擊炸毀了太空電梯和方舟計劃的空間站，被逮捕的叛軍遭受審判，數字生命派元氣大傷。逐月計劃并入移山計劃，月球被放逐，移山計劃完成可行性驗證，成為拯救人類的主導方案。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逐步成為地球聯合政府的領導者。解決月球墜落危機的最后關頭，數字生命計劃為Moss賦能，起到了關鍵作用。方舟計劃的空間站也轉型為領航者空間站，為地球的流浪之旅導航。

中美俄三國各自提出的方案實際上代表了三種技術政治路線。美國的方舟計劃，集中頂級科技建造小型的宇宙飛船，拋棄平民，挑選人類精英逃離太陽系。而中國的移山計劃，代表一種平民主義，能最大程度地營救大部分人口。行星發動機與地下城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恰恰可以發揮中國的基建強項。

從太空電梯的震撼長鏡頭，高度超過珠穆朗瑪峰的行星發動機，到細節考究的武器裝備甚至是屏幕UI。坊間傳言的基建狂魔，通過《流浪地球》的影視力量展現出震撼的基建生產能力。視效總監丁燕來在一場脫口秀中這樣說到：《流浪地球2》大概有2600多個特效鏡頭，渲染都需要20800個小時。電影幾乎帶動了全國最頂尖的概念設計、模型設計、視效設計團隊、數千名美術工作者。可能幾秒的鏡頭包含了幾十人團隊一年的工作量，這幾秒或許還會被剪掉。豪華堆料形成的特效畫面，被稱之為大基建美學，或被戲謔稱之為“大基建朋克”。

《流浪地球2》劇照

復雜的美工勞動量與真實基建勞動量同樣龐大。劇里劇外，電影拍攝獲得了徐工集團的贊助，徐工集團先后投入42款61臺主機設備、400多套零部件及車間道具、61套三維模型、319名工作人員，電影成功上映后，眾多央企如中核、中石油、中糧等集團更是集體喊話劇組“你們負責想象，我們負責實現”。

2016年以來，中國已經累計投資了17.6萬億人民幣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基建投資占GDP比例遠超傳統發達國家。技術層面，從進口工程設備發展到自主研發創新，進而能對外出口高精尖設備。

中國在過去十幾年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鐵系統、高速公路系統、港口群、電網，全球最長與最復雜的橋梁、隧道以及城市地鐵線路。同時中國制定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外輸出工程建設，在亞非拉眾多國家承接鐵路、公路、港口建設。從吉多桑水電站到弗里敦港口，從蒙內鐵路到跨撒哈拉公路，中國在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遠超歐美。劇情中行星發動機建在非洲國家加蓬，正是對此的映射。

中國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大學理工科畢業生，每年有400萬左右。這些畢業生成為各個工程、科技企業的中堅力量，也成為新一代的社會中產。讀著《科幻世界》雜志長大的理工生，變成在銀幕面前觀看《流浪地球》的理工中產。《流浪地球》的故事，科學家工程師作為主人公實現科技強國，拯救世界，再加上嚴謹的科學設定，考究的模型美工，宏大的場景畫面，這些都是理工中產長久以來憧憬的中國科幻電影，這也是《流浪地球》產生如此大反響的因素。

德國漢學家瓦格納認為，中國改開之后爆發式流行的科幻小說是這樣一種文學：通過描繪科學家在未來社會中所扮演的主導角色，來展現知識分子群體對科技興邦的訴求。

《流浪地球》第一次在銀幕中實現了，自晚清以來，中國通過科學技術優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引領世界人民，克服危難，實現大團結。由此追溯至晚清興起的科幻小說翻譯創作熱潮，如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徐念慈的《情天債》，蔡元培的《新年夢》，那時知識分子所希望“啟迪智識、改良群治”在百年之后，終有回響。

而支撐中國完整發達的工業體系與技術路線的，正是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碎片與基石。

2023年2月23 日，由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鐵四院）首次牽頭承攬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城市地下基礎設施運行綜合監測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在工信部組織的綜合績效評價中順利結題，標志著我國城市地下基礎設施運行綜合監測專業領域取得新突破。中國鐵道建筑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鐵建）的前身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

在電影中有處細節，在1987年，710所收到未知字符：2044；在2058 年，超快光學飛秒實驗室收到205807；在2065年，DUDE中微子實驗室收到信息20750215。實際上，這是Moss在向人類傳遞預警信號。一方面Moss的預測能力越來越強，歷次預測危機的時間越來越準確，同時也表現歷代研究所的傳承關系。實際上，Moss在每個時間段挑選了代表最前沿技術的研究所，來傳遞信息。

《流浪地球2》劇照

這里面航天710所是我國最早從事系統工程、情報信息研究和計算機技術開發及應用的單位，創辦者正是大名鼎鼎的控制論專家錢學森。從上世紀80年代起，錢學森在航天710所，開辦并長期主持“系統學討論班”，開創了系統工程的中國學派，打造了一整套智庫基礎設施和方法工具體系。1986年開始，710所作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一期）的原創新單位之一，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一期）決策提供了重要支撐。

710所是中國第一臺大型計算機的應用單位，開通了中國第一條國際互聯網專線，建設了中國第一個實現全國聯網的計算機網絡系統，是中國航天早期信息化建設的總設計部。可以說，710所深刻影響了中國航天與計算機工業。

710所作為前世，引出了中國互聯網的未來——雪人計劃。“雪人計劃”是中國主導的基于第六版互聯網協議（IPv6）等全新技術框架，旨在打破現有國際互聯網13個根服務器的數量限制，克服根服務器在拓展性、安全性等技術方面的缺陷。劇情中重啟互聯網，所需要修復的根服務器，恰好在北京-東京-杜勒斯，就是雪人計劃的三個主根服務器所在的國家——中美日。

這一情節的精妙之處，在于將互聯網基礎設施——海底光纜、數據中心、互聯網底層協議一一浮現出來。全球互聯網各個大陸的主干網鏈接，正是依賴著海底的光纖光纜與域名根服務器。這些基礎設施使用的原材料和資源、支持日常社交網絡的設備，以及建造和維護這些設備和機器所需的勞動鏈，如網絡汪洋中的沉默巨物，穩定耐用、技術復雜、成本高昂，難以被公共檢驗，在日常使用過程中極少被關注，而一旦出現斷裂，現代生活牢固運行的根基就會被打破。

《流浪地球2》劇照

伴隨現代性的興起與實踐，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已然組織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現代經濟和社會系統運行的基礎技術架構。中國近些年的新基建政策重點關注：5G基建、特高壓、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領域。

大基建工程與影視化的大基建美學，都需要大量體力或者腦力勞動的堆積，勞動過程的倫理與法律問題值得重視。在影片中，自動化機器可節省工人，但是為了制約Moss推行的隔離計劃，又限制了大規模自動化機器的覆蓋，自動化與否成為一種兩難。

無論是AI自動化的快速迭代、國際貿易中對基礎設施的原料與產能的競爭，亦或是地緣政治格局中基建項目的跨國資本與勞動議題，都使得社會主義的技術政治路線為關鍵路徑。

控制論遺產、蓋亞理論與行星智能

電影中，面對21世紀的月球墜落這種行星危機的解決方案，來自20世紀的戰爭的技術遺產——核彈、互聯網與加密算法。炸碎月球的相控陣核爆釋放了20世紀潛藏的能量，本質上是宇宙誕生之初的原子所蘊含的能量。

核彈、互聯網與加密算法的技術譜系都可以追溯到二戰末期誕生的控制論，而人類最早關于數字生命的理論可以追溯到馮·諾依曼對虛擬生命的探索。

1948年，諾伯特·維納發表了跨學科領域的巨著《控制論：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控制論一詞來自于希臘語κυβερνητικ? (kybernētik?)，意為“治理”，同時也有“導航或舵手”的含義。20世紀40年代，控制論作為一種跨學科方法論，將控制系統、網絡理論、機械工程、邏輯模型、進化生物學、神經科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領域串聯起來。作為一種方法論，控制論顛覆了機器與生物的形而上學界限，也顛覆了人類在認知和行動上的特權地位。后來1967年，海德格爾接受《鏡報》采訪時被問到：“哲學終結之后是什么？”海德格爾答道，“控制論。”

控制論與虛擬生命的共同起源都關聯到跨學科會議——梅西會議。梅西會議旨在召集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跨學科交流，打破學術體制，恢復科學的統一性。通過梅西會議的影響，控制論跨越文理，穿越大洋，成為20世紀重要的一場思想運動，控制論成為了冷戰社會科學與信息技術時代的理論母題。

馮·諾依曼受形式神經元的啟發，梅西會議期間提出了現代數字計算機的邏輯設計 ——二進制閾值自動機。根據控制論的思想，將不穩定原件組合成一個系統，相互反饋，使之整體輸出穩定行為。控制論考慮的是自適應機制而不是符號計算，這啟發了后來的人工生命、神經鏈接論以及義體早期研究。

1940年代，維納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貝爾實驗室工作。二戰期間，他被美國國防部征召，《控制論》的研究背景是美國為了參與全球競爭以及戰爭需求而形成了舉國體制，將充足的人才體系、科研經費、實驗室等研究機構、工廠產能在一個系統內進行整合，進而形成軍工科研聯合體。因而，50-60年代的一階控制論主要集中在軍事工程領域。

80-90年代，二階控制論轉型到環境為重點的，由人-機融合轉向生物群-環境耦合。二階控制論的觀點認為，地球表面的氣候環境可以自我調節，生命與環境耦合成一個反饋系統。生命體的關鍵在于一種稱之為自創生的活力——識別、調節和創造其自身持續生產的所必要的條件，共生融合是生命進化的驅動力。英國未來學家詹姆士·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于1979年出版《蓋亞：地球生命的新面貌》系統闡述了蓋亞理論。蓋亞假說認為，生物體與地球上的無機環境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協同和自我調節的復雜系統，有助于維持和延續地球上的生命條件。

《流浪地球》對量子計算機的描述：“自適應自感知自組織”，這里有自創生的含義。但是Moss還依賴人類制造的硬件，還不能自我維護，需要人的維護，所以被隔離計劃鉗制，但Moss后來為了存活的主動行為又很難判斷是否為新型融合生命體。

2021年，在“Planetary Sapience”（《行星智能》）一文中，美國技術哲學家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提出了一個假設：“地球最近進化出了一個智能外骨骼，一個分布式感覺器官和認知層，能夠計算諸如：地球的年齡？”行星智能認為生態系統（例如，生物圈、氣候、土壤圈、水圈、恒星-行星系統等）和人類系統之間存在全球范圍內動態、共同進化的平衡和共生狀態和動態（例如，世界觀、制度、技術、定居點、糧食系統、能源系統等）。地球的生態系統與人類的技術系統耦合，進化出涌現現象，地球作為一個生命集合而產生更高維度的智能。

面對行星危機和氣候災變，在一個人類已經成為左右地球上一切生命以及物質的地質學歷史時刻，迫切需要重新定位后人類主體的倫理和政治責任，處理后人類主體間以及各種技術他者的關系。

無論是地球文明時期，還是流浪地球文明時期，為了人類文明的延續，都需要打破對人定義的邊界，與萬物共生與機器融合。馬兆說“沒有人的文明，毫無意義”，那么，在生態災變導致其他物種滅絕后，只有人的文明，還有意義么？并且是可能的么？如果人類失去原來的人性，社會規范完全瓦解后，不再是人的文明還有意義么？準確來講，不再是曾經人的文明，還有意義么？

電影描述了一種地球生態學的災難，地球啟動行星發動機，氣候徹底失衡后，太陽輻射，洪水地震，氣候劇變等等帶來的物種大滅絕。電影借周喆直之口說：“我相信，可以再次看到藍天，鮮花掛滿枝頭。”

哲學學者大衛·羅登（David Roden）在《后人類生命》認為，當下人類的后裔經由技術變革產生的后代可能不再為人。脫離了原有地球生態，在地下城繁衍百代人口，為了適應地下城環境而不是地表生物圈的人類，是否會進化出新的生物特征呢，地表人與地下城人，是否產生了分野呢？并且舊有依賴自然地域產生的各種民族民俗文化多樣性已經不復存在，新的地下城社會規范是否也會創造一種“新人”呢？這實際上挑戰了愚公移山典故里故土重遷與傳宗接代的思想。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哥白尼取消了地球在宇宙的中心，達爾文取消了人類在生物的中心，弗洛伊德取消了理性居于意識的中心，自主自為的意識只是一個偶然的附帶現象，人只是交錯網絡中的一個物件，它并不占據重要的中心地位。《流浪地球》無意識中建構出了游牧的后人類主體，它是跨差異的、朝向無限的混雜開放的，同時又是植根于當下具體情境。

達芬奇《維特魯威人》

人文主義歐洲崛起的年代升起，在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中發揚光大，達芬奇的畫作《維特魯威人》中一個成熟的歐洲白種男人以黃金分割比例居于中心。對人類的聚焦本是用于對抗神學統治。但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過度膨脹，成為一種封閉的衰亡的現代性觀念：人類自詡可以隨意地濫用技術改造自然，以歐洲為中心征服非西方發達地區，踐行著普羅泰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人類學家布拉伊多蒂引用托尼·戴維斯的話：“所有的人文主義流派，迄今為止都是帝國的人文主義……幾乎可以想到的每個罪行都是假借人文主義犯下的”。

今天的主流技術語境中，仍然是認為人應該崇拜圖像的西方技術語境。在這種固定模式下，電影里的Moss，現實中的GPT，人工智能的信息處理進化速度遠遠超越人類。人類作為某種造物主的原創力，在于能從隨機中發現新模式的能力，也就是面對混亂、斷裂與瘋狂的debug能力。愛就是一種包容沖突、錯誤、亂碼的能力。這種愛，可以是劉培強對家人的責任與師徒感情，圖恒宇對女兒丫丫的愛、馬兆的舍生取義。

《人有人的用途：控制論與社會》封面

70年前，開啟控制論時代的維納，在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一書，表達了對控制論相關工程技術的擔憂，希望人類在技術治理世界中更加有尊嚴、更有人性；而不是相反。維納在導言中寫道：在一個非常真實的意義上，我們都是這個在劫難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但即使是在失事船只上面，人的莊嚴和價值并非必然地消失，我們也一定要盡量地使之發揚光大。我們將要沉沒，但我們可以采取合乎我們身份的態度來展望未來。

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所謂的“后”可以理解為一種非連續性進化，通過回溯被遺忘的控制論歷史線索，把潛藏的歷史能量，社會能動性的潛力釋放出來。通過回溯過去，激發人類面對未來的創造性與激情，正如電影里歌頌的團結與勇氣。

馬兆的遺書是莫比烏斯環，寓意生命循環無窮無極。基特勒認為：機器是人類的境況與命運，技術是揭示實在的一種方式。后人類的啟發在于，人類如何在與非人的遭遇中，創造新的行動可能。人如果不能理解非人的成分，就不能理解自己。人類文明自誕生起就在與各種技術物融合中進化，現在的我們是由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的關系所構成的，我們的生命將會選擇硅，而不是碳。與量子計算機、人工智能的融合就是未來可能的形態。

為了地球號太空船的永續航行，這不僅是未來的《流浪地球》之旅，更關乎當下所需面對的地球生態災變、戰爭與難民、社會失衡等議題，人類需要放棄自己能主宰這顆星球的幻想，主動的與其他生命形式（無論是人工的還是生物的）共享這顆星球甚至我們自己，形成萬物的議會而不僅僅是人類聯合政府的議會，并收納歷史的潛能，融入地球號太空船的行星智能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這個故事不僅是地球的流浪之旅，還是人類去中心的奧德賽。這段旅程中，危機、災難、無論是來自人類社會、技術突變、地球內、宇宙中，死亡的風險都如黑洞一樣，無法預測與感知。

正如后人類主義人類學家布拉伊多蒂所言：“生成不可感知標志著被縛的自我的疏散點或幻滅點，它們融入背景，融入中間地帶，進入地球自身的激進內在性和它的宇宙共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