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1902.12.28-1988.5.10）

沈從文先生逝世35周年

汪曾祺與老師沈從文

夢見沈從文先生

文｜汪曾祺

夜夢沈從文先生。

夢見《人民文學》改了版，成了綜合性的文學刊物。除整塊整塊的作品外，也發一些文學的隨筆、雜記、評論。主編崔道怡。我到編輯部小坐。屋里無人。桌上有一份校樣，是沈先生的一篇小說的續篇。拿起來看了一遍，寫得還是很好。有幾處我覺得還可再稍稍增飾發揮，就拿起筆來添改了一下。拿了校樣，想找沈先生看一看，是否妥當。沈先生正在隔壁北京市文聯開會（沈先生很少到市文聯開會）。一出門，見沈先生迎面走來，就把校樣交給他。沈先生看了，說：“改得好！我多時不寫小說，筆有點僵了，不那么靈活了。筆這個東西，放不得。”

“……文字，還是得貼緊生活。用寫評論的語言寫小說，不成。”

我說現在的年輕作家喜歡在小說里摻進論文成份，以為這樣才深刻。

“那不成。小說是小說，論文是論文。”

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

在夢中我沒有想到他已經死了。我覺得他依然溫和執著，一如既往。

我很少做這樣有條有理的夢（我的夢總是飄飄忽忽，亂糟糟的），并且醒后還能記得清清楚楚（一些情節，我在夢中常自以為記住了，醒來卻忘得一干二凈）。醒來看表，四點二十分，怎么會做這樣的夢呢？

沈先生在我的夢里說的話并無多少深文大義，但是很中肯。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清晨）

卞之琳（右）與沈從文夫婦

還是且講一點他：追念沈從文

文｜卞之琳

從文近幾年來家居養病，遵醫囑杜門謝客，偶有海內外熱情的青年學人闖入看望他，當然還是歡迎，只有聽他們表白的崇仰，卻常常表示：現在講他講得太多了，少講一點他。

這不是矯情的謙虛，更不是變相的賭氣。他平素不喜歡圍繞個人的熱鬧、一陣風的刮到一個極端又刮到另一個極端，他不介意有一個時期內地出版、發表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論極少講他，另一方面也不大看重，近十年來由外而內，情況有了轉換。他相信時間，就聽任歷史自己講或不講他以及他工作的得失。他生前遺愿不要為他身后舉行任何悼念儀式。時間卻馬上作出了初步表示：從文的家屬和工作單位，尊重他的遺愿，原只悄悄準備在他遺體火化前作小聚告別，消息一傳出，卻不招而來了八寶山不少的友好和原不相識的唁客。時間也不等人，內地報章上也很快刊出了報道和熟人的悼念文章。以高速度趕寫出這些悼文的自有從文當年直接間接培養、提攜的文學青年而今是知名的老作家。他們發表的哀思中自有一些話特別對今日的文學青年大可起有益的啟發作用。現在追隨他們之后，我作為三十年代一開始就最早差不多同樣受惠于這位獨特作家的晚輩和忘年舊交，現在憑自己的枯筆，也還是稍違他的遺愿，多少講一點他，除了小抒哀衷，或者還同樣有點意義。

從文之所以成為一位杰出的獨特作家，首先是因為一開頭就扎下了深厚的修養根基，不同凡響：他如他自己所說，既讀一本“小書”，更讀一本“大書”（社會現實）。他從小身經了舊社會的長期折騰，后來人生旅途上的坎坷就不會叫他怨天尤人。他作為特殊的知識分子經受住了的不少委屈、誤解、有形無形的歧視，實際上并非從1949年開始，卻從不對此耿耿于懷；另一方面，他受到的稱譽，也并非近十年來才開始，他也并不以此沾沾自喜。他眷戀鄉土，熱愛祖國（他所謂“全民族”），揭陋習，揚美德，既不丑化，也不美化。民族自尊心在他是根深蒂固的，他不會迎合外國人對中國出于無知而來的傳統神秘感和獵奇興趣，偶得海外人的合理稱道，決不會受寵若驚，更不會忘乎所以。他對鄉土、祖國，在時或運用的嬉笑或冷嘲的筆調下自有嚴肅的感慨。社會正義感在他是不言自喻的，只是他不習于隨時都掛在口頭。他也許過于回避了趨時媚俗，嘩眾取寵的嫌疑。他在輕描淡寫的詩情畫意下往往隱伏了沉重的今日所常說的“憂患意識”。（順便說一句，比諸他偶爾寫的一些詩，我個人更喜愛他大量的包括小說在內的散文中的“詩”）他在1936年寫的《邊城》題記最后說他“預料到整個民族在變動中帶來的難于抵抗的災難，以及在重重災難中，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和新生”，可見他倒是多少有政治遠見的，后來不是言中了？

最初，從文對國家、社會新面貌的突然出現，也許事先還缺少充分的精神準備，可是他隨即適應了困難的物質條件。他對民族新生的信心并沒有動搖。隨后他把工作熱忱轉移到埋頭研究文物史上，雖然是出于不得已，卻也符合他的民族自豪感。后來到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沈從文小說選集》，他受到了鼓勵，接著曾躍躍欲試，想重振文學創作舊業，只因他在文物史研究上發揮了才華，做出了輝煌的成績，在這條路上走遠了，不易改弦易轍，同時年歲不饒人，也難讓他讀一本新的“大書”，從中汲取創作的源泉，不久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糊里糊涂遣送到所謂“五七干校”——不是他自己早先說的那個“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他完成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一部可說是輝煌的科學巨著，它的成就比任何文學創作更易得到大家的公認。只是，我曾在自己的小書《布萊希特戲劇印象記》（初稿曾連載1962年《世界文學》，修訂單印本出版于1980年）當中引過布萊希特戲劇《伽利略傳》的這位主角，在被教廷軟禁中完成了一部科學巨著后，對自己的門生說的一句話“沒有一部科學著作只是一個人能寫”，就此引申說“即使他不寫，（遲早）也會有人寫”。文學作品總特別具有個人特色，不是另一個作家可以代寫，從文沒有能再出文學作品，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雖然寫出來也不見得不待以時日，就立即得到大家一致肯定的評價）。

從文晚年仍關心和寄希望于文藝青年，是可想而知的。因為他從二十年代開始自己被徐志摩、郁達夫等推上文學道路以后，從三十年代初就開始一貫熱心扶植文藝青年，不論在分內（例如在教室內）在分外（例如在編輯室外），一樣認真。在他直接間接嚴格要求的扶植下茁壯成長了不少有成就的作家。

文藝上可能確有“代溝”。二十來歲的青年變成了七八十歲的老人，要緊跟新潮流，不免步履維艱，也不足為奇。據說從文曾隨便說笑：“現在寫小說的條件是真太好了，稍微寫得像樣子即刻就成名了，寫幾個短篇就成名。我們那個時候十個集子出來了以后嘛，再寫二十個還是習作呢。”這是他開玩笑說的，不能看作他有意貶損新時期新小說家之類。我輩老朽確應該承認，在有些方面實在看不慣新時期的新風。例如出一本自己的創作集就把自己的“標準相”印在書內，動不動就讓刊物拿自己的彩色照片印作封面圖，這不但一反二三十年代魯迅、巴金等出書的嚴肅“古風”，而且輕率的作風還超出今日美國出版界的時髦花招。這不只是形式小節，重要的是，嚴格要求自己，還是古今中外作家真正出成果所共認的精神，以從文而論，在他寫小說已經完全成熟以后，確還稱自己的創作為“習作”，這不僅是謙虛，也可說有象征意義：還得等時間考驗。

從文辭世后一兩天，《人民日報》文藝部就緊急打電話約我寫一篇悼念文字，我因向來筆頭慢，最近頭緒多，文思又特難集中，只好抱憾請他們另約熟人快手寫，以免不能及時發表。現在上海《文匯報》派同志特來力促寫一點，特別為我放寬了時限，我想還是且講一點吧。我苦絞欠靈的腦子，著實掙扎了幾天，還只凌亂寫就了這幾句，它們有沒有道理，夠得上夠不上也就算補奉的“心香一瓣”，叨光時間照顧了我的駑鈍，現在還得聽時間說話。

1988年5月底

來源：“當代”微信公眾號

原標題：《夢見沈從文先生——汪曾祺、卞之琳憶沈從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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