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工作還會令人脾氣變壞，因為長期熬夜以及過度勞累，人的情緒控制力會明顯下降……我已經感到腦子不好使了，主要是反應變得遲鈍，記憶力開始衰退。”

2020年初，失業的快遞員胡安焉在網絡平臺發布長文《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 他沒想到的是，文章收獲了許多留言與鼓勵。這一次書寫為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關注與名氣”。其實，胡安焉并非寫作上的新人，他模仿過塞林格，也受到卡佛 “日常生活的崩塌”觸動，評論過美國“迷惘的一代”透露出的那種幻滅感，“初展鋒芒”后的三年時間，他開始爬梳“打工十年”的種種遭遇。

在北京送快遞的兩年，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除了送快遞，不擅交際的胡安焉曾在很多份工作之間輾轉：便利店員、自行車銷售、服裝店導購、加油站員工、保安……踏足社會的十年間，工作似乎已然成為他與世界周旋的某種方式。“打工”與“寫作”在他的生命里交替出場，他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躲進文學世界“閉關”，不論庸常生活的紛擾，他經常思索自由與工作的關系，意圖在寫作中，超越打工和自由的對立。

本書客觀且真實地還原了快遞員的日常生活，詳實記錄了作者胡安焉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流暢樸實的文字中，不難看出這位“底層”打工人細致入微的社會觀察，普通人開始為自己立傳，繁重的體力勞動壓榨著身體的汗與淚，可生動細碎的心靈景觀，同樣蘊含著巨大的能量。

“假如說工作是我們不得不做的事，是我們對個人意愿的讓渡，那么與此相對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們意愿的、我們想做的事情和追求——無論其內容為何，我再這里暫且先稱之為自由吧。”

今天，第十一期「翻翻書?寫寫字」的征集就為大家帶來這部“底層”打工人的工作手記

《我在北京送快遞》

◎胡安焉首部非虛構作品集

◎工作是生存的手段，不是人生的目的

◎一個“底層”打工人的十年，快遞員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

◎全網百萬點擊《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記錄夜班揀貨工人的甘苦

◎新增8萬字長文，回顧作者近10年間做過的19份工作——便利店店員、自行車店銷售、服裝店導購、加油站加油工、保安……

在評論區留下你想讀此書的原因，即有機會獲得本期推薦書籍，成為本書推薦人。

▼第十一期書目：《我在北京送快遞》

《我在北京送快遞》
胡安焉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3月出品

▼作者簡介

胡安焉，打工人，寫作者。近十年走南闖北，輾轉于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現定居成都。早年間做過保安、面包店學徒、便利店店員、自行車店銷售、網店工作人員等；近年在廣東的物流公司做過夜班揀貨工人，后又在北京做了兩年快遞員。2020年至今，待業在家。

▼書籍簡介

進入社會工作至今的十年間，胡安焉走南闖北，輾轉于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做過快遞員、夜班揀貨工人、便利店店員、保安、自行車店銷售、服裝店銷售、加油站加油工……他將工作的點滴和生活的甘苦化作真誠的自述，記錄了一個平凡人在工作中的辛勞、私心、溫情、正氣。

但他最終認識到，懷著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這些在事后追憶中寫成的工作經歷，滲透著他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態度與反思，旨在表達個人在有限的選擇和局促的現實中，對生活意義的直面和肯定：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有決定意義。

▼精彩試讀

時間成本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發自內心地喜歡送快遞。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見的。反正我和我認識的快遞員都不是那種人。一般來說，只有在發工資的時候，我才會感覺自己付出的勞動值得，而不是在比如說客戶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頭表達謝意的時候——雖說那種時候我也很欣慰。我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在我們周圍一帶，快遞員和送餐員在不包吃住的情況下，平均工資是 7000 塊左右。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強度決定的，是長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場行情。低于這個報酬，勞動力就會流動到其他地區或其他工種。那么按照我每個月工作 26 天算，日薪就是 270 塊。這就是我的勞動價值——我避免用“身價”這個詞。然后我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其中早上到站點后卸貨、分揀和裝車花去一個小時，去往各小區的路上合共花去一個小時，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那么剩下用來派件的九個小時里，我每個小時就得產出 30 元，平均每分鐘產出 0.5 元。反過來看，這就是我的時間成本。我派一個件平均得到 2 元，那么我必須每四分鐘派出一個快件才不至于虧本。假如達不到，我就該考慮換一份工作了。

漸漸地，我習慣了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待問題，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比如說，因為我的每分鐘值 0.5 元，所以我小個便的成本是 1 元，哪怕公廁是免費的，但我花費了兩分鐘時間。我吃一頓午飯要花二十分鐘——其中十分鐘用于等餐——時間成本就是 10 元，假如一份蓋澆飯賣 15 元，加起來就是 25 元，這對我來說太奢侈了！所以我經常不吃午飯。為了減少上廁所，我早上也幾乎不喝水。在派件的時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約有一半的住宅沒人——我花一分鐘打個電話，除支出 0.1 元的話費外，還付出了 0.5 元的時間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遞柜，我將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而且往快遞柜里放一個快件，平均還要付 0.4 元，那么這筆買賣我就虧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我將虧損更多——不僅打了電話，還將付出雙倍的勞動時間。這些還只是順利的情況；假如電話沒人接聽，我將在等待中白白浪費一分鐘，也就是0.5 元。還有的電話打通后就很難掛掉，客戶百折不撓地提出各種我滿足不了的要求。有時打完一個電話后，花去的時間成本已經超過了派件費，可這快件還在手上沒送出去。

比如有一次，還是在玉蘭灣，我在客戶預約的時間上門取一件唯品會的退貨，但客戶并不在家。電話接通后，是一個親切的中年女聲，她說要晚上七點后才到家，讓我到時再過來。不過七點后我已經下班了，所以我讓她把預約時間改到第二天。可是她又說，明天也是七點后到家，她每天都是這個時間。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建議您把退貨帶到工作的地方退。”可是她告訴我，她在醫院上班，工作的時候不方便處理私事。像這種情況，她只能自己把退貨寄回了，唯品會的上門攬退不支持夜間預約。不過那樣她會有點兒麻煩，因為玉蘭灣的快遞員除 S 公司的以外，其余的都不上門收件。但 S 公司的運費遠高于平臺補償的 10 元，大多數人并不愿意發 S 公司。而發其他快遞，她要自己帶去快遞站寄，她不一定能找到，或者不愿意費這個勁兒。相比而言，在電話里動員我是更省心的解決辦法。何況她顯然是個樂于溝通的人，相信凡事只要爭取就有可能。在我拒絕了她的幾個提議后，她問我能不能下了班吃過晚飯之后，到玉蘭灣來散散步，順便把她的退貨取了。她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溝通態度，措辭很得體，語調溫婉，富有感染力，簡直無可挑剔。不過，晚上到她的小區去并不像她說的那么詩情畫意，我來回得花上一個小時，還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擁堵、喇叭、廢氣、紅綠燈……誰會選擇散這么個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說從經濟角度考慮，專門為她的一個訂單跑一趟也很不明智。我們收一個退貨的提成是 3.5 元，我當然不想花一個小時掙 3.5 元，而且還是在加班的情況下。或許她自己是個工作狂，義無反顧地愿意為工作付出和犧牲，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她認為我理應和她一樣。可是我的覺悟沒有達到她的水平，而且我還想反過來建議她：不如你晚上吃了飯出來散個步，順便找個快遞站把退貨寄掉。當然我沒有真的這么說，我隨便找了個理由拒絕了她。后來我還給她送過幾次貨，面對面的時候她仍然很禮貌，絲毫沒有因為我曾拒絕過她而心存芥蒂，或者起碼沒讓我感覺出來。

有一個事實是，我并沒有因為切身地意識到時間就是金錢而賺到更多的金錢。實際上我的基本工作方式并沒因此有所改變，我沒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所有快件扔進快遞柜里，也沒有不接電話或索性屏蔽掉陌生來電——我像是變得既在乎錢同時又不在乎錢了。我常常羨慕“四通一達”的小哥，在我們梨園過半數的小區里，“四通一達”已經不再上樓。他們會把快件直接投進快遞柜，要不就在小區里租個房子做驛站，發短信讓收件人自取。

品駿雖然在快遞行業里默默無聞，但是因為采取直營制，沒有各種亂七八糟的勞資糾紛，這是我喜歡的方面。而且公司背靠唯品會，減輕了部分的生存壓力。在派件方面，我們和 S 公司一樣，也要求送貨上門。不過話說回來，我在每個小區的派件方式，其實并不都一樣。事實上，每個小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住戶和快遞員之間早已形成了長久的默契。我在接手一個小區時，首先得參考這個小區里其他快遞員的派件方法，然后再根據自身情況微調。

顯然，在我負責的區域里，有些地方快件比較好送，而有些地方不太好送。對于不好送的地方，我會這么看待：我把從好送的地方盈余的時間補貼到不好送的地方了，因此那些不好送的地方的客戶，應該感謝好送的地方的客戶。

我還發現有很多人，盡管幾乎每天都在收發快件，但是對快遞員的工作方式仍然很不了解。我傾向于把所有這些不了解看作對我們勞動報酬的不了解。比如有一次，我在京通羅斯福廣場里派件，一個收件人——她是個售貨員——工作調動到通州萬達廣場去了。在電話里，我告訴她把快件轉到萬達要第二天才能送到。當然，不必說的是，那將不是由我來派送。可是她吃驚地反問：“這么近怎么要花一天時間呢，你一會兒給我送過來不就行了嗎？”并不是只有她提出過這種問題，實際上會這么問的人不在少數。這令我不由得想到，有些我以為顯而易見的事情，別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因此溝通時需要耐心。首先，從京通羅斯福廣場到通州萬達廣場，并不像她輕描淡寫的語氣所暗示的那么近，我開三輪來回跑一趟，即使電量充足，也要大半個小時。其次，這取決于以什么身份看待這個問題。對于一個在假日逛街的女孩來說，城里的任何兩個商場之間都不存在距離。可是快遞員很多每天只在一兩個小區里活動，對我們來說，幾公里外的萬達廣場和幾十公里外的天安門廣場都同樣遙不可及。最后，萬達廣場的面積很大，對我來說很陌生，我步行進去找一個店鋪難免要花不少時間。逛商場可不是我的特長，在稍大一點兒的商場里我經常分不清東南西北。以上這些她都不難在一定程度上想象得到，假如她愿意換位思考的話。那么她想象不到的就只有我送一個快件只有 2 塊錢這件事了——我嘗試帶著善意這么理解。因為我不愿意相信，她在知道我的報酬的情況下，仍然會心安理得地要求我單獨為她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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