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于不”標準是當前普通法系在認定性侵犯罪被害人是否不同意性行為的一個重要標準，對我國的司法實踐也有一定影響。

該標準認為，女性語言上的拒絕應當看作是對性行為的不同意。法律應當尊重女性說不的權利，只要女性有過語言上的拒絕，那么在法律上就要認為她對性行為持不同意的態度。

這種規則最初由女權主義者倡導，她們認為在傳統的法律中存在對女性的偏見：這些法律往往認為女性在性行為中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們也不理解自己語言的真實含義。很多時候，她們“說不其實就是想要”，因此，法律并不認為單純語言上的拒絕就是對性行為的不同意。因為，在女性說不的時候，很多男性并不知道對方的真實愿望，他們可能會真誠地認為，女方是同意的，說“不”只是一種半推半就。但是，在女權主義者看來，法律恰恰應該拋棄“不等于是”這種花花公子式的哲學。為了真正的保護女性的性自治權，必須賦予女性說不的權利，法律應當尊重女性語言上的拒絕權。

根據“不等于不”標準，如果行為人發生了認識上的錯誤，認為被害人語言上的拒絕實際上只是一種明拒暗迎的舉動，那么這種認識錯誤并不妨礙犯罪的成立，行為人必須為自己的錯誤認識承擔刑事責任。

對“拳王”邁克?泰森（Mike Tyson）的審判就是“不等于不”標準的經典實踐。泰森被指控于1991年7月強奸了德斯雷?華盛頓（Desiree Washington）。當日，華盛頓受泰森之請，與其共同駕車游玩，途中曾與泰森親吻。次日凌晨，她與泰森一起進入泰森在旅館的套房。她們看了會電視，然后華盛頓起身去了洗手間。當她從洗手間出來的時候，泰森已脫光了衣服，并把華盛頓按倒在床上。當時，華盛頓在語言上對性行為表示拒絕，但泰森沒有理會，于是在對方的哀求聲中與她發生了性行為。出事25小時后，女方到當地一家醫院的急診室作了檢查。檢查結果表明，女方的子宮頸口上有兩處被磨損的傷痕。幾天之后，華盛頓正式向當地警察局報案：控訴泰森強奸。在審理過程中，初審法院的12名陪審員一致裁定，泰森罪名成立。上訴法院也維持了原判。

對此案件的審理，采取的就是“不等于不”標準。在泰森看來，一位年輕女子接受其邀請駕車游玩，同意親吻，并于凌晨回到旅館與其獨處本身就是對性行為表示同意的意思表示，因此在性行為發生過程中，語言上的拒絕其實只是一種象征性的反抗。但是，根據“不等于不”標準，女性在語言上的拒絕應當受到尊重，泰森的這種錯誤認識，即使是真誠的，也是不可原諒的。

“不等于不”標準其實是對行為人施加的一種特殊義務，要求行為人尊重對方語言上拒絕權。如果行為人沒有履行這種義務，比如錯誤地認為被害人語言上的拒絕是半推半就，那么他必須為這種錯誤認識付出代價。行為人應當把對方視為有理性的人，在進行性行為之前，應當有義務睜開自己的眼睛和使用自己的大腦，不要試圖讀懂對方的心，而是要給她說出自己意愿的權利。和一個沒有意圖表示的人發生性行為完全是把對方當成了客體，如果還無視對方語言上的拒絕，那行為人顯然是在已有的傷害上又添侮蔑。這種非人性的行為加深了對對方人格和自治權的否定，因此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在很長一段時間，曾有觀點認為：女性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們也不理解她們所說的。她們往往把身體反抗作為一種性刺激而且感到很享受。作為性伴侶，她們的心態是矛盾的，她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們的語言并不能真正代表自己的意思，在她們渴望性事的時候她們會說不要，她們往往會在事后撒謊誣告男方。因此對于那些認為女性“說不其實就是想要”的男性而言，懲罰他們是不公正的。

根據這種觀點，對于性行為女性根本就不具有正常的理性，她們事實上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不理解自己所說的，至少當她們說“不”的時候，更是如此。因此，女性必須表現出足夠的身體反抗才能表明自己的不同意，只有通過身體反抗才能表明女性能夠合理地理解自己的行為。

對于象征性反抗，雖然實證上調查不完全一致，但總體上，各種調查都顯示，盡管性風俗有變化，但有些女性仍然不愿意對性行為表現的過于隨便，因此象征性反抗這種現象是存在的。研究表明，造成女性象征性反抗的原因主要有三種：其一是出于對某種禁忌的擔心（inhibition-related reasons），比如說感情上、宗教上或道德上的擔心；其二是女方自己可控制的原因（manipulative reasons），比如說出于游戲的態度、或者對伴侶惱火、或者為了控制對方等原因；其三是對某種后果的擔心（practical reasons），比如害怕說同意會表現的像個蕩婦、又如對于對方感情的不確定，再如害怕會被傳播上某種疾病。

但是，在實證調查中，大部分（60.7%）女性從未有過象征性反抗。當然，我們承認象征性反抗客觀存在，但是這并不能表明女性不能理解性行為。嚴格從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的角度出發，人類的許多行為的含義都是模糊不清的，有時無法用理性來說明，然而在法律中，我們卻會認為這些行為是人類在理性的思考下做出的。從法學規范的角度，如果我們認為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是有理性的生物，那么必然要承認她們能夠理性地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性行為。對于那些有過象征性反抗的女性而言，如果她們的真實愿望是同意與男方發生性關系，那么她們事后很少會去控告男方犯罪。

一直以來，很多人都對于性侵犯的被害人表現出了一種深深的不信任，他們害怕女性撒謊、報復而使男性受到冤枉。有人認為，性侵犯的報案率至少有50%是虛假的，很多性侵犯案件都是女性出于憤怒而報復，或者是擔心未婚先孕受到社會歧視而對男性進行誣告。但是所謂“性侵犯案高的離譜的虛假控告率”鮮有實證資料予以支持。相反，在美國卻有研究表明，性侵犯罪的虛假報案率從來就被高估了，只有5%的強奸案是虛假的，而其他案件的虛假報案率則是2%，這并不比其他案件多多少。而且，如果使用女警察的話，則只有2%，最近的調查也支持2%的虛假報案率的結論。

對于性侵犯罪，“不等于不”標準具有較大的優勢。“不等于不”可以給行為人提供一個合理的警告，告訴他們自己行為過界了。它還可厘定可以接受的誘惑行為和被禁止的侵犯行為的界限。的確存在一些男性，他們真誠地相信在性行為中，男性應該積極主動，女性語言上的拒絕、哭泣甚至身體上的反抗都只是一種假象，是為了掩蓋自己急于求歡的真實意愿。但是，男人的性夢并不代表男人的性現實，女孩的性幻想也不等于她們真正的愿望。盡管有些男性日復一日的幻想女性希望被性侵，但只要他沒有將其幻想轉化為實際行為，那么這種想法就不具有可譴責性。然而，當他無視女性語言上的拒絕，在自己錯誤動機的支配下，用行動來實踐自己的幻想，那顯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同樣，對于女性而言，即使她們曾經幻想被人性侵，但只要在客觀上她們沒有將這種想法表露出來，那么她們客觀上的拒絕就要獲得法律的尊重。

我們不能以男性的幻想和偏見來要求女性，即使所有的男性都認為女性的消極反抗只是裝模做樣，這種錯誤認識也不能為法律所縱容。雖然法律不能激進地改變社會習俗，但是法律至少要在最低限度上推進男女平等的理念，實踐對基本人權的保障。法律應當倡導男性對女性的尊重，不要把女性視為純粹泄欲的工具，要把她們看成有理性有尊嚴的人。要求行為人尊重對方語言上的反抗權并非是對男性施加過多的義務，如果法律的本意真是為了保護女性的性自治權，那么沒有理由認為：為什么簡單而清楚地說“不”不足以表示女方的不同意；如果認為婦女有性自治權，那么她應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婦女想要性的時刻會說“是”，不想要時會說“不”，這些語言上的表示應當被尊重。

女性語言上的拒絕或者哭泣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告誡行為人要注意自己的行為有從誘奸變為強奸的危險，而在此時，行為人至少負有詢問的義務。這對他來說是十分方便的，因為被害人就在他旁邊，他沒有理由僅憑自己的推斷就看出對方的心思，而連問都不問。他應該確認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確，而如果他連這么容易履行的義務都無暇顧及，那么他就必須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因為他的這種錯誤會對她人造成了足夠大的傷害。因此，法律絕對不能按照“不等于是”的偏見來要求被害人，因為這會對被害人造成嚴重的傷害，法律應該讓行為人謹慎行為，行為人的錯誤應當受到懲罰。任何人都不應該從自己不當行為中獲益，否則就是對法律的污蔑，要求行為人尊重對方的語言并非過分要求，這不過是要求行為人在行為時遵守人類交往的一般規則。

總之，語言或哭泣等消極反抗也是一種合理的反抗。我們不能以男性的錯誤想法來要求女性，換句話來說，即使所有的男性都認為女性不理解性行為的意義，我們也不能以這種所謂的合理男性標準來要求女性，而只能根據女性自身的理解來評價她的反應。畢竟男女平等是法律追求的目標，即使再多的男性認可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但是也不能說在就業、勞動、薪酬、升學等社會生活中對女性進行歧視就是正當合理的。

當然，法律只是社會治理的最后手段，它無力改變人心。如果人心向往強力與操控，女性的物化就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這個世界充滿了浮華與喧囂，很多人習慣凡事追求利益與享樂的最大化，并且認為越活的像動物越自然完美，越能體現自我的價值。“他們行可憎的事，知道慚愧嗎？不然，他們毫不慚愧，也不知羞恥”。崇拜強權，縱情聲色的人既不尊重自己為人的尊嚴，更不可能尊重他人，更遑論尊重女性。尊重與知識、學問甚或淺表的善行無關，而只關乎我們是否真正認同每個人都有內在獨一無二的神圣價值。

雖然法律不能改變一切，但法律必須有所作為，至少要倡導男性對女性的尊重。“不等于不”標準亟待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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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