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天，英國出奇地炎熱干燥，這樣的天氣史無前例。5月到8月，明媚的晴空下，躲不開的廢氣煙霧里， 倫敦土地焦干，人們酷熱難耐。一開始，報紙和電視大唱贊歌，說陽光是上天的恩惠，是滋補國家的“奎寧水”。

（英國的“詛咒”是否終于被打破？）一整個冬天，小報頭版上一度全是預言不幸將至的新聞報題，令人沮喪，而太陽終于帶來了季節(jié)性的慰藉。大自然發(fā)揮了它法定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蓋過其他一切壞消息，人們找到了依據(jù)認為情況有所改善，把罷工和紛爭推到一旁不予理會。不出所料，電視節(jié)目《十點新聞》的最后一則令人振奮的信息里，“妖艷的青少年”（bright young things，又作 bright young people，最初指 20 世紀 20 年代倫敦上層社會中出現(xiàn)的一群社會名流。他們欣賞藝術(shù)，穿著華麗奇異，頻頻出入舞會派對，但  內(nèi)心充滿憂郁與絕望。當時的報紙將其生活稱為高級波希米亞風。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曾以他們?yōu)樵蛣?chuàng)作小說《邪惡的肉身》，后被改編為電影《光彩年華》）們頻頻現(xiàn)身，他們套著哈倫褲與沙灘褲，穿著比基尼上衣，戴著太陽鏡，在牛津街輕快疾走。他們沐浴在陽光里，如今只剩下陽光還能鼓舞人心。太陽如同危機之后“恬不知恥”的后記：一篇充滿熱帶風情的輕快附錄，像在說危機也可以放假。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熱浪還在持續(xù)，先前那套有關(guān)厄運與災難的神話再度占了上風，而且勢頭更加猛烈。很快，“奇跡”變?yōu)槠匠＃谌肴粘Ｉ睢? 月中旬的一個早晨，人們突然改口說這不是“奇跡”，而是一種“詭異的失調(diào)”：是大英帝國衰落的最后一個可怕而未曾意料的因素。

8 月，政府宣布這波熱浪是場旱災。供水限量，莊稼歉收，海德公園的草地在灼曬下顯出淡淡的黃赭色。末日將至，媒體上開始反復出現(xiàn)審判日的意象。人們無所顧忌地把經(jīng)濟、文化和自然現(xiàn)象混在一起討論，程度甚于往日，到最后旱災幾乎有了形而上的意義。政府任命了一位專職部長負責抗旱，自然現(xiàn)象正式成為“反常現(xiàn)象”，于是所有古老的推斷必須帶點諷刺意味，以免不合常識。8 月底，最壞的預感成真了，兩樁神話意味著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起發(fā)生：過高的氣溫威脅著本國房屋的結(jié)構(gòu)（地基正在開裂），傳統(tǒng)上堪稱種族和諧典范的諾丁山狂歡節(jié)（倫敦著名的大型嘉年華，每年8月底進行，最初是為了抗議諾丁山地區(qū)針對黑人的暴力事件。諾丁山狂歡節(jié)以加勒比地區(qū)與非洲地區(qū)文化為主題，呼吁種族平等與世界和平）發(fā)生了暴動。

這場加勒比慶典，本應蕩漾著歡快明麗的卡利普索（一種非洲—加勒比音樂風格，發(fā)源于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節(jié)奏感強，采用和聲唱法，在政治表達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音樂，人們一身異域裝扮，有色人種愉快地跳舞；然而一眨眼，歡慶莫名成了一場危險集會，憤怒的黑人青年惹來警察嚴陣以待。英國年輕黑人們成群結(jié)隊，像索韋托的黑人們（指 1976年6月16日的南非索韋托事件。當時南非種族隔離愈演愈烈，索韋托強制推行荷蘭語教育，當?shù)貙W生游行反對這一政策，警察開槍射擊，年僅13歲的黑人孩子皮特森遭到槍擊身亡）那樣銳氣逼人，全國電視節(jié)目都在轉(zhuǎn)播他們，觀眾由此聯(lián)想到另一幅驚悚畫面：另一個大陸上也是這樣“漫長而炎熱的夏天”；別的國家也爆發(fā)了這樣的沖突；其他地方的黑人也像這樣群情激憤。簡陋的垃圾桶蓋本是鋼鼓樂隊的主要樂器（由鋼鼓和鋼盤組成的樂隊稱“鋼鼓樂隊”，其中鋼鼓由55加侖汽油桶制作而成），象征著“狂歡節(jié)精神”、黑人的聰明才智與貧民區(qū)文化的韌性，可一旦白人警察拿它們當作救命盾牌，抵御憤怒的磚林礫雨，垃圾桶蓋的意義就徹底轉(zhuǎn)變，帶上了更加不祥的意味。

正是在這個奇異的末日之夏，朋克搖滾轟轟烈烈地亮相音樂媒體。在倫敦，特別是西南部國王大道附近，一種新的音樂風格日漸成形，它從所有異質(zhì)的青年文化中提取元素，并把它們?nèi)诤显谝黄稹Ｊ聦嵣希罂藳]有確切的起源。大衛(wèi)·鮑伊與華麗搖滾，美國的前朋克（雷蒙斯樂隊、心碎者樂團、伊基·波普、理查德·赫爾 [Richard Hell]），20 世紀 60 年代摩登族亞文化影響下的倫敦酒吧搖滾一派（101人樂隊 [the 101’ers]，大猩猩樂隊 [the Gorillas] 等），肯維島20世紀40年代的復興以及紹森德的節(jié)奏布魯斯音樂（興奮劑樂隊 [Dr Feelgood]，盧· 劉易斯等），北方靈魂樂，以及雷鬼樂相交織，共同滋養(yǎng)了朋克。

自然，最后的混合體難免有些不穩(wěn)定，這些元素始終都有可能脫離出去重歸源頭：華麗搖滾給朋克增添了自戀、虛無主義與性別混亂色彩；美國朋克提供了極簡主義美學——例如雷蒙斯樂隊的《笨蛋》（“Pinhead”） 或罪惡樂隊的《我好蠢》（“I Stupid”），街頭狂熱和自殘嗜好；北方靈魂樂（一種年輕工人階級間名副其實的秘密亞文化，致力于雜技舞蹈與20世紀60年代的快節(jié)奏美國靈魂樂，以維根賭場等俱樂部為中心）把地下音樂的傳統(tǒng)帶入朋克，包括快速急促的節(jié)奏、獨舞風格與安非他命；而雷鬼樂則給朋克搖滾籠罩上一層散發(fā)異域情調(diào)、彰顯禁忌身份的危險光暈，它的良知、驚懼與酷勁也注入朋克；本土的節(jié)奏布魯斯使北方靈魂樂的節(jié)奏更快，更顯粗獷，極具選擇性地挪用了早期搖滾樂遺產(chǎn)，搖滾得以回歸本色，發(fā)展出高度成熟的偶像破壞主義和英國特色。

這多種音樂傳統(tǒng)表面互不相容，卻在地下朋克中神奇地聯(lián)手，樂手們都打扮得不拘一格，在視覺上也成功再現(xiàn)了某種雜音效果。一整套行頭的各件單品被安全別針“安全地別在一起”，造就了盛名在外且相當上鏡的朋克現(xiàn)象。不出所料，1977 年，朋克現(xiàn)象為各路小報提供了轟動一時的素材，同時，也因精心破壞了社會符碼，登上嚴肅大報和高級期刊。朋克用“切割重組”（cut up）的形式回顧了戰(zhàn)后工人階級青年文化的整體服裝史，把年代完全不同的服裝元素組合在一起。飛機頭與皮夾克，麂皮厚底鞋（brothel creepers，原文直譯為“妓院爬行者”，指“二戰(zhàn)”時期的麂皮靴，厚底，在北非沙漠戰(zhàn)場中比較耐磨。戰(zhàn)后有軍人穿著厚底麂皮靴出入倫敦的聲色場所，所以被人們戲稱為“妓院爬行者”）與尖頭鞋，橡膠底帆布鞋（plimsoll，最初是航海術(shù)語，即“吃水線”。水一旦沒過橡膠底，帆布鞋就會濕，所以“plimsoll”后來代指橡膠底帆布鞋的鞋底高度）與輕型雨衣（paka macs，摩登族的短發(fā)與光頭黨的背帶褲，緊身褲與亮色襪子，伊頓公學服（bum freezers，英國俚語。最早指伊頓公學的著裝，即及腰、V 領(lǐng)、開襟。后泛指短夾克）與重型鋼靴（bovver boots，一種重型長筒靴，材質(zhì)堅硬。“bovver”是俚語，指“麻煩”，后來60年代光頭黨和流氓穿這種靴子斗毆，“bovver”也有了“街頭打群架”的含義），這些亂糟糟的物件之所以能“各得其所”而又“不合時宜”，全靠夸張的黏合劑——安全別針與塑料衣釘，以及可怕且迷人的縛帶與繩索。朋克風格是戰(zhàn)后所有主要亞文化的扭曲映射，因而尤其適合作為研究戰(zhàn)后亞文化的起點。不過，我們必須先理出這些亞文化的先后順序，才能闡釋它們的意義。

朋克這個“反常”的融合體似乎就該趕上這詭譎的夏天，在倫敦街頭一炮而紅。當時正值天啟說流行，朋克的修辭也全是天啟論調(diào)，老一套危機與突變的意象。事實上，就連朋克的神顯也糅雜著不同傳統(tǒng)，雷鬼與搖滾兩種迥異的語言別扭而不安分地交匯了。頂著雞窩頭的朋克青年漸漸聚在國王路的一角，混跡在那家名為“性”的時裝店（“西太后”薇薇安·韋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與后來性手槍樂隊經(jīng)紀人馬爾科姆·麥克拉倫[Malcolm McLaren]合開的時裝店，位于國王路430號），這個街區(qū)有個十分貼切的名字——“世界盡頭”；大衛(wèi)·鮑伊的《鉆石狗》（“Diamond Dog”）風靡一時；“究極變異形態(tài)的類人”（super-alienated humanoid）大受歡迎，并不知怎的撞上了雷鬼的“審判日”，與雷鬼樂推翻 “巴比倫”和終結(jié)異化的理想不謀而合。

這便是朋克獨有的第一個矛盾性：雖然它表面上融合了各種末日啟示，但這些啟示在源頭上卻是相互對立的。大衛(wèi)·鮑伊和紐約的朋克樂隊從諸多公認的“藝術(shù)”流派（例如先鋒文學派和地下電影）中汲取資源，發(fā)展出一種自覺褻神的終極美學。美國朋克、前藝術(shù)系學生帕蒂·史密斯聲稱自己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型詩歌流派——“搖滾詩歌”，她在表演中朗誦蘭波與威廉·巴勒斯的詩歌。鮑伊也受巴勒斯影響，借鑒他著名的將隨機并置的片段切割重組的寫作技巧，來“創(chuàng)作”歌詞。理查德·赫爾借鑒了洛特雷阿蒙和于斯曼的著作。至于英國朋克樂隊，成員則一般是更年輕、更具階級意識的無產(chǎn)階級，很多人對文學一無所知，但不管怎樣，文學傳統(tǒng)也牢牢嵌入了英國的朋克美學之中，盡管不太明顯。受美國的安迪·沃霍爾和韋恩·康提，以及英國藝術(shù)學校的校園樂隊（例如誰人樂隊和沖撞樂隊）的影響，英國朋克音樂也與地下電影和前衛(wèi)藝術(shù)建立了聯(lián)系。

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這些趨勢逐漸發(fā)展成熟，匯成一股虛無主義美學。在對搖滾文化感興趣的人群中，這種美學連同其特有的關(guān)注焦點（多樣且故意反傳統(tǒng)的性行為、極端個人主義、破碎的自我意識，等等）引發(fā)了諸多爭議。從電影《迷幻演出》中的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英國搖滾樂手，滾石樂團創(chuàng)始成員之一，1962 年開始擔任樂團主唱至今，也曾作為演員、制片人和作曲人參與多部電影的制作）到“瘦白公爵”鮑伊， “沉醉在自己的歌劇中的”花花公子的幽靈在搖滾樂中揮之不去，用伊恩·泰勒和戴夫·沃爾的話來說，（搖滾樂）是青年異化的反噬過程，朋克樂則是這種反噬的最新階段。異化幾乎成為朋克肉眼可見的特性，仿佛可以被握在手中。在相機面前，朋克是“空無”，他們面無表情（任何朋克團體的照片都是如此），一言不發(fā)，也拒絕擺造型。朋克的唯我論、神經(jīng)官能癥和扮裝癖都源于搖滾樂。但幾乎在搖滾樂的每次轉(zhuǎn)向中，褻神美學都會遭到另一種音樂形式的義憤抵制，這種音樂形式便是雷鬼樂。雷鬼樂是朋克多樣影響來源的另一極。早在 1977 年，“性與反叛者”時裝店的知名朋克店員喬丹就在當年5月7日的《新音樂快遞》上明確表態(tài)：比起“新浪潮”，自己更愛雷鬼樂，“只有這一種音樂響起的時候，我們（即喬丹與約翰尼·羅滕）會跟著跳舞”。雖然羅滕一直說朋克和雷鬼是兩種相對獨立的音樂類型，但在1977年的一系列采訪中他卻對艱澀的雷鬼樂如數(shù)家珍。在朋克團體中，沖撞樂隊最明顯受到雷鬼的影響，他們不僅汲取了雷鬼音樂資源，還借鑒了牙買加黑人街頭風格的視覺符號。很多團員在不同時期會穿上印著加勒比傳奇的“DUB”和“HEAVY MANNERS”（牙買加雷鬼音樂制作人 Prince Far I 的一首歌）字樣的卡其色戰(zhàn)斗服、修身“工裝”長褲、黑色粗皮鞋和“一腳蹬”，甚至戴上豬肉餡餅帽（因帽冠跟餡餅形似而得名的紳士帽）。在絲網(wǎng)印刷的諾丁山騷亂舞臺背景下，沖撞樂隊演奏了《白色暴亂》（“White Riot”），這首歌的靈感便是 1976 年諾丁山狂歡節(jié)。后來他們與一支雷鬼迪斯科樂隊一起巡演，這支樂隊的管理人唐·萊茨是一位黑人拉斯塔法里DJ，他在位于科芬園（Covent Garden）的羅克西夜店

（Roxy Club）工作時，拍攝了紀錄片《朋克》。

本文節(jié)選自《亞文化: 風格的意義》，[英]迪克·赫伯迪格著，修丁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