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漢學家恒慕義（Arthur W. Hummel，1884-1975）對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的譯介，一直為中國學術界所關注。譬如，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顧鈞老師就曾專門撰寫文章詳盡梳理此中經過。究其原因，一方面《古史辨》的出版不僅是中國近現代歷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其影響持續且深遠，而外國學者的積極評價對顧頡剛是一種莫大的鼓勵；另一方面，對該書的節譯對恒慕義本人更是意義重大，他憑借譯文——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being the preface to a symposium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ku shih pien）獲得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博士學位，1931年此文作為該校漢學研究書系（Sinica Leidensia）第一種正式出版，并由此確立其漢學家的地位。

恒慕義對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的譯介

顧鈞老師在其大作《顧頡剛與美國漢學家的交往》中寫道：“從日記中我們可以知道，顧頡剛曾就《自序》的翻譯給恒慕義寫過信，但這些信件均沒有收入已經出版的《顧頡剛書信集》（中華書局2011年版），估計在多次動蕩中已經丟失，這是十分可惜的，否則我們可以知道兩人交往的更多細節。”（《國際漢學》，2015年第3期，147頁）此說并不十分準確，美國藏有恒慕義較為大宗檔案者有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為搜集袁同禮先生的史料，筆者數年前曾聯系以上三家學術機構并申請掃描可能與之相關的文件。哈佛大學圖書館特藏中有恒慕義的部分檔案（Arthur W. Hummel, Sr.'s archives, box 2），其中保存了1928年2月2日顧頡剛致恒慕義的信，該信與翻譯《古史辨》密切相關，查《顧頡剛書信集》《顧頡剛全集補遺》（中華書局2021年版）的確均未能收錄?，F特將信文轉錄，供學界利用，其中標點格式遵照原樣。

貞文先生：

不通信者近一年，知道先生已回美國了。想起居安好，為念。我去年從廈門到廣州，在中山大學里創辦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因為兼在文科里教書，又在圖書館里管理中國書，事情忙得很。心里想作的文字，沒有一篇是作成的?，F在寄上我們出版的兩種周刊，請先生批評。

前天接到馮友蘭先生來信，知道先生要把我的古史辨翻為英文本。先生的好意，我感激得很。只是我的書不過是些零碎材料，未經編成系統，譯出來后，歐美人高興看嗎？我的意思，最好請先生選了譯，錯誤的和不重要的地方就可不譯，總要使得歐美人看了懂，看了有興味，不必保存原書的形式。先生如果贊成這個意思，請先生隨意譯，就是把它縮成小冊子也無不可。

先生要求我勿許他人再譯英文，自當照辦。版稅一事，隨先生定好了，我決不計較。

古史辨的自序中有兩處錯誤，今另紙寫出，請改正。

古史辨第二、三冊的稿子已豫備好，因為廣東印刷不好，所以沒有印。今年暑假當回北京，屆時便都可出版了。

我們的兩種周刊，如有人要，請寫信告我，當即寄贈。

敬祝安好！

顧頡剛上

十七年二月二日

自序十九頁十三行

“現圣會”當作“賢圣會”。五方賢圣即五道神，是巡查五方的神道。賢圣會是迎五道神的賽會。

又七十一頁十三行

“閻羅”系“閻魔羅社”（Yama-raja）之縮寫，不因“尼羅河”（Nile）來。

這一段中須刪去幾句。

1928年2月2日顧頡剛致恒慕義的信

此信被顧頡剛記在2月1日，日記原文為“與恒慕義書，勸其節譯《古史辨》，因零碎材料或為歐美人士所不易理解也”（《顧頡剛日記》第2卷，130頁）。由信文字跡推斷，該信應為他人謄抄，字跡甚為工整，想來為了使恒慕義閱讀方便顧頡剛特請人將2月1日原稿抄錄一遍，但落款處及補語則為其親筆書寫，為了表明真實性，還特意鈐了名章?！扒疤旖拥今T友蘭先生來信”，在顧頡剛日記中記于1月28日，原文作“芝生來信，謂恒慕義君回美國后，擬將《古史辨》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顧頡剛日記》第2卷，128頁）。“貞文”即恒慕義的中文表字，顧頡剛在其1925年日記結尾處的通訊錄中，便標記了恒慕義的英文名和中文字號（《顧頡剛日記》第2卷，698、701-702頁）；“兩種周刊”應指《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和《民俗（周刊）》，均于1927年11月創刊，前者原題名為《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后者原題名為《民間文藝》；Yama-raja應為對梵語?????的轉寫。

顧頡剛在信中提及的兩處錯誤，恒慕義則并未在譯文中予以訂正，仍按照《古史辨》第一冊原貌。第一處原文為“在十五歲的時候，有一種賽會，喚做現圣會，從鄉間出發到省城，這會要二十年一舉”，譯作When I was fifteen years of age, there took place in our community a religious festival which was held only once in twenty years and was called Hsien Shêng Hui，并加腳注“現圣會one of many folk gatherings in which different villages, guilds, and religious societies compete,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community”。第二處原文為“但閻羅王也不是印度所固有，乃是受的埃及的影響。閻羅王大約即是尼羅河（Nile）之神烏悉立斯（Osiris）”，譯作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Yen Lo was not originally an Indian divinity, but was derived from Egypt – probably from the Egyptian Osiris who flourished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Nile，并加腳注“閻羅, the Hindu Yama”。這種照舊的譯法，則著實令人費解，因該信前后五頁均被完整保留至今，并無遺漏補語的可能；而且此信寫于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正式出版前三年，恒慕義在收到信件后有充足的時間調整譯稿。筆者認為較為可能的緣由是，恒慕義希望保留《古史辨》的原貌，即與中文本保持絕對一致。

顧頡剛信中提及的第一處錯誤

顧頡剛信中提及的第二處錯誤

但無論怎樣，這份信的留存對今人了解顧頡剛就《古史辨》外譯一事的態度提供了寶貴的原始材料，更為進一步搜集顧頡剛的佚信提供了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