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我的生活，我不需要為它貼金

1908年的帕斯捷爾納克

1949年，因為智利國內政變而流亡的聶魯達來到了蘇聯。他在回憶錄《我曾歷盡滄桑》里說，作家們在莫斯科永遠情緒激昂，無休止地辯論，而他們共同推崇的本國第一流詩人有兩位：帕斯捷爾納克和馬雅可夫斯基。就馬雅可夫斯基，聶魯達說，他是一個“聲若洪鐘、面如銅鑄、心胸開闊的大眾詩人……迎著政治詩的難題勇往直前”，那時馬氏早已不在人世（1930自殺），聶魯達卻寫得仿佛與他親切會面過了一般。而帕斯捷爾納克，在聶魯達的敘述中，跟馬氏恰成對比：

“帕斯捷爾納克是個觀念遲暮的偉大詩人，思想上形而上學，政治上是個正派的知識分子，對于自己祖國的改造，并不比一個有見識的教堂司事看得更遠。”

“觀念遲暮”，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評價帕氏。他遲暮在哪里？在1912年，俄國先鋒文藝的興起之年，二十歲出頭的他是弄潮兒，這樣的人，過了三十多年后成為公認的大師巨匠，此種情況可不多見，因為文藝先鋒除非早逝，不然日后很容易成為新潮流、新人類攻擊的靶子。然而，聶魯達在這里說的“觀念”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對帕氏的詩歌成就，他以“偉大”評價，絕無半點保留。他說，很多最嚴苛地批評帕氏的一成不變的政治觀點的人，也都當著他——聶魯達的面背誦過帕氏的詩。

他的說法引起了我重新翻開《日瓦戈醫生》的興趣。

1949年，帕斯捷爾納克可能還沒有動筆寫這本小說，可能仍然在心中醞釀——他仍是個詩人，而非小說家。八年后，在這本書的手稿被西方出版商得到并出版，于東西方掀起巨大的浪潮時，他也順理成章獲得195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我回想書中的情節，便懂得像聶魯達這樣一位誠摯堅定的左派人士，是一定會覺得帕氏“觀念遲暮”的，這部小說的基本思想，就是對蘇聯這一新事物、新時代的懷疑，書中的尤里·日瓦戈是舊俄時代精英教育的產物，是那個先進的歐化俄國的價值的守護者。在書中日瓦戈的詩作（當然也是帕斯捷爾納克自己所寫）中，就有《哈姆雷特》這種以西方文化“原型人物”為主題的作品。

當沙俄掉進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泥坑，日瓦戈也當上了俄國軍隊的軍醫，他眼見國內的動蕩，看到革命思想的傳播掀起的民眾狂熱，十月革命之后，他見識了紅軍白軍混戰時的殺戮，覺得這一切都不該有。即便在小說中，民眾的狂熱反噬了革命隊伍自身，即便紅軍的內部斗爭害死了忠誠的紅軍將領，他對受害的個體也不感到幸災樂禍，而是心有悲憫。

悲憫心，當然是一個文化人的可貴品質，但在那個裹挾一切的時代風習里，一個人要么進步，要么保守，沒有第三條路可走，遲疑不決黯然傷懷，這都是保守的表現，意味著他不能接受變化，不能接受舊制度的崩潰、舊思想的瓦解、舊情感在大眾之中的漸漸退卻，他選擇沉浸到他最愛的詩歌和哲思中，作為對昔日好時光的憂傷的回憶和依戀。

不過，回看《日瓦戈醫生》，我還發現了一個之前忽略了的保守點。它出現在小說的第四章里，在米沙·戈爾頓說的一段話中。

戈爾頓是日瓦戈自幼的好友，受過良好的教育。戰爭爆發后，戈爾頓也入伍，一度和日瓦戈重聚，經常深入談話。他們常常乘馬車經過一個個國內的村莊，見識亂世的各種面貌。有一次看到一個年輕的哥薩克，當著圍觀的眾人作弄一個白胡子猶太老頭，哥薩克丟出一個銅幣，老頭接不住，只好彎腰去地上撿，哥薩克便揍了他的屁股一下，引得眾人哄笑。這個場景，在近百年俄國境內的反猶活動里，只算是一滴平平無奇的小浪花，猶太人在分布廣闊的俄國農村里一向就是被取笑、被排斥的對象。

日瓦戈和戈爾頓，就此展開了一番知識分子的議論。戈爾頓說，那個哥薩克該打耳刮子，欺負人的人道德敗壞，沒有寬恕的理由。但是話說回來，具體到猶太人，為何總是他們被欺負？“一講道理，就會發現道理在另外一方面……”戈爾頓說。他講，猶太人按照他們自己的宗教的說法，有個救世主——彌賽亞——將來要降臨，拯救他們，可是這個彌賽亞正是耶穌，耶穌來到世間，帶來了基督教，猶太人卻又不承認。

“他們為什么會無視這個如此高尚、如此偉大的人物？怎么能設想，和這樣一個有影響的神奇人物在一起，他們會學不到他的精神？”

在基督教社會，猶太人的日子不好過，但縱然到處被基督徒排擠，他們還是死死保持自己獨特的宗教—民族屬性，絕大多數人都不肯改變信仰，而選擇忍受被迫害的痛苦，他們的忍受，加上他們同族聚居、繁衍并堅持維護一套古老的文化生活習俗，又引來了更激烈的敵意，基督教世界里的大多數人（甚至未必是信仰明確的基督徒）都會視他們為可笑又可恨的異類。所謂反猶，就是這么一種復雜微妙的心理—政治現象。

按說受苦是激發同情的，但戈爾頓問：“誰需要他們這種自愿的受苦受難，誰需要他們世世代代受嘲笑，誰需要那么多有靈魂、有感情的無辜老人、婦女和兒童流血？……”他的結論是，猶太人早就應該改信基督教了，這樣他們就不必死死抱團做少數人，而可以融入到“大家”之中。對戈爾頓的話，書中的日瓦戈沒有回答。盡管《日瓦戈醫生》被西方世界看做一本持不同政見小說，可是戈爾頓的這個觀點，實實在在地是和俄蘇官方半個世紀以來在猶太人問題上的態度相一致的。

帕斯捷爾納克本人是猶太人，那么戈爾頓的觀點代表他的態度嗎？不明確。但無疑問的是，帕斯捷爾納克一直是試圖不得罪蘇聯政府的，他能在三四十年代保持住一個連官方文人都一致公認的第一流詩人的地位，就絕不可能明確發出任何忤逆性的言論。另外兩位和他基本同齡的俄國猶太文化人，小說家伊薩克·巴別爾（1894年出生），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1891年出生），他們的命運都是血淋淋的悲劇：他們的作品里桀驁的鋒芒得罪了最高領袖，抑或得罪了那些代理最高領袖的意志的人。1938年，曼德爾施塔姆死于流放地，1940年1月，巴別爾被捕遭槍殺。

即便拍入獄照都高昂著下巴的曼德爾施塔姆

探究1890年代以來，俄國猶太文化人的命運分歧，是個特別有意義的題目。在寫到巴別爾的時候，我提到他的《敖德薩故事》，那本書明顯地告訴我們，“猶太”在巴別爾生長的敖德薩是個重大的問題，那座黑海城市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當地猶太人在19世紀的活躍。巴別爾用暴力美學之筆寫下了《我的鴿子窩的歷史》等等小短篇里，展示了猶太人如何抱團，如何守猶太人的律法，如何為自己的年輕人在學業成績上橫掃不可一世的同班俄國佬而慶賀，這些情形，在《日瓦戈醫生》里的戈爾頓看來，正是猶太人頑固不化的寫照：他認為，他們的驕傲、愚頑、故步自封，拒不融入基督教大家庭，是導致他們自己受迫害的根源。

正因為來自一個猶太民族意識強烈的地方，巴別爾才全力地想要躋身正牌的俄國文人圈之中，猶太身份和俄羅斯身份在他身上激烈碰撞。可是帕斯捷爾納克是什么情況？同為猶太人，猶太人身份在他的成長中從未成為過問題。

他回憶青少年時代的《安全保護證》一書，看上去跟《敖德薩故事》分屬兩個生活和感知的空間里，哪怕標點符號都沒有一個是相同的。巴別爾是富于感官的，對毆打、性欲、殺戮之事有所迷戀，帕斯捷爾納克是沉思的，像個目光深邃、呼吸深長的哲人。他是一個藝術家家庭的孩子，父親列昂尼德，是名聲在外的畫家，跟列夫·托爾斯泰家族有私交，給托爾斯泰的小說畫過插圖；母親在學識上毫不亞于父親，還彈得一手好鋼琴。在他十來歲的時候，每個星期，他都要坐著一輛擁擠的馬車，穿過莫斯科著名的阿爾巴特大街，前往格拉佐夫斯基巷。那里，住著他父親的朋友——亞歷山大·斯克里亞賓。父親讓他跟著斯克里亞賓這位純正的俄羅斯鋼琴家學音樂，一學就是六年，以至于他一生的創作都具有音樂性；他不僅接受了作曲和演奏訓練，而且借助音樂性來感知新時代的節奏。

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和兒子鮑里斯

另一個深深烙在他的作品里的印記就是哲學。《日瓦戈醫生》里，日瓦戈最親密的長輩——他的舅舅尼古拉，正是一個自由派的哲學家，書中對他的評價，堪稱對一個知識分子最高的贊美：和日瓦戈不幸早逝的媽媽一樣，尼古拉舅舅崇尚自由，“對自己不習慣的東西不抱任何成見。”“他懷著同一切人平等相處的高尚感情。他也像她一樣，對一切事一眼就能看穿，并且善于用最初想到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

帕斯捷爾納克最后放棄了音樂事業，1912年他到德國馬堡去進修了半年哲學。《安全保護證》前半部分有不少段落，都像出自一名矯揉造作的青年學子之手，例如：

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的畫作，畫的是愛因斯坦嗎？

“讀者喜歡纏綿的情節、驚心動魄的事件，他把歷史看成為永不終結的故事，很難說他是否希望歷史有個合理的結局。他慣常散步的地方就是他最中意的地方。他總是沉浸在人生的序言和導言里，而對我來說，當他傾向于總結歸納時，人生才充分展現出來。在我的理解中，歷史的內在分段是以在劫難逃的死亡形象呈現出來的，這且不說，在生活中也一樣，當食物一部分一部分地被煮熟了，而我飽餐一頓整體的食物之后，當飽滿的感受得以充分呈現出來的時候，整個的我才有了生機。”

反復念了許多遍后，我相信這番話純屬故弄玄虛。他想說的不就是——人生只有充分活過才能看清，一頓飯只有在吃飽時才算……吃飽了？

他在哲學上也沒什么天分，不然他也不會只進修了半年。但是，長輩和老師們給他提供了一個太過開明的環境，讓他的智力自我得以充分成長。他可以自負，也可以自我懷疑，可以放縱也可以羞澀，可以自行加入一個想要嘗試的文藝領域，也可以退出。在猶太人巴別爾的敖德薩世界里，樂器是每個猶太孩子必須要會的，每個猶太父親都有責任培養孩子的音樂細胞，所以《敖德薩故事》里的小主人公討厭音樂，被暴怒的父親責罵、追打，躲在廁所里瑟瑟發抖；而猶太人帕斯捷爾納克，在毫無壓力的情況下，得到世界級鋼琴家的親手點撥、欣賞和鼓勵。不僅如此，《安全保護證》中寫道，有一次帕斯捷爾納克因為陷入技藝的瓶頸而抱怨說，自己缺少一個作曲家的“絕對聽覺”，斯克里亞賓回答：

”誰有‘絕對聽覺’？瓦格納有嗎？柴可夫斯基有嗎？你要知道，或許一個普通的鋼琴調音師，都比作曲家更具有絕對聽覺。”

這是多么開明睿智的回答。所以，許多俄國猶太人固有的那種邊緣意識，那種必須和“自己人”抱團的緊張感，乃至父輩施加的望子成龍的壓力，在帕斯捷爾納克這里幾乎不存在。他懷著對父輩的感念，懷著對自己缺乏音樂細胞和哲學天分的愧疚，逐漸摸到了寫詩的門檻。1915年是一個關鍵之年，43歲的斯克里亞賓溘然長逝，而就是那年，帕斯捷爾納克，在他的詩歌共同體的協助下，印出了他的第一部詩集《云霧中的雙子星座》。我相信，斯克里亞賓的逝世，讓他看到了自己的使命所在。

音樂、哲學、詩歌，這些都是“安全保護證”，為他注入高級的、超越性的氣質。“生活，我的姐妹，就在今天/它依然像春雨遍灑人間/但飾金佩玉的人們高傲地抱怨，/并且像麥田里的蛇斯斯文文地咬人”——當1917年，他把他的這首《生活，我的姐妹》送給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的時候，他把眼前這個人視為自己詩歌的引路人。馬雅科夫斯基比他還小三歲，卻已經是萬人矚目的詩壇偶像了，他長發蓬松，漂亮，機靈，身材修長，還有著鐵一般的自制力。那些比我有才的人比我還勤奮——當年的帕斯捷爾納克一定是這么想的。

馬雅可夫斯基

過了十多年，《云霧中的雙子星座》里的詩歌，同《安全保護證》這本1930年完成的回憶錄一起，都被他拋棄了。他不愿意重讀，也不希望任何人再提起它。他說，那都是矯揉造作的成果：我們那些人，就喜歡把宇宙學的深奧學問拉進詩歌里，給自己取一個貌似高瞻遠矚的書名；我們感覺自己是在做一些前無古人的工作。那些詩，我當時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有時把剛剛扔掉的詩稿又撿回來，重新展讀；我陶醉其中，常常為自己的認真而熱淚盈眶。有人警告我說，將來你要悔其少作的，這話后來果然應驗。

馬雅可夫斯基正是在1930年4月14日舉槍自殺的。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年份。三四十年代，帕斯捷爾納克的詩發表得不多，而且質量平平；他完全退出了創作一線，沒有什么耀眼的作品，可是諷刺的是，他的地位卻穩固了起來。他一向是個疏離于政治的人，托庇于“藝術”這張保護證明，他得到一種資格，始終站到時代之外來詠唱它的精神，就像一個負責現場轉播的攝影師，能夠在萬眾矚目的舞臺上進進出出而不招人厭煩。如今他依然如此，可是他要打起精神，去寫一些歌頌新生活、新制度的詩歌；名聲讓他內心不安——倒不是覺得受之有愧，而是他很清楚，藝術的保護力已經很薄弱了，如今能夠保護他的是主動的渾渾噩噩。

聶魯達在蘇聯

1949年，敏銳的聶魯達在訪蘇時看透了這一點，他沒有見到帕斯捷爾納克，但只需聽別人向他背誦帕氏詩歌，他就看到了這位詩人是被“供”起來的，他了不起的詩篇并不被真正需要。聶魯達贊揚了馬雅可夫斯基的“進步”，說他勇于去挑戰高難度的政治詩，可是他沒有談論他的自殺。

帕斯捷爾納克在1956年寫成的回憶散文《人與事》，讀起來比《安全保護證》的確成熟許多。書中再次寫到了馬雅可夫斯基。我把此書的最后兩段話摘錄于此，在我看來，這是帕斯捷爾納克的高光時刻：

“關于時代，有兩句名言。生活越來越好，生活越來越愉快，還有馬雅可夫斯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時代最優秀的最天才的詩人。第二句話使我親自寫了信，感謝這句話的作者，因為這兩句話使我擺脫了對我的作用的吹捧，而這吹捧出現在三十年代，出現在作家代表大會召開前的時期。我愛我的生活，并滿足于這種生活。我不需要為它貼金。我不能設想沒有秘密的生活，不為人所注意的生活，我也不能設想展覽櫥窗的玻璃后的生活。

“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強行推廣，如同葉卡捷琳娜時代他推廣馬鈴薯。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這次死，責任不在于他。”

本文系原創

首發《萌芽》

圖片來自網絡

原標題：《看人 | 我愛我的生活，我不需要為它貼金》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