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寫什么呢？

況周頤認為：“作詞不拘說何物事，但能句中有意即佳。”

這就是說詞的題材不應該有什么特別的規定性。

王國維則認為：“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

從文學繼承性上看，唐五代文人詞的主題材是“文酒花妓”，民間詞雖“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但僅就王重民所輯《敦煌曲子詞集》看，以妓女生活和男女私情為題材的亦有40％左右，宋詞就是在此文學傳統下起步的。

從社會背景上看，宋太祖黃袍加身之后采取了杯酒釋兵權的手段，軟化武人，鼓勵他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宋代對文人也極為優待，“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游息之地”。

錢惟演“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刬襪，步于莎上，傳唱《踏莎行》”。

晏殊“未嘗一日不燕飲……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

宋代士大夫多蓄家伎，她們往往是年輕美貌、有一種或數種技藝的女子，常常要在酒席宴前奏技侑觴。

陸友仁《硯北雜志》（卷下）載范成大贈青衣小紅給姜夔之事，故姜夔有詩句曰：“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

宋代又有專門為官僚們佐酒的官伎。即使是沉寂無聊的文人也可出入于青樓妓館，北宋的汴都、南宋的臨安都有許多這種溫柔之鄉。

所以，美人醇酒成為宋詞的重要題材是必然的。詞是美人唱的，唱的目的是佐酒侑觴，這樣，詞、美人、酒就形成了三位一體、密不可分的關系。

美人題材的處理有以下幾種方式：

工于摹繪，不將詞人自我的愛戀摻入

蘇軾的詞在寫營伎、家伎時盡管也工于摹寫她們的美麗動人，但總是采取了一定的矜持態度。

無論是贈王詵侍人的《人嬌》“滿院桃花”，還是贈徐君猷家伎的三首《減字木蘭花》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其《滿庭芳》“香叆雕盤”寫美人云：“膩玉圓搓素頸，藕絲嫩、新織仙裳。雙歌罷，虛檐轉月，余韻尚悠飏。”

這是既寫色又寫藝。下片則更有“十指露，春筍纖長”的動人描寫，又有“坐中狂客，惱亂愁腸”的側面描寫。

但全部的描寫歸結到“主人情重”幾個字上，則完全阻斷了詞人與美人的情感對流。

由于這類詞不引入詞人的情感，所以，其發展到極致則將人降而為人的某一部位或肢體。

周邦彥《看花回》“秀色芳容明眸”專詠眼，而劉過的《沁園春》“銷薄春冰”專詠美人的指甲，《沁園春》“洛浦凌波”專詠美人的足。

詠指甲以“銷薄春冰，碾輕寒玉”為喻，詠足則以“似一鉤新月，淺碧籠云”為喻，有了這兩個精妙的比喻，下面指甲和足的動態展示就有了依托，所詠之對象便了然在目。

難怪張炎評其為“亦自工麗”，陶宗儀贊之曰：“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詠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

在詞中直接寫男女之戀情

張先《行香子》“舞雪歌云”中有曰“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人皆稱之“張三中”，則無非言男女之情而已。

歐陽修的《南歌子》“鳳髻金泥帶”亦是戀情詞，詞中女主人公一會兒“走來窗下笑相扶”，一會兒又問“畫眉深淺入時無”，一會兒“弄筆偎人久”，一會又“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于飛之樂，盡在諸問答與行動中得到顯現。

甚至像司馬光那樣的“高才全德”者也寫出了“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西江月》）的詞句。

當然，寫男女之愛有時也未必是生活的真實記錄，這種詞有時更耐人尋味：晏幾道“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鷓鴣天》），只是夢中的風流，蘇軾“墻外行人”與“墻里佳人”的“多情”與“無情”更是莫名其妙的煩惱。

最有趣的是姜夔的《鷓鴣天》“京洛風流絕代人”，只是記其“所見”而已，卻無端生出“與誰同度可憐春，鴛鴦獨宿何曾慣”的發問，這還不夠，又欲將自己“化作西樓一縷云”永相追隨，真是意念中的一晌貪歡。

表現男女愛情題材的最杰出的代表是柳永，他的男女之間的泛愛之情在詞中展示得特別突出，甚至他以傾訴這種普泛的愛情作為獲得心靈寧靜的手段。

他總是在詞中與英英、蟲蟲、秀香、瑤卿這些“名花”、“少年佳人”形成直接的情感對流。在這種對流中，他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的心靈之舟得以暫時停泊于溫柔之鄉的港灣。

即使是別離，也是美麗的感傷；即使是在行役中，無言的追憶也是有所歸宿的凄涼；即使是千里寄來的“小詩長簡”，也得似“頻見千嬌面”，賽過那名題金榜。

雖然，他終究還是要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普通讀書人一樣，身奔于喧競之場，心系于名鎖利韁，但是，到了心力交瘁的時候，他又能在追悔中咀嚼倚紅偎翠的時光，在咀嚼中將痛苦消解和釋放。

他既是“奉旨填詞”的職業詞人，實際上也更是以倚紅偎翠為事業的“白衣卿相”。

男女之戀情在詞中的表現以離情別恨最為膾炙人口，張炎云：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矧情至于離，則哀怨必至。茍能調感愴于融會中，斯為得矣。白石（姜夔）《琵琶仙》云：“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 又還是宮燭分煙，奈愁里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榆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為玉尊、起舞回雪。想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觀）《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后，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弦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煉，得言外意。有如“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為絕唱。

我們認為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之送別與秦觀《八六子》、姜夔《琵琶仙》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乃是詩言男子與男子的別情，而后二首詞言男女之別情。唯女性之情感細膩曲折，入人愈深，這也是宋詞主要的魅力所在。

借男女戀情托喻

男女私情是詞的最主要的題材之一，但是，情感的需要往往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封建士大夫，忠君愛國是他們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感情需求。

屈原忠而被謗，創造了以男女私情喻君臣之義的最優秀的作品《離騷》，而宋代詞人的政治苦痛也往往借艷情的外殼來承載。

周濟《宋四家詞選》評秦觀“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情”，但是，從具體作品看，卻看不到屈原那種清晰的政治悲劇的脈絡，所以，實在沒有辦法說清楚他是怎樣“打并”的。

秦觀的戀情詞約占其全部作品的一半，其中如《南歌子·贈陶心兒》《一叢花》“年時今夜見師師”等都是與具體可考的妓女之間的交往有關的，很難說有多少寄托。

陳廷焯評秦觀《滿庭芳》“山抹微云”等詞說：“少游《滿庭芳》諸闋，大半被放后作，戀戀故國，不勝熱中，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

但這種推測與猜想迄今尚無更多的文本以資證明。我們認為所謂“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情”，并不一定落實到個別作品甚至個別字句，而應從整體來看，秦觀寫艷情的痛苦所激發的崇高之美就是他政治生活中痛苦體驗的美學顯現。

《河傳》的一段艷遇，因可惡的“東風”而把美好的姻緣化為泡影；《夢揚州》的“佳會阻”、《品令》中的“人前強、不欲相沾識”，也都是外在的力量妨礙了兩情的相洽。

《減字木蘭花》追憶那場“天涯舊恨”則“黛蛾長斂，任是東風吹不展，因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無論是愛情方面，還是政治方面，痛苦都是相通的，它是產生于人類心靈并能感覺到的最強有力的情感，它是崇高的本源。

有一種說法說是詞至南宋而深，艷情詞到南宋也一樣增加了更多的寄托。陸淞生當南宋之初，其《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一首借兒女私情寫他對汴京盛時的無限思念，或以為乃“刺時之言”。

無論是姜夔還是吳文英，寫的戀情詞總是如霧里看花，隔著一層，耐人尋味不盡。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就是最明顯的以男女之情言君臣際遇的例子。但由于意大于情，意淹沒了情，所以情的層面反而疏淡了。

美人與酒，本是緊相聯系著成為詞的題材的。如晏幾道《鷓鴣天》，在《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余》中題為“酒”，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詞》題為“詠酒”，但此詞的起句便是“彩袖殷勤捧玉鐘”，可見“彩袖”與“玉鐘”是不可分的。

而陳廷焯謂其下半闋“曲折深婉，自有艷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如此看來，這首詞是定為詠酒題材還是定為詠男女艷情題材也是頗可爭議的。又如周邦彥《意難忘》，在《分類集注周美成〈片玉集〉》中題作“美詠”，但詞中“勸酒持觴”、“拚劇飲淋浪”等語又是有關飲酒的，所以，亦被收入周氏《酒詞》之中。

當然，美酒、宴飲作為一種獨立的題材，自然又有不同于美人、艷情題材的地方。魏晉六朝的阮籍、劉伶、陶淵明皆以酒文學而為人所知，唐李白的詩更是酒神精神的形象展示。

不過，詞中以酒為題材的作品最初卻缺少詩中的曠達精神和昂揚氣概。

韋莊《菩薩蠻》“勸君今夜須沉醉”就算比較曠達一些了，從文字上看，“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頗似曹操《短歌行》，但其總的格調卻是軟媚的。

而柳永“金蕉葉泛金波齊，未更闌、已盡狂醉”（《金蕉葉》），晏殊“有酒且醉瑤觥，更何妨、檀板新聲”（《相思兒令》），歐陽修“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玉樓春》），此等詞中酒只純粹是享樂的象征，不存在什么酒中的思考與精神狂放的張揚。

乃至王琪在江南濃香的酒味中“醉臥春風深巷里”仍不滿足，又要“曉尋香旆小橋東”（《望江南》），倒與陳后主君臣的詩頗為相類。

蘇軾曾自言飲酒不如人，但詞史上在酒中寫出警世、感悟的主旨，或借酒力張揚詞人個性的做法，到了蘇軾才大量出現。蘇軾《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并不滿足于在反反復復的“醒”與“醉”中沉淪，而要去思考“此身”的真實價值之所在。

南宋詞人辛棄疾有詞句曰“我醉狂吟”（《沁園春·答楊世表》），他的詞正可用此句來概括，他是詞中的李白。

如果說蘇軾“酒酣胸膽尚開張”（《江城子·密州出獵》）尚是偶爾為之的“聊發少年狂”，而辛棄疾則時常與朋友、同道“把酒長亭說”（《賀新郎》），“醉里挑燈看劍”（《破陣子》）。他作于慶元二年（1196）的兩首《沁園春》竟以詞人與酒的對話組成。

其一序曰：“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仿佛酒杯是施事者，自己反是受事者。詞中且言“更憑歌舞為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又仿佛酒真是罪不容赦。但是，有意思的是詞的結句云：“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之亦來’。”酒與詞人達成的默契簡直匪夷所思。

其二序云：“城中諸公載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為解，遂破戒一醉。”詞中贊羨“醉眠陶令，終全至樂”，否定“獨醒屈子”，以為其“未免沉菑”，是醉中的清醒之語，又是清醒中的醉語。辛棄疾詞中的真氣、奇氣正是酒的精神的體現，而這兩股“氣”又是他在處理酒的題材時不同于他人之處。

也有一些酒詞只是單純詠酒，如黃庭堅《西江月》有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用韓愈兩首詩的詩句，隱去句末二“酒”字，只是猜謎語一般，并無多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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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學通論（增訂本）》

主編 王水照

圖書編輯 王汝娟

本書在宏觀審視宋型文化與宋代文學的基礎上，從文體、體派、思想、體裁、學術史等幾個方面深入探討宋代文學的特質與地位。本書對1997年出版的《宋代文學通論》進行了較大幅度的增訂，主要增加了三大方面的內容：一是宋代的通俗文學，二是宋代的理學詩，三是宋代的禪僧詩，使結構、內容更為完善豐富，同時也凸顯了宋代這個時代在文學由雅而俗的演變過程中的重要意義。本書對于宋代文史乃至傳統文化的研究、普及、提高均具有較大的價值。

原標題：《美人爭勸梨花盞！宋詞里的美人與醇酒，哪一個更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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