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悲劇：蒙讓夫人的反抗與微觀史中的巴黎夫婦

[法] 阿萊特·法爾熱

2023-05-04 12:30

【引言】1775年，整個巴黎都充溢著憤怒的情緒，蒙讓夫人也是如此。蒙讓夫人，一位手工匠人的妻子，像那個時期大部分的家庭主婦一樣，把時間都花在縫制衣服、照顧家庭和孩子們上；啟蒙時代來臨，她身體中似乎有一部分意識覺醒了：她也想像貴族一樣生活，也想花時間讓自己更美，也想去享受感官的陶醉。從丈夫的角度看，妻子變得虛榮、墮落，他用日記記下了夫妻之間的爭斗過程，讓我們得以一窺法國大革命前夜，一位巴黎普通女性對家庭生活的反抗。

這是一本獨一無二的日記，它展示了一段動蕩不安的生活中的片段。它只是一段片段，這是否意味著它就沒有任何代表性呢？至少，它是一個標志。日記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只字不提，卻近乎偏執地日復一日記錄著日常生活，初見平淡無奇，卻漸漸地呈現出高明的心理戰，這場戰爭發生在一個驚人的封閉的社交圈中，關系到十幾個人。任何讀者都能感覺到，理解日記中的故事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要辨認出數百次的來來往往，辨別出是在外面還是在家里吃的午餐，理清楚蒙讓夫人與某位朋友的相識——這些人已準備好參與到她的欲望與夢想中。還不僅僅是這些。有時，蒙讓的筆下帶著擔憂，好像一直屏著氣一樣，會讓我們有所懷疑，覺得他不可能編造出這么多的細節，如果這些不是事實的話，就不會如此清晰準確、多彩而具體。這些事件雖然難以捉摸，不好解釋，但不意味著它們是無法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事件是可以理解的，它們描繪出了如此不同尋常、讓人氣喘吁吁的生活節奏，這需要我們屏息關注每個人的行為，同時也要對這一生活方式提出許多疑問。

從食材到廚師準備的飯菜，再到蒙讓褲子上的小洞等等，這些數不清的細節是否有歷史上的意義？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都是瑣碎小事，其實不然——人類學家和作家，比歷史學家更在意這些日子中的雞毛蒜皮。一些歷史學家已經開始朝著細節的方向去探索，這是一場不尋常的賽跑。從研究情感史的羅貝爾·芒德魯（Robert Mandrou）開始，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以及其他許多人也參與進來了。作家皮埃爾·米雄（Pierre Michon）的《顯微人生》（Les Vies minuscule）沖破了小說與歷史的束縛。早在他之前，我們還能想到作家米歇爾·萊里斯，他在《非洲幽靈》一書中寫道：“把特例推至最后才能達到整體，把主觀性最大化后，我們才能摸到客觀性。”當時這一著作幾乎是反傳統的。后來有了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還有卡洛·金茲堡（Carlo Ginzburg），從而興起了微觀史學。

女帽制造商（弗朗索瓦·布歇繪，1746）

“即使是一個極特殊的情況，也可以作為正面或負面的代表，因為它可以劃出每個人潛在的可能性的范圍。”在這句話中，我們想要反對的是，每個人的潛在可能性只能在一個時代內、在一個社會和政治背景下觀察，否則就沒有意義。

當福柯等人寫下《我，皮埃爾·里維耶》（Moi ，Pierre Rivière）時，其中提供的詳細情況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在敘述中帶入動作和對話，而這些尋常的東西因被認為不夠重要而通常沒有立足之地……這樣一來，如此敘述便可以將熟悉轉化為杰作，將日常轉化為歷史。此外，在人們的記憶中，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雖然頻繁出現且單調——必須是獨特而非凡的。”

我相信，只要福柯理解其中發生的事，他肯定會“喜歡”這部家庭鬧劇。他不會厭煩蒙讓夫人那些相似、單調、堅定、自信正確的話語，還有那些頻繁出現的、雷同的事件。他一定會震驚于這些私人又非凡的細節，雖然完全沒有透露出任何政治和社會背景，但他會明白，這些細節編織出了一段真正的歷史。因為它們既表達了女性的挫敗感，又表達了人們對提升社會地位的渴望。他們面對的是越來越浮夸的奢侈之風，盡管后者在世紀末將受到威脅。總而言之，這像是一個故事中的故事：手工匠人蒙讓想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尊嚴，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蒙讓夫人拒絕社會與時代賦予她的角色，試圖逃離，身份卻一再降低——她的社會地位沒有晉升，反而一落千丈。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因為她逐漸降低社交標準，有著跌入社會底層的危險。最終，陪伴她、與她一起散步的是一個薩瓦人和一個廚師，因被認為社會地位低下，她時常遭到拒絕，這不禁讓人感慨萬分。

當財富成為一個人無上的功德、唯一的真實的時候，他整個人就會發生變化，衣裝也隨之變化。人們裝模作樣，十分可笑，正如圣西爾在《世紀景象》中所說：“城里人是模仿宮廷中人的猴子。”蒙讓夫人便是如此，她毫無品位和禮節，模仿著那些虛榮的交際花。

“時尚的激流不受控制而又多變，旋渦般席卷而來”，侵蝕著君主制的先驗的合法性。人們不做政治上的階級斗爭，而是用衣裝、肖像畫、午餐和看戲等標準來判斷、衡量對方。蒙讓夫人投身于這一潮流，是注定會失敗的。因為失敗，她的生活也逐漸變得支離破碎，她所珍視的外貌也是如此。她多次嘔吐，面容憔悴，而蒙讓的生活也不再令人羨慕。

這段歷史反映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狀況，充斥其中的細節證明，那些在眾生與事件最深處探索的人是正確的。各個獨特的人物形成了一個集體。即使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動作、習慣、嗓音，有著溫柔、激動和健談的時刻，他們彼此間也都有交集（共同點）。我們在每個階段、每個步驟、每個訴求、每個請愿中都能看見沖突，沖突實際上超越了家庭空間，成為了政治范疇的現實——當時的編年史學家有時喜歡提出這個問題，如雷蒂夫（Restif de la Bretonne）、梅西耶，甚至書商西梅翁-普羅斯珀·阿迪（Siméon-Prosper Hardy），他在自己的日記《我的愛好》（Mes loisirs）中也提出了這個問題。

當人們——特別是女人——想轉變自己的角色時，就等于想破壞現有的秩序。這不就是反抗的開始，也正是反抗的本質嗎？其實正是浮夸的奢華壓垮了那些想享受奢華的人。在這段時間里，手工匠人蒙讓在踟躕中試圖承擔自己的責任，拼命地工作，盡管他沖動而堅定的妻子屢屢令他分心；蒙讓夫人的訴求更多的是“盡可能地玩樂”，而不是女權主義者的態度。除非在這個啟蒙時代中，享樂與女權能以某種方式交會。

蒙讓夫婦間的差距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改變了我們對當時的工匠夫婦及他們的孩子的看法。鄰居注視著他們、評判著他們。因為是潛在的顧客，左鄰右舍在經濟市場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手工業界傳統的婚姻承諾被打破了，所以我們也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蒙讓夫婦的圈子如此封閉，只有少數幾個朋友，而這些朋友與他們利益相關，卻談不上忠誠，其中一些朋友有時表現出同情，希望他們和解，但轉天就背叛了自己的承諾。在這里，歷史正在萌芽，尤其是男性/女性的歷史，其中的每個人都在尋找、探索自己的角色，尤其是蒙讓夫人。

我們再來舉一個很小的例子，那就是馬車的使用。每天這個人或者那個人坐著馬車來，叫輛馬車出門，深夜再乘著另一輛馬車回來。馬車費用很高，蒙讓、德利尼、用人們都反對叫車夫這一便利之舉，但是為什么蒙讓夫人總要乘坐馬車呢？梅西耶和其他許多人都說過：馬車和車夫對富有的人來說算不上什么。事實上，再往下一點的社會階層，人們使用的是一種叫“杜爾哥車”（Turgotine）的馬車［加布里埃爾·德·圣奧賓（Gabriel de Saint-Aubin）的畫中曾出現］，車上的乘客都擠在一起，站在泥濘的木板上。雖然馬車比較舒適，但遠談不上奢侈。然而，馬車實際上是一種標志，代表著蒙讓夫人對權力的渴望。蒙讓自己解釋過，為了節省馬車費用，他選擇徒步去日索爾看望妻子的父親。

這些細節令人頗費思量：蒙讓夫人眼中的馬車并不等于丈夫眼中的馬車。它首先是一種出行工具，貴族出行全都乘坐馬車，當然，他們乘坐的是四輪豪華馬車；其次，若要多結識一些人，它就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媒介。在這一前提下，馬車是載著蒙讓夫人“出行”去尋找樂趣，卻只是“運送”蒙讓去工作。這不是一回事。對此類態度的感知和理解，與一些社會學家所推崇的“統一心態”背道而馳。

從這段文字出發，我們還可以嘗試理解人類學家阿爾貝·皮耶特在其《行為民族志，細節的觀察》一書中的勸告。“記錄生活的流動，還是要根據不同的心情、感受和情緒，捕捉當下的體驗，比如一種義務或約束、一種策略、一種自由。”

男人和女人不僅僅是他們文化的產物，他們的聲音、姿態、行為乃至他們的“猶豫不決”都是故事甚至是歷史的一部分。當然，它們構成了一個整體，但它們的多樣性決定了各種類型的歷史事件是否得以發生。即使個體“完全被集體表征、集體情感所掩蓋”，個體意識也始終存在。

讀日記時，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這個群體的范圍之小：一家人，兩個用人，四五個朋友——有的朋友還隨著時間而改變自己的態度。與其他手工匠人相比，他們的社交真的很少。讓我們回憶一下1750年發生了什么——根據條令，警察決定抓捕巴黎街頭的流浪者，簡單地說，這之后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暴動。暴動的爆發自有其原因及發展邏輯，當然，暴動中也肯定會有人傷亡。人們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反抗警察的惡行，有的父母去監獄給孩子送湯，沒有孩子的男男女女去“拍打”監獄的門。在這里，我們讀到了父母對子女、對子女教育的關心，也讀到了他們面對不公時的反抗。“集體總是把信仰留給個人”，這并沒有毀掉集體或個人的信仰，相反，卻把它們編織在一起，創造歷史。

蒙讓夫人的個性中之所以會有我們所觀察到的那些特征，是由于她個人身上的悲情因子、她對社會的完全不理解以及她生活在冷漠中的事實共同造成的。對她來說，發生在巴黎這片土地上的集體情緒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個人才是最重要的。她并不是與世隔絕，因為她非常了解豪門貴族的生活習慣，但她根本不知道如果自己試圖融入這個環境會有什么后果。父母、兄弟、姐妹、用人，誰也管不了她，沒有人能跟她講得通道理。她想模仿貴族的所有行為習慣，而這注定是無法實現的。有些習慣甚至是她想象出來的，她連模仿都不知從何下手。但她已經沉浸在一種對奢華生活的幻想中，打開那扇她想體驗的世界的大門。

這群人居然還想要決斗。決斗代表著至高無上的貴族的男子氣概，而他們最后卻以一種悲慘的方式收場。在當時的社會中，決斗是貴族姿態登峰造極的一幕，而這群人為了不按時參加決斗而躲避、失約，最后甚至揮舞起棍子，簡直是諷刺。參與這場決斗的人與“真正的決斗者”之間的差距如此之大，他們自己也感到恥辱，卻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以互毆和喝酒來發泄。這場戰斗展露出了人們對另一種社交準則的極大渴望。

我們可以認為，決斗是這部“史詩”的關鍵時刻之一。日記中一切都是搖擺不定的，沒有規則可言，而要使決斗成為凝結著榮譽與血的約定，規則是至關重要的。決斗是被明令禁止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力決斗，然而這場決斗還是發生了，而且是在雙方意圖不甚明了的情況下發生的。

《裁縫、工具》（狄德羅《百科全書》，1763）

日記中有基于集體表征的個體邏輯，但這些邏輯會碰壁，因為它們屬于另一個我們無法到達的世界。正如阿爾貝·皮耶特所說，“在情境中看人”。蒙讓夫婦所建立的關系對他們二人來說意味各不相同，在他們關系的中心，“兩個人（有時）不在同一水平線上”，在這段關系中，蒙讓夫人永遠也不會得到滿足。

她所遇到的那些人，只是她所渴望的世界的蒼白復制品，是能讓她高興一時的代用品，能給她的生活帶來一絲甜蜜，卻不意味著她進入了上流社會。所以，我們能理解她近乎“病態”（如果這個詞還沒過時的話）的焦躁，理解她對家庭、父母姐妹和孩子的不適應。她想成為的那種“女主角”有一個不足之處，那就是在女性工作上的看法。

在鄉下體驗過悠閑、無所事事的生活后，工作對她來說就意味著失敗。她這種態度其實有點復雜，復雜之處在于，今天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思想的解放，但是如果我們跟隨她的步伐，觀察她每天的生活，聆聽她成百上千次重復過的要求，我們就會發現，她蔑視的其實是手工行業。

在想要擺脫困境的過程中，野心勃勃又善變的蒙讓夫人達到了她自身情況的極限。她的生活中，工作變得無趣，孩子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照看，她的渴望因自身條件和聲譽而受阻，她想逃離這樣的生活，卻因無力擺脫社會生活規則的束縛而無法逃離。舊制度造成了差距，而她的悲劇正是這差距造成的。蒙讓則沒有逃避，他在自身條件的基礎上，確保體面地賺取財產。這種狀態有可能讓人想到包法利夫人或其他人物，但蒙讓夫人的生活遠比她們簡樸。她的厭倦來自“不是自己想成為的人”，根植于她想要躋身上流社會的渴望中。

與福樓拜虛構的人物截然不同，她被圍困在自己固守的渴望中，她尋求的是陶醉與興奮，而不是激情和情欲的升華——在轉向浪漫主義前，這是難以想象的。厭倦是她煩惱的原因，但煩惱的形式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我們自然會想起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筆下的人物，或者20世紀60年代的資產階級女性，她們被關在家里，沒有工作，沒有激情，每天都要重復同樣的動作、同樣的話語，翻來覆去地想同樣的事情。當與她同時代的女性清楚地意識到無形的社會等級界限并陷于絕望之中時，蒙讓夫人希望能逃離自己的身份地位，以擺脫這種萎靡的狀態。

不得不說，我們在日記中第一次讀到“應由男人來養活女人”時，就感知到了一種反轉角色的欲望，一種對男性主導權的挑戰；其實，這也是在講一個女人對于沒能如愿成為偉大而被認可的自己的厭倦。我們必須注意不能對蒙讓夫人做出過于現代的解讀，因為這種解讀會扭曲文中隱約出現的歷史進程。我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更加沉重而頻繁出現的問題，那就是由貴族的奢華所帶來的社會等級的上升問題。如果不仔細考察社會分層和奢華之風盛行的現象，我們可能無法構建正確的分析結構，遑論深入分析男性與女性的關系了。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想要思考蒙讓為什么要寫下長篇日記。他幾乎是一氣呵成，對我而言，他并沒有享受到任何寫作的樂趣，甚至也不想讓本來就很瑣細的東西變得“更細微”。我想沿著一個受傷男人的艱辛之路，從史學的角度記錄具體的情況，記錄其中這一單純個體和他周圍的人的行為和思想，記錄他對自己無能的憤怒、對他人的看法和羨慕之情。我試著剖析入微，研究其中是否有社會同質性，以及社會抱負是否可以轉變或打亂局面，而這些局面，我們有可能認為它們是與難以捉摸的同類模式密切相關的。從古至今，個人的反抗總是出現在不同的生活間隙中。

這本日記有著電影般的快節奏，歷史學家必須盡量以同樣的速度“轉動影片的膠卷”，否則將永遠無法知道社會政治的真實情況和復雜性。忽視它們就是否定我們的現在，更讓我們無法迎接未來。

歷史不是為了能夠描述蒙讓家無數次的生蠔大餐，也不是為了描述蒙讓夫人腮紅的顏色，而是為了滲入人們生活最細微的行為和意圖中，為了不再用“那些人……”這種頻繁出現的話語來形容那些面目模糊的普通人。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的存在、行為和話語也能展現出一段歷史，然而我們很少在豐富而多樣的歷史中花時間去講述他們的故事。瓦爾特·本雅明認為，這是歷史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