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與友人信：令現代中國人彷徨的課題

2023-04-29 18:3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1943年，費孝通先生作為學者第一次訪美，這期間他寫下了許多篇優美的游記。本文摘編了關于費孝通訪美的個人想法，他在給大學時代的好友慶堃的通信中寫得十分清楚：

“我來了。我要來看看人生的另一條道路，十年前你所希望我的事在這個戰云密布的時節實現了。我希望這十年后的今日不太遲，我還能看、還能想，必要時還能恢復童年時的情緒，即使我不能改變我三十多年來養成的性格，也愿意用我的性格來反映，對照出地球那一面所表現的人生的另一道路。”

在兩人的通信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對“中國進入機器時代”的思考，還體會到昔日同窗之間“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謙謙君子之風。

美國紐約 | ? 厄威特

人生的另一道路

10多年前，我接到過慶堃的一封信。慶堃是我在大學時期里朝夕在一起的朋友，他一畢業就去了美國。這封信是他初到美國時寫給我的。信不知已丟到哪里，可是我還是很明白地記得信上的話。他說：

我已從西岸到了東岸，走了有一星期多的路程，一路我并不覺得生疏。在香港、上海生長的，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學）住慣的人，不會覺得這是個異邦天地。不過，我真希望你來看一次。在這相當單調缺乏地方性的旅行中（怎能說不單調？每個城市都是一般的建筑，一般的布局；連小鎮也都是都市的縮形），你會覺到人類創造力的偉大。你只要想一想：這只有三四百年歷史，不，從每個都市小鎮說，三四百年在美國還算是遠古洪荒的時代。在這樣短的時間中，人類會造出這一個神工鬼斧所不易完成的巨業。什么巨業？在這萬里草原上造下千百個大上海、小上海。你盡管可以不承認這是個藝術品，其實你若不被羨妒蔽了眼，清潔的街道，沒有臭氣的路角，平凡但實用的小住宅，沿街大玻璃窗里的彩色和棱角，晚上，你不用提心吊膽腳下的污泥和路邊的扒手……這一切也有它的美。即使你不承認這些，你也絕不能忽略了在這千百個大上海、小上海的成就中所表現出來的人類的創造力！

《美國往事》劇照

我們小的時候，伏在屋角里看螞蟻搬家，看它們忙忙碌碌地銜泥筑窩。引誘著我們童心的豈不就是宇宙里含著的那股創造力。我們有時故意地用了我們超越螞蟻的力量，給這些小生命來一個無妄之災；一投足，一舉手之間，把它們所創造下的一切搗亂成稀爛的一堆；我們覺得高興了。這高興也不就是出于我們在和螞蟻的較量比力之下，所發現自己超越的力量？我現在剛被蜿蜒疾馳像一條長蛇似的火車載到了這世界最大的都市中心；在摩天高樓的頂上，俯視著細長的街面上來往如小甲蟲的汽車，童年時的情緒又在心頭復生。

這時，可是，我開始了解螞蟻在孩子手下時所具的慌張和驚駭了。我認識了一個超越的力量，我確有一點慌張和驚駭；但不僅如是，當我記起目前的一切不過是人類的創造時，一種驕傲和自大安慰著我，我也是人類的一個，不是么？這些不過啟示了我自己潛在的力量，這又怎能不使我興奮和高興呢？

我真愿意你在這里，我怕你在鄉下住久了會忘記這種潛在于我們人類里的創造力。我記得你有一次從鄉下調查回來，曾經很得意地和我談，你好像發現了什么新鮮的真理一般。夜深了，洋燭都點完了，還不肯住口。

你說：每一個人重要的是在知足。文化是客，人生是主；人生若是在追求快樂，他必須要能在手邊所有的文化設備中去充分地求滿足。滿足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內在的。像我們的老鄉，一筒旱煙，半天曠野里的陽光，同樣地能得到心理上的平靜和恬適。你說你并不一定反對用“開末爾”（駱駝牌香煙）來代旱煙，太陽燈來代曠野里的陽光，可是若是為了要去創造“開末爾”和太陽燈而終天要關在大廠房里聽煩人的機器聲，滿心存了階級斗爭，人家在剝削自己的心理，那才未免太苦了，未免主客倒置，未免對不起人生了。你說，做人是一種藝術，這藝術的基本是在遷就外在的文化，充實內在的平衡。你發揮了“知足常樂”的文化觀。我當時似乎給你說動了，可是當我經過了這次旅行，我不能不希望你也趕快來一趟。這世界會告訴你人生的另一道路。若容我最簡單地說就是在動里，在創造里，在理想的外形化的過程里，在永遠不會厭足的追求里，一樣是有人生的樂趣。

若再容我說一句：你的說法，應當再推進一步，連旱煙，連曠野的陽光都不必，死才是最平靜、最恬適的境界。我不敢反對你，也許死后我會同意你。可是，你不致否認我這樣說吧：假使死是最高藝術的完成，這是不必追求的，因為很快我們總是會得到的。何必愁？可是既然我們在死之前有這幾十年的時間，在這個世界里，這個世界是屬于還沒有死的人的，不是么？則何必不利用這短短的時間，在生里，在動里，在不厭里，在追求里去體會另一種死后絕不能再得的樂趣和境界呢？我也許不能在字里行間傳達這另一種樂趣和境界給你，所以我只有希望你早一些來這個世界，這個在地球另一面的世界里，我相信會給你看見人生的另一道路。

我依靠自己的記憶，默出了這10多年前的一個朋友從美國寄來的一封信，不但是因為我想在這里用另一個人眼睛里所見的美國來作為我這本關于美國的小冊子的引言；同時，這信里的確包含了我多年來一個矛盾的想法；也許不只是我一個人，我相信這是每一個認真為中國文化求出路的人，說得更狹小一點，每一個認真要在現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國人，多少會發生彷徨的一個課題：

我們是維持著東方的傳統呢？還是接受一個相當陌生的西洋人生態度？東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東西上分出了東和西？這兩個世界真是和它們所處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剛剛相反的么？它們的白天是我們的黑夜，它們的黑夜是我們的白天？它們的黑暗時代是我們唐宋文采，它們俯視宇內的雄姿是我們屈辱含辛的可憐相？歷史會和地球一般有個軸心在旋轉，東西的日夜，東西的盛衰是一個循環么？我們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光明？這光明又是否全盤西，或是全盤東？這又會成什么東西？

也許正因為我心頭老是用這些課題麻煩自己，所以10多年前所接到的一封信，至今還好像是很清楚明白地記得，雖則事實上早已和原信差落得很大，也許，慶堃會否認他曾這樣說過這些話。

以我自己說，10多年來沒有多大改變，還是慶堃在那封信上所描寫的頭腦。我還是在鄉下往來，還帶傳統的性格和成見，對于上海的囂塵，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蘇州長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綢長衫，緞子鞋，和茶館里的散懶。

我曾在《雞足朝山記》里有過一段自白。我借了長命雞的故事，提到我讀杰克·倫敦（Jack London）《野性的呼喚》時的感想說：

這時我正寄居于泰晤士河畔的下棲區，每當黃昏時節常常一個人在河邊漫步。遠遠地，隔著沉沉暮靄，望見那車馬如流的倫敦橋。蒼老的棱角疲乏地射入異鄉作客的心上，引起了我一陣陣的惶惑。都會的沉重壓著每個慌亂緊張的市民，熱鬧中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獨。人好像被水沖斷了根，浮萍似的漂著，一個是一個，中間缺了鏈。今天那樣地擠得緊，明天在天南地北，連名字也不肯低低地喚一聲。沒有了恩怨，還有什么道義，文化積成了累。看看自己在向無底的深淵中沒頭沒腦死勁地下沉，怎能不心慌？我盼望著野性的呼喚。

若是我敢于分析自己對于雞山所生的那種不滿之感，不難找到在心底原是存著那一點對現代文化的畏懼，多少在想逃避。《長命雞》的那篇小文后面加了一句：“既做了雞，即使有慈悲想送你回原野，也不會長命的罷？”因之潘光旦先生在那本小書的序中說：“孝通寫到‘長命雞’最后可能的歸宿時，更無異否定了一切的‘不憚煩’。”

其實，正如潘先生所說的，我何嘗是真的否定了一切的“不憚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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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當前的矛盾里，正和大多數的中國人一般，在東西文化碰了面，我們那種“知足常樂”的處世之道已帶來了毀滅的消息的警報中，有一種踟躕的苦衷在煩惱我們。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會和我一般，要求一個新的、徹底的翻身，要尋一個憑據使我們從此在現實里接受一個積極為人的態度，也就是慶堃初次在高樓上下視時所得到的一個人和文化融合的信念。這信念也就在童年時的情緒里復生：對創造、對動、對生的積極的愛好。也就是我們要能“不憚煩”。潘先生說：“所謂‘不憚煩’也者，原是宇宙人生的一大事實，所由支持宇宙人生的一大力量。就是硬要否定它，也正復是‘不憚煩’的一個表示。”

美國所代表的現代生活豈不就是從這“不憚煩”三個字里產生出來的？Devonport在My country里不是說出這一個鑰匙？“我們活在動里，動消磨了我們的生命！”

“不憚煩”最后也移動了我這個愛好散懶的蘇州人，跋涉萬里地向地球的另一面出發。我寫了一封信給慶堃：“我來了。我要來看看人生的另一道路，10年前你所希望我的事在這個戰云密布的時節實現了。我希望這10年后的今日不太遲，我還能看、還能想，必要時還能恢復童年時的情緒，即使我不能改變我30多年來養成的性格，也愿意用我的性格來反映，對照出地球那一面所表現的人生的另一道路。”

在這引誘中，我到了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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