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回憶錄：1914-1915》 [法]馬克·布洛赫著，考舸譯，賈珺校，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23年3月出版，49.00元

1944年3月21日，一道無線電劃破了里昂與巴黎之間的陰霾天空。維希警察向德國占領軍報告，破獲了抵抗組織“自由射手”（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的里昂總部。“自由射手”在里昂的首領、猶太人“莫里斯·布朗夏”被捕，在經歷酷刑審訊后，于6月16日與其他三十名抵抗者一起被處決。在蓋世太保的卷宗里，留下了這位抵抗英雄最后的照片——一位滿臉胡須的老者，和一個“MB”的縮寫簽名。大名鼎鼎的“年鑒學派”創始人、“新史學”的奠基者、“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倒在法南初夏的夕陽余暉之中。沾沾自喜于拷打出了真實姓名的蓋世太保，不學無術地在卷宗首頁寫上了“Marc Block”的錯誤拼寫。

紀念馬克·布洛赫的廣場標志牌，上面寫著“法國歷史學家，經濟與社會史年鑒學派奠基人，被納粹處死的抵抗者”。

長期以來，歷史學者為撰寫歷史，被吊懸于時空之外。《法蘭西島》（1913）、《國王與農奴》（1920）、《國王神跡》（1924）和《致力于歐洲社會的比較歷史研究》（1928）等作品，讓馬克·布洛赫這位中世紀史學者聲名鵲起。1929年與呂西安·費弗爾（1878-1956）合辦的《社會經濟歷史年鑒》雜志，更標志著年鑒學派的形成。在《法國農村史》（1931）和《封建社會》（1940）兩部重要著作中，馬克·布洛赫達到了自己作為史學家的最高成就。然而，他所身處的時代，本身便是各類思潮洪流激蕩翻滾的巨大漩渦，我們印象中那個著作等身而與政治無干的“索邦教授”并不存在。馬克·布洛赫一直在戰斗著，在那些似乎與現世隔絕的中世紀史作品中剖析歷史，微言大義；在一戰戰壕與二戰敵后的里昂閃轉騰挪，捍衛法蘭西。而這一切，都從一部名為《戰爭回憶錄（1914-1915）》的小冊子開始。

“新史學”的“新史料”

有關一戰的回憶錄著作汗牛充棟，丘吉爾、霞飛、潘興、麥克阿瑟、魯登道夫、興登堡，一幫窩在遠離戰場的指揮部里的將領高官揮斥方遒爭先恐后，反而顯得一戰法國陸軍步兵中士的戰地日記彌足珍貴。作為一名巴黎高師培養出來的歷史學者，法軍底層“長毛兵”（Poilu）的生活被刻畫得生動細致：行軍時不知所向的迷茫，挖壕時無窮無盡的疲勞，開戰時難以抑制的恐慌……當事人親手寫下這種種場景，還原戰爭給身陷其中者最真實、最直觀的印象。1914年便入伍的馬克·布洛赫，在這段回憶錄里完整經歷了從滿懷激情到徹底幻滅的過程。“戰爭”由此成了“新史學”的一個入口：在戰爭前線，馬克·布洛赫不得不以自己的身體和生命來體驗戰爭，書寫個人的戰爭史。他戲稱在殘酷的戰斗中根本無暇思考，只得本能地從炮彈的落點、聲音和煙霧來判斷其種類，仿佛事實本身就會說話。而塹壕戰士兵的處境，工具、武器、聲音背景、地貌環境、談話話題、戰俘的家鄉所在，這些都是傳統史學所不容的史料來源。

到底什么是戰爭？是決策者在保險柜里的命令文件？是軍事統帥在地圖上的劃線？古往今來多少歷史學家皓首窮經，拼命鉆營，謀求一窺“高層真相”“秘密檔案”。但馬克·布洛赫的前線經歷改變了這一看法：他看到的戰爭、歷史是鮮活的，來自于感官體驗、記憶取舍與文字塑造。開戰之初巴黎的空寂，前往集結點時乘坐的運菜車的氣味，行軍作戰中陽光的溫暖、雨夜的寒冷、干草的松軟、土地的堅硬、塹壕的潮濕、不同特點的槍炮聲，農婦送來的熱咖啡給身患痢疾、整天滴水未沾的布洛赫帶來的快樂，戰壕里炮擊下與鄰近士兵疊在一起引來的爭吵和咒罵。回憶錄里沒有宏大壯觀的戰爭場景，沒有英勇壯烈以一敵百的英雄事跡，大量篇幅描寫的是行軍、駐營、戰斗和休整的過程，展示的是前線官兵忍饑受凍、挖掘戰壕、長途跋涉。疾病、降雨、泥濘和沉重的武器彈藥跟敵人一樣威脅著官兵的生命。布洛赫在書中提及的戰友二十九人中戰死和死于疾病或事故的有十一人，接近四成。即便1914-1915年的一戰遠沒有到最為激烈艱苦的時刻，布洛赫的文字就已經展現出了工業時代世界大戰的殘酷真相。通過這些迥異于傳統戰爭史的記述，馬克·布洛赫實際上指明了新史學史料選擇的重要原則：歷史學家要對歷史事實進行選擇和挑揀，要理解和判斷歷史，而不僅僅是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他還強調，“歷史學的對象本質是人。更準確地說，復數的人。單數容易導致抽象化的理解，復數是表達相對性的語法形態，它更適合于關于多樣性的科學。……歷史學試圖把握的正是蕓蕓眾生”（【法】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黃艷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46頁）。由此，新史料的范圍被重新定義，“新史學”應運而生。

身著軍裝的馬克·布洛赫

戰場環境下的“社會心理”變化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稱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然而這場戰爭真正終結的，是六千萬無辜生命，是工業革命以來歐洲的繁榮，是民族主義浪潮下國家間爭強好勝的“榮耀決斗”。這在1914-1915年的馬克·布洛赫眼前表現得如此激烈：拿破侖戰爭時代的鮮衣怒馬、閃光勛帶，在一戰戰壕的泥濘里變成了廉價骯臟的軍服、肆虐的老鼠跳蚤；踏著鼓點前進的持槍隊列、堂皇軍容，變成了奮力揮鏟挖掘工事，在黑夜和泥淖中惶惶藏身的散兵游勇。穿著紅褲子驕傲踏上戰場的“法蘭西”被馬克沁成片掃倒，坑洞里胡子拉碴頂著亞德里安盔的“長毛兵”胡亂放槍成了戰場的常態。作為法國高等師范制度培養的精英知識分子，馬克·布洛赫將他對國家的認同、制度的信心寄托于戰爭之上：“大戰留給我最美好的回憶之一，是戰爭動員之初的巴黎景象。”（第5頁）莊嚴肅穆的城市，征兵站的長隊，決絕的離別與紅腫的眼眸，充滿打動人心的力量。而當參軍的布洛赫走上通向戰場的“光榮之路”，戰場環境的變化便引發了心境的變化：一而再、再而三的撤退，越來越殘破的廢墟，愈加野蠻暴躁的身邊人，日益逼近的前線炮火，無不牽動著高度緊張的神經。9月6日，第一次見到返回的傷員；9月10日，第一次在炮火中向前推進；9月13日第一次因炸營胡亂開火；10月18日，第一次因戰友的犧牲而被拯救生命；21日，在頂住了三輪夜襲后被稱為“真正的長毛兵”并獲得晉升。馬克·布洛赫從巴黎街頭的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變成了戰場上融入軍隊的一員。饑寒交迫、精神疲憊的法軍趕走居民占據民房，殺死牧人的綿羊犒軍，過著“強盜的生活”，連布洛赫自己也偷走了一個燭臺和一本詩集（76頁）。

值得一提的是，譯者從新軍事史的角度，以環境史觀點解讀布洛赫對戰場環境的記憶：泥濘潮濕，粗制濫造，無窮無盡地榨干士兵體力的“糟糕”戰壕（48頁）；提供不了多少陰涼，反而妨礙呼吸新鮮空氣，還有子彈穿梭的頗具“危險氣質”的森林（47頁）；而“住在谷倉里，是多么奢侈的享受”（35頁），“待在營房的休息日……都是沉悶枯燥中的樂趣”（37頁）。換而言之，戰爭環境在塑造著記憶，而記憶則通過人這一主體對社會現實進行反饋，這恰恰是特定社會環境下群體心理變化的例證。一戰戰場上復雜多變的環境與形形色色的苦難，對于身處不同位置的同類人群——軍人——造成了多元的影響，并反饋到戰爭的現實之中，超脫理性與邏輯造成了意料之外的選擇：“塹壕戰已經變得如此緩慢、如此沉悶且如此耗費心力，使得我們當中哪怕是最膽小的士兵也全心全意地盼望著沖鋒號的吹響”（78頁）；“大多數士兵害怕沖鋒陷陣，尤其害怕對敵軍的炮火做出回應；然而當他們身臨其境的時候，卻不再顫抖”。一戰后，在戰場上見證了無數生死關頭離奇場景的馬克·布洛赫開始以“社會心理機制”研究中世紀對于國王的信仰，即其通過觸摸治療頑疾的所謂“神跡”。而這種在病痛境遇下病人群體里產生的“精神氛圍”，正是此后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前身。恰如中世紀的瘰疬病患者虔誠地等待國王的治愈之手，一戰士兵寧愿在被塹壕吞噬前從敵人的交叉火力中獲得解脫。

未竟之戰

嚴格說來，馬克·布洛赫的這部《戰爭回憶錄》并不完整：1914年的記載如日記碎片一般缺乏線索泛泛而談，1915年部分更是只有草草開場。幸得譯者之助，我們得以在導讀中一窺布洛赫之后的一戰歲月：多年血戰，四枚勛章，從“真正的長毛兵”到“優秀的預備役軍官”“卓越的長官”，以上尉軍銜見證了一戰結束。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是間戰期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一戰后，布洛赫來到剛剛收復的阿爾薩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以《國王與農奴》獲得博士學位，執教中世紀史。在之后近二十年相對穩定的研究時間里，他轉向進行歷史學與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跨學科研究，并與呂西安·費弗爾等人為“年鑒學派”開宗立派，“在時間中研究人類的歷史”。然而，無論是戰爭還是學術，布洛赫的戰爭似乎都沒有迎來終局。

正當學派興起、巨著迭出之際，年富力強的學者馬克·布洛赫不得不再次面對“總體史”對個人命運的轉折：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馬克·布洛赫以軍官身份進入法軍參謀本部，卻只來得及見證法國在閃電戰下的迅速投降。淪陷后一度淪為戰俘的他曾因敦刻爾克大撤退脫身來到英國，又因不能忘卻祖國和歷史而回國執教，終于在1940年被希特勒在維希法國推行的反猶法令所驅逐。對于聲名赫赫、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他可以前往納粹鞭長莫及的阿爾及利亞避禍，抑或遠遁當時仍持中立立場的美利堅藏身。然而，他選擇的是留在故土隱姓埋名，與法蘭西命運與共。在最后的歲月里，《奇怪的戰敗》（1940）、《歷史學家的技藝》（1941）相繼問世，為身為戰士和學者的布洛赫發出最后的呼聲。然而，恰如其一戰回憶錄，《歷史學家的技藝》這部學術生涯的總結亦未完稿。

是法國的戰敗讓他失望了嗎？是歷史學在現實面前的無力讓他放棄了嗎？作為經歷了一戰的殘酷艱難，在戰敗陰云下奮起抵抗的戰士；作為主張總體史、長時段、綜合研究的“年鑒學派”旗手，馬克·布洛赫之名不容以這般淺薄的心理揣摩。《歷史學家的技藝》未能完稿，在于布洛赫再度投筆從戎，加入地下抵抗組織成為里昂的聯絡人。而自1914年參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在積累有關戰爭的史料和個人記錄——他從未將1918年看成大戰的結束，“總體史、長時段”的研究視野使他看到了未來更宏大的沖突，并預先做好了見證歷史的規劃，為戰爭的真正結束與歷史和解精心準備。

在《歷史學家的技藝》的開篇，一個小男孩對他的歷史學家父親提問：“爸爸，告訴我，歷史究竟有什么用？”正是當年這個名叫埃蒂安的小男孩，于2006年整理出版了作品集《歷史、大戰、抗戰》（L'Histoire，la Guerre，la Résistance）。這部匯集了馬克·布洛赫多年積累的作品，厚達一千一百七十六頁。1994年，一個以馬克·布洛赫為名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拔地而起，統攬歐洲的社會科學研究，而其所在地，是德國柏林。

馬克·布洛赫的未竟之戰，在他身后獲得累累戰果。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二戰敵后城市抵抗史比較研究——以里昂和上海為例》的階段性成果，批準號：2019ELS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