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是今年要集體面對的難題，有專家提出解決就業問題需要“長短結合”：既需要短期的舉措，也需要面向結構性難題的長期調整策略。4月26日，數字原野年度講壇上，來自經濟學、社會學等不同領域專家提出的“高質量就業”、“可持續就業”等不同概念。學者們試圖為當前的就業形勢提出一些對策，更重要的是指出深刻的問題，當下就業困局背后的結構性成因什么？政府與企業如何參與到這場緩解就業難的紓困中？靈活就業會是在解決當下就業難題的妙招么？

就業結構性困境背后，民營企業、平臺企業扛大旗

目前的統計數據顯示，16-24歲的青年就業問題最為突出，其中高學歷群體可能不得不走向相對低技能崗位，就業市場呈現“就業失調”特征。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院長陸銘教授認為，目前青年就業率問題背后存在多重因素，一方面盡管經濟在恢復，仍是在緩慢恢復中等待強勁恢復，另一方面是逐漸上升的大學畢業生數量。

另一種對應的現象是“摩擦性”失業。教育層面來看，勞動力技能與市場不匹配造成的就業結構困境，一個現實的案例是“中國的醫科的畢業生5/6不能走到醫生的崗位”，大多數醫科生正邁向醫藥代表的職業發展路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賈康教授指出，教育系統培養了大量內科、外科等醫生，但市場更加需要的是全科醫生，與此同時大量畢業生希望進入城市的醫療機構，導致基層醫療機構缺乏人才，最終導致目前就業矛盾“表現在結構”上。

陳碧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在學校里她直面了學生目前的就業難題。她在演講中指出，今年有1158萬高校畢業生，再加上近百萬的海歸，今年可能有1250萬的青年就業人口，與此同時就業機會減少，因此“市場要創造出足夠多的就業來滿足需求”。

在市場上，哪些就業在新增，哪些在減少？勞動流動在不同產業間的流動趨勢尤為重要。從產業特征來看，盡管制造業作為國家發展與安全支柱產業，重要性顯著。陸銘提出，制造業的崗位向服務業轉移，是一個較為明顯的趨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部副部長卓賢研究員同樣提出，我們國家正在由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轉向勞動力密集型的服務業。

在制造業崗位向服務業崗位轉換過程中，同步伴隨服務業的數字化，當數字化推動服務業的升級，創造了新的需求和服務，從而增加了就業機會。典型如智慧零售、外賣等，都是數字化對于服務業的重構，新增了諸如智慧零售運營、外賣騎手等新職業類型。

當崗位從制造業離開，服務業借助平臺能力的轉型升級，這一背景構成了數字技術平臺“就業蓄水池”的內涵，而從提供就業的市場主體來看，民營企業扮演了提供就業的底層土壤。

“100%以上是民營企業提供的。”這是賈康在現場拋出的觀點。他解釋，由于國有企業整體的發展趨勢是資本密集型，資本在要素中占比的提高，使得國有企業提供的就業規模萎縮，而這部分恰恰需要民營企業來填補。

在整體民營企業中，賈康認為有兩類民營企業尤為值得關注，其一是滲透在中國經濟毛細血管節點上的小微企業、個體商戶，另一類則是平臺企業，原因在于平臺企業直接與間接的輻射作用明顯。從民營企業到平臺企業，兩者是經濟引擎，也是就業防護網。

“民營企業中發揮著創造就業龍頭作用的平臺企業，它所產生的作用直接或間接的輻射的作用不可忽視。”賈康說。

卓賢在現場引用測算數據，指出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的就業崗位接近2億，占就業人口的1/4，相當于美國或德國的總就業人口。數字經濟發展，率先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我們所熟知的小程序的開發員、互聯網的營銷師、數據的標注師，新媒體的運營人員都是在數字產業化過程中催生出的新的崗位和新的職業。”卓賢稱，人社部去年頒布的職業分類大典里面，顯示了凈增了158個新職業，其中有97個是數字就業。

從個體商業到小微企業是就業的生存土壤，制造業崗位向服務業的轉移，事實上讓服務業承擔更為重要的就業功能，其本身亟待進一步數字化升級，并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平臺企業一方面向整個數字經濟則提供了就業“蓄水池”：尤其體現在靈活就業對短暫失業的過渡性作用中，另一方面平臺企業也積極主動參與到服務業數字化過程中，并通過移動支付等工具提升中小微企業的運行效率。

數字“生態化”發展，可持續就業何以可能

陸銘在演講中提及自己最近的一次經歷。他與一位北京司機聊天，這位兩個孩子的父親，剛在去年游戲行業萎縮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于是選擇今年先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同時觀望游戲產業的后續變化。

靈活就業在社交網絡上仍然存在爭議：一部分人認為這種就業形勢“不可持續”，諸如社會保障等問題。陸銘提出關于靈活就業的“思辨角度”：當你意識到靈活就業本身可能存在的不確定與風險時，同樣不能忽視，靈活就業本身就是對于形形色色社會風險的一個緩沖墊。

在一部分人面臨失業危機的階段，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是“如何賦能過渡就業者”，卓賢指出，例如微信平臺上的生態就業中，就存在大量的兼職或副業，“數字就業實際上是成為很多人在全職工作之外的補充，或者在職業轉換過渡期的中轉站。”

“今天我們需要重構可持續就業的內涵。”陸銘說，不斷的創新、不斷的職業變化，使得職業就業從不可持續向可持續的轉變，尤為重要。當然，首先不能將靈活就業與不穩定簡單的劃上等號。

陸銘提出“可持續就業”，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今天數字就業的生態化趨勢：依托平臺產生的就業機會，參與的個體本身會不斷參與不同的工作，而這些職業背后的群體，又大量依托于城市空間與發展。

“可持續”不僅意味著創造新增就業需求，也意味著數字技術應提高包容性，技術應給更多群體“賦能”。在這一過程中，產生適合女性勞動者的靈活就業形勢，卓賢指出，云客服、人工智能訓練師、內容審核員等一些新職業就能夠支持更多的家庭女性在靈活的時間和地點就業，并獲得更獨立的經濟地位。女性一方面需要承擔養育孩子這一勞動密集型任務，與此同時我們國家又保持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靈活就業成為新的可能。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孫萍副研究員長期在縣鄉針對數字發展的調研，也呼應了卓賢上述的觀察。數字化運動如何展開？個體如何與數字化潮流互動，并追問產生了怎樣的時代意義，這是孫萍從武漢、菏澤、義烏等一系列的基層調研中不斷追問的問題。

“當這種可見性被賦予到最廣大的普通人的時候，主播的感覺不僅僅是說它的一份職業，而是對一個人的自我認知和生活的再塑。在這個過程當中，尤其是很多的農村女性他們會把做主播當成是一種冒險性的事業，同時在尋求一個自我和家庭之間的再協商。”孫萍說。

在武漢和黃梅，孫萍關注了一個在視頻號上銷售女裝的團隊，她對包括主播等女性參與其中進行觀察，后者不斷的進行模仿與學習，而這一過程穿插在她的日常生活、直播工作等密集的環節之中，以致于她發出“做主播可能并不如我們想的那么簡單”的感慨，而數字平臺的確也給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在基層奮斗的可能。

平臺也在城鄉之間搭建了數字化的橋梁，靈活就業不僅僅是城市的專屬現象。電子商務是其中一方面，農產品通過平臺銷售往各地，與此同時線上的終身學習教育平臺，則讓縣鄉一層的人們有機會學習到更多實用技能，直接地參與靈活就業或提升獲得崗位的可能。

靈活就業的產生，更進一步配合靈活就業有更多的措施出臺，陸銘認為，我們的城市本身要準備好：戶籍制度改革與市民化過程，增強外來人口包容性等。同時，個人主動性與外部措施同等重要，陸銘提出社會交往能力，“表達變得尤為重要”。以是否可編碼為尺度，職業可以分為“可編碼”與“不可編碼”，前者在人工智能進步的浪潮中，會尤為受到沖擊。

“數字技術是一項通用目的技術，它并不會天然的、平等的賦予各類勞動者增強他們的能力，只有我們的經濟、社會、政府、企業推動科技向善。”卓賢說，協同推動科技向善，才能讓勞動者，特別是弱勢勞動者更有力量，避免出現在數字技術加持下的就業激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