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起，中國文化界興起了一場圍繞“人文精神”的大討論，這一討論持續大約兩年，是一場蔓延到全國社會各界、影響深遠的公共文化事件。今年正值“人文精神”大討論三十周年，復旦大學文理學社邀請曾經參與這場討論的幾位學者，回顧并再次進入了“人文精神”討論現場。活動由華東師范大學許紀霖教授主持，上海大學王曉明教授與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參與對談。本文是現場講座內容摘要整理，經許紀霖、王曉明、陳思和三位老師審定。

活動現場圖，攝影：復旦文理學社 龔涵孜

“還是我們對”：重返“人文精神”大討論現場

講座開始，幾位老師首先回顧了三十年前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的來龍去脈。

王曉明重點談了“人文精神”大討論與《讀書》雜志的緣分。1993年冬天，華東師范大學在開一個有關文藝理論的會議，大家正好有許多共同關心的問題，于是白天開會，晚上就聚在一起討論，《讀書》的主編、編輯沈昌文與吳彬也受邀參與了這次會議，并提出在《讀書》上發表系列討論稿。這就是當時影響力很大的幾篇討論的緣起。他同時也提到，“人文精神”的問題實際上是當時人文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早在《讀書》發表討論稿之前，乃至1993年之前就已經有相關討論，只不過大家未必使用“人文精神”這個詞語。

許紀霖關注“人文精神”大討論與八十年代啟蒙思想的關聯，當時對于實現“現代化”的理解非常“抽象”，基本參照帕森斯的三條鐵律，即“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個人主義”。1992年上海股票交易所成立后，整個社會風氣變了，大家都在想著怎么賺錢。知識分子發現自己成為了理想（“市場經濟”）的陪葬品，當時有句話叫“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是指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知識分子在這種邊緣化的處境中思考自己應該堅守什么，這就是人文精神大討論的語境。

陳思和也回憶起1992年后改革開放的深化給社會氛圍帶來的巨大轉變。知識分子對這種轉變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非常敏感。在他看來，當時最大的改變是人的欲望放開了，人的欲望分權力欲、物欲和情欲，市場經濟尤其刺激了人們的物質欲望，這也會給社會倫理帶來許多挑戰。對社會問題的反思促成了人文精神的大討論。人文精神與人的欲望并不沖突，但人的欲望應該有邊界，應該受到一定的制約。

許紀霖補充，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最初打出的旗幟是“人道主義”，人文精神大討論一定程度上也在八十年代相關討論的延長線上。1980年戴厚英發表了小說《人啊，人》，想表達“要把人當人”，這里的“人”既是大寫的“人”，也是小寫的“人”。大寫的“人”是思想的解放，小寫的“人”是欲望的解放。欲望的解放能推動社會的發展，九十年代無論國家還是民間，主流的觀念都是發展主義，關心“吃飽飯”的問題，也就是小寫的“人”。但當時人文精神的提倡者們覺得真正代表人的本質的還是大寫的“人”。這在當時有些不合時宜，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兩邊的聲音旗鼓相當。他接著說道：“但三十年后看，還是我們對。”

活動現場圖，攝影：復旦文理學社 龔涵孜

現時代的“人文精神”問題

“還是我們對”，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悲觀預言的自我實現。王曉明認為今天“人文精神”面對的問題比二十年前、三十年前都更巨大。在他看來，社會已經形成了新的主流文化，他稱之為“新意識形態”或“支配性文化”。這成為他的研究中貫穿至今的問題意識。

他談及，如今“人性”作為一個流行詞，一般出現在兩種情況中：一是商場里多放兩把椅子，或者政府機關簡化流程，人們會感嘆“人性化”；第二種情況里，人性被理解為“叢林性”，即人都是自私的，人和人都是競爭關系，社會就像一個叢林，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都要往上升。他認為這些對于“人性”的理解存在根本的混淆，叢林法則和欲望并不是人性。人性是超越這些自私的、物性的東西，如果沒有這種“超越”，就不能稱其為人，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真善美”。

同時，環境是重要的，一個“真善美”的人越來越多的環境里，每個人都愿意繼續生活下去，相反，顛倒是非、蠅營狗茍的人扎堆的地方，人們本能會遠離。只有叢林性，社會很難維持。現實環境可能會使得“大寫的人”變得很難做，就像魯迅講中國人“一盤散沙”，背后是統治的結果。所以要靠個人的微小力量匯成大的力量，改變整個環境，要堅持人性，一步也不能退，或者說，人文精神退無可退。

許紀霖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到，近十年社會風氣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他發現“先富起來”的企業家、白領人士成為了人文書籍影視的消費主力，而不是知識分子。有錢人面臨靈魂貧瘠的問題，他們發現錢不能許諾人生的幸福美滿。八十年代談人文精神的回歸非常蒼白，而如今再談“人文精神”，有了社會的基礎，這一基礎不是來自知識分子，而是來自中產階層。這幾年對虛無主義的焦慮，金錢至上的反思，中產階層對人文課程的渴望與關注，都與這一風潮的變化有關。包括大學中專業的錄取，過去文史哲專業很不受歡迎，一般都是第三志愿第四志愿，但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學生是第一志愿報考文史哲專業，而且家長也很支持。時代變了，人們意識到“與其做一頭快樂的豬，不如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更何況，還可能成為一個快樂的蘇格拉底”。

陳思和直言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更悲觀，他觀察到現在人們不管有錢沒錢、有權沒權，都處在一個非常不安的狀態中。這種不安和緊張感與市場經濟下的自由競爭有一定的關系。人們在被解放的巨大物質欲望支配下參與市場競爭，帶來很強的自我消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更高的精神理念支撐，人很容易變得焦慮不安，快樂來自安全感，因此人們也很難獲得快樂。現在常聽學生、青年教師談及“內卷”，這個詞他以前從未聽過，是指如今學生、青年教師面對著非常嚴峻的競爭環境。中國古代有一個故事叫“二桃殺三士”，講的是春秋時齊相晏嬰為了除去當時三位勇武驕橫的將軍，便請齊景公賜予他們兩個桃子，論功取桃，結果大家爭來爭去，三個將軍都自殺了。因為分配不均，拿不到桃子的人感到沒面子，自殺；拿到的人心里有愧，良心不安，也自殺。這個故事說明了這三個將軍對自己都沒有真正的自信，他們把自信寄托在桃子上。這個故事是有寓言性質的。在今天，桃子就可能是什么職稱、論文、C刊等，也可能是什么更高的榮譽，所謂什么“帽子”。大家爭來爭去，真正學術的意義，創新的價值，獨立的精神，都不見了。如今社會很多流行的價值也就是這個“桃子”，人們把自身的價值寄托在了“桃子”上。人被“桃子”所吸引，唯恐被淘汰，很焦慮。如何不被“桃子”左右，如何超越“桃子”所象征的社會規則和主流文化，這個問題不能靠錢來解決，背后還是“人性”的問題，人文精神的問題。

三位學者在發言。攝影：復旦文理學社 龔涵孜

未竟的 “人文精神”

許紀霖補充，年輕一代碰到的困境和我們那時候還不一樣，未來不確定，充滿風險和不安全。大一的學生一進校就憂心忡忡，擔心四年以后“飯票”在哪里。過去優績制告訴人們只要智商夠高夠拼命就一定能贏，但在高度不確定的年代，能否贏依舊不確定。因此，人文精神在這個時代還有什么意義？對新一代的年輕學生有什么意義？這恐怕是我們需要繼續闡發的問題。

他認為，這首先涉及到對“自我”的理解，對自我安身立命的理解。如今外部潮流環境影響很大，但很多人內心沒有自我安頓的東西。在他看來，大學四年不是學知識、學本領，而是古希臘神廟里那句“認識你自己”，四年下來如果能知道你要什么，什么是你安身立命的東西，那么你就算畢業了。美國倫理學家麥金太爾的名著《德性之后》中提到，人有兩種對利益的追求，一是外在利益，金錢、權力、知識，但外在利益并不能構成人安身立命的東西，只是生存的手段。第二種是對內在利益的追求，這是一種“非此不可”的追求。只有找到了這種追求，找到了人作為人獨特性的一面，才算真正成熟，這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種體現。

“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首先是找到一個確定的自己。”許紀霖總結道。同時，在今天這樣的“內卷”環境中，這也是對社會的要求，社會應該為年輕人提供一種“夢幻感”，營造愉悅的工作環境，這是精神層面的要求。當然學校也是如此，復旦的校園應該依然是一個可以讓年輕學生做夢的地方，復旦應該繼續讓“自由而無用”發光。

王曉明回應，“夢幻”這個詞很好，但現實比這個詞要“嚴酷”很多。“內卷”問題植根于當下的“叢林化”環境中。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寫的“人”并不容易。現在的溫飽已經和1990年代的溫飽不同，人們的要求更高。追求更好的生活沒有問題，但應該用什么方式去追求？應該把創造追求物質財富和成為大寫的“人”結合在一起。

他援引魯迅《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中提到的作為“中國的脊梁”的四類人：“埋頭苦干的人”，不是投機取巧，巧取豪奪，而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拼命硬干的人”，認準了對的事情，哪怕與現實環境沖突，也要排除萬難；“為民請命的人”，不是只看自己，而要看到千千萬萬的苦人，為他們而奮斗；“舍身求法的人”，為正義、公平、民主、解放而犧牲。中國以前從來把人分兩等，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現代社會當然認為不應該再有這樣的兩分。比較而言，今天中國的平民百姓可能比過去好，差的是精英位置的人，精英也越來越“喻于利”，講競爭，不堅持自由平等民主，而流行虛無主義，“什么都沒有意義”。魯迅講的中國的脊梁仍然有價值，對此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責任，要承擔起責任，而不要成為社會中那很糟的部分。

講座末尾，許紀霖簡單提及了最近進入大眾視野的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程序ChatGPT。他認為，在ChatGPT時代即將到來的時刻，如果不對ChatGPT有某種哲學和倫理的限制的話，它很可能會毀掉人類的文明和存在本身，要讓人工智能成為人的好伙伴，人文精神不能改變的底線，我們要守護的，是人（自然人）的至高無上。這也是一種人文的精神。

陳思和總結道，人文精神討論之所以不過時，是因為人自身始終在面對不同的挑戰，人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成長，克服貧困、貪婪，現在面對機器人。其實克服機器人也是克服人自身的問題。人文精神始終處理的是人自身的問題，理性的問題。動物世界的規則很清楚，獅子、河馬、狼、羊各有各的領地，吃飽后就不會再有貪婪。而人會貪婪，很多問題都是人自身的貪婪引發的，人始終在害怕自身的毀滅。但同時人也會反思自身的貪婪，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斗爭，不斷克服自身的丑陋面。

現場提問環節，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嚴鋒老師在提問。攝影：復旦文理學社 龔涵孜

現場提問環節，聆聽講座的同學、老師就言論環境、知識分子的位置、公共環境和人類中心主義等問題與三位老師進行了交流。

許紀霖回應當今時代知識分子的位置問題時提到，九十年代以后，知識分子主要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回到學院，成為學院專家；二是進入媒體環境中，做得好一點成為知識分子，不好一點成為知道分子。這兩種沒有好壞。如今是新媒體時代，影響公眾最大的是社交媒體，但知識分子還是謹記內心的情懷，在媒體上不為流量所左右，在學院內不受考核左右，守得住就對得起知識分子的職責。

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嚴鋒老師也參與了當年的人文精神討論，他從媒介與技術的兩個角度談到了人文精神在當代面臨的問題及其意義。他認為，技術把人文精神逼迫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此外，新媒介的碎片化環境和其呈現出的分裂沖突，更凸顯出人文精神回歸的迫切性。并提問人文精神預設的人類中心主義如何回應當下如火如荼的環保、動物保護、賽博格人機結合、AI等議題背后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問題？

許紀霖回應，過去提到的生態主義、動物保護思考的問題，包括今天的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的共存問題，都很重要。人類中心并不意味著硅基生物被我們宰治，而是希望避免人類成為自己創造物的客體的結果。能否設想一種好的共處，成為好的伙伴，有沒有可能互為主體？也許未來的人也包含硅基生物？這都是有可能的。

講座最后，陳思和、王曉明、許紀霖老師分別贈言，他們的贈言分別是：“把人字寫端正”（陳思和），“不要接受叢林法則”（王曉明），“認識你自己，做好你自己”（許紀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