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遇見〈國富論〉》，賴建誠著，格致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200頁，49.00元

這本小書略顯干瘦，故寫篇長序增胖，趁我老糊涂之前細說成書過程。

1984年3月，我在西歐的中文報紙看到小方塊廣告：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急征人才，條件寫得官式具體。

這所理工學校何時有了人文社會學院？當時我尚無返臺準備，就留下剪報保留至今。

同年8月在媒體看到，臺灣“清華大學”在秋季成立人文社會學院，增設經濟系（本科班）以及歷史、語言、人類學、社會學四個研究所（碩士班），才確信此事為真。

9-10月間，我寫封簡函，說明簡歷與專業方向，很快收到系主任趙岡教授回信。我剛在圖書館看到他以英文發表的土地制度史論文，當時他應該還是在威斯康星大學任教，怎么會從新竹（臺灣“清華大學”所在地）回信？我看筆跡方正魁秀應是不假，依囑寄出各項文件，約好1985年1月中旬在新竹面談。

我對路況不熟，下了高速公路，提早一站在臺灣交通大學下車。兩校的距離和北京的清華、北大一樣貼近，但要走到校園中心還是有點距離的。那個時候，又沒有移動電話可以聯系，雙方都著急了。

彼時新竹交通不便，科學園區廣無人跡，臺積電尚未存在，我真懷疑自己是否該來應征。

當時我三十出頭，趙岡（1929-2021）正值壯年，高大的東北哈爾濱人，文雅淵博廣見聞，讓人很難抗拒。

后來我才明白：蔣碩杰院士在臺北主持“中華經濟研究院”，邀趙岡短期主掌其中一個單位。臺灣“清華大學”時任校長毛高文和理學院院長沈君山，趁機邀趙岡協助創系。

我的專業是偏門的經濟史，在以數理統計為尚的同行面前，總是羞于表達自己的領域。

我的就業機會很少，又遇上這位同行知名學者，直言問為何愿意考慮我。答案很簡明：當時“教育部”規定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為必修，大多數學校都敷衍了事（這項規定大約在1990年左右松綁）。趙岡知道找人不易，我和家人商議后就高攀應聘了。這是我此生唯一的正式職務，深深感謝1985年初的良機。

校方提供充足經費，鼓勵教師與國際學界接軌。既已排定要教經濟思想史課程，我就往這方向找議題。

在適應新環境的初期，如何在較陌生的領域找到顯著題材？那時血氣正旺，腦袋剛經過初步鍛煉，很快就想到一個議題：《國富論》通過哪種方式傳入晚清？清末尚無適切的詞匯可傳達分析性概念，例如“邊際生產力”“看不見的手”“鉆石與水悖論”等。嚴復是用什么手法表達這些陌生學理？

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是：《國富論》的核心主張是“自由放任”“政府最小化”，而清末仍習于皇權的政界，如何接受管得愈少愈好的理念？知識界與工商界對《國富論》的態度，是迎是拒，或無所適從？

我對這兩項議題幾乎完全無知，也很少見到系統性的文獻解說。學校爽快批準一筆小經費，要求帶幾位同學進行，用意是同時培育師生。為何會想到這個題材？這些問題不會憑空出現，必然根植于先前無心埋下的種籽。此事要推回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在本科時期的閱讀偏好。詳說如下。

高中畢業后依聯考（高考）分數進入商學院就讀，但我毫無商業才能，不會交際也沒手腕，要我墨守成規上下班也辦不到。我對文史哲遠比數理統計分析更有興趣，在經濟急速起飛、人人向錢看的美景下，如此不食煙火將來如何發達？

在這種不協調的氣氛下，我看到有人介紹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的英文名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該書分析嚴復如何譯介西洋名著，從《天演論》到《國富論》再到《群己權界論》。

我買了一本翻印的原書，但是因為知識量不足，歷史基礎太差，幾乎看不懂書中那些人名與問題，遑論觀點與爭辯。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商務印書館找嚴復譯本，結果打擊更大：他的古文比英文更難懂。

后來讀錢穆《師友雜憶》，才知道他年輕時讀嚴復譯本，也幾乎每頁都有生字。在雙重打擊下，史華慈的書就變成擺設，幾經搬遷就失蹤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歐洲密集學習幾年，1986年重讀史華慈的書，已能看出他對《國富論》的理解，同經濟學界相比有顯著落差，甚至還想與他爭辯。

初任新職又有新主題，真讓人振奮。每每傍晚沿著校內大湖，思索如何組織材料形塑論點，雖是黃昏卻有黎明之感，大腦轉個不停，自動蹦出新點子，總算體會到何謂文思泉涌。這也讓我明白一個重要判準：若對某個題材有興趣，但沒出現這種感覺，研究之路多半就會崎嶇坎坷。古稀之際顧所來徑，總覺得四十多年來苦頭遠多于甜頭。嚴復是第一個也是最甜美的果實，緣分和福分果真都是稀缺品。

1986年年底寫好初稿，請師友指正，反響大多積極：題材不錯，內容具體，結論明確。欣喜之下寫了精簡英文版，以測試國際學界能否接受，然后就開始向期刊投稿。不出所料，中文經濟學期刊對文史議題興趣不高。轉投《漢學研究》倒很順利，評審意見相當正面，主編還打電話談了一下。（賴建誠：《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漢學研究》1989年第2期。）

英文稿也沒障礙：先參加1988年6月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經濟思想史年會，引起幾位同行注意。其中一位是保羅·特雷斯科特（Paul Trescott），他對西方經濟學引入中國的過程做了深入研究，多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學出了一本專著。（Trescott, Paul, 2007,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既然初步反應尚可，我就向《歐洲經濟史期刊》（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投稿，主編覺得有意思，刊登在“研究討論”欄目。（Lai, Chengchung, 1989, “Adam Smith and Yen Fu: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e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8（2）:371-381.）

第一次寫嚴復論文，得到正面響應是個好起頭。1989年6月，去美國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大學參加經濟思想史年會途中，心生一念：既然嚴復譯介《國富論》時，曾出現翻譯與政策接納的問題，那其他非英語國家，如日、俄、德、法、西、葡、意，是否也有過各自版本的“嚴復現象”？這是個好問題，但答案我一無所知。

那時個人計算機剛上市，日常聯絡主要靠信件和傳真機。在學術信息不便的時代，做跨國研究絕非易事。上天悲憫我，日積月累點點滴滴，搜集到幾個國家的部分訊息。更幸運的是查到一項關鍵資料，對理解《國富論》的跨文化傳播很有幫助：哈佛商學院圖書館內，有個歷史檔案部門名為“克雷斯歐洲經濟史與哲學資料集”（The Kress Collection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 Philosophy），同行簡稱為“克雷斯資料庫”（Kress Library），收藏有歐洲商業史、經濟史、思想史的文獻。更驚喜的是他們有本小冊子《斯密研究范德布魯紀念館藏目錄》（The Vanderblue Memorial Collection of Smithiana）。

真沒想到會找到礦脈源頭，但反而引起恐慌：我已知的材料實在卑微，目錄內還有豐富的文獻我完全不知，怎么辦？如何找出一大段時間去運用這批史料？上天再度憐憫我：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與哈佛燕京學社負責人相熟，爭取到讓學院教師申請赴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的機會，留職留薪無教學任務。1991年暑假我提出申請，附上已發表的中英文嚴復研究，說要把這個議題擴充編成一本書，對比十個非英語國家的“嚴復現象”。

哈佛燕京學社代表愛德華·貝克（Edward Baker），秋季到我研究室面談。他說自己在哈佛數十年，竟然不知道商學院有這批重要史料，研究若能做出必然有意義。他只有一個疑惑：如何讀懂十種非英文史料？貝克專研韓國，對日本熟悉。他不懷疑我的英文、法文能力，我也能證明自己日文的閱讀與口語水平，還拿出了老舊的德文檢測成績。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怎么辦？拉丁語系的學術名詞大體類似，基本上能判斷標題取舍文章，至于具體內容只好在哈佛校園付費請各國人士協助。俄文、北歐文又怎么辦？哈佛總圖書館內，有許多精通各國語文的館員。只怕問題沒意義，不怕找不到幫手。

1992年2月，收到哈佛燕京學社的邀請函與各項文件，安排生活住宿與機票。我松了一大口氣，書稿計劃有指望了。6月搭機赴美，去做那個蛇吞象的題材。聽說哈佛總圖書館懷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藏書遠超過千萬冊，1700年之后的藏書已能用館內計算機查索。我沒用過這種先進技術，笨拙地輸入關鍵詞“Adam Smith”，立刻顯示出幾十頁文獻，大多前所未聞，把我給嚇暈了。館內提供免費打印，當時還是一行行地印，機器忙了半小時才結束。我抱著一沓打印紙，六神無主地回到學社，那是被文獻淹沒的窒息感。

清醒過來之后，明白只有一條路可走：進書庫逐本查找，看能否用上。哈佛總圖書館絕對是書生天堂，逛三輩子沒問題。我還需要去商學院圖書館查看主礦：《國富論》文獻特藏。商學院圖書館的體積與藏書，比不上哈佛總圖書館，但更精致、優雅、寧靜，總閱覽室高大寬廣，無梁柱。我看過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那是社會性的機構，總覺得大學圖書館對研究者更適用。

事先寫信聯絡上的館員，帶我去看《國富論》文獻室。那里面積不大，但很精雅，絕對安靜，只能用鉛筆記錄，不可照相。館員指著一張大書桌，說這是熊彼特在二戰期間，寫作《經濟分析史》時用的專桌。真意外也真榮幸，能和這位世界級老前輩用同批史料與桌椅。

若無旁聽課或專題演講，我就走過查爾斯河到商學院，或鉆入哈佛總圖書館的書庫。一個意外收獲是見到了久仰的史華慈。他已退休，每天到同一地點享用午餐，會見眾人。我向他說自己正在做嚴復的研究，那一年他剛剛出版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專著，對嚴復問題興趣已淡。他和藹可親，和眾人無話不談，甚得人緣。

長話短說。1992年圣誕節時，我已掌握大多數文獻。接下來要做幾件事：第一，用9寸屏的筆記本電腦整理這十國的文獻；第二，挑出代表性的文章，付費請人譯成英文；第三，根據這些譯稿，寫兩篇綜述性前言，一是各國如何翻譯《國富論》，二是各國對《國富論》的論點如何迎拒。我專心此事，加上譯者配合，進展有如神助。1993年5月左右，已整理出上千頁文章，寫好兩篇綜述，足夠編成厚厚的主題專著。臨到需要聯絡出版社的時候，我卻遲疑了：千頁文稿，主題是關于世界聞名的《國富論》，研究范圍跨越十個非英語國家，編寫者卻從未聽聞，這樣的書誰會考慮出版呢？

那時猶如吃了豹子膽，最先想到的是出版《斯密全集》的牛津大學出版社。我寫了一封短信，附上目錄，航郵寄出之后，忐忑等待。約兩星期后收到回信，簡短兩句話：“這個題材看來挺有意思。何時能寄書稿？”發信者是負責社會科學部的安德魯·舒勒（Andrew Schuller）。我拿著信去哈佛總圖書館找肯尼思·卡彭特（Kenneth Carpenter），他是國際知名的書目學家，曾應聘去日本協助編錄斯密生前藏書。

斯密無后代繼承，大批藏書流落各方。東京大學經濟系在二戰前取得斯密生前藏書315冊，都貼有斯密的私人藏書票。東大經濟系主任根岸隆教授，1991年2月帶我入館參觀過這批藏書。（請搜索：“Adam Smith Collection, Tokyo University”）另幾所日本院校后來買到幾本，各自當作鎮館之寶。名古屋大學的水田洋教授（1919-2023，享年104歲），有專著研究這項題材。（Mizuta, Hiroshi, 2000, Adam Smith’s Library: A Catalog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愛丁堡大學的新學院[New College]收集斯密藏書最多[約1600冊]。請搜索：“The Library of Scotland’s Greatest Economist”。）

卡彭特在斯密研究圈小有名氣，我常找他問東問西，共進午餐談天說地。我問他是否認識舒勒。他說剛剛收到舒勒來信，問是否認識我，還請他判斷我能否完成書稿。我們相視大笑。我問他會怎么回復，他說很簡單：認識此人，已多次相見；書稿已成，本周可航郵。因書稿太厚，必須雙面影印成兩冊，我印了兩份，供寄出與自存。半個月后收到回信，舒勒說頁數超過預期，必須大刪才能考慮。他還需請人審稿，要我靜候。籌劃四年的任務終于將告結束，渾身舒暢，那時剛過四十歲。1993年6月，踏花歸去馬蹄香。

哪里知道我接下來竟被這部書稿折磨了七年，不是修改內容，而是癡癡等待——充滿不確定的焦急，出版社態度的不明確，編輯者一再更換，這些都讓我陷入疑慮與無措。啥事也不能做，只能枯等。出版社既不簽約，也不退稿。誰知道幾年后我會不會收到一封短信，跟我說非常抱歉……

過了三四年，終究按捺不住問書稿現狀，回復仍是簡短一段：原本找了一位編輯，但近日離職，請耐心等候。1994年夏，得到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資助，去慕尼黑大學經濟研究中心（CESifo）訪學。接待我的是《制度與理論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主編。他的習俗經濟學專著正在趕稿，兩年內就在牛津社出版。為何我早就交稿，反而擱置，且尚未簽約？無回復，只好再枯等。過一兩年又來短信，說第二位編輯剛要處理稿件，就不巧離職，轉任聯合國某機構。這件事輾轉折騰幾年下來，我的期盼已降到冰點。

過了兩三年音訊全無，已全然不抱希望。某日傳真機收到十多頁表格，需要快速填寫回復。傳訊者說他是牛津大學英文系畢業，負責編輯我的書稿，說覺得內容有意思，填好表格后會寄正式合同。大約與此同時，總編舒勒來信說他已讀過書稿，有哪些篇幅需要刪掉，同時傳來封面設計。此時我已接近無感，回信說刪多少皆可，封面我沒意見。他還說此書較厚，做索引費時且昂貴，能否同意不做。這一點就難接受了，我回復稱，我還沒看過牛津社的書沒索引。

大約在1995年夏，我剛結束手邊的小題材，又等不到牛津的合同，就想到運用這部書稿做兩件事：一是把1993年春夏間為這部書寫的兩篇前言綜述，投稿給兩個期刊，都順利發表了（Lai, Chengchung, 1996, “Transla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5（2）:467-500; Lai, Chengchung, 1996,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European Legacy, 1（7）:2069-2083.）；二是寫出了一小本書稿，也就是讀者手中的這一本。新書初稿寫好后請人評論：有人看后默默還我，有人簡單說了句有意思，但沒人給過正面響應，也沒人提供修改建議。我感覺不妙：難道給牛津社的書稿（1993）和新寫的嚴復書稿（1997）都泥牛入海了？消沉了一陣子，就轉去寫《梁啟超的經濟面向》。

2000年春，收到航空包裹，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寄來的六本樣書，也就是下面這本《亞當·斯密在各國的傳播：〈國富論〉的翻譯與接受》（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噩夢終于結束。我告知哈佛燕京學社此書已有結果，感謝1992-1993年間的支持，貝克表示欣慰，日后還來與我相聚。牛津社銷售部門每年會寄報表，顯示銷量與版稅額。此書兩年內賣了300多本，然后逐漸降為兩位數、個位數；二十年間總共賣了500多本。市場大概就這么大，大多是圖書館訂購。我收到一些研究者來信表示認同，學術期刊有幾篇正面書評，但科學史期刊《伊西斯》（Isis）上的評論卻是完全負面。

英文版出版后，還有中文書稿（即本書）要操心。我先向學術機構投稿，屢投屢退。英文版的困難是長年枯等，中文版的困難是問津無門。連普通讀物的出版社都斷然回絕。過了兩三年，我想試試臺北三民書局，他們出版過我的兩本雜文。等了一陣子以為又完了，沒想到2002年初收到出版合同，要求買斷終身全球版權。我當即同意。后來才知道有人暗中相助：我系畢業生在當編輯，向老板說這本小書題材有新意，應不至于虧損。

這位陳姓編輯日后來校告知此事，雖然當時我已不記得他的容貌，但仍感謝解危之情。出書時正逢我半百，算是個大禮。學界與讀者對此書未置一語，首印可能都還有剩余庫存。那時我正被《梁啟超的經濟面向》纏住，接下來又與積壓十多年的《邊鎮糧餉》搏斗，就把嚴復束之高閣了。

2008年初，上天又悲憫嚴復這本小書了。北京清華大學龍登高教授在臺灣訪學，我們是經濟史同行但不認識。他來新竹與我相會，邀我休假期間赴北京一個月，也愿意推介這本嚴復小書給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我首次參加福州嚴復研討會，參觀故居，感受他的生活環境。2013年在北大歷史系參加嚴復國際研討會，會上有人表示這本小書不錯，才稍稍釋懷。

1997年撰寫本書初稿后，趁熱寫了這本書內容的簡要英文稿。1999年保羅·特雷斯科特來臺與我相見，說可以擴充成完整專著。他積極寫了幾章初稿。當時他已有年歲，不久就停筆了。這本半成品的英文稿，此后就在計算機里休眠了22年。中間我在2014年退休后打開重看，覺得薄弱，又讓它繼續沉睡。

2019年4月，上天又悲憫我了。一位在倫敦任教的同行來新竹，我們談到手邊的題材。他留下一張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的名片，說可試投他們家的經濟史叢書。我遲疑了幾天，寄出那本老舊的半成品碰運氣。沒想到一個月后，收到兩份非常肯定的評審意見，我錯愕到回不過神來：連自己都懷疑的文稿，竟然得到有生以來最高的評價！第一位審稿人用小字體單行距寫滿四頁，毫無保留地推薦出版；第二位審稿人寫了一頁半，基本態度相似。經濟思想史的圈子不大，從文風大致能判斷是哪兩位英國專家。

中文版與英文版的評價，猶如冰火兩重天，真讓我懷疑人生。既然審稿人這么抬愛，叢書編輯就寄來合同，我答復稱版權在三民書局。但哪里知道，因為授權條件存在分歧，帕爾格雷夫和三民書局未能達成協議。我居間斡旋近一年仍是僵局，只能無奈長嘆空歡喜。

再三考驗之后，上天又悲憫地幫我脫困。2022年4月，我把《經濟思想史的趣味》，濃縮改寫成英文精簡版（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in 20 Talks, 2022, Springer），后被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施普林格與帕爾格雷夫隸屬于同一出版集團。我把嚴復英文書稿和審稿人評審意見傳給施普林格，問施普林格可否考慮三民書局的條件。這次終于峰回路轉，施普林格特請德國版權部門另擬全新合同，幾經細節修正后于2022年7月底簽約。同年12月末就出書了。1997年的嚴復英文書稿，從2019年4月跌跌撞撞到2022年12月，終于落幕。

承蒙格致出版社欣賞，讓這本二十年前的小書繼續再版發行。我與嚴復的緣分，從懵懂相會，到編寫牛津社專著，再到讀者手上這本書中英文版的問世，回首猛看竟已過了半個世紀：從大約1973年起，斷斷續續起起伏伏，一直到2023年初的今天。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這不是上蒼再三悲憫我，而是一路庇佑嚴復，感念他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筆醒山河的豐功偉績。

本文為賴建誠著《當中國遇見〈國富論〉》自序，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