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數字經濟先鋒號

◎來源｜當代經濟管理

◎作者｜劉富華 宋然

工業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建設現代化工業體系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工業發展存在資源利用效率低、工業結構失衡、創新驅動不足等問題。?

當前，數字經濟成為工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但我國傳統工業科技水平偏低，數字鴻溝日益擴大技術差距和資源配置效率損失也可能存在風險。數字經濟能否成為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本文將系統性分析數字經濟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和效果，為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引導和參考。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經濟與工業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關系

我國工業經濟增長長期以來靠資本投資驅動，資源消耗強度大且技術水平低。數字經濟發展初期，工業無法承載數字技術所需的資本投資和高技術人員投資，生產方式和要素結構不匹配。數字技術和數據在服務業內集聚，對工業部門形成“空吸”，抑制了工業協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數字技術與工業生產要素不斷組合迭代，促進了工業經濟中資本要素和勞動力的流動和技術共享，實現了工業結構和要素結構高端化，推進了綠色技術進步和產業綠色轉型。因此，本文提出了假設１：數字經濟對工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呈現先抑制后促進的“Ｕ”型關系。

1、數字技術創新效率對數字經濟賦能工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

創新效率反映單位創新投入對產出的貢獻程度，數字技術創新效率表現為利用數字技術對外部知識的利用水平，數字經濟產生的大量外部知識能否被工業利用并轉化為最終創新產出關鍵在于數字技術的創新效率，數字技術的創新效率在數字經濟賦能工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一方面，在數字經濟向工業滲透過程中，數字技術創新效率的提高能提高工業經濟中各主體技術融合和外部技術獲取的有效性，促進產業間知識互補互通，有利于企業間技術合作，形成工業體系中上下游企業協同創新，提升產業結構的同時提高了生產效率；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創新效率使得工業生產要素重組和配置更有效率不僅緩解了數字經濟發展初期擠占工業資源的負面影響，而且有助于形成資源節約型的生產方式，隨著數字經濟不斷滲透，倒逼工業豐富科技資源和人力資本，減少物質資本消耗，呈現知識溢出的“邊際效應”遞增特征，為工業增長提供持續動力。

由此本文提出假設２：數字技術創新效率對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高質量的“Ｕ”型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能加快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高質量的“Ｕ”型拐點的到來。

2、數字經濟與科技協同發展對數字經濟賦能工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

技術創新與數字經濟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協同影響。因此，有必要從數字經濟和工業科技協同角度來分析其積極貢獻。具體來看，數字經濟有效推動信息和知識流動和融合需要科技支撐；科技資源與數字經濟匹配決定其效率及影響工業經濟的創新能力；兩者協同水平提高，數字經濟對工業創新發展的正向作用加強，數字技術在工業體系中易形成技術關聯，進而帶動各產業協同發展。

從長遠來看，隨著科技創新和數字經濟發展協同水平的提高，工業創新能力、工業結構和工業協調發展水平都得到提高，工業發展質量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設３：數字經濟與工業科技協同發展水平能加強數字經濟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力度，隨著協同發展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的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增強。

指標構建與數據來源

工業經濟質量發展指標構建

我國工業經濟面臨資本回報率下降、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區域差距大和資源和環境約束的問題，為了實現工業經濟創新發展、可持續發展、協調發展和結構優化，本文借鑒YAND和REN(2021)相關研究利用熵值法測算各省工業高質量發展指數。該指數綜合考慮了工業總量、工業結構優化、創新發展、可持續發展和工業協調發展水平，從而全面反映工業經濟發展質量。指標體系如表１所示，工業結構優化反映產業結構升級和合理化程度，協調發展包括工業區域協調發展和產業協同發展。其中，=1，2，3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

協調發展包括工業區域協調發展，用各省份工業增加值與全國工業增加值表示，比值越小表示各省份工業發展差距小，工業產業協同發展用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間的耦合協同程度表示，參考唐曉華等的研究利用第二產業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生產總值計算耦合值，耦合值越大，表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協同發展水平越高。

表１  工業發展質量發展評價指標 
（注：三級指標中“＋（－）”表示該指標為正（負）向指標，越大（?。┰胶?。）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是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通過促進信息化和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以及數字技術嵌入工業生產體系帶來工業經濟效益，從而影響工業經濟的整體效益。本文從數字產業發展和數字技術創新發展角度出發，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該指標綜合考慮了四個一級指標和十三個二級指標的數據標準化后的因子，并選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六個主成分作為主要因素，反映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如表２所示。通過KMO檢驗比較不同維度指標之間的相關性，本文保證了研究的嚴謹性和合理性。

表２  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指標

控制變量選取

①城鎮化水平（urban）；用各地區的城鎮人口占該地區總人口的比重作為城鎮化率的代理變量，反映城鎮化對工業經濟增長的影響；

②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各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該地區GDP之比來衡量外資利用水平，反映外資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

③經濟增長水平（gdp）：用各省GDP增長率表示經濟增長水平，反映經濟總量的增長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④政府干預程度（gov）；用各地區財政支出與該地區GDP的比值來衡量政府干預程度，反映政府干預對工業發展質量的影響。

調節變量

數字技術創新效率（）。本文借鑒陳金丹（2022）相關研究采取Malmquist超效率分析對數字技術創新效率水平進行測算，采用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和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業R&D經費衡量數字技術投入，與R&D項目數共同作為創新投入，專利授權數、技術市場成交金額和信息技術服務收入等指標作為創新產出，評價我國省域數字技術創新　效率水平?！?/p>

數字經濟與科技創新協調水平（）。本文根據段秀芳等(2021)的研究，表明兩者協同能力越強，各地數字經濟與科技創新協同發展水平由高到底排序如表３所示，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省份協調指數均小于0.5，表示數字經濟與科技創新發展失調，意味著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擠占了工業科技資源，同時因科技水平低又限制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整體上看從2014年到2020年期間，我國各省份數字經濟與科技創新的協同水平呈現上升趨勢。

表３  2020年各省份地數字經濟以及與科技創新協同發展水平

數據說明

本文所用的數據是2014-2020年我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除港澳臺和西藏地區）各指標對應數據，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WIND數據庫和eps數據庫，數據描述性統計見表４，從表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差可以看出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

表４  變量描述性統計

實證分析

區域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對工業經濟的影響效應不用，而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明顯的空間差異特征，中西部地區受限于區域生產要素錯配、創新水平和數字技術吸收效　率等因素，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相對較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前10的省份（市）中有9個省份（市）集中在我國東部地區，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分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實證數字經濟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異質性影響，實證結果如表7所示。

表７　數字經濟發展對工業經濟發展質量的分區域實證結果
（注：括號內為ｔ值，標準差為聚類穩健標準誤；?。ⅲ?、＊　分別代表在1%、5%和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由表7可知，在區域層面上，數字經濟發展與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存在差異。具體來看，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顯著為正，且東部地區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發展質量不存在“U”型關系。這意味著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可以帶動當地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源于東部地區具有科技資源、人力資源稟賦優勢。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揮的技術關聯效應和創新效應得以發揮，為工業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動力，形成對工業經濟的促進效應。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已經跨越數字經濟發展的拐點，東部地區最先接觸到國內外先進技術和知識，聚集眾多優秀的科技資源和物質資源，雄厚的經濟實力支撐上不斷擴大數字經濟規模，數字經濟發展能與工業經濟的綠色發展、創新發展和結構優化形成良性互動，促進工業的高質量發展。

由模型9、10可知，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發展質量存在“U”型關系。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由抑制向促進轉變，一方面源于中西部地區由于科技落后、數字基礎設薄弱和勞動力素質不高，加之中西部地區以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工業居多，數字經濟處于發展初期，數字化變革成本過高，增加研發成本，造成了創新效率低下，不利于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西部地區的企業可能會面臨東部工業生產性投資形成生產要素和創新資源的“虹吸效應”，以致各類創新資源大量集中在東部的高技術制造業中，進一步抑制中西部地區的工業投資效率和創新積極性，限制了中西部地區科技水平的提高。隨著數字經濟水平對工業經濟滲透水平提高，工業中各企業通過學習效應快速地提高科技創新水平，同時完成跨空間生產要素配置的優化，提高了中西部地區工業經濟發展質量。

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我國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U”型關系特征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得出以下結論：不同的數字經濟水平對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具有異質性，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時，數字經濟對我國工業經濟發展質量表現為阻礙效應；跨越臨界值后，數字經濟對傳統生產要素的替代效率和規模效應得以發揮，對工業高質量發展表現為促進效應；調節機制表明數字技術創新效率、數字經濟與工業科技協同能力能強化數字經濟對工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加快“U”型拐點的到來；從區域異質性來看，我國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了工業高質量發展，而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與工業高質量發展具有相對全國水平而言較為平緩的“U”型關系。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推進數字化和現代化工業體系建設。充分認識自身科技水平和資源稟賦，精準識別數字化發展和工業發展的關鍵矛盾，加強傳統工業對數字技術的吸收，中國一方面應當積極深化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的融合，跨越數字經濟低生產率的門檻，形成創新協同從而更全面推動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提高工業經濟對創新資源的整合能力，這需要通過大力培養高級人力資本進而高效地利用新興技術與產業創新資源，推動工業結構升級。

2、提高工業內生自主創新水平，突破核心技術瓶頸。一方面重視對數字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我國工業各產業的數字人才的交流，同時加大研發投入，實現數字經濟領域關鍵技術創新和積極學習前沿技術以提高創新效率帶動數字經濟對工業產業創新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部門要推進數字技術標準化生產和規范供應，引導數字經濟理性發展。

3、兼顧工業經濟體系各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協調水平，實施差異化數字經濟發展戰略。首先進一步加快數字經濟發展落后地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我國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其次，加強政府對傳統產業數字轉型的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推進數字化轉型升級，進而提高產業結構；最后，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暢通數字創新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擴大數字經濟紅利溢出的空間半徑，帶動區域產業協同發展。

4、縮小傳統工業和新興數字產業的數字技術鴻溝，實現工業與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創新作為工業轉型發展的關鍵動力，是工業新舊動能轉換并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要強化傳統制造業科技水平，促進數據信息和數字技術向生產質量與效率轉化，另一反面加強與新興數字產業的技術合作與交流，以消弭產業間的數字經濟鴻溝，推動數字技術升級，賦能工業高質量發展。

5、利用數字經濟實現工業區域協調發展。不斷推進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深度融合，要打破各種行業、區域要素流動壁壘，借助數字經濟的高滲透性，加快創新技術在工業系統間流動形成技術關聯和融合發展以此推動傳統產業升級，提高生產效率，加快各區域工業協調發展的步伐。

原文來源：劉富華,宋然.數字經濟是否促進了中國工業高質量發展?[J].當代經濟管理（因篇幅原因，本文有部分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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