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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與秦檜:兩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危險的精神族類
標題化用了斯蒂芬·茨威格《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茨威格在這部非虛構經(jīng)典著作中,運用弗洛伊德心理學方法,精微而細膩地剖析了19世紀法國大革命中一位被人唾罵的政壇權要、一位讓拿破侖也感到“驚恐”的天才人物。他認為這類人物,“是我們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徹的極端危險的精神族類”。他甚至認為某些決定歷史軌跡的按鈕,恰恰是這類性格極端多疑、智力嚴重欠缺的幕后之手撳下的,他們最擅長的就是玩弄“犯罪的政治游戲”。
巴爾扎克在小說《一樁神秘案件》中,稱其“甚至比拿破侖還擁有更多控制別人的威力”。“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富歇是他那個世紀最為有趣的人物”。(斯蒂芬·茨威格《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前言)
斯蒂芬·茨威格
文學家考察歷史人物,常常迥異于歷史學家,甭管是巨公偉人,還是奸佞惡棍,都是可以放到顯微鏡下來觀察透析的“標本”。無論面對的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有必要多問幾個為什么……
蔡京和秦檜與富歇可類比的是,他們都是曾左右了歷史走向的“操盤手”,盡管他們距離權力的巔峰尚余一步之遙。但他們與富歇又有諸多不同之處,乃因人格生成的文化土壤有異,即便都是“歪脖子樹”,“歪”的形態(tài)也會不同。
本文無意于將京、檜與富歇進行比較分析,這項課題太復雜了。如果將京、檜擱在一起“燴燴”,或許會讓人覺得有點類似“臭豆腐”與“臭鱖魚”,聞上去都“臭”,但各有其“臭”。
“枕邊風”
先從一個有趣的視角說起。
有一副流行于民間的對聯(lián):“呔,有賢妻何至若是;呸,非老賊不到今朝。”
京、檜二人的妻室各有不同品性,這“枕邊風”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為官之道呢?
史書上關于蔡京夫人的記載極少。只有寥寥數(shù)語。諸如從樞密大臣曾布口中略知,蔡京妻與蔡卞妻關系有隙,徽宗皇帝私訪蔡宅時,蔡婦與子牽衣挽留等等。其妻子在蔡京個人生活和從政生涯中,如空氣般似乎存在,又不見任何蹤影。大約在20多歲時,蔡京娶曾任少卿的徐仲謀之女為妻。史書以“徐氏”稱之。那時候的女人,不像有身份的男人,弄得名號很復雜,除了名,還有字、號、別號、謚號等一大堆,讓今人常常搞混。蔡京的岳丈徐仲謀在仁宗朝,因耿直敢言而官運不顯。在任廣東提刑到期回到京師待命時,看到京師遭大雨所淹,向皇上獻《秋霖賦》:“連綿乎七月八月,渰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沒于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于橋面,難渡舟舡。”等于批評朝廷面對水災不作為。仁宗聞之大怒,將之降為監(jiān)邵武軍酒稅。(《宋朝事實類苑》卷73)蔡京有子八人,是否皆為徐氏所生不清楚。徐氏在史書中不顯,從一個側(cè)面可證,徐氏默默地做家庭主婦,對朝政無興趣,也無干擾蔡京私生活的形跡。因此蔡京的家庭生活質(zhì)量指數(shù),顯然要遠遠高于秦檜。“妻妾成群”在那個年代,不存在有違倫理問題。蔡京80歲死于貶途,秦檜66歲病死宅中,他們的壽命是否有家庭生活的因素呢?
《宋朝事實類苑》
秦檜娶妻王氏。王氏是望門大族王珪的孫女,以妒悍風聞于士林。王珪何許人也?在神宗朝曾任宰相九年。而王珪的女婿鄭居中在徽宗朝也曾任宰相。相較之下,秦檜出身寒微,父親曾任縣衙小官,且以清白聞名,幼時生活相當困窘。秦檜早年“曾為童子師,仰束脩自給,有‘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猴’句。”(《堯山堂外紀》卷58)秦檜娶王氏算是“老鼠懷了大象的孩子”了。秦檜在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考中進士,至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僅十余年間,就如撐竿跳高般升任御史中丞,位列從班,也有王氏家族姻親的助力,因此王氏對其夫嬌橫是有資本的。秦檜朝堂上氣宇軒昂,目無同僚,回到家中免不了俯首帖耳,為老婆解裹腳布。
有一件事,可證秦檜在家中是如何窩囊。無論秦檜在床笫間如何配合、效力,王氏的肚子總是毫無動靜,眼看要絕后,幸好一小妾懷上了秦檜的孩子。王氏發(fā)現(xiàn),居然將其逐出家門,遂為莆田人林某收留。小妾生下了秦檜唯一的兒子,初名林一飛,后改名秦熺,長大后雖能力平庸,卻為秦檜提攜重用。乃至秦檜臨終前,企圖將相位傳給秦熺,為高宗所拒。(《南宋雜事詩》卷1)
王氏經(jīng)常出入禁中,與后宮關系密切。某日與顯仁太后(高宗生母)聚。太后嘆曰:“近日子魚(生長在咸淡水之間的珍貴魚種)大者絕少”。王氏接話:“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本是拍馬屁,卻犯了皇家之忌。回后告知秦檜,秦檜大吃一驚,在太后面前怎可如此張揚,恐惹禍上身,與館客謀,乃以青魚百尾進。顯仁太后見之,拊掌大笑:“我道這婦人蠢,果然!”(《宋類稗抄》卷4)此事化險為夷,既顯王氏蠢,也見出秦檜之狡詐。官場是那么好混的么?
這個王氏不僅妒悍、愚蠢,而且兇殘,比之其夫,有過之而無不及,是秦檜殘害岳飛的幫兇,讓他同跪在岳飛塑像前,成為史上臭名昭著的毒婦,則是罪有應得。當岳飛被系獄中時,某日秦檜獨居書房,手中把玩著一只橘子,以手指劃皮,若有所思。王氏窺見,面部閃過詭譎的壞笑,說:“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于是檜意落定,“至片紙入獄。是日岳王薨獄棘寺。”(《宋類稗抄》卷2)這一細節(jié)見諸多種宋人筆記,當為信史無疑。在秦檜仕宦生涯中,有多少惡行從王氏的“枕邊風”吹出,是不難想象的。
“基本盤”
在孟子和荀子之間選邊站,似乎無多少意義。人性本善還是本惡至今無解。還是需要對具體個案作具體分析。
有哲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絕對的好人,也沒有一個絕對的壞人。
這是指人性的復雜性,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喪失對好與壞、善與惡的基本判斷。判斷某人是善人還是惡人,還是要看他的“基本盤”。有缺點的戰(zhàn)士與完美的蒼蠅,有本質(zhì)的不同。偉人也會有陰暗的角落,卑鄙小人也可能有一些亮點。
先說秦檜。他的“基本盤”很清晰——惡人、奸人,臭氣熏天。他的惡名污跡,即便抽干太平洋的海水,也洗刷不掉。僅僅一個冤殺名將岳飛的舉動,就足夠讓它永遠臭下去,直到整個人類在星球消失。所謂“不殺士大夫與言事官”的趙氏家規(guī),在秦檜執(zhí)掌朝政時,幾乎蕩然無存。北宋懲治大臣,多以貶黜流放為主,尚有一塊遮“殺”布。秦檜則嫌那塊布太礙事,除了貶放、除名、編管,直接大開殺戒,連譽滿朝野、令金人恐懼的大將岳飛也敢殺,還有誰不敢殺?就連高宗也恐其殺。秦檜死后,高宗告知楊郡王云:“朕免得膝褲中帶匕首。”(《南宋雜事詩》卷3)此說還有王夫之所記為證:“故高宗置刀靴中以防秦檜”。(王夫之《宋論》卷9)可見秦檜“奸”威之盛。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凡有異己者,必下獄治,或流貶,或殺之。秦檜死前,有53位官員將被誅殺的文牘已呈至秦檜宅中案幾上,秦提筆欲批,“手顫而汙”,“竟不能字”。王氏在屏后搖首曰,“勿勞太師”。“檜尤自力,竟仆于幾,遂伏枕數(shù)日而卒。”于是獄事大解,53人幸免于人頭落地。(《宋類稗抄》卷2)
蔡京有“奸”的一面,亦有雄的一面。如何界定蔡京政治人格的“基本盤”,愚某雖為蔡京寫過一部專書,仍覺得難下判斷,需史學界進一步考證研究。蔡京的人格構成,遠比秦檜復雜得多,無法以一“奸”統(tǒng)之。宋徽宗不像高宗那樣,對同樣位極太師的蔡京有警懼感。岳飛死后,秦檜在相位十八九年,黨羽遍布朝堂,高宗根本不敢動解除秦檜相位的念頭。而宋徽宗則因天象異變,三次罷掉蔡京相位,待天象正常又恢復其位。當蔡京歸來時,宋徽宗常常設盛宴接風,似乎蔡京不是從貶官恢復原職,而是揮師出征,獲大捷班師回朝。在蔡京遺存的詩文中,有多篇是寫皇上宴請的盛況,諸如《太清樓侍宴記》、《宣和殿曲宴記》、《保和殿曲燕記》、《延福宮曲燕記》……
蔡京雖然權重,但從未對皇權構成威脅。他與宋徽宗藝術趣味相投,宋徽宗居然在內(nèi)宮專設一閣,收藏了蔡京所有上呈的墨跡。此種特殊待遇,在兩宋藝術家中絕無僅有。蔡京經(jīng)常在宋徽宗創(chuàng)作的或收藏的前人畫作上題跋。蔡京的書法作品,在靖康之難后大部分被毀,或毀于金人戰(zhàn)火,或毀于南宋官方,能夠流傳下來的部分,大多因與宋徽宗的藝術交往有關。諸如宋徽宗將王希孟《千里江山圖》轉(zhuǎn)贈予蔡京,蔡京在圖上題寫了一段話,今人所獲知的有關這幅稀世珍貴繪畫的信息,全部來自蔡京筆墨。蔡京與宋徽宗還是親家,徽宗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第四子蔡鞗。宋徽宗曾輕車小輦,七次幸臨蔡宅私訪,關系如此親密,家事國事攪成一團,乃至有大臣冒誅殺之險,批評皇上不當如此,令百官心寒。蔡京80歲遭貶逐,已是欽宗登基之后了。
蔡京對北宋名士蘇軾兄弟及書法家米芾,態(tài)度尚算友好,尤其對米芾算得上予以特別關照了。蘇軾逝于北歸之途,此時蔡京尚未登上相位,想迫害也沒有機會下手。而蘇轍活了74歲,病逝于政和二年(1112),正是蔡京權高位顯,重拳捶擊元祐黨人之時,但蔡京并未對元祐更化時,曾狠彈蔡京政治投機的蘇轍施以報復性打擊。蘇轍去世后,其子孫也得到善待。蔡京與同為書法大家的米芾可稱為摯交。米芾別號“米癲”,是一個帶有神經(jīng)質(zhì)、不拘小節(jié)的人。在雍丘當一個地方小官時,某次出游,竟然將自己下榻的處所,裝飾得花里胡哨,自號為“天臨殿”。好家伙,真是膽大沒魂了。這天下是誰的天下?除了當今皇上,誰敢自稱“天臨”?此事被巡察官員發(fā)現(xiàn),上奏一本,稱其擅自“創(chuàng)殿立名”,如果皇上知曉,治他個不恭之罪,不掉腦袋,恐怕也要將之“癲”到瘴癘之地去,能否活著回來都難說。恰巧奏章落到了任翰林學士的蔡京手中,將此事壓下,米芾因而躲過一劫。(《揮塵二錄》卷2)米芾后來官至書畫博士,相當于今日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也得益于蔡京的舉薦。
蔡京的“奸”名,主要來自靖康之難導致的北宋滅亡。北宋滅亡有其復雜因素。王夫之也不認為蔡京應該為滅亡負主責。《劍橋中國宋代史》既對宋徽宗和蔡京任相時期操控的“崇寧黨禁”給予嚴厲批評,認為“它確實代表著北宋歷史上最為惡毒的黨爭沖突。”但該著還認為,“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蔡京毋庸置疑地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蔡京壟斷了相位,并且開創(chuàng)了一個政治穩(wěn)定的時代”。([英]崔瑞德、[美]史樂明主編《劍橋中國宋代史》上卷)蔡京延續(xù)王安石變法,推行了許多變革措施,涉及理財、商貿(mào)、興學、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也不宜用一個“奸名”,將之全盤抹殺。如何重新認識“蔡京新政”,有待史學界進一步探究。
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diào),此二人政治主張的推行,皆獲得圣意許可、支持。蔡京在第一次被罷相后,“令其黨進言于上,以為京變法度者,皆稟上旨,非私為之。若學校、大樂等數(shù)事,皆是紹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十朝綱要》卷1)而秦檜在力主與金和談時,也曾反復征求高宗的意見。紹興八年(1138),當高宗表態(tài)接受和議時,秦檜請高宗用三天考慮這個問題。三天過后,高宗表示朕意已定,秦檜請高宗再考慮三天。當高宗再次表態(tài)后,秦檜要求讓他全權負責排除一切阻礙和議的干擾。(《三朝北盟會編》卷184)因此,在那時皇帝的眼中,京、檜可不是后人詬罵的“奸臣”。宋徽宗對某些大臣彈劾蔡京表示不理解。秦檜死后,高宗親題神道碑額:“決策元功,精忠全德”,評價之高,堪稱“賢相”了。
漸變與突變
無論是蔡京,還是秦檜,其人格形象都有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當然,演變達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因某個因素驅(qū)動產(chǎn)生突變。
蔡京、蔡卞兄弟皆為飽學之士。同年考中進士。蔡京在學童時,曾把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倒背如流,對憂樂天下的士人境界頗崇尚。在入仕前,也曾趁蔡襄回鄉(xiāng)省親機會,倡修木蘭陂,引木蘭溪水改造莆田沿海的鹽堿地,造福于民。蔡京任相,是他人格形象轉(zhuǎn)變的重要節(jié)點,立“元祐黨人碑”,奉行“豐亨豫大”的極端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盛行,皆在登上宰輔高位時。由此我們可知,權力對人的異化,常常是隱形的,不可抗拒的。
圣人例外。
而秦檜的突變,有一個明顯的分界線,那就是南歸(從金人處逃回臨安)之前與之后。靖康元年,當金人軍馬抵達黃河岸邊時,遣使要求割地賠款,舉朝惶恐,有數(shù)十人棄官而逃。而秦檜此時上呈奏扎《上欽宗論邊機三事》,建言“不宜示怯以蹙削”。當金人欲立張邦昌為傀儡皇帝時,秦檜表示異議,主張應在趙氏家族中選人,可謂有氣節(jié)之臣。對于秦檜是如何從金國順利回到南宋,在史學界一直有爭議。秦檜自稱是“殺監(jiān)已者奔舟來歸”。對于秦檜的說法,只有鬼才相信。但說他是金人派遣潛回的內(nèi)奸,也無直接證據(jù)。只能說他的政治主張,在回之前與回來后,發(fā)生了180度翻轉(zhuǎn)。秦檜和其子秦熺,“偽造或消滅了許多關于他(秦檜)在1131—1132年第一次拜相期間的檔案資料。”為了控制私家著書、印刷和公開談論與秦檜主張不同聲音,秦檜“鼓勵百姓告發(fā)那些在他們的私家札記、通信甚至談話中表達反朝廷觀點的人。”(《劍橋中國宋代史》上卷)御史臺成了秦檜清除所有政敵的工具。秦檜排除異己的手段,比蔡京要兇殘一百倍。這與他做賊心虛,有必然的邏輯關系。有些歷史之謎可能永遠沉落在馬里亞納海溝的幽秘處,人工無法打撈。
總之,同為“奸”,蔡京之“奸”非秦檜之“奸”,秦檜之“奸”也非蔡京之“奸”。各有其“奸”。
蔡京可能是那個時代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秦檜不是。
秦檜之“黑”如同鍋底刮下來的灰,不用手摸,就知道有多黑;蔡京之“黑”,如同盛在鐵鍋里的水,看上去清濁很模糊,倒出來才知是啥模樣。
“面如琢”與“長腳漢”
回到文題,如何描繪蔡京和秦檜的生理肖像,也是一道難題。那個時代無影像技術。即便有人物畫家專為之畫像,也難以流傳下來。當下流傳于網(wǎng)絡的蔡京繪像和岳飛墓前秦檜的跪像,不知所據(jù)何本?距真實的蔡京和秦檜面貌究竟有幾分像?也許這并不重要。因為今人不必用面相術,來對他們的人格形象做推斷。
野史上有些零星的記載,可供有興趣者作茶余飯后的談資。蔡京遭貶居西湖時,有一文士沈某和擅長命相術的楊姓道士,曾應邀前往蔡宅看相。他們當面對蔡京本人說了什么不知。回來后有一段對話,從中可窺蔡京形狀。沈某云,“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入相。”楊道士則曰:“子目力未至,此人面如美玉琢成,百體完就,無一不佳者。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但其終未可盡談也。”(《春諸紀聞》卷3)
關于秦檜也有記載,秦檜尚在太學讀書時,“善干鄙事”。也就是很善于為同學做一些別人不屑于做的事。如“每出游飲,必委之辦集。”同學戲稱其為“秦長腳”。腿腳勤快也遭人奚落,人心真是陰暗。還有人稱其為“長腳漢。”有人將之與其妻王氏的別號“長舌婦”,并稱“二長”,咒罵“二長”濟惡兇德。(《鶴林玉露》甲編卷5、《堅瓠秘集》卷6)
就此打住,繼續(xù)胡侃下去,就該搬出《三命通會》,寫一篇“奸臣”的命理推斷論了。
此非吾所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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