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是跨20世紀和21世紀的偉大華人科學家，他雖然批評過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方面，但總體而言他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給他的積極影響，并接受中國傳統道德理念中的多數內容，對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作品（小說、唐詩，書法、繪畫、青銅器文物，等等）極為欣賞和酷愛。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文化對他的重要科學工作究竟有無直接影響，或者有多大影響等問題，就有必要仔細研究，否則籠統的一些說法，容易產生誤解甚至誤導。本節的目標就是希望在這類問題上對讀者有所幫助。

2019年9月9日，北京，中德科學院共辦首屆雙邊研討會，楊振寧出席并發言。

楊振寧：中西文化的“結晶”

1957年在諾貝爾獎獲獎慶賀宴上，楊振寧說：“從不只一層意義上說，我是中國和西方兩種文化共同的產物，二者既有沖突，也有協調。我想說，我既為我的中國根源和背景感到驕傲，也為我獻身于現代科學而感到滿意，現代科學是人類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對于它，我將繼續奉獻我的努力。”面對有沖突、有互補的兩種文化，楊振寧的做法是智慧的。1979年在談到日本人善于吸收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異國文化時，楊振寧做過這樣的陳詞：“吸收別人的東西并不壞，但必須排除對你可能有壞影響或無用的部分，同時轉變及模鑄好的部分，變成自己的。”楊振寧自己對待中西兩種文化，采取的是相似的態度與策略。他常對比中西文化，對比的目的是做出合理的取舍。他從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的主要是為人做事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他從西方文化中吸收的核心內容是西方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他自覺地選擇中西文化中積極的、有價值的部分，并把它們聚合為一個有機整體，使之成為自己為人做事的精神支柱，從而鑄造了別樣的人生輝煌。在這個意義上，楊振寧對于中西文化所做的取舍、揚棄，對他的人生至關重要。

即使局限于物理學領域，中、美物理教育對楊振寧也各自發揮了不同的作用——中國的物理教育引領他打下扎實的專業基礎，而在美國的物理氛圍中則學到了前沿的研究理念：“聯大的生活為我提供了學習和成長的機會。我在物理學里的愛憎主要是在該大學度過的6年時間（1938—1944）培養起來的......后來我在芝加哥接觸了前沿的研究課題，并特別受到費米教授風格的影響。”楊振寧認為，在研究方法上，中美物理教育具有互補性：“中國物理的方法是演繹法，先有許多定理，然后進行推演；美國對物理的了解是從現象出發，倒過來的，物理定理是從現象歸納出來的，是歸納法。”令中美物理教育合璧，楊振寧才得以搭建研究理論物理所需要的方法論基本框架。楊振寧的人生，從其締造的不朽成就來看，是科學的人生；從文化自我塑形角度來看，是智慧的人生。他兼容中西文化精華的正確做法，狹義地說為我國培養高端科學人才樹立了典范；廣義地說，對如何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如何對待西方文化等等問題，都富有極其重要的啟迪意義。楊振寧吸取中西文化之長的具體做法，仍值得做細致深入的分析研究。

楊振寧接受中國傳統文化之途徑

楊振寧的中國傳統文化素養，是今天多數中國物理學子不具備的。楊振寧是通過什么途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在學齡前階段，楊振寧在家庭影響下就開始接受規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啟蒙教育，他回憶說：“我的家庭是一個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姊妹。從我五歲那年起，請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來教我們‘讀書’。我記得很清楚，念的頭一本書是《龍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既然楊振寧說他學齡前念的頭一本書是《龍文鞭影》，那么這一期間他所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就不限于一本《龍文鞭影》。楊振寧的好友熊秉明說，這一時期楊振寧還接受來自母親的教導：“振寧的父親離家5年。振寧的學語、學步、學識字、學背誦，都是母親啟蒙的。在父親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懂事而神氣十足的學童，識得三千字，能背‘龍文鞭影’了。”

《龍文鞭影》

1928年楊武之博士學成歸來，任廈門大學數學系教授，楊家隨遷廈門。在廈門，楊振寧進入小學，他回憶說：當時“我的數學和國文都念得還不壞。”而此時他修習傳統文化的重要渠道仍在家庭內部。楊武之教授除了輔導楊振寧學習數學和科學知識外，還親自指導楊振寧學習傳統文化知識。對于當年所學的傳統文化知識，楊振寧一直牢記于心：“（父親）并沒有忽略中國文化知識，也教我讀了不少首唐詩，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國歷史朝代的順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順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聯，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等等。”

楊振寧升入初中后，他的傳統文化學習隨之更上一層樓。1991年，他回憶說：這時父親曾專門“聘請清華雷海宗教授的研究生來教我讀《孟子》。我學了一個夏天的《孟子》，受益良多。”1995年楊振寧談到當年學習《孟子》時，再次肯定學這一經歷對他有重要影響：“使我學到了許多歷史知識，是教科書上沒有的。這對我有很大意義”。1997年，楊振寧對于自己讀初中時學習《孟子》的經歷有更詳盡的回憶，指出在這一過程中的所學并不限于《孟子》，而學習《孟子》的時間也不限于一個暑假：“在我初一與初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只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歷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誦《孟子》全文。”指導楊振寧學習《孟子》等傳統文化的丁則良，后來成為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曾任吉林大學歷史系主任。

民國期間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竺可楨等都踐行通識教育理念，這一風尚在西南聯大得以繼續發揚。楊振寧回憶在聯大學習的經歷時，曾說：“我記得很清楚，聯大的大一國文是必修科，當時采用了輪流教學法。每一位教授只講一個到兩個禮拜。......輪流教學法給了我們多方面的文史知識。記得教過我大一國文的老師有朱自清、聞一多先生、羅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正如其他學者所指出的，當年聯大傳統文化類必修課不僅限于國文課：“當時聯大各學院共同的必修課還有《中國通史》，任課老師有吳晗、錢穆、雷海宗等著名教授。因而楊振寧在聯大學的是物理專業，但是，在這些國學大師的熏陶下，也打下了深厚的人文知識的功底。”

綜上所述，在國內學習期間，從童年啟蒙到邁入高等學府之后，楊振寧都沒有中斷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因此赴美深造前的楊振寧，不是僅僅具有扎實的數學與物理知識，而是文理兼修的通才，他的精神世界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烙印。楊振寧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楊振寧充分肯定他在各個成長時期所接受教育的積極意義。楊振寧家族、楊振寧父母，以及他所接受到的教育理念，無疑都值得今天的家長和教育工作者關注和借鑒。

楊振寧：“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基本是儒家的。”

幾乎每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都會思索科學與宗教的關系，楊振寧也不例外。2006年他在香港浸會大學作報告時指出：“我年紀逐漸大了，對宗教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轉變。”深入關注發現，楊振寧的這種轉變不僅與其年紀變化有關，還與他對科學以及科學發現的深入理解及感悟相關，如他所說：“科學工作者發現自然界有美麗、高雅而莊嚴的結構。初次了解這種結構是產生敬畏感的經驗。而今天在我年紀大的時候，我更加明白了，這種敬畏感，這種看到似乎不應該被凡人看到的秘密時的畏懼，事實上是極深的宗教體驗。”深入思考使楊振寧認識到：“科學和宗教急需進行對話。”基于他的這類表述及由此展開的聯想，筆者曾向楊振寧本人求證：您是否有具體的宗教信仰或宗教認同？2018年9月6日楊振寧在回函中明確指出：“我不信基督教、佛教以及道教。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基本是儒家的。”

然而，從價值取向以及具體知識內容與方法特征與功用等多角度去看，儒家文化不足以決定性地使楊振寧成為偉大的物理學家。因此，包含科學知識與方法在內的西方文化對楊振寧科學生涯的影響更直接也更重要。那么，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楊振寧的影響究竟體現在哪里？楊振寧說他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基本上是儒家的，但是作為一位跨世紀的杰出物理學家，楊振寧的自然觀、宇宙觀與方法論等等，毫無疑問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對應物之間存在本質的差異。在筆者看來，儒家文化對楊振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如何做人為核心的人生觀、道德觀方面。楊振寧晚年說他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基本上是屬于儒家的，其含義也僅在于此。如果不做此理解，就會導致這一說法與他早年的說法——他對待中西文化采取的策略是擇優繼承、兼容并蓄——直接矛盾起來。這一認識在楊振寧自己的表述中有所體現：“我個人的道德觀念和作風，是受到東方傳統的影響，因為我是在中國社會長大的，我覺得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受的熏陶，對他的一生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而且也是不知不覺的。我在美國已住了40多年，對西方的做人方法也有了解并受到影響，但是我處事做人，仍舊是從我成長中所獲得的價值觀念出發。”

儒家的做人標準與道德觀念，既是指導楊振寧的做人原則，也是他評判他人與擇友的標準。他很少主觀、無謂樹敵，但他與同行之間的親疏遠近關系實則明顯不同。他按照儒家的做人標準結交心儀的師友和同行，形成了其在學術界“朋友圈”中較為穩固的中堅力量，這其中包括費米、施溫格、維格納等等。

施溫格

在楊振寧的“朋友圈”中，費米具有最為特殊的地位。在楊振寧看來，費米無可挑剔：“我欽佩他的貢獻，也欽佩他的人格。”楊振寧高度評價費米的人格，是因為他認為費米具有儒家先賢的風范：“他永遠可靠和可信任；他永遠腳踏實地。他的能力極強，卻不濫用影響，也不嘩眾取寵，或巧語貶人。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標準的儒家君子。”在西方物理學家中，除費米外，在楊振寧心目中還有一位“文化完美主義者”，那就是施溫格。楊振寧曾這樣評價施溫格：“靦腆、博學、講精致而流暢的英語，施溫格是文化完美主義者的象征，一位十分內向的高人。”楊振寧對維格納也印象頗佳：“維格納為人誠謹，不茍言笑。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學人的風度，與今天許多美國科學家的盛氣逼人的態度成鮮明對照。”顯然，楊振寧欣賞持重、可信、誠懇的謙謙君子，而這些完全符合儒家傳統觀念中“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評價標準。與此相反，對于盛氣凌人、咄咄逼人、鋒芒畢露、巧言令色、嘩眾取寵之輩，楊振寧不掩飾自己的反感。除了在評價維格納時楊振寧對美國科學家群體形象表達了自己的厭惡之情外，在比較費曼與施溫格時，他還說過這樣的話：“費曼和施溫格是我們時代的兩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們各自都作出了許多深刻的貢獻。他們都出生于1918年。但就個人的智慧而言，他們之間的差異比任何兩個人之間的差異都要大。”楊振寧曾設想，可以寫一本書，書名即為《一項比較研究：施溫格和費曼》。他自己認為：費曼是“百分之二十的玩笑家，百分之二十專門的違規者，百分之六十偉大的物理學家，費曼為了成為偉大表演家和成為偉大的物理學家做出了同樣的努力”。事實上對費曼的這一“量化”描述原文如下：

Twenty percent impulsive clown，twenty percent 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sixty percent brilliant physicist，Feynman strived to be a great performer almost as much as to be a great physicist.

因此按照筆者的理解這句話的漢譯顯然強烈地弱化了英文原著中所具有的感情色彩，未能充分表達楊振寧對費曼的反感。筆者寧愿將其譯成這樣：

百分之二十是沖動的小丑，百分之二十是專業信念的破壞者，百分之六十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學家，費曼為成為偉大的演員而付出的努力，幾乎與他為成為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所付出的努力一樣多。

楊振寧在贊揚費米的同時，曾指出美國科學家中存在的一個普遍性的人格問題：“我認為（費米）這樣的人品在今天的美國是不多見的。美國社會似乎將她的杰出人士推向相反的方向。奧本海默、特勒、費曼、托馬斯·庫恩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取悅觀眾、標榜自己的方法。”上句說費曼為成為偉大的演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里將他歸入善于“取悅觀眾、標榜自己”的人群，可見楊振寧說費曼是偉大的演員的評價無疑是深含諷刺意味的。楊振寧的這句話，揭示了他內心世界的一個秘密：他將是否符合儒家行為規范視為一根重要的標尺。對別人的“測量”結果可以秘而不宣，但是“測量”過程卻“鐵面無私”，不會因為被“測量”者與他的親疏關系而有所改變。特勒是楊振寧從其身上受益頗多的博導，而奧本海默對楊振寧也有知遇之恩，但是楊振寧仍客觀地將他們歸入自己不喜歡甚至厭惡的那類科學家之中。

美國多數科學家具有鋒芒畢露、嘩眾取寵等人格特征。這一事實讓楊振寧困惑，促使他思索這是不是科學時代人格發展不可避免的大趨勢？當他看到中國科學家中不乏能力出眾的儒家風范者時，一種欣慰感油然而生：“美國的科學在突飛猛進，而成功的美國科學家們常常是極端進取而鋒芒畢露的。難道這兩件事是相關的嗎？我不能回答。但我知道中國儒家的楷模，即使在今天，也非常具有活力。”他曾以周光召為例對此作出解釋說明：“周光召是一位頂尖的物理學家。他視野開闊，影響力深遠，并且能夠快速地洞察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風格讓我想起了朗道、薩拉姆和特勒。但是從我個人角度看，周光召是一個完美的儒家思想踐行者，而不像美國、歐洲和俄羅斯的許多物理學家那樣咄咄逼人。”不難設想這是他充分認可與高度評價儒家文化的重要理由——現代科學的進取精神，需要彬彬有禮的儒家文化去“中和”。如此，才能孕育更加完美的人格。楊振寧本人的成長經歷——在學習科學知識的同時不懈研修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培養他心目中這種完美人格的可行之路。

本文節選自《知識、技藝、理念：傳承與反思》（厚宇德 著，金城出版社，2023年3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摘發。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