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藝術與科學”學術研討會近日在上海博物館召開。該研討會是配合“世紀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探討“都會里的博物精神”，同時也是上海博物館和上海科技館首次跨界合作，聚焦科學與藝術的交融。

法國國立畢加索博物館館長埃羅爾·歐克（Erol Ok）近日在上海博物館學術報告廳以“法國國立巴黎畢加索博物館：一個在文化中心城市里兼具國際化與地方化的博物館”為主題進行了演講，以巴黎畢加索博物館為例，從質量與數量的雙維度研討博物館與其周圍環境的關系，對于都市的作用。“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6773257.com）特此整理講座刊發。

如今，博物館在大，中型城市的崛起中起到了非常關鍵性大作用。博物館成為城市空間中不可避開的聚會之所，因此博物館也成為了許多研究中的話題，不論是社會學，城市研究，藝術史，經濟學等。從理論或是實踐的角度來看博物館和周圍的關系，會發現不同城市存在差異，而且他們的關系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當我們衡量博物館對周圍的影響時，可以從質和量兩個角度來看待：從質的角度，可以看博物館對社會的協調，對市民階級的融合，對都市的矛盾壓力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而從量的角度，可以看博物館對經濟效益，對旅游，對城市吸引力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其實這樣的影響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產生。在上世紀90年代，尤其是歐洲，有很多研究顯示博物館的角色正在轉型，這不僅涉及到大學里學術的研究，在政治決策中也會考慮博物館作用。例如，1997年，西班牙畢爾巴鄂開設了古根海姆博物館，這對當時的城市發展起到了一個引擎的作用。所以文化發展不再是一個后果，而是城市發展的推動。畢爾巴鄂博物館引發了其他的同類型的博物館的誕生。有很多新的項目，就像畢爾巴鄂博物館一樣，從零開始，建成博物館或文化場所，并把他變成地域發展等重要的戰略點。

研究畢爾巴鄂的案例會發現，在國家政府投資之后，其作用不僅是增加城市吸引力，在經濟上也是有回報的。所以到了今天，我們建新的博物館，自然認而然的會期待其對地域的經濟有一個正向的回報。

但從2000年到今天，我們的實踐讓我們少量改變了之前的理論。畢爾巴鄂這樣的經驗并非一個普世的經驗，在有些地方不成功，而且要讓這樣的經驗成功是要有先決條件的。這樣的一個案例不能是一個單獨的策略，而應該和其他的一些城市和經濟發展的策略共同起作用。如果要讓它能夠產生持久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光建一個新的博物館是不夠的，而是要在地區建立一系列的文化機構，讓這些機構和博物館之間形成一種互動。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去建一個新的博物館，或翻新一個原有的博物館，要考慮的不僅是博物館對于它的環境會起到什么作用，還要考慮環境反之對這個博物館會起到什么樣的推動作用。因此，一個博物館項目不能只從文化角度去考慮，而是要有一個綜合的角度去考評，例如住房、交通、商業環境等。這也是從質的角度考量的。

再從量的角度來談。近50年內，世界經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進程。在西歐，它的城市人口甚至可以達到75%，在中國，上海等城市也經歷了同樣的城市化進程。這樣的城市化快速進程會給城市帶來很多的壓力，比如貧窮問題、貧富差距、住房供給不足、城市規劃欠缺等。這樣就會產生很多的后果，形成個人主義，人與人之間缺少溝通，社會的融合減少，以及社會的一種壓迫感，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激烈，生活質量降低。在這樣的環境下，博物館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答復，它是一個教學的場所、美的神圣之所，寧靜之所、交流知識的場所、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喧囂城市的避難之地，也有人認為是治愈之所。同時，理論上來說，博物館并非營利的場所。

那么，當所在的城市已經是文化密度較高的城市時，博物館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以巴黎為例，巴黎被稱作文化之都，而“文化之都”這個概念，我們可以以一些簡單的標準來衡量，那就是從供和求兩個方面來看；供是指看它向市民開放的文化場所的數量或展覽的數量，求是在它開放之后，文化場所獲得的參觀人數和經濟收入、產業，或者間接的經濟收入。同時，巴黎是一個大都市，非常國際化，是向世界開放的，同時也有非常強烈的民族身份。

在過去和現在，文化、藝術活動都集中在巴黎這個地方。它有著歷史悠久的街區。巴黎的右岸有很多街區集中了非常多的博物館、畫廊、劇院。大部分人到巴黎旅行，都是從文化、歷史遺產的角度來看巴黎的。甚至一些游客來巴黎主要目的就是文化和歷史。但是從每一個文化機構的個體的角度來看，他們給文化和歷史帶來的貢獻是很有限的。因為巴黎的文化的密度已經非常的高了。文化和歷史遺產的概念比較廣泛，包括一些歷史建筑，一些著名的景點，甚至是美食，都屬于巴黎生活藝術的一部分，博物館也只是文化和歷史遺產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要做一個新的博物館，并且要想對周邊的環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最好還是選擇一個比較新的一個街區。比如在現有文化密度較低的街區，工業化城市轉型期建造一個新的博物館。

當然，一個博物館，例如盧浮宮，又或者一個大型的文化活動，或是新的令人震驚的建筑，會為城市的經濟做出一定的貢獻。不同的展覽、活動也給不同當博物館之間帶來了良性的競爭，但這樣的競爭對整個城市的文化貢獻來說，作用相對較小。

再仔細看下這些歷史街區，我們可以發現它還有更小的微街區，同時，它的文化密度要比其它周邊的街區更高。例如蓬皮杜藝術中心，它的周圍又聚集了很多小型的，私立的文化機構，畫廊、工作室等。像這樣的微型街區有非常多的和文化相關的活動，機構之間也有聯系和互動，組織藝術交流。這樣的街區也成為一種經濟現象，成為一種文化旅游的目的地。

我所熟知的巴黎國立畢加索博物館，位于塞納河右岸的瑪萊街區，是巴黎最古老的街區之一，有著歷史文化遺產的底蘊，例如十七、十八世紀的建筑遺產，同時聚集了60個文化機構和畫廊。如同倫敦、柏林的一些街區一樣，瑪萊街區也肩負多重使命，不僅是藝術的，而且是旅游的、文化的。這樣的文化場所也使之成為了一個高消費的街區。同時，這樣的街區也在不斷增加新的文化項目，比如即將成立的老佛爺基金會，攝影師布列松基金會等。所以當一所博物館加入這個區，并成為經濟、文化活力的一部分時，它們成為了一種互動的關系，它不僅給街區帶來活力，而且街區的活力也給博物館帶來了很多的回報。

當談到博物館有著教育作用，給社會帶來融合，那么這樣的文化供給效應該如何去測量呢？我們是否要測量它的主題內涵、所做的宣傳、教育的服務？其實我們很難去測量這個供給能夠帶來多大的影響，而且像這樣的一個量化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的主題，以及展覽或是藏品的主題。像科技類的博物館，其本身就有非常大的教育使命；歷史型的博物館，其本身就與歷史、戰爭、屠殺、歧視等過去相聯系，帶有比較大的教育價值；藝術類的博物館的影響則會更加的間接，它不像是科技型博物館，讓人去發現一個新的知識啊、新信息，而是要參觀者有種好奇心和愿望去發現，才會在藝術中有所收獲。

畢加索博物館所在的這棟建筑，它是瑪萊區最特別的一所私人住宅，但它和畢加索的生平是沒有關系的。這座于17世紀由皮耶奧·百德馮特內（Pierre Aubert de Fontenay）所建造的豪宅府邸，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這所建筑也經歷了不同的用處，當時成為了一個書籍存放點，后來又成為了集體住所。在1829年時，建筑經歷了翻新，并成為了一所藝術與手工藝學校，而在周邊也有了許多如演講廳、報告廳等配套設施。直至1884年，學校從這所建筑搬離了。此前，這所建筑一直是私人官邸，直到上世紀60年代，巴黎市政府因提倡保護歷史遺產而拿回了這所建筑的所有權。

1973年畢加索去世，法國政府和畢加索的家庭有著同樣的想法——建一所畢加索博物館。這所博物館的特點在于其藏品都來自于畢加索家人的捐贈，這些作品是畢加索生平所保留的，從未出售或送出去的。1975年，巴黎市同意將現如今的這所建筑改造成畢加索博物館，對其進行了翻新，并為接納畢加索的作品對博物館內部進行了設計。

畢加索對于建筑的品味是非常古典的，所以在參觀畢加索博物館的時，我們會發現，畢加索呈現的現代性和博物館古典建筑本身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在2009年至2014年，我們對建筑的外墻進行了翻新，同時也做了內部的翻新，對展陳空間做了一定的改動。建筑師的建筑理念是希望參觀者的路徑變得可視度非常高，并且空間感非常清晰。其實作為一座歷史建筑，如果在建筑上做變動，會得到許多限制。博物館周圍的交通也比較復雜，并不適應特別多的游客——一次性最多容納700名觀眾，所以在改進工程中意圖增加對游客的接納力，增加展覽空間，將原先的一些行政部門遷離到別處去，減少商業空間，使得整個空間都可以用作陳列。

2014年的翻新工程不光是體現在翻新上，在展陳上，同時在展覽，文化活動的安排上，也要給大家帶來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我們希望游客在這里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同時，我們考慮讓周圍的街區的居民能夠對博物館有一種忠誠度，希望他們能夠經常來，也與周圍的畫廊做了一些聯系，有一些合作。同時，我們參加了當地的文化節，如與商場、精品店、餐廳合作，希望擴大游客體驗。

當然畢加索博物館在世界范圍內享有盛譽也和巴黎這個城市的文化影響力有關系，例如盧浮宮、奧賽等。博物館在規模上相對較小，在經費上也較少。但從2014年重新開業之后，有50%的游客是外國游客。

如今的畢加索博物館有著很好的氛圍，有中心花園，有露臺。我們希望觀眾來到博物館有寧靜的、美學的體驗，不受到過多的外界干擾。同時，我們也在盡量減少數碼的介入。觀眾的眼耳是被作品吸引，被建筑的美所吸引。希望館內是一種沉浸式體驗。欣賞作品是個人的體驗，希望場所可以給每個人帶來美學欣賞、沉思的時刻，寧靜的氛圍。同時，我們希望給參觀者更多的自由度，無論是行徑，對于作品的闡釋。我們不想給予作品固定的闡釋。希望觀眾看到作品時有自己的感悟，和作品進行對話。

館內陳設則根據不同的展覽變化。在開幕展持續6個月，那是在開館前考慮的。現在館內有常設展，臨時展覽則是主題式的，比如去年做了“畢加索的1932”，展示了畢加索1932年的大多數作品。我們還展示過“畢加索和他的初戀”，展示了很多女性的肖像，現在正在展的臨時展覽則是為了展現畢加索的創作靈感與情景的關系，展覽涵蓋了很多文獻資料，包括戰爭、共和派等。

我們在兩方面做努力，一方面，希望給大家帶來一種親密感、熱情好客的感覺，讓人關心、熱愛藝術。另外，我們希望能讓在城市內形成影響。不僅是巴黎的，還是國際性的機構。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嘗試，例如館藏的租借，和海外機構合作辦展、研討會等。例如：我們曾和蓬皮杜藝術中心一起合辦過一個展覽；和國外的畢加索機構形成了網絡式的聯盟，叫”地中海畢加索“項目，在3年內跨越了10多個國家，在60多個博物館舉行做了40多個不同的展覽。項目的主題也來自于畢加索喜愛、居住很久的地中海地區。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成為多樣性的地方，不管是從年齡、社會階層、還是國籍角度。這點對于大都市博物館是非常重要的。博物館也要展示大都市的重要性。很幸運，畢加索也是多樣性的化身，出生于西班牙的他，旅居巴黎，接觸的人也各式各樣，他的藝術生涯也拒絕單一性。

當然，博物館也給街區帶來作用。如果你去周圍的房產中介，經常可以看到廣告上打出的“靠近畢加索博物館”來提升房價。當然，這可以算是一種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