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是亞當·斯密誕辰300周年。這位“經濟學之父”身上充滿著矛盾：他天賦異稟，14歲就讀格拉斯哥大學，17歲入讀牛津大學，25歲成為母校格拉斯哥大學的正教授；但同時又素有癡名：讀書時經常發呆，懶得給朋友們回信，一生未婚也沒有子嗣。他只留下兩部著作——《國富論》被奉為現代經濟學“開山之作”，《道德情操論》卻被視為倫理學的經典。

300年來，亞當·斯密的思想仍影響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軌跡，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歷史的迷霧。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亞當·斯密，澎湃新聞推出“亞當·斯密300年”專題，邀請多位學人從歷史、哲學、經濟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多重面貌。

“我們每天做兩次禱告，每周聽兩次講課，別無他事，任何人在牛津大學倘若由于過于用功以致危及健康，那只能是咎由自取。”1740年，亞當·斯密在寫給威廉·史密斯的信中這樣寫道。這一年，17歲的亞當·斯密進入到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但這位經濟學之父對于這所久負盛名的學校并不“感冒”，在就讀期間，他對這所學校有著諸多批評。

斯密的牛津生涯

斯密的牛津生涯始于1740年6月6日。那是一個周三，17歲的斯密騎著馬從愛丁堡出發，花費了將近一周才抵達牛津。從蘇格蘭到英格蘭，斯密眼前的風景開始起了變化，蘇格蘭蒼涼的底色逐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英格蘭鄉間的一片蔥綠。發達的英格蘭農牧業不僅養眼，也能養胃。抵達牛津的當晚，斯密在貝利奧爾學院的餐廳內第一次見到了家鄉難得的大塊牛肉。這件小事對他影響頗深，若干年后，他對《每日評論》的記者回憶道，他第一次看到桌上大塊的牛肉時竟不禁走神發呆，直到旁邊的侍者捅了他一下才回過神來。

貝利奧爾學院的優渥條件，源于這所學院悠久的歷史傳承。學院肇始于872年，由威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出資興建，名稱來源于貝利奧爾。其家族源于皮卡第的貝利厄恩·維默爾，他在法國和蘇格蘭擁有大片土地，但在捐贈學院中發揮最大作用的是其夫人德沃爾吉拉，她是蘇格蘭國王大衛一世的后代，坐擁大量土地。1260年，在達勒姆主教的催促下，約翰·德·貝利奧爾公爵在牛津郊外租了一幢房子，收留了一些窮學生在里面攻讀，成為貝利奧爾學院的雛形。1263年，貝利奧爾學院正式成立，成為牛津大學歷史最悠久的學院之一。與其他牛津學院一樣，貝利奧爾具有很強的宗教傳統，《圣經》英文版的翻譯者約翰·威克里夫就畢業于該學院。到了16世紀亨利八世在位期間，貝利奧爾學院一直有著很強大的天主教勢力，該校曾經試圖抵制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直到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天主教的勢力依然強大。

斯密在牛津期間常去的鮑德里安圖書館

貝利奧爾既具有蘇格蘭的血胤，也具有天主教的傳承。因此，亞當·斯密得以申請到了斯內爾獎學金—一筆用于在牛津大學培養蘇格蘭牧師的專項獎學金，這筆獎學金的目的在于通過大學培養有學問的教士，申請者在學成之后理應回到蘇格蘭教會工作。

斯密當然不會愿意走這條看似很成功的布道之路。他在格拉斯哥大學就讀期間，其導師哈奇森就曾被“正統神學衛道士所深惡痛疾”，斯密對于正統神學的信仰也只能說是平平無奇。如此一來，在面對牛津大學濃厚的宗教說教自然興味索然。誠如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他在牛津的生活是“每天做兩次禱告，每周上兩次課”。可見在當時的牛津，對信教虔誠上要求嚴苛，對學業要求上卻很松散。

在這樣沉悶無聊的氣氛中，斯密將興趣轉向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著作。有一天，斯密正在閱讀大衛·休謨的《人性論》，卻不料被人告發了。學校當局不僅沒收了這本禁書，還對斯密嚴厲訓斥了一番。約翰·雷在《亞當·斯密傳》中引述了這個故事，并且評論道：“在當時的牛津大學那種愚昧無知的狀態下，斯密閱讀從格拉斯哥大學教授那里獲得的近代偉大思想家的著作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越軌行為。”但與其他閱讀禁書的學生相比，學校對于斯密的處罰甚輕。按照約翰·雷的記述，“就在前些年，曾有三個學生因為偷偷閱讀自然神論的著作而被開除；另一個學生雖然被從輕處理，但也把授予他學位的時間推遲了兩年，而且給他消毒，要求他在這兩年把萊斯利的《自然神論者處理提要》全文翻譯成拉丁語。”在這樣的壓抑氛圍下，斯密將興趣點逐漸轉向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學習，這顯然也是當時最安全的科目。他還特別關注法國古典著作，花費大量時間將這些法文作品譯成英文。

盡管斯密說過，在牛津大學由于“過于用功危及健康是咎由自取”，但他本人在牛津期間一直被壞血病和頭部顫抖等癥狀困擾。1743年秋天以來，他經常懶洋洋地靠在扶手椅上不想動彈，直到11月才恢復常態。次年夏天，他服用了當時流行一時的“萬靈藥”焦油水，癥狀有所緩解。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稱，服用焦油水后，“宿疾壞血病和頭部顫抖已經根除”。即便如此，他慵懶拖沓的作風仍未改變，給母親的書信也日趨稀少。

1746年8月15日，亞當·斯密離開了牛津大學，主要依據是其名字已經不再出現在學校食堂的簿冊上。1748年2月，他致信貝里奧爾學院院長西奧勒菲斯·利博士，放棄獎學金獲得者的一切權利。這也宣告他在牛津大學的求學生涯就此終結。

亞當·斯密的頭像

斯密對牛津大學的批判

離開牛津之后，亞當·斯密輾轉愛丁堡、格拉斯哥、瑞士和倫敦，再沒有回到牛津。但在寫作《國富論》時，斯密直言：“最近許多年來，絕大多數的牛津大學教授已經完全放棄了教學，甚至連假裝一下都不愿意。”這算得上斯密對于母校最嚴厲的批評。

作為一所久負盛名的學校，牛津大學的教學曾經享有盛譽。與斯密同時代的愛德華·吉本曾以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名揚一時，他在自傳中引述了洛思主教對于牛津的回憶：

“我在這個著名學校里度過了許多歲月，經歷了一系列安排良好的有用的訓練和研究，參與了上流人士和學者們愉快、有益的交際活動。這個學校以沒有嫉妒的競賽，沒有猜忌的雄心、沒有惡意的爭論，激勵勤奮，啟發天資；以示范、表揚和引證的方式，提倡、鼓勵并推進對知識的廣泛追求和真正的思想自由。我呼吸了像胡克、奇林沃思、洛克那樣的許多人過去呼吸到的空氣；他們的善良行為和人道精神，是同他們的巨大天才和淵博知識一樣廣泛無垠的；他們始終以謙恭和尊敬的態度對待他們的反對者；他們經常以坦率、節制和自由判斷作為必守的準則和規律。”

愛德華·吉本畫像

但到了18世紀中期，往日的光輝逐漸淡去，昔日的輝煌漸漸蒙塵，牛津進入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1752年，15歲的愛德華·吉本進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這所學院建立于1458年，由溫徹斯特主教威廉創立。吉本曾稱其為“我國最大、最富有的學術機構，可以和天主教國家大修道院媲美”，但在這個學校就讀僅僅14個月，吉本就選擇了退學。在晚年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候，吉本毫不后悔當時的決定，他說：“對于牛津大學，我不承認有任何感激之忱。她將欣然否認我是她的兒子，正如我也愿意否認她是我的母親。我在莫德林學院度過了14個月。事實說明，這14個月是我一生最懶散、最沒有收獲的日子。”

吉本對于牛津的失望主要在于教師墨守成規，疏于職守。他回憶道：我在學校的時候，研究院和僧侶都是很體面的、態度和藹的人物，他們安然享用著學校創辦人的捐贈，他們在一連串刻板的事務中消磨時光，出入教堂和講堂，咖啡室和公共休息室，直到疲倦了，心滿意足了，于是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覺。他們從不把用功讀書、思考或者寫作的事情放在心上；學問和發明的萌芽，一出土就枯萎了。”吉本曾去旁聽過研究院的學術活動，本以為可以聽到關于文學問題的討論，結果這些峨冠博帶的學者們談來談去的無非學校的事務、托利黨的政治活動，名人的逸聞軼事，以及種種暗中流傳的丑聞。

盡管斯密沒有詳細地記錄牛津的這種種見聞，但這種現象在學校當屬普遍。為什么牛津大學的教師會完全放棄研究和教學的追求，反而在安享尊榮中不思進取、故步自封。斯密認為，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設計不合理。他在《國富論》中提出，在一些大學，教師可以領受學生的謝禮和束脩，但在其他大學（這里應該特指牛津大學這類學校），教師被禁止領受學生的謝禮和束脩，教師的薪酬就是這個職務的全部收入。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師的義務和利益就處于完全對立的地位。他認為，每個人都希望能夠過著盡可能舒適的生活，因此如果在回報完全一樣的情況下，人們都會選擇避重就輕，去選擇在付出最小的情況下獲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有一種權力保障他們的職務，那么他們就會在權力容許的范圍內，盡量敷衍了事。對于那些生性活潑、喜歡勞動的人而言，那他們與其將精力放在無利可圖的事上，不如會去做一些有利可圖的事情。斯密指出，教師應當服從的權力，一旦被自己所掌握，那么他們就會彼此之間寬大為懷，以容許自己疏于職守為條件，去寬容同事疏于職守，并且把這種做法看成是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在這樣的前提下，斯密才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教授連假裝教學都懶得裝了。

斯密的這番論述，其實是找準了牛津大學教師玩忽職守的“病灶”。在當時牛津的體制下，學校擁有豐沛的財力，教授不愁招不到弟子，而學生的反饋對于教授的收益毫無影響。在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前提下，教授們自然會選擇以出工不出力的方式來應付教學，而對于那些不愿意躺平的教授而言，他們往往會選擇其他方式來尋租，博取額外的收入。斯密稱，設計這種體制的人，其出發點“不是為了學生的利益，而是為了教師的利益，更恰當地說是為了教師的安逸而設計的”。因此，無論是什么樣的人才，只要進入到這個體制的染缸內，最終都會按照斯密“經濟人”的理性選擇，用應付的方式對待教學，以敷衍的態度對待學生。

格拉斯哥——一個與牛津對比的樣板

斯密對于牛津的失望還來源于強烈的對比。在入讀牛津之前，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度過了3年時光。在離開牛津大學后，他在格拉斯哥擔任了13年教師。

1787年，邁入暮年的斯密當選為格拉斯哥的民意校長（Rector）。在獲悉這一消息后，他在給校長阿奇博爾德·戴維森博士的感謝信中感慨，“沒有什么顯赫的職務能給我更大滿足了，我欠格拉斯哥大學的情分超過了任何人欠一個社會團體的情分，格拉斯哥大學教育了我，送我去牛津，等我一回到蘇格蘭，它又選我成為自己的成員，并把我推薦到另一個職位上。在格拉斯哥大學，我永遠也忘不了哈奇森博士的能力和美德，他給我樹立了一個優越的榜樣。作為這個團體一員的13年，是我最快樂和最榮耀的時期。”

如果對比斯密之前說的不值得用功的牛津歲月，就會發現這位經濟學之父對于格拉斯哥有著何其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并非對于學校這一教學機構，而是對于教誨他的三位恩師：他們是亞歷山大·鄧祿普、羅伯特·西姆森和弗朗西斯·哈奇森。

鄧祿普幫助斯密打下來希臘語的基礎。在18世紀，拉丁語和希臘語是通向古典知識寶庫的鑰匙。在入學前，斯密的希臘語底子并不算好。頭一年，鄧祿普以弗尼編寫的語法書為課本，帶著斯密等新生學一些簡單的讀物，等到學生們熟練掌握語法后再學習希臘語課本。等到第二學年，學生們就可以閱讀兩三部希臘古典著作了。鄧祿普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幫助斯密打下來良好的希臘語基礎。愛丁堡大學希臘語教授安德魯·達爾澤爾回憶道，即便到了晚年，斯密仍能記得一些細枝末節的希臘語知識。

羅伯特·西姆森澤是斯密的數學老師，其叔父是格拉斯哥大學神學教授約翰·西姆森——他是斯密恩師哈奇森的老師，此君以特立獨行著稱。在斯密讀書期間，他在學校里養了一頭牛，還在學校旁邊搭了一個牛欄。羅伯特大有乃叔之風，只關注于書齋中的理論，而不在乎其現世影響。斯密就曾評論道：“他對發現真理的過程興趣很大，但對公眾可接受的程度漠不關心。”在羅伯特門下，斯密很快展現出他在數學領域的天賦，羅伯特還因材施教，在課外作業中布置了很難的幾何題。這種良好的數學基礎讓斯密的寫作更具有清晰的邏輯性。到了晚年，他在回憶羅伯特·西姆森時說：“我有幸接觸到兩位最偉大的數學家，即格拉斯哥大學的羅伯特·西姆森和愛丁堡大學的馬休·斯圖爾特。”

格拉斯哥大學內庭

當然，對于斯密影響最大的還是其恩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哈奇森本人不拘于傳統，敢于沖破傳統桎梏，他是格拉斯哥大學第一個棄用拉丁語改用母語教學的教師，他上課從不照本宣科，講得生動有趣。聽過他講課的亞歷山大·卡萊爾曾回憶道：“哈奇森長相英俊，容貌迷人。他上課沒有筆記，邊講邊在教室里來回走動。他有良好的演說技巧，言行令人愉悅。因此總能一直抓住聽眾的注意力。”但是，最能吸引學生的不僅僅是他的雄辯技巧，更重要的是他思想本身。約翰·雷在《亞當·斯密傳》中記載：哈奇森屬于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上帝只是為了人類的福祉而產生，他的意志不是可以從神秘的奇跡和神意中知曉的，而只能通過對于人類的更大的利益——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哈奇森的這種觀點自然不能被傳統思想所容，但卻成為亞當·斯密新思想的源泉。斯密在牛津大學期間閱讀《人性論》等當時被視為異端的啟蒙思想著作，其思想的萌芽正是來自于哈奇森的啟蒙。

斯密的恩師弗朗西斯·哈奇森

為什么18世紀的格拉斯哥大學名師輩出，成為新思想的策源地，而牛津大學卻一潭死水，教師連假裝教學都懶得裝了？正如斯密批判的那樣，激勵機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牛津大學的教師收入全部來源于薪酬，而格拉斯哥大學的教師收入則來源于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師工資，第二部分是講課費，第三部分是收納入室弟子的房租收入。在教師的收入構成中，工資收入占比很低，講課費和房租占比較高。尤其是講課費，其數量多少來源于聽課人數的多寡。也就是說，課程是否受歡迎直接決定了教師的收入，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下，老師們必須通過好好備課，展現真才實學才能吸引更多學生來聽課。長此以往，也就培養出更為積極向上的教風和學風。同時，我們還不能忽視的是，18世紀的格拉斯哥正處于蓬勃向上的開放時期，與北美的殖民貿易大大刺激了當地資本主義的發展，商人子弟成為格拉斯哥大學學生的主力。而此時的牛津大學招收的仍是傳統的大地主和大鄉紳的子嗣，資產階級商人更為務實的風格也影響了兩個學校之間的風氣。

作為一個個體，斯密只是有幸經歷了這兩個此消彼長的學校。但對于他而言，牛津大學的六年也絕不是毫無意義，他在這里擺脫了當時被英格蘭人看不起的“蘇格蘭口音”。貝利奧爾學院豐富的藏書也開闊了他的眼界，滋養了他的靈魂。他入學之初，還是一個來自于蘇格蘭小鎮的少年，等他離開時，他已經成為了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青年學者。即便是在一個不值得用功的地方，只要自己肯努力，也終能等到春暖花開的一天。

參考文獻

1.[英]約翰·雷：《亞當·斯密傳》，胡企林、陳應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2.[英]伊安·羅斯：《亞當·斯密傳》，張亞萍譯，羅衛東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3.[英]歐內斯特·莫斯納、伊恩·辛普森·羅斯編：《亞當·斯密通信集》，林國夫、吳良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4.[英]愛德華·吉本：《吉本自傳》，戴子欽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