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昌先生的這本書初版于197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是早已聞名的舊書；大陸簡體字版則為2021年新出。

《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8月

書中主角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在其生前即有很高知名度，經常外借。這部日記起自咸豐四年（1854），迄于光緒二十年（1894），凡40年，但同治二年（1863）前日記闕失嚴重，光緒十五年（1889）后日記為其門生樊增詳借去，長期下落不明，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在海外被發現，1988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作者的研究，依據的是李氏1863-1889年間的日記（其中有幾年在老家，無居京資料）。

李慈銘未曾出任過高官，但文名顯著，在晚清北京官僚集團中與潘祖蔭、翁同龢、張之洞并稱“四大家”，被譽為“第一流人物”。他于清道光九年（1829）出生于會稽一個中衰的縉紳之家，家中有田產二百余畝。在科舉社會，雖云“學而優則仕”，由于學額稀少，“我注六經”式的考試內容又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許多廣有文名的博學之士在科舉道路上歷經磨難（包括后來的狀元張謇）。李慈銘的功名仕途也不順利。他于道光三十年（1850）補縣學生員，次年為廩生，應南北試凡十一次，皆“厄于房師不得中”。不得已，于咸豐八年（1858）賣田買官（此時太平天國等民變蜂起，清廷財政支絀，官銜買賣大行其道）。李先向上海絲茶局報捐太常博士，繳納實銀129兩；后又改向福建捐局報捐郎中，用銀815兩。為了湊足捐本，他出售了三十余畝良田。

做官花了如許高的本錢，自然要“將本求利”；經過這樣的官場買賣之后，要求其保持讀書人的初心也著實不易。

李慈銘

李慈銘于咸豐九年（1859）二月底偕友人離鄉北上，準備到北京做小京官。由于黃河改道，水路不通，本來一個月的旅程延長至兩月有余，五月中旬才得以抵京。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場已移至密邇北京的津沽一帶，京城局勢混亂。因福建地方官遲至秋季才將其捐納奏報戶部，李慈銘不能按時入部報到，結果以“初官太常，日久不報”，被罰補交三百余兩銀。他又將家產賣出濟急，不料此款竟為同行知友私自挪用。幸好他有詩文名氣，才得以茍活；又向各處借貸，籌款補交部費。同治二年五月，方得分發戶部學習行走。同治四年，李慈銘在鄉友幫助下還清積欠，返回故鄉。同治九年（1870），李參加浙江鄉試中舉，其仕途由“異途”回歸“正途”。中舉之后，李慈銘馬上再次北上，重入戶部陜西司行走，一面即應會試。中間又經三次落榜，直到光緒六年（1880），在已“衰頹暮齒”的五十二歲上，才登上科舉階梯的最高階層成為進士。像他這樣的名士，中進士之后，自然入翰林院，但他呈請歸還郎中本班，因為翰林院中有若干編修、檢討都是事他為師之人，他“羞與少年為伍”，引見之后“得旨準以戶部郎中原資即用”。北京官場中人對李慈銘的將來有種種估計，以為非學政即御史，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出于對未來“言官”的拉攏，官場大佬對他多有聯絡和饋贈。

不過，由于官場派系對立，李慈銘希望的學政職位并未謀得；又“考差兩年兩試，兩取第一，而皆付沉淪”。到光緒十五年（1889），他的一班鄉友集資為他捐試俸、考御史。晚清的官場掉進錢眼，他雖“奉旨以原官即用”，但仍須先出518兩銀子捐免試俸后才能考御史。次年，李慈銘終于得補“山西道監察御史”，成為臺諫言官。好在在此之前，他的經濟狀況已得到根本性改善。光緒九年（1883），直隸總督李鴻章請他主講天津北學海堂，每年有一千二百余兩束脩收入。

在晚清，像李慈銘這樣的京官大約有1400余人，其中翰林院編修、檢討約200人，科道80人，其余各部院司官1000余人，他們的京官生活，相當于寄生式生存。

首先，這些人無所事事，沒有正經的官場職責。李慈銘在戶部行走，初派在廣西司，后兼屬陜西司。京中部院衙門大權穩操于書吏之手，司員垂手聽命，所做之事并不需要他們所擅長的文才。此外，他們有時做例行的稽核堂印工作，有時被派出外陪祭。因衙門工作機械無味，李慈銘漸少到部。他在戶部二十余年，很少入衙。戶部尚書閻敬銘為整頓吏風，曾實行上堂點名，李慈銘斥之為有辱士人身份，上書抗議，結果名也不能點了。這些京官所忙的是應酬享樂。

其次，京官們的正常收入即官俸和養廉，在他們的總收入中微不足道，他們的生活來源主要是印結銀和外官饋贈。李慈銘的京官生涯到光緒十五年止可分為三個階段：三年多的戶部“學習行走”，十多年的候補，最后得授實缺。作者認為，“這是一般官員所經的階段。所以，他的京官生活是大多數京官的具體個例，這種個例可以代表一般京官的情形。”他的官俸和養廉，1863年、1864年各只有8.8兩，1865年更低至4.4兩，1887年之前從未超過100兩，直到1888年才領到五品全俸160兩，再加上養廉銀90兩及俸米15.6石。這樣微薄的收入，自然不能滿足一個京官的排場生活。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印結銀和外官饋贈，不足部分（占比很高）則靠借貸和典當維持。

“印結銀”是自咸豐以來京官的主要收入，雖非經制，但也屬于官職收入。按照規定，凡捐官者，無論所捐官職品位高低，都需要繳呈同鄉在職官吏的保結，而要取得這種保結，就需要交納一筆結銀。咸同光年間，印結銀由各省在京現職官員管理，每月結算，分配于各京官，成為他們的主要生活來源。這是以現在的官用未來的官的錢。捐官的人越多，印結銀自然水漲船高。以李慈銘這樣的一個小京官，每年所得的數目，最少時有118兩，最多時達386兩余，而且到北京的第一年即領到143.06兩，長期以來遠遠超過他的官俸和養廉。

戶部官員和造幣總廠的官員合影

清朝官員的主體是“外官”，即大多數官員在地方做官。京官的理想是“外放”，因外官有豐厚的“養廉”以及更豐厚的灰色收入。但外官風險高，時時有被參奏彈劾的可能，而且外官又都想升轉。于是，外官需要與京官廣為結納，暗通聲氣，引為奧援；更何況，京官很可能一朝發達出任大官或者進入“言路”負責糾察。因此凡京官外放，外官回京，都要對一般京官予以饋贈，至于關系接近者，外官對京官寒暑節慶均有贈送，名目繁多，造成官場空氣的渾濁。李慈銘對此雖有批評，但他本人接受外官的饋贈并不少，本書“李慈銘為京官時期每年收入表”中有詳細記載。

第三，京官的職務收入與他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匹配。京官的經濟收支，生動地反映了黃仁宇先生所說的中國古代“缺乏數目字管理”的情況及后果之嚴重。本書作者列出“李慈銘每年官職收入與支出的比較”一表，1863-1888年20余年間（中有缺少），李的官職收入（包括俸銀、俸米、養廉及印結銀）最少不足百兩，最多400余兩，支出則最少近百兩，最多近2000兩，表列21年中，有盈余的年份只有三年，數額分別為12.96兩、29.56兩和89.75兩，其余年份均為超支，欠額最多的一年達1470.4兩，負欠400兩以上共有10年。可見其經濟狀況之可憂。（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收入中未包括饋贈及束脩賣文等非官職收入。）

作者指出，京官的窮只是一種相對貧窮。當時兵士待遇較為優厚的湘淮軍月餉四兩二錢，長夫三兩，公認為優裕，可見高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費用。工役的工資，以李慈銘本人的情形而言，長年使用的得力男仆每月工資為京錢十千文，年輕仆人工資約為上數之半，女傭工資平均每月較男仆少兩千文。折為銀兩，這十千文京錢的工資，以同治十一年為例，約為九錢五分。銀錢比價時有上落，以每月1兩論，一個壯年仆役的年薪只有12兩，加上年節犒賞若干。據學者研究，清代家庭最低年消費只有十幾兩銀子。李慈銘同治年間任“行走”時期的官職收入，平均每年約175兩，超出兵士、工役多多，遠在社會的一般購買力之上。

不過，官員與兵士、勞工并沒有什么可比性。在官民兩分社會中，一旦為官，他們的生活支出便不再限于衣食住行，即使衣食住行，也不再是“民”的衣食住行。實際上，京官雖窮，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奢靡的，如作者所總結：“一般言之，京官大都講求宮室、姬妾、輿馬、仆役、歌郞、戲曲、冶游、飲宴，都追求糜爛生活的享受。”光緒三年，李慈銘的仲弟在鄉饑餓而死，他在這一年之中卻花了一百多兩于酒食聲色之征逐。然而他們的這些花費，又不僅僅是為了享受。有些是為官所必需，如衣飾、馬車、門包、賞賜之類；有些在享受的同時也是生財途徑，如宴飲聚會，是交際和謀“發展”的手段，若不奔競征逐，無論外放、升官、受外官饋贈均無機會。這種官場風氣牢不可破，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則被他們排擠。如有一位李用清，禁飲宴、抑靡費、出門徒步不乘車、不收陋規，竟被目為“叛徒”。李慈銘這樣一個以清流自我標榜的人，也譏笑李用清“生長僻縣，世為農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難怪明朝的海瑞被視為古怪，處處與別人相鑿枘。

第四，京官的經濟依附導致立場偏頗。這點在李慈銘身上表現得非常充分。1883年李鴻章聘其為天津北學海堂主講，每年束脩1200余兩，他的經濟狀況為之根本改善。但從此他就成了“合肥相國”的辯護人。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北，朝野震動，李鴻章成為眾矢之的，翰林院聯名疏參李鴻章“喪權誤國”之罪。李慈銘身居臺諫，獨默不作一聲。以他這樣一個“胸無城府”、“信口雌黃”、肆意月旦之人，在國事危急之際，竟不敢對李鴻章作一字之貶，所謂清流，自然令人質疑。文廷式在《聞塵偶記》中感嘆道：“李莼客以就天津書院，故官御史時，于合肥不敢置一辭。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

本書作者張德昌先生是一位經濟史專家，讀者很得其便。作者不但對相關數據做了巨細無遺的統計、分類、考證、折算，提供了晚清官場的背景知識，而且本書大部分篇幅為表格，既有收入、支出、飲宴享樂應酬費用、犒賞費用、家用、典質與借貸總表，又有歷年明細，既能方便獲得總體概念，仔細看又可發現許多有趣的細節。如隨著收入的增加，李慈銘的開支中花木消費顯著增多，作為南方植物的竹子也經常出現。又如同治年間的京城“歌郞”，名中帶“芷”似頗流行，像“芷秋”“芷雯”“芷衫”“芷郞”“芷儂”之類，經常出現在李慈銘的日記中，其中“芷秋”出現次數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