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顧卓雅，是一名復旦大學生物學博士。我小的時候是個有點孤僻的孩子，總喜歡獨來獨往。但有一個時候大家都會想起我，就是他們看到了奇怪的昆蟲或其他小動物，就會大喊，“顧卓雅，快來解決一下。”從小我就對生物感興趣，但真正開始科學研究是在接觸了我的導師以后。

6年前，在我剛進實驗室的時候，導師是這么對我說的，“研究生物學多好，身體健康，活得久，還可以公費旅游。”想想也是，不但可以擺弄花花草草，還能借采樣之名走遍大好河山，沒有比這更令人羨慕的職業了。可惜，之后幾年的經歷告訴我，我當時并沒有看破這句話背后的深意。

先說說身體健康這件事吧。實驗室做了一個乳酸菌的課題。這個課題需要到藏族老鄉家里收集天然發酵的牦牛酸奶。收集時，熱情的老鄉總是請我們品嘗自制的酸奶，雖然很香濃，但通常是不加糖的原味兒，為了能夠保住我的牙不被酸倒，我只能自己買了一斤白糖，每次老鄉端出酸奶就偷偷加上一點，這才能不負老鄉的熱情，干掉一整碗。不過，在干掉第四碗后，每次跑到老鄉家之后的第一句話就成了，“大娘，您家廁所能借用下嗎？”面對此情此景，導師表示，我們中國自己的酸奶，清腸的效果沒的說。這么看來，學生物真的使人健康。

顧卓雅

我們收集了各家酸奶后，回到實驗室進行乳酸菌分離實驗，并用分離出菌種制作了很多酸奶來測試。多出來的，導師最初的意思是大家分而食之，但這些酸奶放在實驗室的燒杯、錐形瓶里，通常沒有人敢下口。在幾個月的努力后，我們最終分離出了西藏天然的乳酸菌，這些菌株和市面的菌株相比、生命力強，分解乳糖的能力高超。這次，我們買了幾臺酸奶機，用自己分離的乳酸菌制作酸奶，邀請其他實驗室的老師和同學來品嘗打分，他們總是不顧我們的勸阻，把實驗樣品一掃而空。于是，他們也體會到了，學生物使人健康。

學生物的另一個好處，“公費旅游”，指的是植物學的必修課——野外采樣。可惜，這些旅游的目的地通常是人跡罕至的地方，而且常常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風景雖然很美，但經常喘不上氣，還會面臨風餐露宿的考驗。不僅如此，這些旅游還都是徒步旅行，導致那幾天我們以每天三四萬步的好成績穩居微信運動前幾名。奔波一天后，人又累又餓。好在導師總是起早貪黑，為大家做飯，他的手藝很棒，罐頭食品都能被他整治得異常美味。我們在導師自封的“教授食堂”一邊大快朵頤，一邊討論采樣趣事的時候，導師就會滿意的來一句：“學生總是饑餓的”，也不知道他說的是我們求知若渴，還是真的很能吃。

我們想要采集植物通常并不好找。沒有專業的植物分類學知識的話，肯定會對它們視而不見。而那些看似近在眼前的植物，有時要翻過很遠的山路才能到手。我博士畢業論文中所用的實驗材料，擬南芥，就是導師和課題組一代代的學生，花了十年的時間，在青藏高原4200米的高山上找到的。所以，好不容易找到的材料，可不能輕易放過。有一次，我發現要采集的北江蕘花長在一個山坡上，但我沒有飛檐走壁的絕技，采不著，只能求助同去采樣的一個高個小伙伴，但他面對山坡也敗下陣來。正當我想放棄的時候，突然靈機一動，在一根繩子上拴上小木條，像甩套馬索一樣，套住了那棵蕘花。不過蕘花的根深入泥土，可沒那么好拽下來。我失敗了好多次，不斷調整位置。到了最后，我和那棵植物都筋疲力盡了。好在，這場拔河比賽還是以我的勝利告終。

那根助我一臂之力的繩子，來自于采樣時隨身攜帶的木制標本夾。同時帶出去的，還有一大堆皺巴巴的報紙和硬紙板。在跋山涉水的滄桑后，如果我喊一聲自己是收舊貨的，估計沒人會不相信。帶著這些“舊貨”的原因，是需要沿途采集大量的植物標本和植物種子，這是一個相當繁瑣的工作，采集的植物要洗凈、攤平，之后還得給它們凹個漂亮的造型，充分體現出植物的特點，再把植物夾在報紙、硬紙板、和木頭標本夾里。等植物干了以后，還得把它縫到白紙上，填上標簽，拍好寫真，錄入電腦，最終才能成為在網上可供他人查閱的植物標本。在經歷完上面所有艱辛旅程后，直到這時，這一次“公費旅游”才算圓滿落幕。

雖然收集和記錄的過程充滿了歡笑與收獲，但長此以往，我們不免疑惑，科研已經有了成果，告一段落，為什么還要不辭辛苦，堅持收集那些和我們的科研沒什么關系的樣品呢？雖然我們面對看似沒有止境的收集經常萌生退意，但看著導師的堅持，也只能繼續。2013年，導師又登上高原。這次，是攝制團隊跟隨他拍攝紀錄片。在片中，導師說道：“我堅信，一個基因，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希望；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看著導師身體力行，十幾年如一日的堅持努力收集。看著冰箱里越堆越多，超過500份的天然酸奶樣本，我們逐漸意識到，收集酸奶，是為了有一天，能獲得中國自己的酸奶發酵菌投入生產，改變市面上酸奶的發酵菌幾乎全依靠進口的局面。而那些堆積如山的植物樣本和種子，也是在為未來保存一份希望。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當這一類植物瀕臨滅亡時，曾經收集的種子就能生根發芽，重新煥發生機。在收集的種子里，導師最喜歡蒲公英了，因為它結種子時，抓上一把，就收集到了200顆種子。

2013年，我們參與了上海市自然博物館的籌建工作，撰寫館內所有的中英文文字。在深夜和休息日，我們與導師圍坐在堆滿植物標本的小房間，一字一句的斟酌，如何在呈現豐富館藏的同時，兼具科學的嚴謹和美，如何引導大眾自己思考，領悟科學的思辨過程。

有一塊展板上寫道：“四肢退化、聽力喪失、視力衰退，卻行動敏捷、定位準確、捕獵高效。猜一猜這是什么動物？”答案很簡單，是蛇，那它為什么要選擇這樣的生活呢？……

它是不是為了很好的穿梭于不同的環境，還是有了其他技能，所以不需要四肢，聽力和視覺了？

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答案，但答案是什么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思考，在努力想象一些可能，判斷它們的合理性。就在這個過程中，科學的探索精神通過這個問題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飄向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我們在自然博物館的許多展板上，都寫下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希望，當人們在這些文字前駐足的時候，能夠思考這些問題，接受我們留下的種子。

自然博物館的工作持續了兩年，但我的科普寫作卻一直持續到了現在。我為《環球科學》，《知識分子》《探秘》等媒體撰文超過6年，從最初稚嫩的翻譯，到現在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創作，希望用自己的文字，讓更多的人了解科學的知識，學習科學的思考。

我的導師教會了我很多的道理，專業上的，生活態度上的，但他教會我最重要的一個道理是他說的不一定是對的。剛進入實驗室時，他說什么我總是點頭稱是，他就很生氣，說：“你怎么總是不反對我呢？你要經常說我說錯了才行啊。”最初我委屈，但后來也開始在討論中不斷的反駁他。現在想想，這或許就是一個科學家對科學真正的理解。

所以，在我現在設計線下科普活動的時候，也總會引入這種批判性思維。每次課上，我都會先問學生們一個問題作為熱身，讓學生們依次回答，后一個人要反駁前一個人的觀點并提出自己的答案。這個問題是“如果球滾進樹洞里了，要怎么拿出來？”，第一個學生通常會想到灌水，后一個人就會說如果樹洞漏了就不行，可以把樹砍開拿球。在后一個人可能會說這是保護樹木，不能砍，可以用夾子夾。一輪下來，最后的學生總是坐立不安，抓耳撓腮，不過也總是會有意想不到的神奇答案，引來贊嘆。通過這個小游戲，大家開拓了思維，也嘗試了質疑。在最近的一次課上，一個學生在自己實驗后，對我說：“老師，你說錯了。”其他孩子可能還是我的崇拜者，立刻來捍衛我，說：“老師怎么可能會錯？”那個小學二年級的孩子堅持說：“可是老師就是錯了呀。”聽到他這么說，我很開心，因為他已經學到了我在研究生時才領悟到的東西，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勇于反駁權威。

在平時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的導師一直在數不清的事物間忙碌，但他總是從容應對。在我打退堂鼓的時候，他也總是微笑著說：“沒關系，試試看。”現在，我無論面對什么挑戰，都能滿懷信心，全力向前，用自己的點滴堅持，做出有意義的事。可能在不經意間，導師已經在我身上種下了不畏艱難，獨立思考，永不言棄的種子。在今后，我也將繼續澆灌這些種子，并把它們傳播出去。

我的導師，是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鐘揚教授，同時也是西藏大學的植物學教授。在16年的援藏生涯中，他收集了4000多萬顆種子，為西藏大學申請到了第一個理學博士點，為藏族培養了第一個植物學博士。去年9月，他在一次車禍中不幸遇難，留給我們永遠的傷痛與思念。我想，懷念導師最好的方式，就是將他的精神和理想傳承下去，讓他的種子飄向四方，茁壯成長。

（本文系6月29日顧卓雅在“講述上海故事，弘揚時代精神”的TELL+SHANGHAI錄制現場的演講，該活動由上海市委宣傳部指導，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和復旦大學聯合主辦，TELL公眾演講會承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