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偉：在變幻莫測的時代，召喚對人文精神的反思

2023-04-18 12:3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如何將個人的時代經驗轉化為寶藏？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自己。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推薦一本直面時代困境的誠意之作，展現學問背后更大的關懷。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商偉教授的新著《云帆集》為其近十年學術思考精華的首次集結，由點及面，蔚為大觀。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從具體問題出發，示范如何將研究視野拓展至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人類普遍處境。下編回憶恩師與往昔，再現一位世界頂尖學府執教者的個人成長脈絡，和未被磨滅的赤子之心。

理性與感性的張力，讓我們看到“為什么學術是可以托付生命的”。

寫在前面的話

《云帆集》作者：商偉，版本：活字文化策劃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023年4月

我在過去的十年間陸續發表了一些思想學術隨筆、散文，也做過一些專題訪談。這些文章的結集出版給了我一次機會，去回顧自己感興趣的文史話題和思考過的問題。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匯集了隨筆和訪談共十二篇。依主題來看，可以分為以下四組：

第一組主要是《言文分離與現代民族國家：“白話文”的歷史誤會及其意義》上下兩篇。以明代識字讀本為話題的《一本書的故事與傳奇》，以及《我們為什么要讀古文》那一篇訪談，也可以放在一起來讀。五四白話文運動是學界和閱讀公眾所熟悉的話題。實際上，所謂現代白話文的提倡和興起都早于五四時期，但胡適等五四學者后來居上，支配了對它的解釋，并且重塑了中國文學史和語言史的一些基本觀念和立場。這兩篇文章旨在廓清關于白話文的歷史誤解，反思與此相關的中國語言文字的歷史敘述。

語言文字的問題從來都不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和學理問題，而是植根于中國社會文化的土壤之中，并且與傳統帝制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轉型密切相關。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語境中，我們才有可能對現代白話文運動及其歷史意義，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與估價。而由此引出的問題，在今天不僅沒有過時，反而變得更為重要，甚至亟待解決。在當今這個世界上，由族裔、宗教、語言、文化和政治地域的身份認同所導致的沖突日益激化，環環相扣，簡直打了死結。因此，我們有必要回溯歷史，重新面對更具有包容性的帝國文化遺產，從中尋找另類的文化資源，以超越現代單一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超越這一意識形態所參與構造的歷史與現實。

《言文分離與現代民族國家：“白話文”的歷史誤會及其意義》這上下兩篇文章是根據我的英文文章 Writing and Speech: Rethinking the Issue of Vernaculars in Early Modern China（《書與言：重審早期現代中國的“白話”問題》）改寫而成的，原文收在本杰明 ·艾爾曼（ Benjamin Elman）編輯的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 s, 1000-1919（《重新思考東亞語言、方言口語和讀寫文化， 1000—1919》， Leiden：Brill， 2014， pp. 254–301）一書中。我沒有逐字逐句地翻譯，而是另起爐灶，重新組織，并且增補了一些后續的想法。關于這個題目的研究和思考歷時已久，曾經打算寫成一本小書，終因分身乏術而作罷。好在主要的想法和思路都基本上體現在這兩篇文章中了，可供讀者批評指正。

2019年 4月，我編注出版了《給孩子的古文》，是活字文化推出的由北島主編的“給孩子”系列圖書中的一本。說是給孩子的古文，實際上同樣適合成人閱讀。這里收了《深圳讀創》記者楊青的訪談，略陳編撰的初衷。而我所關注的問題，與白話文的討論也有一些連續性。

《給孩子的古文》(插圖版)的書影，孫田/攝

五四白話文運動結束了文言文與白話文共存的格局，導致了白話文一家坐大，獨霸天下。盡管沒有走到廢除漢字的地步，但幾代人下來，公眾的古文閱讀能力普遍退化，造成了文化延承的巨大斷裂。比起漢字文化圈的其他國家，情況略好，但也好不了太多。五四學者把古文比作拉丁文，說成是死掉的文字。這在學理上是不成立的，對現代漢語自身的發展來說，也是有害的。如傅斯年所說，現代白話文學應該廣收博取，在借鑒綜合口語、古白話、文言文，甚至現代翻譯體的基礎上，去創造全新的、豐富而多樣化的語言書寫風格。這方面的實驗還遠遠沒有完成。

第二組是一篇隨筆和一篇訪談，《〈紅樓夢〉中的“假”寶玉和“真真國”》和《紫禁城中大觀園：長春宮的〈紅樓夢〉壁畫》。這兩篇以《紅樓夢》為主題，但把它放到早期現代“全球化”的物質文化接觸與交流的歷史語境中，去做兩方面的考察：一是《紅樓夢》的跨媒介書寫實踐，二是它對物質文化和視覺文化的關注與呈現。我希望從這兩方面來探索《紅樓夢》所蘊含的思想深度，并且重新理解孕育了它的那個大時代。

《紅樓夢》打上了清代宮廷的鮮明印記，尤其體現在它對物質文化和視覺文化的豐富的細節描寫中。它與雍正、乾隆朝的藝術品味和時尚風格，保持著與時俱進的同步關系。曹雪芹寫到出自清宮的幻象繪畫，精湛地演繹了它給觀眾帶來的真假莫辨的視幻錯覺——這顯然構成了他小說寫作的一個靈感觸媒。而我們知道，清宮的物質文化和視覺文化又是 18世紀全球物質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從機器人時鐘到時尚的進口服飾和各類器皿，真是琳瑯滿目，不勝其多。其中備受雍正和乾隆皇帝青睞的幻象繪畫，也起源于歐洲，由來已久。我希望讀者看到，《紅樓夢》如何將它敏銳的觸角延伸進了時代文化的潮流之中，然后沿波討源，觸類旁通，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跨媒介的小說寫作創新。

《紅樓夢》與清代宮廷的故事并沒有就此結束：自 1791年刊行之后，這部小說在清代宮廷王府和貴族子弟中日漸流行，紅極一時，無人不曉。這是曹雪芹本人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余波所及，甚至連大觀園和其中的人物后來還走進了紫禁城長春宮的巨幅壁畫，回到《紅樓夢》曾經寫過的那個宮廷繪畫的幻象世界。這是一次奇妙的回歸之旅：“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小說主題，最終被還原為繪畫藝術的視覺吊詭。

《紅樓夢》壁畫之一“賈母游園”

這里涉及的問題不限于物質、技術和藝術媒介，也超出了圖文關系。《紅樓夢》的視幻敘述不僅懸置了對象世界的真實性，而且令人對觀察者本身的確定性和可靠性也產生了懷疑。曹雪芹從視覺文化的角度，切入真與假的主題，并且將這一主題上升到了認識論和本體論的層次來加以理解和呈現。真假寶玉在夢中相會的片刻，不僅彼此互為鏡像，而且各以“寶玉”相稱。我們已經完全分不清誰在鏡中誰在鏡外，誰是主體誰是客體，究竟是哪一個寶玉在說話了。對主體的疑問，不只限于小說的主人公，還同樣適用于我們自己，適用于《紅樓夢》的所有讀者。這正是我們讀罷小說，而不能不掩卷深思的問題。

《紅樓夢》壁畫之一“瀟湘幽情”（故宮博物院胡錘攝）

第三組包括《小說研究的路徑與方法》《傳統小說是取之不盡的富礦》《〈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構成了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和《時間也蘊含了錯誤和遺忘：談文學史的寫作》四篇，以《金瓶梅詞話》《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作品為主，延伸到對古典小說史的觀察和思考，最后兩篇也談到了文學史寫作的一些感想。有關小說方面的研究已見于拙作《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和一些單篇論文。這幾篇訪談就有關的想法做了比較集中的討論，希望能有助于我們重新解讀這幾部耳熟能詳的古典長篇小說。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來源龐雜，發展的歷史中充滿了裂變，而《金瓶梅詞話》和《儒林外史》都各自標志了其中的一次新的開始。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意義還不限于小說史本身，甚至也不限于文學的范疇。《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構成了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同時也為中國現代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文化資源與不可或缺的參照系。因此，有必要在打通古今、跨越學科的基礎上，重新整合古典小說的研究領域。

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見證了日益嚴重的、精英治理所造成的全球性危機，而在這方面，古典長篇小說也可以給我們帶來啟示：西門慶憑借商人的財富和獨霸一方的地位，從外部打入精英階層，由此導致了精英治理的嚴重腐敗；與此相對照，出身于縉紳之家的杜少卿和賈寶玉則是從內部感到了空虛和幻滅，最終脫離了精英的自我再生產過程。盡管聽上去還有些言之過早，但從晚明至清中葉，傳統的精英治理已經多少顯露出了疲軟的跡象。光鮮華麗的外表下，暗流涌動，岌岌可危。《金瓶梅詞話》《儒林外史》《紅樓夢》被后世奉為經典，正是因為它們底蘊豐富，經得起細讀，并且一如既往，對當下開放。每一代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時代側影，不僅感同身受，還可以通過自我介入，揭示出小說文本的一個新的或潛在的意義層面。所以，題目不僅沒有做完，也永遠做不完：古典小說的研究是一座富礦，潛力無窮，大有可為。

夏永《黃鶴樓圖》絹本水墨，元，20.6 x 26.7 cm

《唐詩與題寫名勝》和《天人之際：詩中自有陶鈞手》兩篇以唐詩為主題，構成了第四組文章。2020年，我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小書《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以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如何回應崔顥的《黃鶴樓》入手，串聯起一系列相關作品，講述唐人題寫名勝的故事。題寫名勝屬于即景詩或即事詩的常見類型，假設詩人親臨其地，即興寫作。而即景詩的內容與內在品質，又反過來取決于詩人的寫作經驗和身歷其境的感受，二者之間具有無可懷疑的同一性和連續性。這不僅是即景詩的假定，也暗含了中國古典詩論的一些不言而喻的重要前提。

但在我看來，唐人又經常以詩的語言和比喻，對這些詩論命題做出回應與思考，并且探索其他的選擇。這些另類的選擇正是我感興趣的話題，因為它們為古典詩歌的寫作打開了新的維度。而以詩歌作品為中心來重構詩論的對話場域與自我評論，不僅是古典詩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論潛力和重新激活古典詩論的可能性。承蒙《上海書評》丁雄飛的訪談，我在《唐詩與題寫名勝》中對《題寫名勝》這本書的寫法與涉及的問題，做了一些概括和延伸說明。

我在北大期間，關注的領域是古典詩歌，但自 1988年之后，主要轉向了古典小說研究。《題寫名勝》是我回歸唐詩的第一步。我在《天人之際：詩中自有陶鈞手》一文中對《題寫名勝》涉及的問題做了呼應，同時又引向“重讀唐詩”系列的第二本，也就是正在寫作中的《詩囚與造物：中唐的詩歌觀和詩人的自我想象》。在詩歌由盛唐向中唐的轉變中，杜甫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不僅是一位人間的詩人，完成了“史詩”的寫作，還在宇宙創化的意義上來理解詩歌創作。以他之見，詩人筆下的世界足以令自然萬象，也就是造物的作品，黯然失色，相形見絀。杜甫是一位以詩歌來思考的大師。他開啟的思想被后人發揚光大，為詩壇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突破。

本書的下編匯集了六篇隨筆、散文和訪談。自 1978年從福州赴京，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一轉眼四十多年過去了。此后負笈海外，從求學到執教，迄今也不止三十年了。回顧自己走過的每一步，都多少有些偶然，從來不是預先設計的結果。最幸運的是，在我的求學階段遇上了幾位恩師。下編的《與林庚先生相處的日子》（寫于 2004年）、《那個年代的空間馳想》、《“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記我的導師袁行霈先生》和《韓南先生最后的禮物》，分別寫了我的三位老師：林庚先生、袁行霈先生和韓南先生。我從個人的親身感受出發，寫從師求學的經歷，寫老師們對我的指導和關照，也介紹了他們的學術成就，及其對自己的啟迪。

每個人走上學術道路的機緣和過程都不一樣，時過境遷，從前的經驗也未必與當下的現實相吻合。而我們今天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畢竟又與各自的經歷分不開。下編的最后兩篇回顧文章分別是《學問的背后應該有更大的關懷》和《文本內外：回顧與斷想》：前者是一篇訪談，集中于 1988年出國之前的經歷；后者涉及出國以后的感想，并以近年來的幾個研究話題為例，探討經驗閱歷與學術思考的關系，也觸及年輕學生經常遇到的一些問題，包括如何培養問題意識、設計研究課題和完善學科建設。文章中所涉及的話題包括經典作品的文本細讀、分析性或規范性批評話語的建構，以及與語言、文字書寫和“白話文”相關的問題。因此在一個回顧的視野中，總結了貫穿全書的幾個重要主題，也希望給這本學術隨筆集帶來首尾呼應的整體感。學術是一種生活方式，思考構成了人生經驗的一部分。我想借助文字，留下一些零星的記錄。對過去不失為紀念，于當下或許也能有所啟示。

商偉與林庚先生的合影(1985 年)

在寫作和訪談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多位師長、朋友的幫助與支持。我已經在每一篇的附記和本書的后記中分別向他們致謝，在此重申謝意。與他們的相遇和交往，不僅給我帶來思想和學術的啟迪，也讓我收獲了友情和溫暖。這是學術生涯的眷顧與慷慨饋贈，為此我心存感激，非言語所能盡。

本書所收的文字，此前散見于報紙雜志，有一些也可以在微信公號上讀到，但我希望大家讀這一稿。趁著成書出版的機會，我對文章和訪談都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增補，有的甚至篇幅翻倍，在觀點和看法上也有所拓展。談不上盡如人意，在我卻總算有了一個交代，可以暫時告一段落。《時間也蘊含了錯誤和遺忘：談文學史的寫作》一篇是尚曉嵐（筆名尚思伽）在訪談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那是 2013年的夏天。令人痛心和惋惜的是，此后不到六年她不幸因病去世。由于時間和篇幅的限制，那篇訪談的答復部分略顯倉促。這次收入《云帆集》，我做了一些補充，希望能對她當年的提問做出更滿意的回答，也以此表達對她的紀念。

這本小書是我的一次個人回顧和十年小結。外部世界風云變幻，有精彩也有無奈，非個人所能左右。唯愿思想與學術無所依傍，自成天地。

新秋更欲浮滄海，臥看云帆萬里天。

那是一個來自遠方的呼喚，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商偉

2022年10月15日

商偉，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及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自1997年起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現為杜氏中國文化講座教授，東亞系系主任。研究領域以明清小說戲曲為主，兼及思想文化史和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主要著作包括《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并編注《給孩子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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