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底，全國登記在冊的企業共5282.6萬戶，其中90%以上是民營企業，所以談到民營企業，很多人的直覺是小且散。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面對數量龐大的中小微民營企業，也很容易產生無力感。即使將一大部分財政收入用于民營企業的減稅降費和補貼優惠上，但只要平攤到每個城市數十萬戶的民營企業中，也是撒胡椒面、杯水車薪。所以，很多民營企業覺得政府的優惠政策“似有似無”， 沒有得到優惠的企業抱怨“政策優惠面窄”，得到優惠的企業覺得是“毛毛雨”、對企業幫助不大。

2020年以來，受外部需求轉弱、內部需求不足、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多個因素的影響，很多民營企業面臨的主要難題是如何生存下來、不虧損。民營企業反映的困難主要是，原材料價格上漲、用工成本上漲、物流成本上漲、融資難和應收賬款等問題。尤其是民營企業應收賬款的拖欠問題，雖然中央出臺各種文件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清理拖欠民營企業的應收賬款，但是由于地方財政收入下滑、資金緊張，事實上很多地區都采用不同的方式繼續拖延還款，導致部分民營企業利潤早已被侵蝕殆盡。

目前，民營企業對惠企政策最迫切的需求仍然是減低稅費、降低社保費率、加大信貸支持。表1顯示，在各類惠企政策中，“降低稅費”的需求率達到了68.67%，比例最高，有50.03%的企業表示需要“降低社保費率”。從短期來看，這當然是為民營企業輸血的辦法，但是政府的財政收入下滑、地方債務負擔沉重，過度依賴政府減費降稅為企業輸血，既不健康也難以為繼，“撒胡椒面式”的補貼優惠政策對于企業而言獲得感也并不強。

表1：民營企業對惠企政策的需求

那么，在有限財政資金的約束下，如何更好地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呢？筆者認為，降低民營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其中的關鍵。從中長期來看，民營企業生存困難、存活周期短，主要是因為其制度性交易成本（隱性成本）過高，這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第一，現行的企業服務體系不適應民營企業的發展。長期以來，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中的占比占據絕對優勢。很多地區服務企業的行政模式和企業生存環境，都是配合國有企業的成長而發展起來的，兩者相互適應、共生共振。但是這樣的企業服務模式和生存環境與民營經濟的發展模式并不契合。民營企業數量眾多、規模較小，缺乏能力和渠道與政府部門對接，這就導致了民營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極高。

第二，政府和企業之間存在鴻溝。我國企業戶已接近5300萬戶。然而，在課題組的多次調研中均發現，民營企業獲取政府信息難、匹配政策難、與政府溝通交流難，這同樣導致民營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規模有限，在面對成百上千的市場主體時，沒有強有力的抓手，無法精準服務企業。

要幫助民營企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營商環境當然是努力的方向。很多地方都非常重視營商環境的建設，并且已經將營商環境的建設重點，從政務環境轉移到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上。但是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作為軟環境，一方面依賴于制度的不斷完善，另一方面也依賴于社會環境的轉變，尤其是基層公務人員思想上的轉變。所以，雖然中央十分強調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但是不得不承認，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建設是長期性的工程。

那么，如何在短期內降低民營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大對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是一個有效的途徑。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包括政府服務平臺、孵化體系、專業化服務機構、行業協會、商會、導師團體等。充分發揮中小企業服務體系的作用，可以有效填補政府和民營企業之間鏈接的鴻溝，擴大政府服務民營企業的覆蓋范圍，實現信息的雙向流動和反饋，提升企業服務質量，普遍性地降低民營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幫助其擺脫生存困境。同時，將財政資金投入到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上，資金使用更加集中、更有效率，對民營企業而言更具有普惠性。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民營企業一方面對于孵化體系、行業協會、商會、導師團體這類機構的服務需求很高，但另一方面，對它們的付費意愿卻很低。圖1是民營企業對各類社會化服務機構（孵化體系、專業化服務機構、行業協會、商會、導師團體）服務的評價。可以看到，企業對于“政策推廣、解讀及申請輔導”“增加人脈，擴大社會網絡”“幫助對接政府部分”“幫助企業解決訴求”的評價，在所有類型的服務中位列前三。而這些都是孵化體系、行業協會、商會、導師團體的主要工作范疇。

圖1：社會化服務機構的服務效果

但是，從民營企業對各類服務機構的支出金額上看（見圖2），企業付費意愿較高（付費超過十萬比重）的是技術服務機構、市場開拓機構、信息化服務機構、金融服務機構和管理咨詢服務機構。而從未給協會商會、園區孵化器付費的企業超過55%，位列支付意愿最低的前三名。

圖2：民營企業在社會化服務機構的實際支出情況

因此，從企業對社會化服務的需求和支付意愿來看，加大對于平臺、園區、商協會等服務機構的政府購買服務力度，將有效滿足民營企業在政策推廣、政策解讀、申請輔導、政企對接上的需求，緩解企業不知道政策、難以匹配政策的難題。

加大對中小企業服務體系的建設，不僅包括加大對這些服務機構的政府購買力度，還需要政府開展對服務機構的資質認定和評級工作，提高行業標準，推動專業性服務機構擺脫低價競爭，邁向高質量發展。同時，鼓勵大型專業性服務機構整合資源向綜合性服務機構轉型升級，提升行業的整體服務質量。

此外，政府服務平臺也是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政府中小企業服務數字化平臺是政府信息發布、服務資源整合、企業提出訴求的重要渠道。因此，在提升中小企業服務質量的過程中，政府服務的數字化平臺建設是重中之重。

首先，政府服務平臺的建設要提檔升級。以此來實現政策功能模塊數字化、智能化運行，建立政策“一口制定、一口發布、一口解讀、一口推送”的全流程管理機制。

第二，建立民營企業服務資源庫。推動各類孵化體系、共性技術服務平臺、行業協會、商會、專業化服務機構、個人導師服務資源、金融機構等向中小企業服務平臺集聚，實現企業一站式服務平臺。

第三，推出“智能化企業服務管家”。針對企業訴求，企業只需對自身問題進行描述即可快速完成訴求提交，并通過人工智能對技術關鍵詞的識別，直接派發至市級責任部門，有效實現訴求的虛擬分辦和快速分發，同時對企業訴求進行分類管理、動態跟蹤、實時反饋，有效幫助企業解決各類難點、卡點問題。

（作者羅知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武漢大學中國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