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大概都知道周一良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論文叫《乞活考》。該文廣征博引，詳細考察了活躍在兩晉之際、黃河南北的武裝流民團體“乞活”。根據周先生的研究，西晉永嘉之亂后，各胡人政權割據北方，與東晉形成對峙。以并州（今山西大部、內蒙古一部）為地域聯結的漢人難民流徙中原各地，形成團結一致之武裝部眾“乞活”，雖常為東晉司馬氏羈縻，又時或妥協于羯胡石氏，自成一派而叛服無常。并州“乞活”于西晉光熙、永嘉間出現， 直至東晉末仍存于世，百余年間生生不息，為中國流民史上之重要團體。

與“乞活”一樣，明清鼎革時期的遼東剃發漢人也在不同勢力之間輾轉遷移、靈活求生，在周邊政權——朝鮮王朝的眼中，成為頗具特色的游移人群。后金政權于1621年相繼攻 占沈陽、遼陽以后，在遼河以東強制推行“剃發令”，所到之處，官民俱剃發而降。女真人治下的遼東漢人早于明朝覆滅二十余年就已剃發易服，這給深受漢文化影響的鄰國朝鮮帶來強烈的感官沖擊，繼而令其產生鄙夷心態。“剃漢”“假?”這樣用以指稱遼東剃發漢人的專有名詞也開始在明清鼎革時期的朝鮮史料中出現。“剃漢”相對客觀地描述了歸降遼人的發式特征，而“假?”則是基于朝鮮的文化優越意識而產生的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蔑稱，其使用頻率明顯高于“剃漢”。朝鮮人不僅鄙視尚未“開化”的女真“?子”，連同在發式上與之相同的遼東漢人也被歸為異類，需要以“?”蔑稱之。但另一方面，遼東剃發漢人又非真正的女真人，因此冠之以“假”以與“真?”做出區分。這一稱呼形象地展現出朝鮮人心目中遼東剃發漢人介于“夷”“漢”之間的靈活特性。也正因如此，這些剃發漢人不得不在兩大勢力的夾縫中艱難求生。解讀“假?”的使用語境，進而了解遼東剃發漢人的生存處境，可為東北亞區域的社會變遷和交流互動提供一個細微而生動的地方視角。

一、剃發而來的遼東難民

朝鮮人使用“假?”的語境各有不同，對剃發遼人的發式、行為以及身份的強調互有重合又層層遞進，這也恰合明清鼎革之際大量遼人的活動軌跡和心理狀態。“假?”最常指天啟中期以前新附毛文龍之遼東逃民。1621年以后，明將毛文龍在遼東與朝鮮之間的北黃海海域壯大勢力，于朝鮮皮島建立東江軍鎮，與后金之間為招撫遼人展開激烈爭奪。中朝陸路交通也在此時為遼東戰事所阻，朝鮮使者不得不經由遼南海島入明朝貢，正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這一過程中遼人的逃亡情況和生存狀態。

朝鮮使者趙濈于天啟三年（1623）航海入貢，在其《燕行錄》中就記載了遼人潛逃途中的暗流涌動。黃昏時分，避亂而來的遼人在遼東南部海岸點火明炬，先入島中的遼人觀之，亦以炬火回應，以為暗號，以便次日從海上派船接應這些難民。為此，毛文龍還遣官專門把守近岸諸島，“日招奪遼民為事”。一些遼人在逃脫時為避人耳目，甚至不惜拋妻棄子，遭遇令人唏噓。朝鮮書狀官洪翼漢在其《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中就記載了這一情形。天啟四年（1624）八月十七日，洪翼漢在廣鹿島停留時，遇到一名新入島中的“假?”，得知努爾哈赤正于三岔河東岸建筑土墻，“役民甚毒”。當地遼人因不堪重役，皆懷逃躲之心。此人“亦割恩忍愛，夜間乘家小睡熟，脫身潛來”，此后每每思之，仍“心肝如裂”。

剃發遼人歷經艱辛，從后金治下出逃后轉投毛文龍，發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異于明人。朝鮮人以“假?”稱之，就是對此外貌特點最為直接的蔑視。洪翼漢在廣鹿島時，就提到島上房屋狹窄簡陋，氣味令人作嘔，這是因為有“假?”新從遼東投靠而來，剃發后前額長出的碎發蓬松凌亂，“看來丑狀不忍正視”。歸國途中，洪翼漢又在石城島遇到十余戶“鳥語夷面”的遼東難民。特別是其中有一“假?”，“新從虜中來，頭發盡禿，公然一真?也”。可見，朝鮮人將擁有女真發式當作“假?”的首要特征，甚至根據這一發式的留存情況評估其與“真?”的相似程度。

對于未及剃發而逃入海中的遼東儒士，朝鮮使者的態度則截然不同。洪翼漢在廣鹿島上曾借住金州避難士人李嵓家中。李嵓由于家境敗落，在島上以販酒為生。洪翼漢聞之而慨嘆道，“咄！憬彼丑虜，宇宙間何物？亂華窮兇，一至于此，遂令儒士未免逋播落拓，困厄于島嶼瘴海中哉”，在言語中透露出對遼東儒士被迫逃亡海島的憐惜之情。這和他以“腥膻之氣襲人”描述“假?”，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是觀之，同樣是在海上落魄求生的遼東難民，剃發與否成為朝鮮使者評判其是繼承儒家文化還是與女真人“同流合污”的重要標志。

1624年洪翼漢一行人所繪之椵島（皮島）及蛇浦唐人避亂處（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航海朝天圖》局部）

1624年洪翼漢一行人所繪之廣鹿、石城等島（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航海朝天圖》局部）

二、奔波輾轉的人生際遇

朝鮮人抵觸這些新從后金治下逃出的剃發遼人，頻以“假?”稱之，也因不滿于他們對朝鮮邊境社會的日益侵擾。遼東難民不惜付出巨大代價歸順毛文龍后，生活狀況不僅未能得到改善，甚至更為悲慘。他們之中，除精壯者被選練為兵丁外，其余多被安插至各海島屯種土地。傭力而食、販賣為生者亦皆有之。由于島田貧瘠、物資匱乏，兼之時有運輸拖延、通商中斷或災歉之年，島人常年飽受饑饉，在朝鮮邊境乞食求生者比比皆是。加之從后金治下逃來的遼東難民逐年增多，東江海島難以容納，他們不得不長期盤踞朝鮮邊境，對朝鮮當地百姓的擾亂也開始升級，從行乞、索食發展為恐嚇、勒索和搶奪。

朝鮮官方史料對這些情況有詳細描述。據朝鮮《光海君日記》記載，光海君十三年（即天啟元年，1621）九月，距離遼陽城陷落于后金不過短短數月，朝鮮平安道的龍川、義州之間已經遍布“假?”，以致朝鮮君臣認為“生變之患，非朝則夕”。到了仁祖二年（即天啟四年，1624），島中遼民的生存狀況已十分艱難，甚至到了將至人相食的地步。他們紛紛涌入朝鮮西北沿海，或五十、或百余，成群結隊，遍布村野，爭食麥芽，屠戮餓殍。朝鮮人目之所見，“剃漢往來如織，前后相望，而率皆徒手覓食之人”。這些饑民“數年前則猶或行乞于民間，而今則恣行攘奪，小不如意，則自裂其衣，自毀其膚，恐嚇百端”，對當地百姓的擾亂程度逐漸加深（《啟本謄錄》，天啟四年十月十三日）。《朝鮮仁祖實錄》還記載了一則遼東難民搶掠義州當地百姓的案例。有一朝鮮百姓由于家貧無法向遼民供應膳食，于是他們就將一具“假?”的尸體棄置朝鮮人家中，誣稱為此人所害，借此捆縛一村之人，盡數奪取其家財而去。

天啟六年（1626）以后，朝鮮史料中不見剃發遼民新附毛文龍之事例。毛文龍在一封當年閏六月初五日寫就的揭帖中提到，由于遼民在東江海島的生活極端困苦，兼之明廷對東江鎮在海上的節制作用有所懷疑，移鎮之議紛紛，人心頗為動搖，“于是有逸而復歸于奴者，有逃而奔于西者，有逃而被奴賊殺者”。東江鎮勢力大為削弱，大量剃發遼人歸降毛文龍的情景也不再出現。此后，盡管東江島人侵擾朝鮮邊境的情況仍時有之，但朝鮮史料中以“假?”泛指這一群體的情況卻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唐人”“毛兵”“毛將”等用以指稱一般明人或毛文龍官兵的用語。可以想見，由于之前逃往遼南海島的剃發遼人脫離后金日久，其發式也逐漸改變，外觀上與明人已無明顯差異。

三、夾縫中展現的靈活身段

明清之際的剃發遼人不僅由于境遇窘迫而輾轉各地，為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間，還奔走于多方勢力之間，形成一股游移的中介勢力。這些遼人熟知當地環境，因此既為女真人處理邊境事務，又可為明朝、朝鮮所靈活利用。這也是朝鮮使用“假?”一詞最一以貫之的語境，其所指較“剃漢”而言更為狹義，也更有貶義。天啟元年（1621）六月，朝鮮書狀官安璥航海赴京，此時正值后金勢力向遼南海岸滲透。安璥在其《駕海朝天錄》中記載了他沿途所見之遼人，既有尚未剃發之“唐人”，又有已剃發之“剃漢”，更有為后金所用，在海邊守衛偵探之“假?”。這些留著不同發式，有著不同身份，貼著不同標簽的遼人雜處同一空間，正是朝代更迭之下遼東普通百姓復雜處境的縮影。有趣的是，安璥對于“假?”的評價也充滿流動性。在他看來，這些人不是“真?”，以言語加以開誘，其立場并非難以動搖，但也同時認為，一些“假?”由于投降后金的時日已久，逢人搶掠，作惡更甚于“真?”。這樣充滿矛盾的觀感也暗含著這一群體的多重屬性。

對于身份多變的剃發遼人，有明朝和朝鮮官員認識到應當充分利用其善于偵查和向導的特性。天啟朝官員陳仁錫著有《無夢園初集》，其中有對明末海上局勢的過人見解。陳仁錫認為，應當發揮東江鎮間諜偵探、招徠降眾的作用，“使遼人棄奴降我”。不過，明廷似乎始終未能重視剃發漢人在遼東戰事中的間諜作用。相比之下，朝鮮更常接觸也更能靈活地使用這一人群。《朝鮮仁祖實錄》中記載，仁祖元年（即天啟三年，1623）四月十二日，都元帥張晚在與國王商議兵事時提議，“兵家以間諜為上”，應專門招募“假?伶俐者，偵探賊中”，甚至尋找本國善講華語之人，令其剃頭偽裝為“假?”，用以刺探后金軍情。朝鮮政府使用“假?”提供情報、充當向導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明亡。朝鮮民間與剃發遼人之間的合作則更為緊密。《光海君日記》記載，光海君十四年（即天啟二年，1622）五月十二日，有朝鮮官員捉到一名“假?”，“變著我國衣服，通我國言語，而隨我國人丁萬戶稱名人而來”，朝鮮政府因之極為驚惶。這則史料不僅說明了“假?”易于變換外貌和身份的特征，還展現了他們與朝鮮百姓之間存在著難以被官方察覺和約束的個人聯系。

《謄錄類抄》中所載1624年“假?”侵擾朝鮮平安道居民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

不過，由于剃發遼人立場不明，他們也常常招致忌憚和懷疑。光海君政府雖出于“事大”心態不得不接濟毛文龍，但也認為其軍中收留許多“假?”，身份難辨，行為莫測，令人難以信賴。朝鮮人還將毛文龍與“假?”的關系喻為“岑彭之變”。岑彭為東漢初將領，在攻蜀時，割據蜀郡的公孫述派遣刺客行刺岑彭。刺客謊稱是逃亡之人前來投奔岑彭，乘夜將其殺害。朝鮮政府借此典故形容剃發遼民，擔心他們會借投靠之名行叛主之實。光海君甚至一度將剃發遼人視為比后金更大的威脅，認為“假?”若與女真人里應外合，將置國家于危亡境地。

這一擔憂確實不無道理。剃發遼人的靈活身段曾為朝鮮政府招致禍患。仁祖時期，朝鮮與清朝之間發生了一場外交危機，“假?”就在其中發揮了穿針引線的作用。義州士人崔孝一、車禮亮長期與皮島遼民有所往來，互通消息。由于關系緊密，崔孝一與皮島遼人甚至結為義父子，車禮亮也與皮島總兵沈世魁麾下將領管貴有生死之誼。朝鮮于1637年“丙子之役”后被迫降清，皮島也于同年為清鮮聯軍擊敗，朝鮮與明朝之間的宗藩關系斷絕。但在義州地方，崔孝一、車禮亮與散居海上或遷居沈陽的皮島漢人仍有秘密聯系，并借機出逃附明。這一消息不久即遭泄露，清朝以崔孝一與剃發遼人的私交為突破口，募得“假?”二人，假傳孝一書信予其外甥張厚健，稱孝一已獲明人重用，得授高官，以此騙取厚健回信，得到孝一通明之確切證據。這招致清人對朝鮮上下的強烈不滿，引發一場不小的外交震蕩。由此可見，遼人雖在情報傳遞乃至文化認同上與朝鮮人之間存在緊密的私人聯絡，但這一關系又能輕易為清人所撼動和利用。雖然對于朝鮮政府來說，這樣的情形值得警惕和批判，但因時制宜的生存智慧對于處在各勢力縫隙中的遼人群體來說卻是必備。

明清易代以后，剃發遼人這一活躍一時的群體并未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八旗漢人的主體即是不同時期歸附、投降后金/清朝的遼東人丁。遼人早于關內漢人歸順，其心理狀態也更為矛盾復雜。雖然他們在發式衣冠上難以與一六四四年清人入關后剃發的中原漢人相區分，后者對遼人卻更有蔑視之意。《備邊司謄錄》中有一則1684年朝鮮方面審問登州漂海漢人的“問情別單”，其中就有漂海漢人對于“假?”這一稱呼的使用情況。在朝鮮人問及登州衙門之設置時，漂海漢人指出，登州“知府、知縣、通判三官，以漢人差定”，而“總兵官則遼東假?子李姓人矣”。雖然明清史料中幾乎不見以“假?”稱呼剃發遼人的情形，但這則“問情別單”告訴我們，即便清朝入關數十年后，“假?”這樣的稱呼或許仍一直存在于關內漢人口中，成為明清易代之際遼人身上不可磨滅的鮮明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