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遷還是留守？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在戰和之間舉棋不定。隨著平津的全面淪陷，教育部才開始命令平津各校聯合內遷。教育部認為，上海存在著日軍不敢染指的租界，大學可以遷入租界辦學。八一三事變后，上海各校基本奉命遷入租界。

隨著淞滬戰事的延長和時局的惡化，遷入租界的各校是否應該再度遷移，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1937年9月，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均上書教育部要求遷校。國立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直接繞過教育部，在浙江金華覓地開課。規模較小的國立上海商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中法國立工學院則未考慮遷校事宜。

遷移四川宜賓李莊的同濟大學

上海主要私立大學在內遷一事上亦頗積極。1937年9月，復旦大學、大夏大學、大同大學、光華大學四校聯合呈請教育部，希望組成聯大內遷。規模較小的私立上海法學院、上海法政學院、持志學院、同德醫學院、東南醫學院、正風文學院等均未申請內遷。震旦大學、滬江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等教會學校亦普遍缺乏內遷的意愿。

上海各大學在內遷問題上的不一致的反應，與大學的規模有關。規模較大的國立和私立大學引人注目，普遍希望追隨政府，遷移到大后方以保存學校。規模較小的國立和私立獨立學院，情況各有不同。上海商學院、上海醫學院等校規模極小，租用一棟別墅即可辦學。上海法學院、上海法政學院、持志學院等缺乏穩固的領導核心，教員又多兼任，經濟能力有限，所謂內遷并不現實。滬江、震旦、東吳大學法學院等教會學校由于和英美的親緣，普遍信任租界的安全性。

教育部對各大學內遷的要求，處理方案亦不相同。教育部認為，上海必須保留一所工業大學以適應社會需要，交大校舍完美，設備完整，不可輕易舍棄；而暨南辦學程度不佳，支持其遷出上海。不過，暨南擬遷地南昌由于戰局惡化無法成行，遂仍留滬辦學。抗戰前上海有13所高校設有商科，學科重復設置情況嚴重，教育部遂反復致電催促上海商學院遷校。

教育部積極鼓勵私立大學內遷，亦有優化高等教育布局的考慮。其指定要求復旦、大夏、光華、大同四校在教育落后的贛黔兩地設置永久性大學。不過，教育部對私立大學內遷不予撥款，各校內遷的積極性迅速降低。大同、光華兩校相繼宣布退出聯大。其后，光華大學自行在成都建立分部。復旦、大夏兩校雖聯合內遷，為防止成為永久性地方大學，仍留下部分師資留守上海租界。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租界成為“孤島”。其后，日軍進逼南京，國民政府內遷重慶，教育部先遷漢口，再遷重慶。抗戰爆發前在上海設置、此時仍留守且經教育部合法立案的本科高校包括國立交通大學、暨南大學、上海商學院、上海醫學院、中法工學院，私立大同大學、復旦大學（滬校）、大夏大學（滬校）、光華大學（滬校）、上海法政學院、上海法學院、持志學院、正風文學院、同德醫學院、東南醫學院，以及滬江大學、震旦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上海女子醫學院等教會學校。由此便形成中國教育史上的一種奇特現象：上海已經淪陷，只留下租界成為“孤島”，遠在重慶的教育部繼續對“孤島”中的大學行使管理主權。

光華大學校舍

多重渠道的監管

國民政府教育部內遷后，任命蔣建白成立教育部駐滬專員辦事處，代表教育部管理留守上海各校。1939年，教育部要求上海區國立大學參加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考試，由駐滬專員全權主持。1940-1941年，教育部連續舉行兩屆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學業競試，上海地區由駐滬專員分發試題并負責監考。由此，一般留滬大學當局“凡遇大事故，皆與教部駐滬專員密切接觸”。

不過，教育部駐滬專員辦事處更主要的責任在于聯絡中小學，并不是留守上海高校和教育部之間最主要的聯絡渠道。抗戰前，各大學與教育部之間均直接聯絡溝通。抗戰爆發后，各大學雖然困守“孤島”，但上海與重慶之間的郵政、匯兌與交通并未完全斷絕，留守上海高校一般仍由校方與教育部直接溝通；已經部分內遷的高校，留守上海的部分與教育部溝通一般通過內遷部分轉遞。留守上海高校的校長們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也會利用個人關系，與教育部首腦直接溝通，以越過繁瑣的行政程序。

隨著時局的緊張，教育部與各大學直接溝通常常不暢，駐滬專員辦事處亦偶爾從中傳達消息。不過，此種傳遞消息的工作相當冒險，對教育部須用化名，對各校亦須使用化名和隱語。該處曾告知上海各高校：“本處茲定自廿九年七月一日起改用化名余正，發文改用慶字，號數銜接‘漢’字。”雙方聯絡溝通之困難，由此可以想見。

在駐滬專員之外，教育部還偶爾秘密派遣臨時特派員到滬調查。1939年2月，教育部派呂之渭前往上海，調查各校會計情況。1939年10月，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派周尚秘密前往上海視察各校。然而，擔任特派員職務亦是冒險之事。盡管周尚深居簡出，秘密調查，仍被特務發現，其妻甚至被敵偽捕去。周尚視察時曾設計表格，因家屬陷落亦隨之散失，僅能以記憶所及寫成報告提交教育部。

由于局勢惡化，重慶與上海之間的通訊環境愈發惡劣，教育部只能從留守高校人員中挑選可靠者擔任調查員。1940年6月，教育部派暨南大學教授周憲文擔任臨時特派員，委托其視察上海高校。不過，教育部要求周憲文應召集各校主要人員商討并召集學生訓話，還應征集各校校舍平面圖、科目表和各種規則、同學錄、出版物等，但實際上周憲文僅“制定調查表一種”，由各校自行填寫，所謂調查效果可想而知，難以起到監管的作用。

總之，抗戰爆發后，遠在重慶的教育部仍可以與上海“孤島”內的高校溝通，并輔助以固定的駐滬專員和臨時特派員制度，對留守上海高校進行秘密監管。盡管此種聯絡渠道隨著戰事的緊張而逐漸收緊，愈發困難，重慶教育部仍不厭其煩地通過這些渠道將各種教育政令貫徹到“孤島”高校之內。

難以貫徹的政令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教育部出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改革措施，包括實行導師制和訓導制、推動黨團發展、審查教師資格等等。這些政令，教育部亦同時要求留守上海高校一體遵行。

1938年5月，教育部頒布《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規定各校學生應分若干組，每組5-15人設置導師1人，負責學生的思想、行為、學業和身心健康等問題。然而，“孤島”時期師資力量緊缺，各校每位導師名下有40-50名學生者極其常見。由于公教人員待遇低微，生活環境惡劣，各校擔任導師者多態度冷淡，舉行導師會議時半數教師不予出席，導師和學生半年亦無一次見面機會，互相不知姓名者比比皆是。

1939年5月，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訓導處分組規則》，要求各校設置訓導處，設置專職訓導長一人，全面統攝、管理導師制的推行。抗戰時期留守高校普遍經濟緊張，難以聘請專職人員擔任訓導長，遂多由校長自兼。由于留守各大學校長多是敵偽關注的對象，許多人深居簡，遂委托低級職員代理。許多不具備訓導能力的人員擔任訓導職務，一些人甚至打算投靠汪偽，多方投機，所謂訓導學生實無從談起。

1939年以后，教育部要求各大學設置黨部，積極推動大學教授入黨，學生入團，并組織大學校長和骨干教授參加中央訓練團受訓。不過，由于潛伏在上海的黨務人員多投靠汪偽，“孤島”黨務工作一度停頓，發展黨員實為難事。而且，在“孤島”內各大學發展教授黨員，未必能真正起到維系人心的作用。相對于遙遠的重慶政府，身邊的偽政權更能為一些持實用主義態度的教授們提供看得見的利益，只要首肯便可能獲得“部長”、“次長”、“廳長”等頭銜。至于要求各校選派人員到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受訓，則近似不切實際的要求。國立上海商學院院長裴復恒雖然同意派王乃徐前往重慶受訓，但要求乘飛機前往，向教育部索取補助。

三青團在“孤島”內大學的發展情況亦不良好。各校的三青團組織“絕對秘密，稍一不慎，危險隨之”。因此，每逢紀念日，三青團組織雖然都會在校內張貼愛國標語，表示擁護重慶國民政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但很快即被各校當局撕毀。汪偽政府成立后，也組織了汪偽的三青團，插入大學之中與重慶方面的三青團對峙，加入的學生每人每月有30元補貼，參與者不乏其人。

1940年10月，教育部頒布《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對大學教員進行資格審查。對國立大學而言，教授資格確定和薪水標準息息相關，普遍積極響應。私立大學教授由學校自行聘任發薪，兼職者眾多，資格良莠不齊，則態度消極。教育部在教授資格審查方面頗為嚴格。國立上海商學院報送教授15人，副教授3人，講師4人，外聘講師4人的材料呈交教育部審查。教育部最終僅同意給予7人教授資格，1人副教授資格，1人講師資格。

抗戰時期重慶教育部努力將上海“孤島”內高校納入管理體系之中，可謂到達不厭其煩的程度，然而，其政令的貫徹程度卻比較有限。此時的國民政府已經失去對上海乃至大部分國土的控制，重慶教育部卻仍努力對“孤島”內高校進行管理，其中不無“捍衛主權”的考慮，其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教育部既然要求“孤島”內各校履行忠于政府之義務，亦須本身盡到扶助支持的責任，即在辦學經費方面對后者提供支持。

脆弱的經濟關系

抗戰時期軍費開支龐大，通貨膨脹嚴重，國家高等教育經費緊缺。由于教育部難以提供充足的經費，從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孤島”內各大學對教育部的態度。

“孤島”時期，交通大學和暨南大學的經費非常支絀。因此，各國立大學向教育部索要經費實為常事。國民政府將教會大學視為私立大學，從抗戰前即給予一定數額的補助。然而，教會大學的主要經費來自于西方差會或董事會的特別經費，并常有西方的基金會或個人資助。1938年度，震旦大學的歲入中教育部的補助僅占0.74%。因此，教會大學對教育部的依賴不大。對教育部的經濟依賴最嚴重的是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滬上各私立大學名為私立，但本身沒有基金，更無西方教會可以依賴，其校董會更是形同虛設，無法承擔籌款功能。因此，私立大學在抗戰前便已經嚴重依賴政府。“孤島”時期的私立大學更難以維持，除學費之外，幾乎完全依賴政府的補助。因此，各私立大學校長每年都要數度致信教育部請款，言辭異常懇切。

盡管教育部無法按時供應各校經費，而且在數額上遠不能滿足各校要求，對各校經費的使用要求卻異常嚴苛。正如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群訴苦道：“部方補助款額又無不指定用途，每屆詳報開支情形，稍有移注，必受指斥。”然而，各校校長的應對方式并不相同。國立大學校長由教育部任命，任期短暫，流動性大，一旦在經濟上或其他方面的要求得到不能滿足，往往會順理成章要求辭職。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即多次以健康欠佳原因要求辭職。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密電請他到重慶教育部一談，黎照寰卻以“健康欠佳”為由拒絕前往。上海商學院院長裴復恒雖然并未辭職，卻將學校委托給親信胡紀常掌管。教育部要求商學院四年級學生內遷后方，以充實后方會計人員隊伍，裴復恒置若罔聞。陳立夫親自寫信要求裴復恒到重慶一行，裴復恒拒不回復。中法國立工學院院長褚民誼，“每月薪金為二千元并（購買）大洋房一座……幾去校費之半”，顯然是無心辦學，利用公款滿足個人享受的典型。

暫駐廬山的復旦大夏聯合大學

相比之下，私立大學的校長多是學校的創校校長或元老，與學校之間實為一種共生共存的關系。這些人即使壓力巨大，實際無處辭職，只能苦撐至最后一刻。即使教育部對各私立大學“早存歧視”，在經濟上百般苛刻，各校的“妾婦心態”卻非常嚴重，對待教育部卻謹小慎微，以免動輒得咎，授人以柄。大夏大學創始人之一傅世說抗戰初期即投靠日偽，導致教育部對該校印象惡劣。由此，身在貴州的校長王伯群、副校長歐元懷多次要求滬校整體內遷，以“保存吾人半生心血所結成之大夏”。盡管滬校負責人魯繼曾以各種理由拒絕遷校，卻仍不敢在政治上越雷池一步。當時《申報》曾登載魯繼曾參與“中日文化協會上海分會”成立典禮并被推為理事的新聞，魯繼曾十分惶恐，轉托歐元懷致函陳立夫個人予以否認，以免影響學校的前途。私立大學對待教育部的誠惶誠恐之心態躍然紙上，與國立大學截然不同。

不同的政治抉擇

留守上海高校所遭遇的壓力不只來自經濟方面，更來自政治方面。交通大學等校必須事先申報所授課程的內容由租界當局審查，學生和老師不準集會結社，否則將封閉學校。1939年10月，暨南大學學生因在校張貼抗日標語遭到法租界當局驅趕，被迫遷入公共租界辦學。

留守上海高校在政治方面的壓力，亦來自偽政權方面。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便因積極參與救亡工作被日偽特務殺害。1939年9月，汪精衛因拉攏持志學院院長何世楨做官不成，指使特務搗毀持志學院。在各種威逼利誘之下，各大學教職員中落水者頗多，包括中法工學院前院長褚民誼、正風文學院前院長王西神、大夏大學教授傅世說、持志學院教授汪翰章等人。在此種情況下，教育部不再拒絕各大學內遷的申請。1939年夏，國立上海醫學院應教育部要求，將低年級及藥學專修科暫留上海，高年級內遷昆明，僅余少部分師生留滬。1940年11月，國立交通大學亦籌劃在重慶設置分校。

汪偽政府成立后，統轄權限雖未及租界，但已經開始發號施令。1941年1月，偽上海市教育局處長李應警告震旦大學等校，稱若不向“政府”注冊，將予以停辦。當然，此時汪偽政府無權要求租界內學校停辦，此種飭令更類似威脅和恐嚇。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公共租界并對法租界進行部分控制，“孤島”時期結束。1942年3月，汪偽政府在上海成立偽教育部“駐滬辦事處”，開始對租界內的高校展開接收工作。由此，各校紛紛選擇暫時停辦。

重慶教育部為收容租界內各校師生，決定在金華成立國立東南聯合大學。1942年1月15日，陳立夫任命何炳松為東南聯大籌備委員會主任，要求上海各大專學校“除在內地已設有分校外，一律參加東南聯合大學”。然而，最終僅有各校200余學生到達金華。隨后金華告急，東南聯大籌備處隨暨南大學遷往福建建陽。由于交通阻隔，身處上海的師生更無法內撤，東南聯大遂告瓦解，已招生的學生并入暨南大學。由于東南聯大未能成立，一些已經離滬擬加入東南聯大的學校決定自行內遷。私立上海法學院、上海法政學院遷往安徽屯溪，東吳大學法學院遷往重慶。

東南聯大籌設失敗后，各校學生要求繼續讀書者甚多，公教人員亦須維持生活，學校當局更希望能夠保存校產。因此，在時局稍顯穩定后，租界內未遷高校除極少數停辦之外，各校又試圖以各種方式開學。

國立大學是汪偽政府重點覬覦的對象，最初試圖將校名改為“私立”，以聲明學校系私人性質，在注冊問題上留有回旋余地。由此，國立交通大學改為“私立南洋大學”，國立上海商學院改為“私立上海商學院”。國立大學的經費來源于國家，與重慶教育部失去聯絡后形同釜底抽薪，加之校產龐大、教職員工維持生計的需要迫切，最終將尋求生存的考慮放在第一位。1942年8月，南洋大學校長張廷金主動呈文汪偽政府申請注冊，成為接受汪偽政府資助的“國立交通大學”。上海商學院院長裴復恒出任汪偽政府“江蘇省財政廳”廳長，主動將商學院立案，重新掛出“國立上海商學院”的招牌。

汪偽政府統治能力虛弱，需要扶持一批國立大學作為其統治合法性的陪襯。各國立大學紛紛注冊后，由于汪偽政府的治理精力有限，對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已經不再如“孤島”淪陷之初步步緊逼。教會大學的經濟狀況稍佳，一般不需要汪偽政府的接濟。因此，震旦大學和滬江大學（書院）在注冊立案一事上異常謹慎，與汪偽政府維持著一種曖昧周旋的策略，表面上維持良好關系，實際上卻拖延注冊。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僅有大同大學申請立案，校長胡敦復出任偽職。復旦、大夏、光華三所私立大學決定取消學校建制、改辦補習班以回避注冊。這些學校輾轉托人將此項辦法口頭傳達到大后方，重慶教育部則承認各補習班學生畢業文憑的合法性。

因此，直到1944年7月，汪偽政府教育部仍飭令偽上海市教育局稱：“查上海未立案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為數尚多，其辦理完善與否，關系學生學業前途……令仰該局切實查明各校情形，凡辦理完善者著即督促遵照修正私立學校規程規定辦理立案手續，不良者應則予以取締”。然而，汪偽政府對專科以上學校的具體立案標準，如校舍、經費設備、行政組織、科系設置等竟未規定標準，乃至偽上海市政府遲遲無從執行。由于各校的進一步拖延，直至1945年3月，偽上海市教育局才收到13所學校的填表，其中包括本文考察的震旦大學、滬江書院、同德醫學院、東南醫學院4校。至于其他學校“校長均不在校，無法填報”。隨著抗戰局勢徹底逆轉，汪偽政權統治日薄西山，所謂督促立案事，遂不了了之。

（本文首刊于《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2期，原題為《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教育部與留守上海高校》，作者韓戍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作者對原論文做了刪改，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