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香港鼠疫：北里柴三郎的滑鐵盧之疫

1894年2月，廣州爆發了熱病。5月9日，香港中央醫院主管醫師詹姆斯·勞森（James A. Lowson）發現，醫院出現了一名疑似病例，香港東華醫院已有二十人患上疫病。5月15日，代理香港總督據衛生條例，宣布香港為鼠疫疫區，緊急頒布防疫條例，但未能控制疫病的迅速蔓延，5月到6月高峰時，每天新病癥達八十宗，死亡人數最多每天超過一百人。5月15日情況失控，至6月14日，死亡人數多達一千七百零八人。香港總督不得不向國際社會尋求援助。

世紀末的西方醫學界已經基本告別“瘴氣致病說”，轉向“微生物致病說”，進入細菌學的黃金時代，病菌研究正成為西方各大醫學實驗室追逐的熱點。香港爆發的疫情，為在全世界尋找疾病菌的科學家提供了一個驗證細菌學的絕佳機會。6月12日，日本內務省派出六人調查團抵港，團長為大日本私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北里柴三郎。

調查團甫一抵港，便受到港府熱烈歡迎，勞森醫師允諾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6月13日，北里等人隨即視察醫院與患者，14日從一具死亡十一小時的尸體血液標本中，采集到可疑細菌，調查研究人員將該血液注入一只鼠體，得到鼠疫發作的血液反應。6月15日，勞森將此發現電傳倫敦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6月23日《柳葉刀》刊出“香港鼠疫”一文，據“最新獲得的電報信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前柏林科赫實驗室研究助理北里柴三郎已經成功地發現了鼠疫桿菌”。

此時的北里柴三郎，是日本醫學界風頭最勁的細菌學家，亦是國際醫學界最有名望的日本科學家。他出身于日本下層武士家庭，1883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1885年考取公費赴德國留學，在世界著名細菌學家科赫（Robert Koch）的實驗室學習細菌學，并與之建立深厚的師生感情。其間北里發表了數篇在細菌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1889年發明用厭氣法培養破傷風桿菌，1890年與科赫的學生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共同發表了破傷風和白喉免疫的論文，開拓了血清學的新領域，北里一舉獲得國際盛譽，貝林則在若干年后因血清學的研究成為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第一位獲得者。

1892年北里柴三郎回到日本后，受福澤諭吉的邀請，出任他組織的私立大日本衛生會之私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一職。躊躇滿志的北里柴三郎挾西風凱旋，在他帶領下的傳染病研究所成為日本乃至國際首屈一指的細菌學研究中心，吸引了不少優秀的學生奔赴他的門下。北里門生中后來有不少人成為世界級的細菌學家，比如志賀菌的發現者志賀潔、開發梅毒特效藥606的秦佐八郎等。

然而，1894年的香港之行卻成了北里柴三郎學術事業的滑鐵盧，導致其職業生涯在達到巔峰之際突然墜落。原因在于，他發現香港鼠疫菌的研究方式與科學判斷受到了同行的質疑。

1894年6月的《柳葉刀》雜志雖及時報道了北里的科學發現，但編輯并未明確認可北里的結論，而是持觀望態度，“無論疫情如何發展，我們現在還沒去做判斷的方式，而現在就確定鼠疫桿菌是這場可怕疫情的罪魁禍首，未免有些倉促”。調查團中的另一位代表——代表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講師青山胤通則在歸國后，立即公開演說，批評北里細菌采樣過程不嚴謹，認為北里菌實為遭污染的雜菌。

而真正發現鼠疫桿菌的，是同在香港的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葉爾辛（Alexander Enile John Yersin）。1897年臺灣鼠疫爆發，東京帝大派遣緒方正規博士率團赴臺調查，調查結果確認臺灣鼠疫是葉爾辛菌。緒方正規將此發現以德文刊發于西方的細菌學雜志，他的研究結論得到德國細菌學家科恩（K?lle）的認可。經過對比研究，科恩正式提出對北里菌是污染后的標本的懷疑。這場原本是日本醫學界內部的爭論，轉而成為國際細菌學界的焦點。

1899年北里柴三郎默認失敗。此時已成為東京帝大醫學部學部長的青山胤通趁勝追擊，主張將私立傳染病研究所收歸國有，于是北里所主持的傳染病研究所由內務省接管，1914年移入東京帝大醫學部。香港鼠疫菌一役的挫敗，最終使北里喪失研究與戰斗的大本營，傳染病研究所被迫轉入宿敵東京帝大醫學部的管轄之下。

同行的落井下石令北里倍感屈辱，賦詩言志：“奏功一世豈無時，由來奮斗吾所期，休說人間窮達事，苦辛克耐是男兒”，并憤而提出辭職。由北里親手訓練成長的門生悲憤異常：“今北里先生以不慮之災為由而離開研究所，諸先生聞后即欲相殉……悲憤慷慨，……師父既受辱在上，弟子只有一途可走，就是一同遞辭呈。” 所謂“明師之恩，誠過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1913年10月20日，研究所弟子集體總辭，隨北里轉入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

日本醫界學術之爭，會以如此悲壯慘烈的方式收場，在科學界實屬罕見。劉士永的《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從東亞儒學與日本現代醫學源流的角度對此次戰役作出了新的解釋，劉士永認為北里柴三郎與東京帝大醫學部間的學術相爭，除了醫學理論的爭辯，還受到新醫學門閥和等級觀念的影響因素在內：“在日本，同窗相爭的堅持，師徒互挺的義氣，有時甚至凌駕于學術上的爭辯。象牙塔里的爭執隱約有著武士持劍爭斗的殺氣。”

白袍武士：日本西洋醫學的靈魂

《武士刀與柳葉刀》一書聚焦于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日本西方醫學形成的這段歷史。自十六世紀日本社會接觸西洋醫學之后，日本醫生逐漸向西方醫學知識體系與科學標準靠攏，至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之后全面轉型，完成傳統知識體系向現代科學的遞嬗。

早在1947年，日本醫學史家古賀十二郎所著《西洋醫術傳入史》就已全面梳理過這段歷史。按醫師到來的順序，他將進入日本的西方醫術分為四個階段：耶穌會士帶來的南蠻醫術、荷蘭醫生演示的紅夷外科、因習荷蘭醫術而形成的日本蘭醫流派，以及英國醫生。作者雖然立足于從西方傳入的視野考察日本西洋醫學建立的歷程，但是書中介紹、描述的主體人群卻是日本醫生，換而言之，所謂西洋醫學傳入史，受容者是日本社會、醫生和民眾，擔當傳播者的還是日本醫師。這便揭示出一個基本史實，日本西洋醫學體系創建者是日本醫生，而不是西來的傳教士或醫生，這與中國西醫學初建工作由傳教士開創，并由教會醫學奠定基本結構的歷史截然不同。

問題是，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又持相同的醫學理論，且在同一時間遭遇西方醫學，為何兩個國家對西洋醫學的反應會有如此大的差異？習以為常的理解是，明治維新促使日本迅速地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事實上，這樣的解釋是經不起推敲的，明治維新的結果是消滅幕府、結束武士封建統治。但劉士永的研究指出，既存的醫學世家肩負了學習西洋流外科技術的重責。

所謂醫學世家，按日本封建身份制度的規范，武士家族注重子嗣教育，以承世職或家學，醫學世家往往是幕府侍醫。在明治維新的洗禮下，日本醫學世家經歷了兩組醫療文化的交融與身份重疊的改組，由他們主導創建日本近代醫學，“沿襲自幕府時代武士社會特征，在維新后的日本現代醫學上刻下許多歷史的烙痕”。

自十九世紀西洋醫學傳入東亞，東亞主要國家的醫學界均呈現漢、洋二分天下的局面，傳統醫學史書寫習慣于將傳統之漢方與現代科學之西醫分而述之，在日本也不例外。《武士刀與柳葉刀》一書獨辟蹊徑，試圖由傳統價值和道德規范層面探究日本現代醫學轉型的動力，剖析日本西洋醫學的內在結構。為此，劉士永虛構了一個武士刀與柳葉刀交鋒與轉化的歷史場景：“武士刀將具有身份與文化上的意義，代表的是一群出身于幕府社會里，具有傳統士族身份的醫家；柳葉刀則象征西洋外科技藝，背后所隱含的近代西洋醫學的基礎”，在這個歷史舞臺上呈現的，是“既不同于傳統醫學技藝的景象，又有別于西方醫學的行為準則與文化價值觀”，“執刀者——幕末侍醫的風格與價值并不因西風東漸而消失，……日本現代西洋醫學中不免飄散著些許東洋風味，而著白袍者也潛藏不住那股傳自侍醫的氣息”。

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溯源與流變”，分述幕府醫家的“儒、醫并侍”的醫學模式和武士醫道的價值觀，武士刀的演化史和柳葉刀之于西方外科學的重要意義和文化隱喻。不過作者似乎沒有找到從武士刀跨到柳葉刀的橋梁。

第二章“交鋒與轉化”，作者在此章梳理了西洋醫學傳入日本三百年的簡史，描繪了各時期的不同學術特征，指出日本現代醫學的發展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從十六世紀耶穌會士、荷蘭醫生分別帶來南蠻醫術、紅夷外科，到十八世紀蘭醫傳入，日本的蘭醫學派自成體系，直至十九世紀日本人長與專齋引入“衛生”概念和歐洲衛生管理模式。1874年日本《醫制》的頒布，則昭示日本現代醫學結構基本成型。其間，幕府的士族家風、民間的町醫傳統，甚至與西洋醫學對立的漢方醫學——后世方派、古方派都曾“意外地扮演了催生日本現代醫學的角色”。

西方有學者認為，日本社會在此時期對西洋科學的接納，與儒學的普及有相當的關系。劉士永在梳理這段歷史時，側重于分析幕府醫家如何在新知識、新醫學技藝中找到與儒學的接榫之處，所謂“儒志醫業，兩不相妨”。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朱子的“窮理”與蘭學“客觀的自然研究”相互參會，朱子所言“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于圣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被幕末大儒引為西洋科學實證精神的儒學注腳。二、堅守儒家教儀的士族家規與家學密技的倫理規范，逐漸轉化為特定的醫學派閥門風與倫理。作者指出，執刀的外科醫學是從武士階層自下而上滲透、由“技藝”向“學問”演進的，在醫學知識的系統化過程中，幕府的武士風格與價值觀并沒有隨之消失，反而部分地轉化、保存下來，成為日本現代醫學“西洋”醫學中隱約的“東洋風味”，表現出儒學與洋學在“理”上的延續性。

第三章“名門與正宗”和第四章“瑜亮之爭”兩部分以人物和事件為核心，論證“封建以來階級分明的武士社會結構與行動特征，依然反映在新生代的日本醫學界”。典型的事例是，名醫緒方洪庵創建的“適塾”與佐藤泰然辦的“順天塾”。此類私塾仿儒學而設，對外以蘭學教育自居，對內則堅守儒學教養，“師生同椽、弟子同爨”，塾內立有《醫箴》或《醫戒》，以“仁”為重要守則。塾內規定讀書有三：“一資讀漢土方書，一資譯西書，一資信用易以弘道。”

這是作者最用力的兩個篇章，足以展現作者對日本近現代醫學史料的掌控能力、日文文獻的解讀能力以及別具一格的學術洞察力。作者從各種紛繁復雜的關系和矛盾的陳述中，清晰地梳理了日本醫學界的學術譜系，將之分為兩大群體：以幕府侍醫轉型的東京帝大系，以及町醫世家上升的非帝大系。明治初期的軍醫校是新式醫學校，專為前武士階級出身的侍醫修習西洋醫學而設，侍醫不僅沒有隨著西洋醫學成為日本醫學的主流而消退，反而逐漸成為主宰日本現代醫學的群體——前文提到的緒方正規，即出身于侍醫緒方家族，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核心。庶民出身的町醫則通過新式教育、被士族收養或與士族聯姻的方式改變身份與地位，進入醫學主流階層。這兩組人群借明治維新之勢、趁西學東漸之風轉換身份，依托德國實驗室醫學的學術體系，占據日本大學與實驗室的位置，成為引領日本現代醫學風騷的精英，居于日本醫學和醫學教育的金字塔頂端。作者指出，在日本現代醫學發展的軌道上，潛藏著日本傳統士族的社會基盤，封建社會的武士家風格與行為模式，仍然被具體地保留下來，這就為世紀末的北里柴三郎與東京帝大的“瑜亮之爭”埋下伏筆。此外，還有一組人群，即通過醫學專科培訓，在短期內走上臨床的專科醫生，他們處在醫學界的第二層。

第五章“流轉與離鄉”，作者由日本明治醫界內的師承系譜和門閥之爭所產生的漣漪效應，敘述了在門閥之爭失勢后，日本醫家出走東亞其他國家與地區，在朝鮮和中國臺灣、中國東北開展的醫學活動及其影響。

“弦盡音未竟”：醫學史書寫的幾點思考

終章中，作者以“弦盡音未竟”之題，繼續探究推動日本現代醫學進程的傳統因素和武士道力量。而作為讀者，合上《武士刀和柳葉刀》一書時，卻意猶未盡地想到另外一些問題。

首先，如何從中國的角度理解日本近現代醫學形成的這段歷史？

1911年，北里柴三郎受邀來華參加“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中國政府主辦的首屆國際學術會議。外務部任右丞施肇基致電會議組織者伍連德說：“有12個國家與會，一流專家可能來自俄國、美國、日本和德國。細菌學家北里先生可能蒞臨。勿吝開支。”（《鼠疫斗士——伍連德自述》，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1頁）而此時的北里柴三郎正因香港鼠疫菌事件受挫，在國內醫學界聲望驟降，實驗室也面臨著被收歸國有的窘境。但在中國政府的介紹中，北里柴三郎“在與會的科學家之中最負盛名。1894年香港流行鼠疫時，是他首先描述由他發現的鼠疫桿菌”（同上，第59頁）。

北里柴三郎1894年和1911年的兩次中國之行，使之成為中國醫學史家最熟悉的日本醫學家，并被尊為“日本細菌學之父”。1931年北里柴三郎去世，《中華醫學雜志》發表紀念文章，特別指明：“一八九三年（誤，實為1894年）鼠疫流行于香港，其勢甚烈。經氏研究結果，遂于次年發表鼠疫桿菌為鼠疫之病源，因之斐聲世界。”在中國，北里柴三郎作為日本先進醫學代表的形象，絲毫未受國內事件的影響。

《武士刀與柳葉刀》所描繪的北里柴三郎形象，與中國既往的史學敘事不同，劉士永將北里柴三郎在日本的失敗歸因于醫學界封建門閥之爭，認為他是武士刀利刃下的犧牲品。假如歷史記載中呈現出矛盾的陳述，這就提醒我們有必要反思以往的經驗和認知。

十九世紀末，日本醫學界是東亞文化圈中最早走出傳統、實現醫學科學化的國家，成為亞洲各國仿效的楷模。晚清新政引日本醫學教習入京，派留學生東渡日本學醫，采日本醫學模式創設國家醫藥衛生管理體制。至民國初期，留日醫學生大批歸國，他們譯書倡導“解剖”與“衛生”概念，高舉柳葉刀刺向傳統中醫，要求國家仿日本廢漢醫制廢除中醫。明治維新之后，日本西洋醫學體系所延續的傳統因素和堅守的武士道價值觀，當時留學生是未曾意識到呢，還是故意忽略了呢？

事實上，日本社會對自己的變化有著清醒的認識，與北里柴三郎同時代的著名美術家岡倉天心，1904年在美國用英文撰寫《覺醒之書》(The Awakening of Japan，中譯本由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黃英譯），向西方人解釋日本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崛起成為亞洲強國的動力，“外國人似乎有這樣一種普遍的印象，即西方人用魔杖一點就把我們從長達數世紀的沉睡中喚醒了。但是我們覺醒的真正原因其實來自國內”。他說，“對于西方我們滿懷感激，因為它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同時我們還必須認清的一點是亞洲才是我們的理想的真正源泉。她將我們融入她古老的文化中并播下了重生的種子”。日本醫學之所以能走在東亞前列，在于我們“習慣于接受新事物而不損害舊事物，我們采納西方模式，但并沒像一般人猜想的那樣對我們的國民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折衷主義選擇了佛教作為精神，儒教的作為道德的指導方針，同時選擇了現代科學作為物質進步的指明燈”。岡倉天心告訴西方人，“我們的個性沒有淹沒在西方思想的洪流中，也正是這一民族特質讓我們能夠在一波又一波的外來思想洪流中保持我們的本性”。

我們誤讀日本醫學現代化這段歷史，與急功近利的民國留日醫學生有關，他們急切地想要改造中國醫學和社會現狀，便截取了他們所想要展示的“東洋風味”，帶回國內，并按他們的理解，塑造出一個沒有靈魂的日本西洋醫學模式。按《武士刀與柳葉刀》的邏輯，出身下層的町醫或窮困家庭的后代，即使出洋留學，在國際醫學期刊發表有影響力的論文，想要被由侍醫轉型的精英階層接受，依然困難重重。比如，曾在北里柴三郎研究所擔任助理的野口英世，在北里推薦下，去美國賓大開展蛇毒研究，后又在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任職，1911年8月發表研究成果“梅毒螺旋菌純粹培養成功”，轟動國際醫學界，1914年和1915年兩次被提名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1915年他載譽而歸，受到日本社會各界熱烈歡迎，各處演講受訪應接不暇。

然而，出生于農民家庭的野口英世，即使獲得世界的榮譽和日本社會大眾的關注，卻終究無法逾越醫學界殘余的封建等級觀念，回國期間，竟然沒有一家醫學科研機構請野口英世作學術報告，他最終未被武士精英把持的日本醫學界接納。野口英世失望離去，再也沒有回過日本。劉士永稱之為“野口英世的悲愿”。對比之下，當年留日醫學生多數集中在金澤、仙臺等培養專科醫生的醫專學習，只有幾個學生進入東京帝大醫學部——以德國實驗醫學體系主裁的精英領域，幾乎沒有可能接觸日本醫界主流——身著白袍的武士。他們如何能夠把握日本西洋醫學的精神內核和這段演變的歷史，帶回國內的又有多少是真正的“東洋醫學”？劉士永的研究雖不能完全顛覆我們對日本醫學界接受西醫、對待漢醫態度的認知，至少讓我們看清日本近代醫學發展的道路，并不是民國時期留日學生帶回中國的那套幾乎全盤西化的模式。

其次，關于醫學史的書寫。

最近，一位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大教授批評中國醫學史界的研究趨向，就是比較喜歡與國際接軌，論題多仿效福柯討論社會醫療化（medicalization）和所謂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的問題，有點像北方話講的拿醫療“說事兒”，不怎么涉及中醫、西醫本身發生了什么變化。他以為從認識論看問題，認識論不同，則對研究對象、方法、證據、風格等的理解都不同，導致對什么是知識、知識產生的過程也非常不同。老教授的批評，可謂一言擊中目前中國醫學史研究的軟肋。醫學史研究如何能做到一針見血，如何能看到近代中國醫學知識體系發生的本質變化，參透近代東亞醫學在轉型過程中變的是什么，不變的又是什么？傳統與現代究竟在何處接榫？這些問題值得醫學史研究者認真思考。

比如，從技術層面考察漢醫漢藥知識，對日本現代醫學體系的建構究竟有無直接影響？明治初年日本江戶的漢醫世家就有意調和中西用藥的差別，儒醫世家的大井玄同曾留學德國，在十九世紀末以臨床實驗的手法，鑒別復方漢藥的療效，提出漢藥與西藥凡能“治同癥者，根本必相近，所異惟名耳”。之后的日本醫生利用現代化分析和萃取等方法，針對傳統生藥材作化學與藥理分析，開啟日本本土制藥之風。

劉士永認為，由于一群幕末侍醫家庭的后裔，日本傳統的漢藥知識不僅沒有淹沒于明治維新后的洋醫風潮中，甚且化身為西洋醫學定義下的生藥學而綿延迄今。若從醫學知識產生的過程考察，屠呦呦“菁嵩素”研究的思路可以直接上溯到這一知識系統，否則我們如何從藥理與治方上解釋傳統醫學與現代科學的貫通呢？但日本研究發展漢藥的實驗和由此制定的藥材管理政策，在民國時期被留學生貼上“廢醫存藥”標簽引入國內，作為從政治上擠壓中醫生存空間的政策依據，這段歷史被中醫界反復提及，成為醫療社會史和政治史書寫的經典，卻根本忽略了日本生藥技術產生的歷史背景與學術基礎。

最后，怎么寫？

海登·懷特在《元史學》說：“在史學家能夠表現和解釋歷史領域的概念工具運用于歷史領域中的材料之前，他必須先預構歷史領域，即將它構想成一個精神感知客體。這種詩意行為與語言行為不可區分。后者準備將歷史領域解釋成一個特殊類型的領域。”歷史學家是從預設、從先決條件出發，將其情節形式化的。但是有預設的歷史寫作，正如懷特所指出的，既涉及作者對世界的看法，也關乎解釋所偏好的模式和情節類型。《武士刀與柳葉刀》以“流轉與離鄉”為題闡釋日本醫學在東亞的擴散和影響，將日本醫學界門閥之爭的故事延展至其周邊國家，在我看來不免有些牽強，或許在朝鮮、在中國臺灣，日本醫家的活動會牽涉到國內門閥斗爭和學術派系。但是談日本醫學在東亞的擴散，不能不談中國，談中國不能只談東北，但若是從晚清日本教習來華談起，就越出作者設計的情節了。

《武士刀與柳葉刀》是我們理解和印證懷特元史學思想的極好素材。在作者預設的場景中，幕末武士侍醫為我們演示了他們如何穿上白袍，放下殺人利器，由戰場轉向實驗室和醫院，提起柳葉刀應對細菌的挑戰。這為我們觀察日本近現代醫學崛起之路提供了更為立體的視角，呈現了一段生動鮮活、有故事、有人物、有動作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