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 | 朱玲玉

編輯 | 陳遠野    視頻制作 | Ligger 

他們以同等心力在與沉默的生活對抗，酷似一個個平原上的“劉小樣”，抑或是小鎮上的“王彩玲”。

2022年12月，疫情放開，我從成都出發，走訪了12個縣鄉，尋找12位在快手上寫詩的人，為他們留下影像記錄。

這份名單上的人身份各異，外賣員、牧羊人、盲人按摩師、油漆工、菜農、地攤小販、鋼鐵廠女工、小鎮無業青年、農婦，也有電臺主持人、高中生、歷史老師。

我對他們的最初印象是寫詩的形式感。在快手頁面上，他們把某些生活碎片拍成一段小視頻，作為背景畫面。它們通常是四季里的花朵、蝴蝶，建筑工地、鄉鎮集市，也有黃土上的村莊、田壟和各類家畜，甚至一只羊的分娩過程。畫面上，再用彩色大號或加粗字體粘貼上詩歌，有的還會配上廣場舞音樂或者自吟自唱的通俗民歌。

他們寫詩的場景也和生活緊密相連。煉鋼廠、菜地、雜貨攤、羊群、灶臺、工地、送外賣途中，他們碎片式地寫。敲打字符的的手上沾滿泥土、灰塵、面粉、油污、墻漆等。他們的手機，也被賦予著這些生活的痕跡，連同指紋，為詩歌打上了個人專屬的“記號”。

即使形式樸拙，原始，但他們一直在更新。這事兒本身就有反差感，在一個短視頻平臺上，居然有一群普通人長年堅持寫詩。以往，詩這種形式似乎自帶紙香，是讓額頭上仰的高等語言，但在他們的視頻畫面里，詩歌變得分外可近，是能嗅著草腥氣的腳下塵土。

農婦韓仕梅

外賣員 王計兵

油漆工 滴水穿祁石

小鎮失業青年 任嘲我

地攤老板 冷冬年

1 我不大喜歡羊，但我又必須熱愛它

從洛陽到李樓村的國道公路上，一輪紅色的月亮在馬路伢子忽上忽下、忽明忽暗。我拍下來發給李松山，他說：“這月亮，昨天就紅了。”隨后他也發來一張照片，炭火爐子上一鍋羊肉冒著騰騰熱氣：“等著給你接風。”

到他家已是晚上九點多。桌上的羊湯還在炭火上烹煮著，李松山和妻子孫麗為我倒了滿滿一杯燒酒。酒酣耳熱時，我們分享著彼此的生活，一到共情處，他們立即續上新酒。我能感覺到他們內心愿意交付給陌生人的善意與真實，這也是他們能夠結為伴侶的原因。

李松山是一位牧羊人，42歲。4歲那年，因患腦膜炎耽誤治療，父母以為治不好了，差點把他遺棄草叢，幸好被一位鄰居攔了下來。他活下來了，但從此留下后遺癥，左腿左手不協調，說話也有障礙。四年級就輟學了。

李松山的父親已經去世七八年。母親今年76歲，雖生養了四個子女，但一直是李松山獨力贍養。家里養了20只羊，還有四畝地，種冬小麥，春玉米和花生。

他在詩作《栽樹》里寫到他和母親的生活：

我刨樹坑。她扶樹苗。

河床被現代化的荒草占領。

河水清澈，水花親吻著鵝卵石

她挖的樹坑又大又圓。

她是棄嬰。貧農。沒上過學。

信賴于镢頭和鐵鍬的哲學。

現在她的背有點駝，扶樹苗的手有些抖。

我也一樣。我們一邊封土，一邊互相糾正。

5年前，他在網上結識了另一位民間詩人孫麗，為她寫了五年情詩。孫麗離異后，帶著五歲的小兒子離開前夫的家庭，從此在農村也被邊緣化。因為詩歌的共同意趣，兩個人的交流很投契。孫麗漸漸被他的執著、善良、質樸打動。這段戀愛，曾遭到詩友和親朋的一致反對，但他們還是在2021年結婚了。

作為健全人的孫麗，嫁到李樓村后，卻處于非議中。村里有人把她看成一個騙子，“因為在他們眼里，一個正常人不會嫁給殘障”。在她之前，李松山的戀愛對象也是殘障女性。

這段婚姻，在詩歌圈里被傳為一段佳話。他們有時會在野外對詩。他說一句，她對一句，這些句子放在一起，就成了詩。

有一次，孫麗在地里扒花生，李松山在旁邊拿著手機拍照，打趣：“媽和小麗在薅花生。”孫麗應一句：“陽光赤烈。”他調侃自己的憊懶：“而白云最寵溺的那個人是我。”孫麗笑了。他又說：“經過一個上午的努力，這一塊地的玉米還剩三分之一。“孫麗附和：“還有一半有余。”他又接：“你站在地角”。“你站在地中”、“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是不同的問題”……一來一去，生活的一地雞毛渡向了詩意。孫麗把這些句子都記在手機記事本里。

李松山和孫麗的孩子之間，有那種如親生父子般的相處和感情。李松山去麥地里放羊，兒子一定要跟著去。李松山不允，他就默默跟在我們后面。羊出了圈，撒了歡地跑，李松山跛著腳一路追著。

冬日里的麥地，已是一爿新綠。孩子也脫僵似的瘋跑，李松山呵斥他回去做作業。李松山說：“他應該離羊遠一點。”他的意思，或許是讓兒子離他的命運遠一點。

他被困在了羊群中。幾年前，村里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北京的工作，當超市保潔員。他連夜坐著綠皮火車到北京。第二天，主管通過了他的面試，說一個月保底兩千，干的好有提成。他很興奮，終于也可以靠雙手養活自己。可是，干了個把小時，經理又把他叫到辦公室，說不能用他，怕擔不起這個責任，還遞來二十塊錢。他沒有接，走出了超市。

他在詩里寫：“我不大喜歡羊/但又必須熱愛它”。孫麗也在詩中寫，“我們看見同一朵云/來自春天的深處/放下困境，作為一只羊，奔向一只羊”。

2 盲人摸詩

在按摩店，我為57歲的視障者史欣欣拍攝了肖像。以往采訪視障人士時，我常發現他們面對明眼人普遍存在焦慮，不知道視線該落在哪里，擔心眼睛是否對焦。但是鏡頭里的史欣欣，目光叢容、放松。后期，照片被放大在屏幕上，面對一雙灰瞳的直線凝視，心里竟有一絲顫動。

她在洛陽經營一家夫妻按摩店，已有十幾年。她和丈夫都是全盲。12歲那年，她的腿上長了一個骨瘤，手術中發生醫療事故，醒來以后就雙目失明了，四處求醫幾年都無果。“當時我父母就有了一塊心病，突然一個孩子看不見了，是一種災難性的變故。”出門，姐姐領著她走，有小孩在旁邊說，這孩子眼瞎了，她的心一沉。

后來，她只能去上盲校。一次，在校外迷了路，同校的一位聾啞人把她送到了宿舍。她寫了一首《謝謝你，兄弟》，這是她平生第一首詩。

成年后，沒有更多的路可以走。去按摩學校，當盲人按摩師，踏上大多數盲人的道路，但至少“不再是一個家庭的累贅了，不再是一個讓父母親家人發愁的孩子了”。

她在詩作《爸爸的夢》中寫：

一天 爸爸說：他做了一個夢

夢見咱們榮的兩只眼睛

又重建了光明

全家人都默默地流淚了

一旁的姐姐說：同仁醫院能夠移植眼球

那我愿意捐出一只眼睛給榮

還有我 

還有我 

哦 那是哥哥和妹妹的心聲

榮在一旁傻傻的笑著數

一顆、兩顆、三科（顆）

好像是在數天上那幾顆最亮最亮的星星

爸爸嘆了口氣 你們都還太年輕

自己的路還有好長好長

假如有可能 我和你媽給榮一人捐出一只

我們年紀大了

自己剩下一只眼睛 

生活中能夠看路就行

30歲那年，她生下了兒子，家里就一直聘著住家保姆。她知道從小成長在一個視障家庭多少會有些陰影，就竭盡全力培養兒子的自信心。

小時候，兒子常帶同學來家里玩，隨著長大，次數越來越少。每逢家長會，兒子會說：“你去不去都行”，但她從不缺席。五年級時，一篇作文題是《夢想》，兒子寫：“愿天下殘疾人都擁有健康”。兒子想學鋼琴，但她和丈夫的收入支持不了，還是她父親給買的新鋼琴。

她平日里在手機里寫詩，兒子會幫她改錯別字，編成word文檔。丈夫要晉聘職稱，申請文件也是兒子弄的。出門買機票、火車票，都是兒子包辦。

小區里的人經常夸兒子長得好看。店里的客人看到他就問：“這個帥小伙子是誰家的孩子？”她連忙應聲：“是我的，我孩子。”她想象兒子的樣子，“應該是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長，像爸爸的睫毛，瘦長臉，白白凈凈，細高挑，文文氣氣的”。

兒子要去倫敦開普敦大學讀研究生，讀服裝設計專業。丈夫擔心供不動學，她卻毫不猶豫貸了二十多萬。出國前，兒子說，國外文明程度高，殘疾人受尊重，福利也比較好。他還在國外的app上，注冊為助殘志愿者。

生活上，她和丈夫都依仗住家保姆馮姐，他們已經在一起生活十幾年，相處也像親人般。馮姐每天負責他們的出行、做飯、買菜等所有家務。她經常跟著馮姐一起去超市買菜或者去公園里散步。

我在快手上讀到她在寫作培訓班交給老師的一首習作《盲人跳繩比賽》：

裁判員的哨音響起

運動健兒迅速調整站立方向

他們豎起耳朵

手握繩柄

等待起跳號令……

他們掄起手中的繩子

如同掄起心愛的花環

他們駕著熱浪

展開雙臂

像一群超低空飛行的雄鷹

汗水 一串串灑在球場

在陽光下 摔出無數道金光……

培訓班老師對“豎起耳朵、調整方向”的描寫很不解，建議修改。她依然堅持，因為覺得這很重要，明眼人一般都是睜大眼睛去看，但盲人看不見都要豎起耳朵，全部精力都在聽上，“聽到哨聲響我們才能知道往哪邊，然后起跳，奏樂。”可老師是明眼人，不理解她的用意，“有的明眼人看事物，看到的是他們的認知能力，看到的就這一點點。”

不知是不是失明前的圖像記憶，她的詩作具有生動的畫面感。我很想知道一個后天失明的視障者，是如何運用感官體會世界，并轉化成文字。她用鮮活的細節解答。寫“捧一朵五月的花”，比如芍藥，她清晰地形容：“比牡丹的層數少、薄，牡丹花一層一層可厚可厚的，但花期太短，還有冬青樹圍著。”在公園里，馮姐看到花開，就把她的手拉到花前。她用兩只手把玩，手指的觸摸仿佛畫筆，把花朵和葉子的輪廓一點一點在腦海里勾勒出來。

她與我說，“看不看得見不影響寫詩，全憑想象力。”姐姐愛給她買衣服，她不高興，因為不喜歡。別人都覺得稀罕，樓下鄰居都老問：“你穿這衣服，怎么知道上身白的，下身是黑的？”她指著自己的腦袋，答：“我有中央處理器，管用，軟件還特別多。” 她喜歡自己買衣服，用蘋果手機讀屏，白色，紅色，綠色，都能知道，還會模仿明星穿搭。

拍攝時，我跟著她和馮姐去超市賣菜。出電梯時，馮姐走在前頭，步子很快，似乎把她忘在了身后。她卻很鎮定，伸出一只手指輕輕碰了碰了馮姐背上的衣褶，就確認了方向，跟著走出電梯。

買水果時候，馮姐也都讓她來挑。她說：“明眼人依賴眼睛看，以為葡萄看著綠，就是新鮮的。我摸著就不新鮮，軟的很，不支棱，拎起來好多都掉了。”但有的時候，她也沒摸到水果上的疤，馮姐就會數落：“這么大疤都拿來了。”她坦然接納，“這就是眼睛的作用。”

我問她為什么去快手上寫詩？她回答：“希望殘疾人也能參與社會，讓社會知道我們，了解我們這個群體的面貌。我要不寫，你們咋知道盲人還會跳繩，還弄跳繩比賽。”

我又問，詩歌對你意味著什么。她說：“詩歌其實也是一種看見，象征著精神、愛與熾熱。要是不讀詩歌，不愛文學，可能想不到這么多。”

3 句子從鋼的縫隙里溜出來

1970年生的曹會雙，原來是山東萊蕪國營鋼鐵廠里的泵房工。她的父親在這個廠退休。高中畢業后，她也接了父親的班，最近剛退休。丈夫也是這里的技術工。

這家她工作了25年的鋼鐵廠，有著錯綜交疊的龐大建筑物結構，透出鋼鐵質感特有的凝重。一聲聲捶打聲似乎要撞破耳膜，機械的運轉也顫動著地面。她身高大概一米五，站在車床下面更是襯出矮小。

她捧起一手鐵精粉給我看。那是反射不出一絲光芒的黝黑顆粒。鐵精粉是造鋼鐵的最初原材料。這家工廠的生產線就是將有水的鐵精粉輸送到下一個廠子蒸干，然后輸送到萊鋼。

她在詩里這樣描寫：

父親用一生的茬茬經歷

囤積了一座豐富的經驗礦山

父親常以健談開采出堅韌的礦石

我用聆聽的生產流程一級級破碎后

用思索磨選出領悟的精鐵粉

用思考浮選出了悟的銅或鈷的精粉

用真誠重選出參悟的金精粉

若想有各類金屬的品質與市場價值

我須得躬身，分門別類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冶煉

工作時，她經常偷偷溜到工廠的無人角落里，捧起一本詩集，或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的詩句。身邊沒有人能懂，丈夫讀不懂，同事們也常常當作閑話，寫得不好笑話她，寫好了還是笑話她。

她從90年代開始堅持寫作，每天都寫兩三首，她說：“文藝這條路，一歲年齡一歲心，得慢慢來”。

2005年，因為生活里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她想上文學論壇，找了個培訓學校上電腦操作課程，學費花了860元，那時一個月工資也就五六百，還花了五六千買了臺電腦。當時孩子上小學，剛買了房，手頭也正拮據，丈夫也不太支持，說：“你買了還不知道寫出個啥樣來，能行嗎？”

她說：“我一定得寫好。”

她最喜歡的詩人是茨維塔耶娃，她在異國女性的詩句里讀出了“心靈相通”，自己寫道：

這些句子，說到我心里了

直想拍桌子歡呼幾聲

我那些難挨的時光，難挨的煎熬

作者已替我說得周周全全

還把挨過之后的重生也說得枝繁葉茂

這種妥貼的共振

是一等一的幸運

至今，她的詩作累計到了280萬字。她從床底下、桌子下、柜子里搬出來的筆記本，共354本，排列在一起高達3米8。那些筆記本上，都是密密匝匝的“草書”，看得出是靈感涌出時的慌忙記錄。她羞澀一笑，說“這字都只有我自己看得懂”。

這些詩作都是在生活的縫隙里溜出來的，“天微微亮，我濕淋淋地傾訴/和一支筆的傷心，頁數相等”。即使是書寫生活中最平凡的事物，比如一塊豆腐，一根芹菜，也充滿天馬行空地自由感。曹會雙說，“我的幻想力很好。我想周游世界，但我暫時我還做不到，畢竟作為一個母親不能太任性了。”

我問她，“你這么‘飛’的人，怎么受得了這么多年鋼鐵廠工作？”她擺擺手，說：“太痛苦了！”

她在一首《偏旁》里寫：

我的拙作是副刊上的小小偏旁

……

小小的偏旁里

有命運的咳嗽，有生命的指望，有篤定的信念

……

掙扎了這么多年

仍在原來的草坡上

天黑了，心在滴滴答答

天亮時，仍掙不到陽光和土壤

那就放下夢想的羽衣

走進庸常的生活深叢

和鍋碗瓢勺簽份契約

和五谷雜糧修份因緣

為愛人炒菜，為孩子盛飯

做個賢妻良母

是夢想現實版的注釋

25年，她必須把自己作為鋼鐵的一部分才能賴以生存，而那354本日記本擺成的一座小山，恰恰就印證了漫長的自說自話和對“鋼鐵”的抵抗。

“讀，讓她跳出了內斗的怪圈/寫，讓她跳出了負面情緒的圈層/書幫她甄選著人心/寫幫她摒棄了浮躁/漫長的蟄伏期一過/她會有花萼嘩然炸開”，她寫道。

4  跳舞的菜農

山東德州車莊村，60歲的菜農村上詩曼種了幾畝菜田。她對藥物過敏，所以從來不往地里打農藥，菜蟲都被她養的雞鴨鵝吃光了。她只種應季的蔬菜。

從雪地里挖出來的胡蘿卜，她配文字：“冬日里膨脹的綠，張揚的紅”。她每天的生活遵循著同一個軌跡，用三輪車馱著丈夫和滿車的蔬菜，趕早到市里賣菜，車程一來回就是80公里。路上看到掛在高空的白日，她拍了下來，寫“追趕太陽”。每天忙到晚上十點再回來，拍下屋檐上高懸的月亮，她又寫：“是否會像我一樣期待一支火把的出現”。

遇到鄉野的美麗黃昏，也顧不得停下來。她用詩句寫下生存的疲勞：

十月 黃昏

河對岸的夕陽 和一輛裝滿車的三輪車相撞

連同人

只是停住，奢侈地看了幾秒

最后幾片凋零的落葉

旋轉 旋轉，和風一起

只是發出一聲輕輕的嘆聲

我問起她和丈夫的婚姻，她說“他在外面打工二十多年，我在家種菜，帶大三個孩子”。后來丈夫又患了腦血栓，血塊壓迫神經，經常流哈喇子。精神也越發消沉，脾氣變得暴躁，整日酗酒，每天離不開她的照顧，重活也得她來扛。她家從里到外的狼藉，就可見生活的慌忙。

她在詩里寫：

不管我身邊有沒有人

這也是我一個人的黃昏

我現在就是一個舞蹈皇后

抱著風跳，踩著水跳

在金色的光里跳

像極了那只站在田埂上的鵲

她的快手視頻畫面，經常出現她的菜田，連續幾年遇到旱澇災害，她用短詩訴說菜農的苦，“三棵樹上兩個窩，七個叫來八不說。小人抬頭望鳥兒，心事盛滿一籮筐”。

她領我去看菜窖。不料，一兩百斤白菜都給凍壞了。她連忙俯身蹲地，剝掉每棵白菜上蔫壞發黃的葉子。原本在鏡頭里局促不安的她，被拉回到她自己的生活語境，再也不顧忌被拍攝了。摘完的爛葉子又裝進小獨輪車，拉到菜田里當肥料。

當天下著大雪，車莊村里沒幾個人影，她全身上下裹得嚴嚴實實，戴著一頂紅色毛線帽，帽沿下只露出兩只眼睛。我在距離她幾米遠的地方從鏡頭里看她，忽然感受到從那個場景透出的一種疏離感，她形容自己“在村里，一直是一個格格不入的人”。村里面小媳婦聊天，東家長李家短，她只喜歡獨處，人情世故也不在乎。

寫詩通常只在勞動間隙。腦海里經常蹦出一些句子，等到活忙完，再記在手機記事本里，不修改就發了。

5 寫詩就和打麻將一樣

我不是快手的深度用戶，或者說，從感官上并不親近這種“鄉土味”的視聽審美。但是當我把他們的生活和詩歌對照后，才意識到自己帶著城市眼光的凝視，傲慢且無知。盡管我的青少年時期也是在農村和縣城度過。

這長達一個半月的奔走，仿佛在地圖上圈出了另一個遠離城市話語中心的真空地帶。

從這個地帶長出的詩歌，有的看似稚嫩，但在用一面叫生活的透鏡重新打量后，變得不一樣了。

走進他們的家時，總是直觀地感受到那種農村日常生活的潦草感。見我來，放羊詩人的妻子連忙清掃院子里滿地的羊糞。那位鋼鐵廠女工特意領我去廚房洗手，因為衛生間的洗手池已是常年的發黃污漬。菜農大姐為了給我煮碗面，特意把有缺口或霉斑的碗筷藏到盆里，再從柜子里拿出一直沒有舍得用的新碗筷。一個擺攤的中年男人十分羞澀地拿出地攤上賣的小百貨，遞給我，說：“大老遠來，也沒什么別的可以送你”……

這也是在我向他們征求拍攝意愿時，很多人會猶豫再三的原因，一則怕生活環境的艱苦為難了遠道而來的記錄者，另則又擔心自己的“普通”配不上外部的肯定。

他們都來自中國最普通的縣鄉，雖然跨度六個省份，但這些地方和我記憶里縣城老家的面貌并無二致，有著類似的模糊面貌。

我也曾是縣城中學教室里千人一面的“小鎮做題家”，青少年時期常常困頓于縣城精神文化生活的貧瘠。我們想象最可及的目標就是通過高考逃離縣城，去大城市求學就業。這些記憶里打撈的細節，蘊含著一種無聊、空洞又封閉的況味，構成了我眼里的縣城敘事，似乎從來不能刺激想象。

如果沒有了解到這些人的書寫，他們的面孔或許就會被簡單歸類，就是記憶里周遭的大多數，如同堂兄、表叔或姑嬸。

他們身上最吸引我的，就是最普遍但又強大的生活氣場。他們在快手上，說著與自身生存有關的事情，無所謂遠方，也無所謂流量和圍觀，更像是把它當作了一個日常記事本。他們沒有心思或者多余心力去精心打造一個句子、一個詞語，既沒有文學包袱，也沒有被人認同的心理訴求，就像他們在采訪時告訴我的，寫詩就和周圍人愛打麻將一樣，都只是個愛好。

對他們來說，這些詩句，就是他們在勞作和奔波中，一聲默默喘出的氣息。他們讓我想起瑞典作家梅特林克所描述的，“作為一根根無名的、無意識卻并非不重要的木柴，投進人類大火”的——他們或許就是非凡的普通人。他們以同等心力在與沉默的生活對抗，酷似一個個平原上的“劉小樣”，抑或是小鎮上的“王彩玲”。

這一趟走訪和拍攝，讓我跳出城市圈層的目光，重新以回望者的視角，重新審視下沉世界自我言說的意義。把伏在生活上的灰，擦一擦，也許會露出詩。

“那詩歌對你來說是一種療愈嗎？”我問一位擺攤的寫詩者。他48歲，獨自在縣城生活。更早之前，他的公司倒閉了，婚也離了，他斷絕了和很多人的聯系，獨來獨往。

“心里有些東西壓抑著，很沉重，寫一寫，人能夠填滿。詩歌算是生活的一種填充劑。想用它來治愈人生的困惑和痛苦，但是又治愈不了，沒什么意義，”他說，“秋風一起，樹葉要落下來，草都要低下去。這就是命運的安排。盡力事，珍惜物，感激人。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