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翻閱《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往往驚嘆于這些日記文獻之豐富，為能便捷地利用它們倍感欣喜。大概很少有人思考，這些日記究竟從何而來？人們習慣于認為日記是圖書館文獻保存工作的題中之意，只要典籍繼續為圖書館所庋藏，日記被人看見是理所當然的。的確，在日記尚未被有意收藏之前，這些見解道出了日記傳承史的部分真相。

中國古代許多日記之所以被保存下來，往往依賴于家族的接力。許多人基于對祖先文獻（自然包括日記）的神圣保護信念，決定收集、整理并傳承這些文獻。如翁同龢跋其父翁心存《知止齋日記》云：“嗚呼！日月奄忽，先公捐背已十有一年，而吾母又永棄諸孤矣，慘痛中收檢遺墨，裱而藏之，以示后之人。”先人的日記是慎終追遠的念想，又是垂示后人的遺澤。現今散藏于蘇州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地的多種蘇州“貴潘”家族成員日記，更見證了蘇州“貴潘”家族綿綿不絕的日記存藏事業。福建人郭曾炘在日記中明確寫下日記“但可藏示子孫”，類似的訓誡表明，早期許多日記有序流傳，原本是家族瓜瓞綿延故事的一部分。

何紹基《蝯翁日記》翁同龢跋語，見《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8冊，第96頁。

何紹基《蝯翁日記》丁祖蔭跋語，見《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8冊，第97頁。

家族之外，傳統的日記，也有部分進入市場流通。如上海圖書館所藏元代郭天錫手寫日記，有翁方綱等人跋語可證。又如何紹基日記，在何氏身后多有散失，其中一冊道光十五年日記的流傳，即頗具故事性。這冊日記在何紹基生前已經遺失，后來翁同龢無意在打鼓擔上買得，并出示給何紹基看。翁同龢逝世后，這部日記先在湖州沈韻齋手中，后入丁國鈞（字秉衡，？-1919）之手，再入舊山樓趙宗建后人趙不騫手中，嗣后丁祖蔭（1871-1930）購得，今藏上海圖書館。這部日記一系列的易手過程，宣告了它在民國年間已頗具商業價值。隨著舊式大家族的瓦解，日記的商業價值隨時代發展而日益凸顯。書籍流通的經濟誘因確乎魔力十足，許多世家大族在無力維系日記存藏之后，家族存藏的日記最終也無奈地流向市場。只不過，因文獻價值、文物價值而成為流通品的日記，與其他類型的文獻并無多大區別。

依賴家族存藏，作為一類書籍被兜售，是前現代時期日記流傳的兩大基本特征。而前人于日記，也多從家族、鄉邦文獻角度予以收羅，或因文獻價值而將其納入懷中，這種搜集多出于無意識的心理。如果說日記之于作者的家族而言尚有一些意義，那么日記之于大眾的流通就純屬偶發。無怪乎，在清代以前，藏書家中很少有專藏日記的專家。真正有意收羅日記，集中力量收集日記，要當在民國時期。由于一種對日常生活的興趣，以及西方日記文學的引入，人們開始對日記投射相當的目光，也因此誕生了一批對日記有專門興趣的收藏家。這其中，京滬兩地的文人學者可謂得風氣之先。至于公共藏書機構，留意于日記收藏者，則以上海合眾圖書館最為突出。該館主事諸公如葉景葵、張元濟、顧廷龍等均對日記有相當的興趣，而實際操持該館日常工作的顧廷龍（1904-1998）尤其值得表彰。觀《顧廷龍日記》，大致可推斷顧廷龍可算是現代中國日記收藏有數的代表人物。

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中華書局，2021年。

稿鈔本趣味與日記鈔錄

存世的顧廷龍日記始于1932年10月1日，其時顧先生在燕京大學國文系攻讀碩士學位。此期顧廷龍因編纂吳大澂年譜，借閱《湘綺樓日記》（1932年10月27日），并摘錄王闿運與吳大澂往來事跡（1932年11月1日）。這一時期的顧廷龍沉溺于考據學，日記主要被用作史料加以對待。不過由于工作的需求，他已接觸了不少日記。1934年，胡適將其父胡傳的遺著《游歷瓊州黎峒行程日記》交顧廷龍發表在《禹貢》二卷一期上。此期，顧廷龍對日記感興趣，一方面固然由于自己編纂年譜等需要使用，另一方面，也應當受彼時出版社迎合社會需求大規模影印日記的影響。所謂“晚清四大日記”大體均在此期出版，1920年，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由商務印書館印行；1925年，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由商務印書館印行；1927年，王闿運《湘綺樓日記》為商務印書館印行；1933年，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由上海蟫隱廬印行。加上此前宣統元年（1909）曾國藩《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在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印行，種種跡象表明，在江浙文人的推動及上海出版業的調動下，清末民初形成日記出版的高潮。幾部大型日記的出版，成為學界關注的文獻富礦。以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影印為例，即有多人從中輯錄多種書籍，如1921年孫雄從中輯《杏花香雪齋詩》十卷，由云龍輯《越縵堂詩續集》，1927年王重民輯《越縵堂讀史札記》，1931年陳乃乾輯《越縵堂讀書記》，朱梁任輯《越縵堂日記抄》等（相關論述見柳向春《〈陳乃乾日記〉筆記三則》，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9年1月10日）。公開印行的大部頭日記成為眾人開掘的學術富礦，而私人手中悄悄流轉的大部頭日記如袁昶日記等，則成為癖古圈中傳鈔的“秘本”。此外，彼時教育部國文課本對日記寫作的規定性要求，使得日記成為此期國民教育的題中之意。這種日記不斷升溫的教育環境與社會氛圍，應當影響到顧廷龍的日記興趣。

民國年間，社會上興起一陣“日記風”，圖為《越縵堂日記》書影。

社會上普遍的日記興趣多基于鄉邦文獻情結及學術價值的考量，顧廷龍同樣如此，不過他的日記興趣還部分地源于他特別注意稿鈔本文獻。在攝影技術、復制掃描技術發達以前，盡管印刷術頗為發達，但傳鈔乃是一種普遍流行的文獻復制手段。大量的抄書人以此為生或作為兼職，形成清代以來特殊的抄書現象（詳見下文）。顧廷龍顯然是清季以來抄書文化的重要傳承者，他對稿鈔本、批校本極有興趣，日記中也多有記錄。自1933年于燕京大學國文系碩士畢業后，顧廷龍在燕大圖書館采訪部工作，在日常的閱肆、訪書中頗留意稿鈔本及批校本。如1937年元旦日記記載陶珙藏書中何焯、方苞等人批校《五代史》，復記載惠棟等人校《說文校勘記》等。1939年2月8日，顧廷龍致信葉景葵，談及所在的燕京大學圖書館新得錢大昕《講筵日記》一書，云：“敝館新得錢竹汀《講筵日記》手稿一冊，未見刊印，可補其自訂年譜。”此期顧氏關注稿鈔本，出于為圖書館采購珍稀文獻的緣故。日記多屬稿鈔本，自然也入得顧氏法眼。

留意于批校本，在中年的顧廷龍而言，則主要為刊刻出售之故。1940年5月26日日記載，“閱肆，《蘭湄幻墨》石印本，于是知佩諍所藏鈔本不足奇矣。鈔本之難收如此。”1941年12月15日，郭石麒攜帶鈕樹玉手稿求售，雖急于脫手，減價百元，但顧廷龍“以其刊過卻之”。那些刊刻的書籍，就出版角度而言，意義不如稀見的價值大。因為刊刻過，再版起來，一般讀者未必買賬，這對熱衷于刊刻出版的顧廷龍而言，自然有些瞧不上了。喜歡讀稀見書的顧廷龍，對此類習見書籍，不免抱了“下真跡一等”的心態。不止顧廷龍，合眾圖書館的元老陳陶遺、葉景葵、張元濟等人，對日記有較多的興趣，許多時候也存了為著出版的心態。正如北大歷史系學者韓策指出，“傳鈔珍稀文獻除了學術文化的傳承價值之外，有時也可變為一種“生意”。”這種“生意”，意味著將傳鈔的珍本作為稀有文獻兜售，無論是刊刻印行，還是手稿出售。

顧廷龍工作期間，合眾圖書館刊刻稀見文獻較多。圖為《合眾圖書館叢書》書影顧廷龍工作期間，合眾圖書館刊刻稀見文獻較多。圖為《合眾圖書館叢書》書影。

不管怎樣，出于對稿鈔本的興趣和對日記的喜愛，顧廷龍在主持合眾圖書館工作期間，抄錄了相當多的日記文獻。今據《顧廷龍日記》所附《一個圖書館的發展》相關資料，將合眾圖書館歷年與日記的鈔錄及入藏等相關資料摘錄如下：

《合眾圖書館第二年紀略》，“傳鈔有刻本、無刻本書籍計四七種、六六冊，約一七〇五四八七字。”這其中包括汪沆《小眠齋讀書日記》、韓崶《還讀齋日記》、袁昶《太常袁公日記》等。

1941年7月-1942年8月，《合眾圖書館第三年紀略》記載該年“所鈔共二十四種、四十冊，計一百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字”，其中包括《忘山廬日記》十二冊、《栩緣日記》二冊。合眾圖書館工作第五年，則鈔得《北游日記》一冊。第六年，該館得陳氏居仁堂贈書，其中有《求是書院日記三種》（蔣方震、夏元瑮、吳乃琛手稿）。第八年，傳鈔得朱茮堂《茮堂日記》。第十年，鈔得《越縵堂日記補佚文》、吳慶坻《入蜀紀程》《使滇紀程》等。

由此可見，顧廷龍和他的團隊成員在盡力完成日記的搜集與抄錄工作。這樣一個圖書館群體通過搜集、保存、傳鈔珍稀的日記稿本，在客觀上完成了古代文獻的再生，也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團隊的特色與聲譽。通過傳鈔，這些珍稀的文獻變得易于識別，也更容易閱讀，同時，它們也因合眾圖書館而在小范圍得以公開，從而完成了私人文獻到公共文獻的轉化。顧廷龍及其團隊的傳鈔工作，其意義由此并不僅僅在匯集古代日記寫本，還在致力于提升這些文獻的價值。這種有目的的搜集與傳鈔，可能與一些更為宏大的學術抱負和圖書館計劃相關聯。

吳中文獻傳統與海上日記氛圍

稿鈔本趣味和日記鈔錄提升了顧廷龍收藏日記的興趣，為他一生的日記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推其根源，又與吳中文獻傳統及海上日記氛圍密切相關。顧廷龍通過自身的日記寫作實踐，接續吳中地區的文獻傳統與寫作傳統。此外，借助周遭活躍的日記氛圍，通過對日記文獻的高度重視及持續工作，顧廷龍進一步提升了日記在整個文獻體系中的地位。

顧廷龍對日記有相當的興趣，與吳中地區的日記傳統及自身日記寫作實踐關系密切。他本人十分注意日記寫作。1939年日記開篇即云“余頗有志日記，往往不久即輟，深自悔恨。今年七月，葉揆初丈、張菊生丈招來滬上創辦合眾圖書館。余挈眷于七月十三日離平，十七日到滬，徑寓館中。斯時也，蓄意重作日記，與館俱始。不意九月下旬，詩兒夭折，心如槁灰，遂又中斷，忽忽已七十日矣。茲屆十二月之始，重行記述，可憶者補書之，以此自勖，以此自見無復玩忽”。可見顧廷龍對日記素有興趣，在生命發生重大轉折時期，乃以日記標記人生歷程，如到合眾圖書館工作這一節點，并以之自勖自勵。不過由于生活變故，顧廷龍每每不能如愿地連續記載日記，如1940年1月1日日記云：“今年復欲作日記，寧簡略而不可斷，如再偶輟，無恒之病誠不足勞巫醫之治矣。切志之。”對于所作日記的時作時輟，顧廷龍頗覺郁悶，以為這種怠惰無恒的狀態乃是進德修業的大忌。

總的來說，顧廷龍有著較為明確的日記理想，他自覺將日記作為追步李慈銘、葉昌熾等人行之有效的一種方式。1940年12月31日：“一年盡矣，日記無間，差堪自慰，惟草率簡略，一無足取耳。明年當稍知改進，或可步越縵、緣裻之后塵。勉之哉！勉之哉！”此外，也是最為根本的，在于日記成為顧廷龍檢驗自己恒心與日課的一部分，也成為他彌補衰退記憶力的有效記錄。1961年8月1日日記云，“日記時作時輟，自恨無恒，年歲日增，記性日減，不能再不作記，詳略隨之。邇來勞逸結合，日書數百字，當無所難。”1975年1月1日日記云，“年來記憶力益衰，重作日記，以資備查。”老去的顧廷龍似乎更依賴日記，盡管這時候堅持寫日記對他而言同樣不再輕松。

有對日記的興趣，有寫日記的恒心，顧廷龍因而對日記別有體會。除此之外，顧廷龍之認識到日記價值，恐怕還在于日記與他的工作密不可分。日記是顧廷龍工作的備忘錄，是他撰寫工作報告的底本。如1941年7月2日日記：“檢閱去年8月以來日記，以備撰報告。所傳鈔之本尚不少，皆有小跋，亦不惡。”由于如上的緣故，盡管時作時輟，長期而言，顧廷龍仍能堅持寫日記。如1945年11月1日日記所云，“日本投降前后，觀局勢之渾沌，意趣索然，遂不能日日作記。然經過諸事，每感健忘，姑仍略識之。”局勢不明，心緒不佳，日記也仍要寫，雖然時作時輟。一旦時事稍微安頓，顧廷龍首先想到的寫作一定是未竟的日記事業。

顧廷龍的日記寫作有國民教育的痕跡，也與他收藏前賢日記有關，但在更大程度上，則體現了吳中文獻學傳統及日記傳統。吳中文獻學傳統中每注意題跋，喜歡將其盡行抄錄。這也是吳中日記的一個傳統。誠如錢大昕《竹汀日記》何元錫跋所云：“嘉定錢竹汀先生，主講吳郡之紫陽書院。四方賢士大夫及諸弟子，過從者殆無虛日。所見古本書籍、金石文字皆隨手記錄。窮源究委，反復考證。于行款格式纖悉備載，蓋古日記之意也。”錢大昕所樹立的吳中日記的一種典范樣式，顯然為顧廷龍所繼承。顧廷龍僅1940年1月日記中，就抄錄《元季伏莽志》《彤管遺徽》題跋兩篇、《蘭湄幻墨序》等三篇，凡作者和序跋者之姓字、收藏印、書籍來源、價格，委數仔細記錄。

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鈔》嘉慶十年（1805）刊本書影，藏國家圖書館。

此外，吳中文人所為日記，或由于當地文風濃郁，往往多載書畫交易與贈還事宜，此與關中、湖南等地文人所為日記頗有不同，可視作吳中文人日記的較為顯著的一個特征。同樣以顧廷龍1940年1月日記為例，僅1月1日至10日日記所載經眼圖籍就有如下30種：《鳳阿山房圖》、朝鮮《文獻通考》、《吳氏鐘鼎款識目錄》、吳子苾集《鐘鼎款識》、《捃古錄金文》《墨井詩鈔》《王煙客詩鈔》、“百衲本”《漢書》等十四史、浙刻《韓非子》、《吳愙齋尺牘》《宋元舊本經眼錄》《大公圖書館目錄》《鮚埼亭詩集》《夷堅志》《吳中平寇記》《灌園未定稿》《知止齋詩集》《恬養齋文鈔》《邃雅堂叢書》《周禮疑義》《儀禮疑義》、劉十枝《匯刻書目》、《繆小山藏親朋尺牘》、韓小亭校《太平御覽殘本》、《燕園石墨》、王文村景鈔《律音義》、《元季伏莽志》《彤管遺徽》《中西交通史料》《左傳杜注》。吳中文人頻繁的文獻往來，需要一種備忘錄似的記錄，日記恰好承載這類功能，于是成為重要的書寫對象。中國近世日記以吳中地區最為發達，當也有這方面原因。從吳中文人日記的這一傳統來看，顧廷龍在1939年重拾日記寫作，既是他在上海開啟新階段生活的見證，也是圖書館工作的客觀要求，更為重要的是，這是文獻資源豐沛的吳中地區傳統的自然延續。在顧廷龍之前，已經有許多吳中文人密集地在日記中記載文獻事宜。位居臺閣的翁同龢在日記中如此記錄，久處下僚的潘鐘瑞也在日記中這樣記錄。金石書畫往還等文獻事宜是吳中地區文化昌明的見證，也是吳中地區日記令人期待的特征。這些文獻活動是生活的寫照，也是日常工作的縮影。浸潤于這一傳統中的顧廷龍不過因圖書館工作而稍顯突出，然而本質上來講，他的日記對文獻著錄（如題跋等信息）和流轉的關注，與同時代的顧頡剛、俞鴻籌等人的日記并無多大區別。

如上所示，吳中日記的這些特征在文化發達的浙江文人日記中有大致相同的表現。不過，與浙江士人相比，吳中文人更為注意日記的完整性，令這兩塊文化最為發達地區產生一些差異。浙江士人在整理出版日記時，往往加以刪潤，以凸顯他們更為在意的學術等方面信息。如紹興人蔡元培等人印行李慈銘日記，即做了許多刪汰的工作。海鹽人張元濟擬印行翁心存日記，首要的工作也在于刪節，以凸顯他所重視的日記中的學術信息。顧廷龍對此不以為然，1945年4月3日，顧廷龍拜訪張元濟，“談及所得《翁心存日記》，現在鈔其大事，將來可印，凡酬酢衣飾瑣事均刪去。余以為日常生活真應留后人知之。菊老不以為然。”由其對翁心存日記的看法，可見顧廷龍對日記的日常生活很有心得，而與一般人單純看中其中“有價值者”很不一樣。即他很注意日記的日常生活價值，注意保存資料的完整性。

翁心存《知止齋日記》稿本，今藏國家圖書館。

張劍《翁心存日記及其歷史文化價值》一文曾推測張元濟動機的根源，認為“兼有王朝進士和新興實業家雙重身份的張元濟，對那些虛應故事的繁文縟節既無比熟悉又無比厭惡，他取舍翁心存日記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今天的研究者則“只有盡量‘全息’式地予以把握，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其在不同層面的歷史文化價值”。從研究角度出發，對于日記信息完整性的重視，是今天大量稿本日記得以影印或排印整理的重要立論基礎。顧廷龍彼時容或沒有從多元研究角度出發的考量，但他從版本學意義上對文獻完整性的訴求出發，同樣認為翁心存日記不應當刪節出版。在對日記完整性的追求上，顧廷龍與今日的日記研究者殊途同歸。推其根源，大概與明中葉興起吳中地區興起的版本學傳統有關。陳先行認為：“自從版本學發端后，‘物以稀為貴’不再只是古董家的理念，也成為藏書家們的共識。不特宋元舊本，未刊或已刊稿本、未刊或綿延古本一線之傳的明抄本、名家批校本等，凡屬獨一無二或流傳稀見之本，皆相繼被人們奉為貴重文物而受到呵護珍藏。”（陳先行《版本學起源于明代中后期蘇州地區說》）既從版本上將稿本視作文物，則必然地不允許參以己意去對日記文獻進行有意識地刪節。顧廷龍對稿抄本日記及其完整性的重視，應當與吳中地區這一深厚的版本學傳統積淀有關。

區域文化傳統之外，顧廷龍的日記觀及寫作實踐，也涵養于其家族及其周邊形成的日記寫作圈子中。顧廷龍親族中篤好日記者亦復不少，其外祖父王同愈有著名的《栩緣日記》。如1941年4月14日日記云，“赴三舅處，出示外叔祖隨筆六冊、日記七冊，頗有可觀，攜歸細讀，年譜或可有成。”其族侄顧頡剛也有皇皇日記問世。至顧氏家族聯姻的蘇州貴潘家族，更是四五代人均有日記存世。而顧廷龍妻弟潘承弼所捐贈的文獻中，日記文獻獨多，可見潘氏家族的日記趣味。家族及姻親網絡中的日記寫作氛圍，應當也是顧廷龍自青少年時期起就注意日記并不斷寫作日記的重要動因。

顧廷龍岳父潘亨穀日記書影，蘇州博物館藏。

需要留意的還有，20世紀30-40年代的上海，書林中形成較為活躍的日記氛圍。新印日記與稿本日記均紛紛出現，一時談論日記者頗眾。對市面新印行的日記，顧廷龍也頗為留意。顧廷龍1941年5月18日、5月20日、5月21日，三日日記中均記載閱讀《緣督廬日記》。1942年正月二日，顧廷龍在中國書店購買張佩綸《澗于日記》，春節即讀此書消遣。這一時期新印行的日記成為故老圈中熱衷討論的話題。潘季儒與顧廷龍談及張佩綸之子張仲炤，討論的就是張氏印行其父張佩綸日記一事。1940年3月2日，顧廷龍與王欣夫長談，獲悉“林文忠、翁覃溪有日記，均藏葉譽虎處”。由此可見，前代名公如林則徐、翁方綱等人日記，在彼時文獻圈中頗受人關注。由于日記日趨為士林所注意，書肆中日記稿本也不斷涌現。顧廷龍敏銳地預流了這一書業新動向，在閱肆中，對日記別有關心。1940年3月11日日記云，“過來青，見萬筱庵《存素居日記》（光緒戊子起）十數冊，其人不詳，疑為吳門聽鼓而得差委者，似嘗效力河工。聞由蘇肆收得，他日詢之里中老輩，必有知者。”按，萬筱庵即萬立鈺（1851-1944年后），萬青選之子，字遠之，號筱庵，曾任江蘇宿遷知縣。

“物以稀為貴”，書肆中經眼的稿鈔本日記，顧廷龍往往也筆之于自家日記中。1940年3月16日，顧廷龍在來青閣見到王舟瑤日記十卷，似是清稿本，日記予以詳細記載。由于顧廷龍對日記頗為留意，書商們也往往投其所好。如海上著名書商郭石麒（？-1956）多次將日記稿本交顧廷龍，供其選購。1943年10月19日日記載，“石麒送《沈小岑日記》來，其人《兩浙輶軒錄》有小傳，工隸善詩，唐蕉庵之外祖、徐同柏之姨夫。所記甚雜，潦草滿幅，不耐細讀。”10月21日日記云，“石麒來，《沈小岑日記》退回，還價千元，允與主人商定之。”這次交易最終并未成功，卻可見顧廷龍在日記文獻交易市場上頗受重視。

彼時的上海文化圈中，對日記感興趣者，顧廷龍并非個例。從《顧廷龍日記》來看，在顧廷龍周圍，存在一個嗜好日記的群體。葉景葵、張元濟、潘景鄭（號景鄭，1907-2003）（《盉宀日記》）、王欣夫（《學禮齋日記》）等人均有撰有日記，且經眼日記頗多。如葉景葵為高夢旦、袁昶、譚獻、王同愈、陳少石、孫寶瑄等人及題寫跋語題識。

此數人外，值得提一筆的尚有陸鳴岡（字頌堯）。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稱陸氏“宜州家乘龍川略，杭客云山味水軒”，注稱其“世居上海，專收郭天錫而下，盡明清迄辛亥初之私家起居注，在日記一類，可謂上下古今，真知篤好者矣”。陸鳴岡篤嗜日記，專注日記一門的收藏，雖寓邸遭火災，后仍復用心搜羅。陸氏自撰《花好遲齋日記》，今多藏于復旦大學圖書館，惜乎目下關山阻隔，無由查閱。然觀顧廷龍日記，可知兩人交往頗密。顧廷龍1943年8月14日日記云，“（陸）頌堯見借《陳少石日記》，屬加跋。”此后數日，顧廷龍持續閱讀陳之日記，并在9月11日至13日，撰寫此日記跋語。這部陳少石日記，顧廷龍命名為《寶迂閣日記》，并為作跋。跋語云:“吾友陸君頌堯，承庭訓，好蓄書，尤喜讀前賢日記，搜羅不遺余力。近獲陳少石先生日記，知余欲購而未得者，因承見示……”

陸鳴岡《花好遲齋日記》書影，圖自王樹田《擁雪齋藏書志》。

陸鳴岡富于日記收藏，且時有所獲，無怪乎顧廷龍每與之游。由此，顧廷龍也成為滬上經眼日記數量較多的有數人物。在這種活躍的日記閱讀、談論等氛圍中，以合眾圖書館同人為中心，顧廷龍身處的滬上日記圈子得以部分擴張，并不斷激活。

在顧廷龍所處的日記圈子中，合眾圖書館的讀者也占據相當的分量。不必諱言，由于合眾圖書館的同人性質，由于這一圖書館的有限度開放原則，一般讀者在1949年以前要到合眾圖書館讀書并不容易。錢鍾書在成為合眾圖書館顧問之前，多次赴合眾圖書館看書，大概因為夫人楊絳為顧廷龍父親的弟子。而陳左高于1944年9月7日來合眾圖書館查閱資料，也因友人王祖昌之介，況且其兄陳巨來與顧廷龍等人原是舊相識。而錢鍾書和陳左高恰恰是對日記有相當研究的現代學者。應該說，合眾圖書館有限度的開放，最終保證了該館的受眾是真正有需求的、在一般水平線以上的讀者。借助于這樣的讀者圈，合眾圖書館的日記圈子更為活躍。

1949年以后，顧廷龍所載的上海日記圈子仍然較為活躍。彼時，“家”不能愛寶，或群獻于國家，或兜售于市場，于是大量家藏珍稀日記紛紛涌現市面。合眾圖書館這一圈子談論日記的頻次變得更加活躍，頗有些“回光返照”的意味。如1951年10月6日日記云，“菊老還《何青耜日記》廿一冊，送者途中被小偷偷走。”10月8日日記云，“訪鶴老，以《何青耜日記》十冊示之。”1951年11月14日，“乃乾示《張曜孫日記》一冊，談彼處文獻會事。為之扼腕。”張曜孫、何兆瀛（字青耜）等人日記紛紛出現，與江山鼎革后故家文獻紛紛流出市場頗有關系。日記提及的張元濟（菊老）、冒廣生（鶴老）、陳乃乾等人在此期均經眼了大批稀見文獻，其中就包括不少稿鈔本日記。這一時期的日記交易似也更易成交。如1950年十1月3日日記記載，書商郭石麒“以錢友夔（人龍）日記求售，重其為同鄉也”。這部錢人龍日記當是今藏上海圖書館的錢人龍《臥庵日記》。

要言之，受益于吳中文獻傳統及海上的日記氛圍，買日記、讀日記、抄日記，由此成為顧廷龍日記趣味的重要實踐。在這一過程中，顧廷龍接觸了大量日記手稿，包括張佩綸日記、林則徐日記、翁方綱日記、萬立鈺日記、王舟瑤日記、袁昶日記、潘睦先日記、韓桂舲日記、關承孫日記、庚子日記等等，其中不少今已失傳。有賴于《顧廷龍日記》，這些日記的逸事及一些痕跡，今乃能捕得二三。

用日記：“日常生活真應留后人知之”

顧廷龍熱衷于收日記入藏，主要源于他十分清晰地認識到日記的重要價值。他之注意稿鈔本，也主要因文獻的珍稀價值。在他看來，批校本日記并不遜于其他善本。1941年11月14日，顧氏記載清點蔣抑卮（1874-1940）凡將草堂自留抄校本五箱，以為其中有價值者五種，分別為：何焯校讀《桯史》，《說文系傳》滿校，魏錫曾批校《復初齋文集》，許增、譚獻校《詞律》，以及袁昶校《復堂日記》。批校本由于材料的珍稀，保存學者不經見文字，于研究學術史、思想史均有較大幫助。在這一層面而言，日記作為批校本的載體文獻，與其他詩文集并無兩致，而顧廷龍也一視同仁。

版本角度之外，顧廷龍還相當重視日記內在的價值。他之注意稿鈔本日記，主要在發掘稿鈔本日記的研究價值，即試圖通過日記尋找學問的證據，從而實現日記價值的最大化。

祥麟撰，張劍整理《祥麟日記》，中華書局，2022年。

顧廷龍注意日記的考辨，寫過多篇考證性題跋。如1932年游廠甸，顧廷龍獲得佚名日記十一冊，后來又在東方文化委員會見到另外十七冊日記，因而考訂作者為“祥麟”，且辨其目錄誤題“懷塔布著”，遂于1941年作《祥麟日記跋》。相關成果已為朱玉麒、張劍等學者吸收，并見諸于新近整理的《祥麟日記》（張劍整理，中華書局2022年版）。此外，顧廷龍還撰有《寶迂閣日記跋》《翁文端公日記跋》等。又，上海圖書館所藏許葉棻日記等，也有顧廷龍題跋。據《顧廷龍文集》，所收日記題跋尚有《越縵堂日記補佚文跋》《忘山廬日記跋》《袁塽秋京卿日記跋》《回帆日記跋》等。為圖書寫題跋，原是文獻學者的必備功課，不過較為集中地為日記書寫題跋者，近代以來，恰是顧廷龍、葉景葵、潘景鄭等人。葉景葵為《忘山廬日記》《栩緣日記》等日記作跋，潘景鄭為《隱蛛庵日記》《馮申之先生日記》《陔蘭書屋日記》《小鷗波館日記》《二繩日記》等日記寫有跋語。而王欣夫先生所作日記題跋更多，僅《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所示，即可見為《春暉樓讀左日記》《楊子日記》《樗寮日記》《潘晚香日記》《春明日記》《竹汀日記鈔》《吳城日記》《粵游日記》（陳玉澍撰）、《觀我齋日記》《甲申日記》《陳確庵先生日記》《蒙廬日記》《復禮堂日記》《茹荼軒日記》《郘亭日記》《艮峰日記》《休閑居士日記》《蟫廬日記》等日記所作跋語18篇。在顧廷龍及其友朋以外，現代學人較為集中而有意識地為日記寫跋語者似尚不多見。

王欣夫先生于稿鈔本日記素有興趣，圖為《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書影。

日記資料可輔助文獻考辨，而顧廷龍也多注意利用日記完成鑒定甄別工作。1941年5月18日校讀朱筠詩歌稿本，發現“詩文皆紀年月日甚詳，頗疑從日記中錄得者”。再將日記與詩集、書卷相印證，頗得其實。1942年11月1日，顧廷龍偶遇翁同龢、張之萬畫冊，檢索詩集后，覺其中有誤，最后在12月11日日記中將其寫出。此外，1975年1月8日，顧廷龍檢得吳顯齋（學者吳承學之父）所撰《大足石刻考察團日記》，以為大足石刻經目校訂材料。如上所示，利用日記從事文獻考辨，確是顧廷龍治學的一個特點。

日記不止有資于考證，對其所蘊函的豐富信息，顧廷龍也善于提取。1941年4月24日日記云，“友仁堂寄書來，《桂齡日記》確系手筆，有敘及與先高祖往來甚多，惜定價不廉，加以聯鈔幣（法幣一百〇四元合聯鈔百元），恐須割愛，當與友仁堂以法幣計，俟其南來面付。如不成，只可鈔一本矣。”1941年5月5日，“校《韓桂齡日記》，于吾家掌故甚多，可輯成瑣記，以入家乘。”此韓崶（1758-1834）日記今藏清華大學圖書館，已收入《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2019）影印出版。由顧廷龍日記推測，因北平友仁堂索價過高，這邊交易最終告吹，顧廷龍只得抄錄一份，今上海圖書館所藏韓崶《還讀齋日記》1941年抄本當出顧廷龍之手。顧廷龍讀韓氏日記，注意輯錄于自家掌故，以之為編纂顧氏家乘之用。

重視日記的學術價值之外，顧廷龍利用日記還有一顯著特點，即前文所示反對張元濟刪節《翁心存日記》時所言：“余以為日常生活真應留后人知之”。對日常生活的重視，應當是西學東漸以后善于吸收西學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大主張。近代以前，傳統知識分子對日記的寫作、刪節、刊刻都有相當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如曾樸（筆名：東亞病夫）在《病夫日記》開篇諷刺中國人作日記慣于虛偽一樣：“你看最出名的《翁文恭日記》和《李莼客日記》，記下的也不過是些朝政和學問罷了，要在那里去找他的人生，簡直一片模糊。只為這些日記，都是名臣或名士，搭足架子，預備天下后世人看的。”而曾樸所推崇的是，“在我最后的生活史上，留些子痕跡罷了。”文化上相對保守的顧廷龍在此持有與曾樸相同的觀念，只不過曾樸諷刺的是日記作者不肯好好在日記里寫生活，而顧廷龍所要面對的是日記編者如張元濟等人“從中作梗”，然而他們的出發點都在日記之于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性。

顧廷龍善于使用日記，以為研究之助，但他并不認為日記是萬能的。他對日記的局限性也有相當的考量。例如，對年譜中大量使用日記文獻，他提出不少質疑。他在閱讀梁士詒年譜時，不免心存疑問，以為“若梁譜所敘梁之談話以及三言兩語，何以編者能聞而牢記之？謂有日記，然亦不能記兩人之言而不誤也。于是對從前達官年譜之簡要，真可推為客觀矣。”對于日記中所載詳盡的言談，他有相當的懷疑。在文獻的繁復和簡要中，他毋寧更愛簡要性質。明乎此，可知顧廷龍對日記的取舍態度。

上世紀90年代初，顧廷龍在長樂路書庫，即合眾圖書館舊址。

以公心收日記

癡迷日記，能廣泛接觸到日記，是顧廷龍為合眾圖書館搜集到日記文獻的重要保障。然顧廷龍最終為合眾圖書館搜集到諸多日記文獻，還在于他收藏日記并非出于私人目的，而總是站在公藏角度，從公心出發搜集文獻。他曾說：“余因從事圖書館事業，不宜自有收藏，且從前所積，除自讀閱之本外，亦將贈館。”（1941年7月25日）為了圖書館事業，顧廷龍不惜犧牲自己收藏的興趣，甚至發愿將舊有收藏最終奉獻給公藏。這種公心，無疑出于對書籍的熱愛。也因此，對圖書館工作人員不知書、不好書的行為，顧廷龍不免不以為然，要加以批評了。如1944年10月17日日記特別記載徐森玉的一段話說，“今日服務圖書館者并不知書，遂不好書，因吃飯不能不弄書耳”。徐森玉這句話，何嘗不是顧廷龍的肺腑之言。

《合眾圖書館組織大綱》提出該館的四大目的之首在“征集私家藏書共同保存，以資發揚中國之文化”，書影翻拍自《顧廷龍日記》。

當1946年6月19日，顧廷龍與吳湖帆等人觀賞《蘇州府名賢小像冊》后，即主合力收購，最終捐贈給蘇州圖書館。卻不料，同行人中的袁安圃別有想法，于是顧廷龍在日記中有感而發道：“私念過深之人，無可與談公益也。”愛書之人，在顧廷龍看來，當存公益之心。他之從事圖書館工作，總希望將圖書館的書盡可能開放給有需要的讀者。即便合眾圖書館有私人屬性，顧廷龍在館時，總是盡可能滿足熱切需要的讀者。在顧氏日記中，就保留了一些讀者借書的痕跡。例如，大部頭的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多有人來借，或《秦輶日記》這樣的稿本也有人借去閱讀。至于他人手中的稿本日記，顧廷龍也盡力幫忙溝通，如1946年5月1日日記載，“許元方來，托向菊老借《翁文端日記》。”從如上的記載出發，我們很可以想見，顧氏日記之外，還有眾多書籍從合眾圖書館開始流通之旅，以滿足更多讀者的需求。

由于顧廷龍和合眾圖書館的公心，也由于顧廷龍等人的聲望，合眾圖書館最終也收到許多善意的回饋，獲得大量私人捐贈，其中尤以稿鈔本為甚。顧廷龍《一個圖書館的發展》中說：“人家知道我館重視稿本，所以鄭重送來保存的不少。”這并非自夸，而是當日上海書事的實錄。他人或知悉顧廷龍對日記別有興趣，因此常送日記請他審閱。1943年7月26日，“止溪送來《陳少石日記》屬審。”7月27日，“訪止溪，還《陳少石日記》。”也有人拿出日記請顧廷龍經眼，如1943年3月22日，“姜梅塢來，贈伯弢堂弟《可園詩集》一冊，并攜示其先人白巖先生《尊行日記》一冊，僅存七冊矣。”又有一些朋友主動出借日記供顧廷龍閱讀。如袁安圃出借翁同龢日記，見于1947年3月22日日記，“安圃來還書，見借《翁文忠【恭】春闈日記》，未印者也。”1947年4月5日，“安圃來，取回《翁日記》。”人家收獲珍稀日記，往往出示給顧廷龍，這固然由于合眾圖書館以庋藏日記聞名，也在于顧廷龍的人際網絡中，有適于日記流通的空間。如1947年4月16日日記載，“拔老攜《越縵堂日記補》之原本全部十五部相示，欲托森老介售者也。”可見李拔可于轉售《越縵堂日記補》原本給徐森玉之前，也不忘請顧廷龍再看看。凡此種種，為顧廷龍經眼各類珍稀稿鈔本日記提供了極大便利。

王季烈輯《緣督廬日記抄》書影。

顧廷龍沒有浪費這些寶貴的機會，一旦發現價值頗高的稿鈔本日記，總是盡力爭取此書“花落”合眾圖書館。1942年5月12日，在與葉景葵談話中，顧廷龍獲悉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稿本現藏王季烈處，當即請葉景葵致書王季烈，勸其捐贈給合眾圖書館。王季烈于合眾圖書館事頗為熱心，此前曾多次捐贈，如1941年6月18日捐贈《震澤別集》《天津文鈔》等合眾圖書館未備之書。但這封信發出后，顧廷龍卻并未收到預想中的答復。直至1943年11月13日日記，顧廷龍才重又提及此事云，“菊老來覆，言君九于菊裳先生《日記》對熟人有指摘處，因不能示人，渠將重閱一過，再定能否贈館。其實菊裳先生《日記》由君九取去，出于巧言，選節印行，聊以塞責耳。所謂指摘時人，君九母子即在其列。一人有一人之個性，菊裳先生之可敬亦在此，豈可攫而抹殺之。君九墓木已拱，身后其能保不流散乎？殆將效樊山之于越縵乎？”對《緣督廬日記》這樣著名的日記稿本，顧廷龍前后關注時間長達兩年，可見用心良苦。當然，彼時《緣督廬日記》頗令人矚目，滬上諸老均有關注。鄭逸梅《藝林散葉》中有一篇《日記摭談》，談及此日記遞藏情況，言下對王季烈也頗有微詞，與顧廷龍態度大略相似。

總的來說，在1949年以前，顧廷龍以公心收藏日記，為合眾圖書館藏書奠定了良好的口碑，也獲得相當的成績。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