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能否擺脫人類的影響？

隨著ChatGPT以及GPT-4的面世，眾多的學者開始反思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這些由人類設計的人工智能程序是否已經超越了人類的智力？它們和人類的思考方式是否有所不同？兩者究竟孰優孰劣？

以喬姆斯基為首的哲學家與語言學教授指出了現階段人工智能程序的諸多不足。當地時間3月8日，著名語言學家、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與語言學教授伊恩·羅伯茨（Ian Roberts）、科技公司人工智能主管杰弗里·瓦圖穆爾（Jeffrey Watmull）共同在《紐約時報》發表了題為《ChatGPT的虛假承諾》的文章。在喬姆斯基看來，人工智能在學習語言、生成解釋、做出道德判斷等方面和人類有著較大差別，并警告人們如果ChatGPT式機器學習程序繼續主導人工智能領域，那么人類的科學水平以及道德標準都可能因此降低。

人們訪問和試用OpenAi最新推出的GPT-4

與喬姆斯基的觀點不同，阿爾伯塔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強化學習先驅理查德·薩頓（Richard S. Sutton）曾在2019年的文章《苦澀的教訓》中總結了過去 70 年來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苦澀教訓，并強調“我們過于依靠人類知識了”。薩頓認為，在過去 70 年，人工智能研究過于重視人類既有經驗和知識。研究人員在訓練人工智能模型時，往往試圖將人類知識灌輸給智能體，而不是讓智能體自行探索。這實際上只是個記錄的過程，并未實現真正的學習。

薩頓指出，在未來，算力才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基于人類知識的、“以人為本” 的人工智能發展方法，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而在可用計算力迅猛增長的大背景下，在國際象棋、圍棋、計算機視覺等熱門領域，人工智能程序已經可以獨立完成 “規模化搜索和學習”，取得的效果要遠好于傳統方法。

來自CambrianAI的分析師阿爾貝托·羅梅羅（Alberto Romero）在《The Algorithmic Bridge》雜志撰文，以人工智能程序自2019年以來的發展，重新審視薩頓的觀點。羅梅羅表示，GPT-4的發布完全符合薩頓的論點，即雖然人類不是可有可無的，但算力才是人工智能的關鍵。以事實為例，羅梅羅本以為在創造GPT-4的過程中需要雇傭大量的工程師，但實際上OpenAI僅用375名員工就建立了它，而谷歌有超過15萬名員工，到目前為止，谷歌還無法與之抗衡。這種巨大的員工數量差別，已經無法用員工的個人能力差別來解釋。但如果從薩頓的結論出發，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解釋：有了足夠的計算能力，人類的知識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是，雖然這些谷歌的員工可能不會失業，但如果以“解決智能和語言謎團的能力和知識”來衡量他們的價值，那么他們的價值將會被強大的算力以及OpenAI的375名員工，通過GPT-4“黑匣子”瞬間消解。這可能是比薩頓的思考更為苦澀的教訓。

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教授、MOSS團隊負責人邱錫鵬在《潘多拉魔盒還是文明利器？——大文明視野中的ChatGPT反思》會議中同樣強調了人工智能程序進步的關鍵是算力的增強：最近，算力的大幅增強使得模型的參數規模可以做到千億級，使得模型能力實現了“涌現”。ChatGPT的三個關鍵技術是情景學習、思維鏈和指令學習。情景學習讓ChatGPT能夠通過提示和例子來學習特定情境下的語言表達；思維鏈使ChatGPT能夠像人類一樣推理和解決問題，分解復雜問題為簡單問題；指令學習則使ChatGPT能夠理解并執行各種自然語言指令，將任務指令化以便機器理解。

那么，對于人類而言，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意味著什么？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羅梅羅借用了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兩千年前，柏拉圖讓我們人類離開了洞穴，而在幾個世紀后，我們花了大量寶貴的時間來挖掘新的洞穴。一開始，我們以為我們知道很多。然后，我們開始承認我們的無知(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無知)，但我們從不否認我們比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更為優越，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即使在經歷了巨大的技術沖擊后，我們依舊設法保持著我們的尊嚴——我們也許不再是電影里的明星，但我們仍然是唯一能賦予它意義的人。我們正是通過對自己所創造的東西的獨特認識，才找到正當的理由去創造它。簡而言之，計算機現在可能是更好的馬，但我們仍然是騎著馬的人。

但這一切正在飛速地變化著。雖然我們尚不能確定人工智能是否已經（甚至是否可能）變得比人類更聰明，但這已經不那么重要了，因為我們正在構建的這些東西正在變得如此復雜，甚至連我們“擁有特權的大腦”都無法理解它們，這已經發生了。問題是：沒有人，甚至創造者都不知道GPT-4是怎么回事。它如同一個黑盒子一般，沒有人能夠清楚地解釋參數跟參數之間的關系。盡管如此，人工智能這匹“快馬”也不會停下它的腳步。

在文章結尾，羅梅羅以悲觀的口吻寫道：我們曾經是主人、統治者。我們現在（仍然）是思想者，盡管已經不是主要的建設者。很快，我們就會成為旁觀者，僅僅是一個既不由我們建造也讓我們無法理解的世界的觀察者。這個在我們眼前展開的世界——快到無法跟上，復雜到無法理解。我們深深的恐懼甚至都無關緊要。

接受這樣的事實是痛苦的。畢竟，人類可能不是我們所面臨的這個難題的關鍵部分。最終意識到我們甚至沒有足夠的資格，作為理智的創造者參與到人類這段旅程中，是更加令人痛苦的。而在這段旅程的另一端，有著令人難以想象的奇跡。

引用文章：

https://thealgorithmicbridge.substack.com/p/gpt-4-the-bitterer-lesson

http://incompleteideas.net/IncIdeas/BitterLesson.html

http://www.6773257.com/newsDetail_forward_22290111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8/opinion/noam-chomsky-chatgpt-ai.html

阿達尼政商丑聞：莫迪執政的印度在變成一個寡頭國家嗎

過去的幾個月，印度的商業巨頭阿達尼集團（Adani Group）和莫迪政府的政治-經濟關系，在前者被美國商業調查做空機構興登堡研究公司（Hindenburg Research）發難后，成為南亞媒體和公眾討論的熱點。

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后，和莫迪同為古吉拉特人的商人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的生意不斷擴張。阿達尼的生意涉及港口開發運營、機場管理、金融、資源、物流、能源、航空航天等領域。2022年他更是成為印度首富，凈資產1120億美元，排名亞洲第一。

當地時間2月3日，印度孟買，一棟建筑上的阿達尼集團標志。

今年1月，興登堡研究公司發布報告，指出阿達尼集團的業務涉及賬目作假、洗錢和權錢交易，并指其業務估值虛高。報告發布后引起軒然大波，阿達尼集團的股價在一月底二月初幾乎腰斬，之后的一個月內集團至少損失了1000億美元的估值。阿達尼也因此失去了“亞洲首富”的位置。

印度此前剛剛超過英國成為了世界第五大經濟體。針對興登堡研究公司的指控，阿達尼集團發表聲明反駁，稱這是一場瞄準了印度經濟和國家的陰謀。這家公司將公司和國家捆綁的公關策略隨后引發了諸多討論。尤其是當印度四分之一的航空流量、三分之一的海港、三分之一的谷物倉儲都在阿達尼集團控制下的時候，印度的政府和商業關系是否進入了一種“寡頭時代”？

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登的幾篇文章討論了莫迪時代以阿達尼為代表的“新政商關系”。在其中，《阿達尼和印度的新資本主義》一文著重討論了印度“私有化”的特征。作者Salil Tripathi認為，印度建國之后采取了明顯的國家管制的模式：私有資本被限制進入一系列的領域，在各方面也受到較大限制。當時，私營資本需要小心地理解和應對中央政府的政策才能生存。

文章認為，莫迪時代翻轉了這一局面，但是這一過程并不是以中小資本所青睞的市場模式為導向的。相反，莫迪時代創造了一種政府和商業巨頭高度連接、嵌入、合作的模式。阿達尼集團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阿達尼本人作為莫迪的老鄉，在后者于2000年代主政古吉拉特邦時就關系甚篤，當時的重點工程之一的古吉拉特蒙德拉（Mundra）港，就有阿達尼的投資。此外，阿達尼還掌握了大量政府修建的印度大興機場的運營權，乃至孟買機場74%的股權。2014年莫迪坐飛機去德里宣誓就任印度總理時，乘坐的就是阿達尼的私人飛機。而在此前的2013年，阿達尼的兒子結婚時，莫迪親自出席了婚禮。

一些人提出，“莫迪模式”和日本的“綜合商社”或韓國的財閥模式類似。但是Salil Tripathi認為，“綜合商社”或財閥更有橫向的連接和競爭關系。而莫迪時代的寡頭商業模式更像“東南亞模式”：比如，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在1965年到1986年的獨裁執政期間，“香蕉大王”弗洛倫多（Antonio Floirendo）、“椰子大王”許寰哥（Eduardo Cojuangco）等人賺得盆滿缽滿；印尼的蘇哈托軍人政府時代也通過裙帶關系讓林紹良（Liem Sioe Liong）的生意帝國快速崛起。這種財團寄生于高度集中的權力之下，形成事實上的壟斷模式牟利。

另兩位印度獨立記者Anuj Srivas和Kabir Agarwal于3月6日刊登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則分析了阿達尼集團丑聞對莫迪政府和他的印度發展夢想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他們認為，阿達尼丑聞盡管目前被反對黨拿來圍攻莫迪政府，卻并沒有顯著削弱莫迪政府的民意支持。但另一方面，其背后暴露的問題勢必在更長時間段中削弱印度模式的競爭力與吸引力。

他們認為，阿達尼集團某種程度上濃縮了莫迪時代的發展模式——莫迪盡管一直說要徹底改革印度，但在經濟領域并沒有進行真正的結構性改革。反之，他主要拉動經濟的方式，是提高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而這一過程中，莫迪政府變得在經濟上非常需要阿達尼集團這樣的“頭部”大財團。結果是，近十年來印度經濟形成了一種巨頭“贏者通吃”的模式。根據《經濟學人》的評估，僅僅是兩家巨頭——阿達尼集團和緊隨其后的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商業帝國，就占到了印度每年GDP的4%，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

而這些巨型的頭部玩家不能說經營得非常良好。根據各種報告，許多印度商業巨頭都有負債過高、快速擴張的問題。這時候，印度政府就不得不動用國家的金融力量為這些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因為莫迪時代的大規模“發展”項目必須通過巨頭的商業能力來實現——比如，如果沒有阿達尼集團的綠色能源計劃，莫迪政府就很可能無法實現在2030年前將一半的能源來源轉化為可再生能源的目標。這使得印度的監管機構也無法真的對這些巨型私人公司予以監管。但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印度政府這樣的單向輸送給利益相關巨頭的開支越多，投資者、尤其是外國投資者對印度市場的興趣就越受限，而越是這樣，莫迪政府在國內就越需要支持這些巨型壟斷公司。作者們在最后提出了一個問題：印度的經濟神話是否真的像許多樂觀者們所傳言的那樣前途大好？

引用文章：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2/26/adani-group-india-modi-capitalism-gujarat-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