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陳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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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歷任的地方長官中，出過不少風流人物。南宋的范成大寫《吳郡志·牧守》“吳郡地重，舊矣，守郡者非名人不敢當。”

白居易年少時，旅行至蘇杭二郡，仰慕于韋應物和房孺復兩位州牧的才高位尊，放言“異日蘇、杭茍獲一郡足矣”，后來出任蘇州刺史時，他把這件事寫進了《吳郡詩石記》，還抒發了自己“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的愉悅和得意。

大約一個半世紀后，有位大宋的年輕官員接受朝廷的任命，以大理評事知蘇州長洲縣，雖然品級僅為從八品下，但他躊躇滿志，南下途中，乘興揮毫作詩：

《赴長洲縣作》（其一）

移任長洲縣，扁舟興有余。

篷高時見月，棹穩不妨書。

雨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疏。

此行紆墨綬，不是為鱸魚。

縱有江南的美景佳肴，在這位年輕人的心中，都不及他的政治抱負。這位新上任的知縣叫做王禹偁，他的人生偶像是白居易。

放達有唐惟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因他最后任職于黃州，故世稱“王黃州”。《宋史》記載他為濟州鉅野（今山東巨野）人，“世為農家”，《邵氏見聞錄》中寫他家中以磨面為生，所以王禹偁小時候被稱為“磨家兒”。他曾追憶過幼時家境貧賽，于戰亂中離開故土，顛沛飄零于亂世，叔伯等親人在旅途中也只能分散而葬，直至遷到濟州。王禹偁是典型的寒門才子，他在讀書上極勤奮刻苦，且天資頗高，“十余歲，能屬文”，“收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流輩多相許，時賢亦見推。”

王禹偁畫像 清 顧沅《吳郡名賢圖傳贊》

少年時，王禹偁被時任濟州團練推官后來成為宰相的畢士安所賞識。畢士安對王禹偁進行考校后將他留在推官廨，使治書，學為文。據畢士安曾孫所寫的《丞相文簡公行狀》，畢士安在濟州時有一回赴州守的聚會，州守在席間行酒令：“鸚鵡能言爭似風”，在坐無人可工整應對。畢士安回來后將州守的令寫于壁上，被王禹偁看到，對以“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士安見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

王禹偁出生和成長于五代入宋之際，此時的文壇上流行“崇白”的風氣。白居易受到文人群體的廣泛認同，五代入宋的文人士大夫大多都曾學習白體，效仿創作“白體詩”。然而士大夫欣賞和仿效的并不是我們后來所知的“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風格，他們認為學習白詩，語言務必淺切，又沉迷于酬答唱和活動，所以更偏愛“吟玩性情”的唱和雜律詩。

北宋立國即制定“重文教，輕武事”的國策，優禮文人。宋初的幾位君主為了建立安定的社會秩序，留心文治，尤其從太宗朝開始，社會安定升平，文人士大夫受到重視，作為館閣文臣，名重祿豐，處于清貴悠閑的環境中，心態也相當閑適從容。這些人既有創作的閑暇，又是朝廷振興文化的骨干力量，于是，宋初唱和之風大盛。

宋 趙佶《聽琴圖軸》（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不僅文臣，最高統治者也是這股詩風的推動者。宋太宗尤喜歡舞文弄墨和君臣唱和等活動，他本人就是一位“白體”詩人。在《全宋詩》收入的太宗詩作中，模仿白居易詩題和風格的《逍遙詠》就達二百首之多。宋真宗曾于景德四年二月、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兩次下詔，修葺白居易墳塋、影堂及舊第。

時代如此，王禹偁的童年讀物就是白居易和元稹的詩集，他的《不見陽城驛序》開篇即提到“予為兒童時，覽元白集，見唱和陽城驛詩。”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王禹偁自然也走上了白體詩人的道路，但他并沒有沉迷于養尊處優，閑適自得的人生追求中，他認為“文自咸通來，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這種文風并不符合詩歌雅正的傳統，嘆息“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收？”

王禹偁的詩歌中有積極用世的精神，建功立業的抱負，與早期白體詩人那種頹靡消沉之風迥然不同。北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的“宋初詩風”條指出：“宋初沿襲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

元 錢選《西湖吟趣圖》故宮博物院藏

就連那位隱居山林，“梅妻鶴子”的林和靖讀過王禹偁的詩集后也不由贊道：“放達有唐唯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

還同白傅蘇杭日，歌詩落筆人爭傳。

青年王禹偁還是元白唱和詩的忠實擁躉，他在太平興國五年（980）創作了一首長詩《酬安秘丞見贈長歌》，其中寫道“還同白傅蘇杭日，歌詩落筆人爭傳。”言語之間，盡是對于白居易在蘇杭兩地詩歌酬唱活動的向往。

太平興國八年（983），王禹偁進士及第，在成武縣勤勤懇懇地干了一年主簿后得到了擢升，雍熙元年（984）的秋天，他來到了蘇州。與王禹偁同年中進士的羅處約剛好擔任吳縣的知縣，他寫詩給羅處約提議：“公暇不妨閑唱和，免教往來遞詩筒。”也是在效仿白居易寫給元稹的“為向兩州郵吏道，莫辭往來遞詩筒。”《宋史》記載他們“相與日賦五題，蘇杭間人多傳誦”。

吳郡的山水總能喚起人類對于自然的向往，不管是百年前的韋州牧、白太守，在蘇州的山水之間都曾樂游忘返。新上任的王禹偁也不例外，他后來寫詩回憶蘇州的三年。

政事多還暇，優游甚不羈。

村尋魯望宅，寺認館娃基。

西子留香徑，吳王有劍池。

狂歌殊不厭，酒興最相宜。

草織登山履，蒲紉挽舫綏。

果酸嘗橄欖，花好插薔薇。

震澤柑包火，松江鲙縷絲。

三年無異政，一篋有新詞。

惠山寺、虎丘寺、真娘墓、吳王墓、吳松江、太湖，美景陶冶下，王禹偁也為這些風景勝地留下大量的詩作。當然，做為一名合格的粉絲，每至一處，都要追思一番留下游蹤的白太守。

游虎丘山時，記起白樂天酷愛此地：

《游虎丘》

樂天曾守郡，酷愛虎丘山。

一年十二度，五馬來松關。

我今方吏隱，心在云水間。

野性群糜鹿，忘機鉀鷗鵬。

乘興即一到，興盡復自還。

不知使君貴，何似長官閑。

明 謝時臣《虎丘圖》波士頓美術館藏

寫詩給退休的友人，回憶游太湖，自然想到當年白太守的十只畫船：

《憶舊游寄致仕了倩寺丞》

橋映家家柳，冱通處處蓮。

海山微出地，湖水遠同天。

草沒潮泥上，沙明蟹火然。

應隨白太守，十只洞庭船。

太湖夕照 圖源：攝圖網

從王禹偁的一生來看，蘇州的三年是他最為愜意風雅的時光，他甚至暢想過致仕之后在蘇州的養老生活。南宋葉夢得的《石林詩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最為工，王翰林元之為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有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去，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王禹偁后來寫給友人的書信中曾描述蘇州：“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俸祿甚優。”

王禹偁僅有一首傳世詞作，寫于他擔任長洲令期間：

《點絳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舊稱佳麗。水村漁市，一縷孤煙細。

天際征鴻，遙認行如綴。平生事，此事凝睇，誰會憑欄意。

吳地風景再好，江南生活再醉人，也不曾讓王禹偁忘記自己濟蒼生，建功業的遠大理想。回到心心念念的醉鄉也是待功成之后的事。與友人之間的唱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他博取聲名，求取進身的需要“仆早歲與思純（羅處約的字）在蘇同為縣令，每日私試五題，約以應制，必取兩制官。”

宋時翰林學士和知制誥，分別掌內制和外制，合稱為兩制，多由科舉中第，文辭典雅的人擔任。知制誥是中書省的屬官，又稱外制詞臣，可常接觸政事機要，具有很大的晉升機會，知制誥之優者，可以提拔為翰林學士，日后很有可能進入中樞參政，成為宰執大臣。因此，宋時文人以能擔任兩制官為榮。

王禹偁是一個有著儒家濟世理想的人。在蘇州政事多余暇主要是因為品級和職權所限。他是一個真正做到為民所想，為民所憂的好官。

長洲縣令當時只有從八品下，但以蘇州在唐宋時期全國經濟重鎮的地位，維護蘇州的長治久安與經濟穩定具有重大意義。北宋立國時，蘇州還屬于吳越國，直到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錢氏納土，蘇州才歸于宋的版圖，領縣五：吳縣、長洲、吳江、昆山、常熟。王禹偁是吳越國歸宋之后的第二任長洲知縣。吳越國時期雖然重視通過加強蘇州的行政管理和興修水利設施維持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但吳越統治階段的奢靡也造成了苛捐雜稅的繁多。

王禹偁赴任之后看到的社會狀況是：“其土污潴，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惰，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責者，甚可哀也。”長洲地區看似富庶，實際空虛，流亡現象嚴重，詩書禮教更是混亂停滯。

在任期間，王禹偁重理縣政，他以民生為本，水旱災難時，及時賑恤；農忙時，不多派雜務，讓農民得以休息。為推行教化，他對犯罪者進行懲治，對道德高尚者待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壓，役非時而不行。”如此兩年下來，“小康之有萌矣。”這些都記錄在他書寫于長洲縣衙廳壁的《長洲縣令廳記》中，用以時刻警勉自己。

到任第二年，王禹偁又作《上許殿丞論榷酒書》，細數榷酤制度的弊端。“均定以來，無名之租息，比諸江北，其弊猶多。今若又以榷酒之數，益編戶之賦，何異負重致遠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諒閣下必不爾為！”蘇州本就承受了比江北更多的雜稅，再加上榷酒制度，民生更加艱難。所以王禹偁在這封上書中呼吁居士大夫之位者，應當以興利除害為已任，此時廢除這一不合理的制度，就能讓江東百萬家及其子孫后代受益。

同年，長洲農業歉收，當地人的食物供應都出現困難，但朝廷并沒有減免該地區的賦稅。因未按期繳稅，民部到郡再到縣，層層歸罪下來，最后落到民眾頭上，“鞭笞之人，日不下數百輩，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膚。”王禹偁不忍見此慘況，于是“因出吏部考課歷，納質于巨商，得錢一萬七千緡，市白粲而代輸之，始可免責。”

清道光年間，布政使梁章鉅重修滄浪亭，巡撫陶澍得吳郡名賢畫像五百余人，鉤摹刻石，也就是后來的“五百名賢祠”，每幅畫像上都附四字贊語。給王禹偁是：元之作宰，心切民依，代邑輸粲，惄如己饑。

滄浪亭外景 圖源：蘇州市園林局官網

滄浪亭五百名賢祠 圖源：蘇州市園林局官網

多謝昭文李學士，勸教枕藉樂天詩。

王禹偁知長洲縣的第三年，他和羅處約的才名終于為宋太宗得知，同年秋天，他離任長洲，奉命赴京。“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

中央三年，王禹偁可謂是榮寵加身，倍受重用。但他的剛直不屈，直言納諫的處世之道也讓他很快陷入被貶，起復重用，再次被貶的宦海浮沉中。從淳化二年到咸平二年（991-999），八年三黜，他先后被貶商州、滁州，最后一次是黃州。

北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在商州時，好友李宗諤去信勸他“看書除《莊》、《老》外，樂天詩最宜枕藉。”于是就有了王禹偁所說的“予自貶謫，多看白公詩。”好友的本意許是讓他多效仿白公被貶官后的曠達自適，排解他內心的苦悶。但王禹偁是一個視濟世拯民為己任的人，寒門出身的他在看到底層勞動人民的困苦時總是更容易共情。從此開始，王禹偁不再只是個沉迷唱和之樂的人，他更多去學習白居易的現實諷諭詩，多有揭露現實、反映民間疾苦之作。比如他的《感流亡》，寫他看到淳化元年陜西大旱而流亡到商州的災民：

門臨商補路，有客憩檐前。

老翁與病謳，頭鬢皆播然。

呱呱三兒泣，莞莞一夫鰓。

道糧無斗粟，路費無百錢。

聚頭未有食，顏色頗饑寒。

試問何許人？答云家長安。

讀來頗有白居易《觀刈表》、《賣炭翁》等名篇的感染力。

王禹偁在黃州時，看到監獄里的犯人患時疾，向朝廷建議，在各路設置病囚院，使犯人在牢中得到治療，或者可保外就醫。咸平四年（1001），這個建議被朝廷采納，而王禹偁在同年由黃州改知蘄州，到任后不滿一月即去世。

王禹偁是一個不逃避現實的人，他視白居易為人生楷模，但他沒有把白體詩的創作視為館閣詞臣的上升臺階，居廟堂之高時，處江湖之遠時，他將不同的人生際遇與白居易的人格與作品關聯起來，化為自己躬行直道的力量。所以他的詩作比之長年身處于臺閣的白體詩人來說，格局更開闊，語言更有力量。這也是王禹偁被后世認為最似白樂天，得其清不得其俗的原因所在。

曾經啟用王禹偁又將他貶謫的宋太宗評價: “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有宋一朝的文人士大夫，都為王禹偁的剛直欽佩不已。慶歷六年，知滁州的歐陽修觀滁州人為王禹偁所做畫像后寫了一首《書王元之畫像側》：“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谷貌任塵昏。”黃庭堅《題王黃州墨跡后》云：“世有斫泥手，或不待郢工。往時王黃州，謀國極匪躬。朝聞不及夕，百壬避其鋒。九鼎安磐石，一身轉蓬。”蘇軾過虎丘寺，見到王禹偁的畫像，為之作像贊“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奸慝，然公猶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參考文獻：

1.（元）脫脫撰《宋史·王禹偁傳》

2.（宋）王稱撰《東都事略》

3.（宋）范成大《吳郡志》

4. 徐規《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出自《仰素集》

5. 徐靜《詩讀蘇州》

6.《蘇州通史 五代宋元卷》

7. 墨鑄《王禹偁略論》《東岳論叢》1982年第5期

8. 尚永亮《論宋初詩人對白居易的追摹與接受》《社會科學輯刊》2009年第4輯

9. 苗夢穎《王禹偁的仕途考論》《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7期

10. 劉艷玲,曹旭《用“俸錢”自我調侃的王禹偁》《文史知識》2022年第2期

11. 趙艷喜《論王禹偁對白居易的接受》《齊魯學刊》2007年第6期

12. 單貞貞《王禹偁的仕宦心態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河南大學碩士論文

13. 趙青《王禹偁生存心態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14. 秦蓁《王禹偁與宋初“白體詩”》四川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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