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洲風云變幻，工業化迅猛發展，市民階層崛起，憲政與革命浪潮無不給俄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君主制國家帶來挑戰。位于圣彼得堡中心的冬宮，見證了俄國君主制最后150年間沙皇與都城之間的故事。

俄國史學家蘇珊·P.麥卡弗里的《到冬宮去：俄國君主制的登場與落幕 1754—1917》就講述了這段歷史，作者將涅瓦河畔這一皇室建筑群視為絕妙的舞臺，羅曼諾夫王朝在那里展演君主制思想，由各行各業的觀眾配合參演。這里也是君主與民眾交匯相遇的場所，成千上萬市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跨越城市與宮殿的邊界，他們對這一空間的滲透與微妙篡奪，是君主制轉變與開始瓦解的線索之一。

建造冬宮與圣彼得堡崛起

列斐伏爾曾指出，社會塑造公共空間以支持其經濟運行與社會關系再生產。圣彼得堡的崛起就展現了這樣的過程，它與冬宮的建造密不可分。

18世紀初，彼得大帝將王座從莫斯科遷往圣彼得堡，于涅瓦河畔修建新宅，以彰顯將俄國改造成帝國的雄心。在他搭建的城市的基礎上，伊麗莎白女皇聘請來自意大利的拉斯特雷利為首席建筑師，大興土木建造冬宮。從1754年動工到1762年彼得三世入住，初具規模的冬宮耗時8年。這座皇宮的設計與圣彼得堡的城市規劃一樣呈現巴洛克風格，即雖然帶有設計師們不同的民族傳統和不同時期的特色，但又十分統一——雄心勃勃地展示統治者的軍事、政治和文化力量。

冬宮項目對勞工、建材承包商、工廠生產力以及磚木等原材料資源的需求巨大，對俄羅斯西北地區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那里交通交錯縱橫，擴建數十年的拉多加運河連接著圣彼得堡和俄羅斯北部水系；鋸木廠和采石場相繼開張；木材、黏土、沙石都沿著交通動脈流向都城。為了更好地調動資源，刊登招標廣告和其他朝廷物資需求信息的報紙發行量也大幅攀升。《到冬宮去》中列舉了不少修建冬宮所需的材料數據，例如，至1757年中，冬宮共使用了1600萬塊磚，因為吸收了三年間地方所產的大部分磚塊而招致不滿。而圣彼得堡的磚廠則多到需要各家在磚塊上做上標記。

如何征募、培養和管理有資質的勞動力也是修建冬宮的一大挑戰。一方面，對成千上萬的建筑師、商賈、工匠、衛兵、仆役、廚師、洗衣工等各行各業的勞工來說，冬宮像火焰吸引飛蛾一樣吸引著他們。1750至1784年間，圣彼得堡人口翻了一番，增至192000人。他們想要通過與朝廷的互動獲得就業保障、教育培訓，甚至為子孫后代謀求差事，實現社會流動等。可以說，圣彼得堡人往往有著多少與朝廷相關的工作，或者心向往之，與冬宮有關的生活經歷深植于一代代人的記憶中；另一方面，監督承包商和供應商的官僚機構日漸成形，管理著由合同工、義務人和自由工組成的復雜社會。

建造和運營冬宮讓大量財力物力匯集首都，刺激了制造業和企業的發展，也讓俄羅斯人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圣彼得堡，城市人口迅速膨脹。一座圍繞冬宮這一中心組織起來的都城由此騰飛。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遇：君主制展演的舞臺

與其他躲在偏遠城郊的歐洲宮廷不同，羅曼諾夫王朝將朝廷設在了繁榮的都城中心，預示著冬宮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面向大眾的舞臺。

最初，伊麗莎白打造恢弘的冬宮，不僅因為她喜好奢華生活，更是一項政治策略。18世紀中期歐洲的國際關系動蕩，伊麗莎白與其父親奪取波羅的海地區、擴大俄羅斯西北邊界，對外武力所向披靡，對內則需應對復雜的外交政策引發的各類宮廷糾葛與陰謀。當時，各國使臣和俄羅斯大貴族很有可能聯合起來將君主拉下王座。在這樣的政變時代，伊麗莎白要想保住王位，必須向俄羅斯衛兵和外國使節展示皇權威嚴，宮廷即是一種用于內政外交的工具。錦衣華服、珍饈美酒、雄偉壯觀的宮殿和聲勢浩大的儀式都如同一場戲，彰顯俄羅斯君主無所不包的權力和實力。

冬宮

六十年代繼位的葉卡捷琳娜及其后繼者們，通過對冬宮廣場的設計與翻新，不斷完善這個展演的舞臺。從執政初期舉辦騎兵競技錦標賽，讓外圍的勞動階層窺見女皇宮廷的娛樂活動，到利用冬宮進行軍演和閱兵，慶祝在俄瑞戰爭中獲勝，讓市民一邊欣賞赫赫戰功，一邊大快朵頤地吃著君主提供的美酒佳肴，葉卡捷琳娜逐漸打開皇宮的大門迎接市民。最負盛名的活動大約是新年化裝舞會，貴族、商賈和部分市民可以直接進入冬宮內部一探究竟，舞會的入場券自然一票難求。

而到了19世紀初，俄羅斯君主制的自我展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789年至1884年，歐洲進入革命年代。俄國君主面臨的生存攸關的問題：如何才能在一個憲政與民主思潮迅速傳播的國際氛圍中存活下去？保羅、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相繼對傳統儀式和習俗進行了相對保守的革新，試圖建立適合“現代社會”的俄國君主制模式。尼古拉一世將愛國主義、家庭秩序以及文化提升凝聚一體，在冬宮這一舞臺上，面向城市觀眾展示這些現代的公共價值觀。

沙皇們組織了許多軍事化的愛國集會。例如，經過與拿破侖的戰役，亞歷山大為犧牲的士兵建立紀念碑以紀念國家來之不易的勝利。他開辟了冬宮廣場周圍更多的土地，好讓多達十萬名的士兵在廣場參加閱兵……他的弟弟尼古拉的愛國主義也體現在對衛國戰爭的公開紀念，他發起了1812崇拜，在冬宮內建造了1812軍事畫廊以陳列這場戰役中將領的肖像畫，將每年的12月25日定為紀念日，在這一天邀請所有因戰爭獲得勛章的老兵，并舉行盛大閱兵和教堂圣禮，儀式復雜。

尼古拉統治時期的另一個主題是皇室家庭和諧安寧，他在冬宮的舞臺上向市民、仆人與游客展示秩序井然的家庭品質。他以自己作為男主人的榜樣，不僅是丈夫和七個孩子的父親，也管理著大批官秩嚴明的差役，照料并培養他們甚至他們的后代。在他執政期間，圣彼得堡居民以年輕單身男性居多，容易造成城市的不穩定因素，尼古拉向他們展示家庭和諧、克己節制、責任心和虔誠的價值，也有助于維持城市秩序。

俄國保守的城市君主制在冬宮舞臺上的第三大展示是公開展覽帝國的藝術收藏，并專門為此建造了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他熱愛收藏繪畫、雕塑與文物，贊助考古，也進行過多次大規模的藝術品采購。其長子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后，成為博物館新的贊助人，把收購、維護、保存等運營的重任交給專家，推進了博物館的開放。通過一系列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宣傳引導，越來越多的藝術家與普通民眾進入了皇家艾爾米塔什接受熏陶，讓那里不僅是一個舞臺，更是一所培養市民文化素養的學校，逐漸融入了圣彼得堡的生活。納博科夫就曾回憶起1915年戰火紛飛的那個冬天，16歲的他常常去博物館尋找僻靜之地，與心上人一起觀看文物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麥卡弗里將皇家艾爾米塔什的開放視作俄羅斯君主制的一個轉折點。圣彼得堡文化和教育精英以此為契機慢慢進入朝廷機構，從藝術史學家、考古學家、文物保護員到教育家，專家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直至占據主導地位。

舞臺控制權易主：君主制落幕與市民登臺

那么，在圣彼得堡這樣一個與君主制如此息息相關的地方，能否像歐洲其他地方一樣上演革命和共和統治的劇本？答案是肯定的。冬宮及其廣場，正一步步成為圣彼得堡市民生活的中心。這里上演著季節性的慶典活動和各類儀式，偶爾也會成為民眾抗議的場地。市民在這里的共同經歷，都強化了廣場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這里相遇，并開始了對舞臺控制權的爭奪。正如麥卡弗里在書中指出，其實早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接管冬宮之前，它已滑入了一個“準公共領域”，從君主制的象征轉變為公民生活與城市的象征。

在現代政治思潮的影響下，亞歷山大二世試圖改換劇本，卻將其變得含混不清。一方面他將俄羅斯君主制導向更民眾化的方向，建設一個更高效的政府，并于1861年發布解放農奴的宣言。另一方面他又繼續強化民族主義的姿態，將拿破侖兵敗50周年紀念和古羅斯建國千年慶典等活動都轉移到古老的斯拉夫中心莫斯科舉辦。他混合的劇本難以在冬宮舞臺上演。1866年，當他如同以往一樣在冬宮周邊自在散步時，險遭刺殺；同年，地下組織又將炸藥偷偷安置進冬宮，并引發巨大爆炸。

亞歷山大二世

暗殺發生之后，俄羅斯最后兩位沙皇搬離了冬宮，并逐漸搬離圣彼得堡，有意地將君主政體去中心化，鐵路、電報、攝影等克服距離障礙的新技術也使其成為可能。刺客與炸彈清楚地表明皇帝與城市之間的紐帶已經斷損，亞歷山大三世不愿再忍受大舞臺上的演出，他將君主制核心從皇城中心轉回君主身體，他擁護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君主制，試圖證明宮廷和儀式都可移動，只依賴于君主本人的身體。   

被君主背棄的冬宮與君主制關系越來越疏離，卻隨著文化機構的蓬勃發展迎來了其他“繼承人”。皇家圖書館、皇家考古委員會和皇家艾爾米塔什等機構的管理人員，逐漸擴大了對冬宮的控制，并將冬宮資源用于提升民眾素養。舊“演員”退場，“觀眾”的人口則進一步膨脹并更加多元，19世紀80年代初就增至86萬余人。幾十萬新勞工涌入圣彼得堡及其外圍的工業區；來自帝國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斷供給龐大的市民人口；大學師生的數量也迅速增加，受過良好教育的示威者給社會帶來一系列新的騷亂。

麥卡弗里寫道：“冬宮及廣場作為一個與國家勝利、感恩、焦慮、哀悼和最終反抗等時刻相關的地方，已融入圣彼得堡的集體公民意識之中。”到了20世紀，將君主制拋到腦后的“國家劇本”開始創造。1905年至1917年，革命之火燃遍俄羅斯全國。在被講述了無數次的十月革命傳奇故事中，臨時政府重新賦予冬宮行政管理中心的功能，全力保護宮中文物。而當布爾什維克士兵占領冬宮時，有人高喊：“同志們，不要拿任何東西。這是人民的財產！”指揮官們迅速派人看守宮內文物。最后，冬宮和艾爾米塔什順利地轉到新的教育人民委員會手中，成為國家博物館。

相比英法等歐洲其他國家，俄國君主制的消亡經歷了更長的時間，不少研究表明俄羅斯帝國晚期的政府采取了鎮壓與改革并存的策略，但對其政府展演方式與觀眾體驗的關注則較少。蘇珊·P.麥卡弗里借由冬宮這一舞臺，考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互動，可以窺見俄國君主制的靈活性與耐久性，揭示其國祚綿長與最終覆滅的線索。冬宮從君主制象征到城市象征的轉變也讓我們看到，俄國君主制退出舞臺與城市的發展同步漸進，勢力此消彼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