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3年，英國人發現自己處于一種非常尷尬的政治局面中。尷尬的由來，在于北美洲殖民地在帝國中的政治地位未定。各殖民地是英國的地方嗎？是獨立國家，但奉英國為首？是完全附屬并依附于英國母國的子國？還是英帝國聯邦中的平等一員？杰克·菲利普·格林在《邊緣與中心》一書中討論的就是英國人對這種政治尷尬的認知、思考與爭論。

這里需要給大家介紹一下一個歷史背景（格林在書中沒有提），那就是英帝國的邊緣——北美殖民地——并沒有把自己看成外人。事實上，他們是有很強的英國認同的。一直到1776年獨立宣言發布之前，北美大陸會議的口號都是“恢復我們作為英國人的自由”。從當時人們的言論上來看，是沒有什么“民族主義”跡象的。相反的是，許多日后的革命者口口聲聲在宣告自己的愛國之心與英國認同。比如弗蘭西斯·霍普金斯（Francis Hopkinson），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之一，也是美國國旗的設計者，在1766年說道：“難道我們不屬于同一國家同一民族嗎？身在美洲的我們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英格蘭人，盡管我們被大西洋的波濤重重隔開，但我們的忠誠依舊。”約翰·亞當斯，美國的第二任總統，在給妻子阿比蓋爾寫私信的時候，驕傲地說，新英格蘭不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優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這里的居民都是純粹的英國血統。他也說道：“難道只因為立法方式有別，征稅辦法完全不同，我們與不列顛人民就不再是兄弟，不再是同胞了嗎？”美國革命元勛本杰明·富蘭克林則聲稱：“我感到高興，不僅因為我是一個殖民地居民，還因為我是一個不列顛人。”假如說上面這些人都是政客，可能言不由衷，那么不妨看看1776年6月21日，馬薩諸塞小鎮托普斯菲爾德（Topsfield）的居民在一份要求北美獨立的決議中寫道：“那時（幾年之前）我們還把自己看作是大不列顛國王的快樂子民，那是我們父輩的國土，也是我們的母國。我們曾認為，捍衛大不列顛王室的尊嚴既是我們的職責，也是我們的利益所在。我們總是出于自愿這么做的，既用我們的生命，也付出我們的財富。”

既然北美殖民地并不自外于英國，那么英國與殖民地的爭端從何而起呢？格林指出，這其實是一個憲法問題。在前三章中，格林都在闡述一個事實：大體而言，英格蘭的海外擴張并沒有伴隨相應的行政管理，于是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大英帝國中就發展出了三種不同的憲制。第一種是不列顛的憲制（包括英格蘭、威爾士及蘇格蘭），第二種是愛爾蘭與各美洲殖民地的若干地方憲制，第三種則是帝國憲制——既不明確，也未被承認，只是在實踐中得到模糊的默認。

當時的大英帝國并不是一個單一國家，但也不是聯邦或者邦聯。后世的研究者曾經對當時大英帝國的形態有過爭論。安德魯·邁克勞林（Andrew C. McLaughlin）認為此時的英帝國在實際操作中非常離心化，等同聯邦。但是羅伯特·圖克（Robert W. Tucker）和大衛·漢德瑞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正確地指出，僅僅存在權力分立還不足以構成聯邦。聯邦是中央權威和地方權威根據事先約定，在各自的領域內行使主權，又相互合作的一種政治狀態（我們還可以說，聯邦是一種所有成員都在平等的基礎上，同時參與地方政治和全體政治的安排，在一個地域內同時存在兩套政府體系）。如果權力劃分是由一方單方面決定的話，就不是聯邦：假如中央依存于地方，就是邦聯；假如地方依存于中央，就還是單一政體——盡管中央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讓地方享有極廣泛的自治權，只要授取由人，就只是普通的權力下放（devolution）而已。在美洲殖民地這個例子上，殖民地的權力范圍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不列顛限定的，但不列顛統治的有效性在相當程度上也依賴于殖民地政府的配合。在這種情況下，大英帝國的形式體現的更多的是上下政體之間的區隔與依附，所以既非邦聯又非聯邦。

這種區隔與依附關系的最大問題是，上下級政體之間沒有一個得到共同承認的仲裁者。一旦起爭執，雙方都可以指責對方違憲。這樣，這種狀態自然而然地有了失衡的危險。馬薩諸塞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1760-1769年在位）在1765年寫信給不列顛政府高官，就當時的英美分歧發言道：“誰來裁決這差異如此之廣的分歧？是大不列顛議會嗎？不。北美人說這使（不列顛議會）成了自己事務上的法官。那么是誰？國王嗎？他被憲章所束縛……不能反對他自己授權產生的事物。所以，在當下，并沒有一個高級法庭（superior tribunal）來決定美洲殖民地的權利和特權。”他的結論是：“依我之見，在美洲所發生的所有政治罪惡，都源于大不列顛與美洲殖民地之間關系未定這個事實。”這樣，盡管北美殖民地與英國是同一個事實國家，但卻并沒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認的憲法（即根本組織法），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關系未定，整個帝國運轉起來便尷尬異常。

這種“妾身未明”的尷尬很要命。在一開始，北美各殖民地人煙稀少，各地方雖然自成體系，不太受中央管轄控制，倒也不是問題，那個時候的英國統治者也就聽之任之了。問題在于，北美殖民地日后欣欣向榮，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已經有兩百萬人口，占帝國總人口的兩成以上。這就麻煩了，邊緣看起來并不邊緣。事實上，本杰明·富蘭克林甚至有種想法，認為以美洲人口增長之速，“到下一世紀將超過英國的人口，英國人中的大部分都將生活在海洋的這一邊”。這樣，盎格魯-薩克遜的文明中心就會西移，各殖民地日后將成為大英帝國的當然中心。在這種邊緣日益重要的情況下，還不厘清彼此的關系就很不明智了。

問題在于，怎么厘清，毫無頭緒。

在當時，“無代表不納稅”的想法是所有英國人都認同的，深著想一層，其實“無代表不納稅”就可以延伸為“無代表不立法”——既然北美殖民地人民在英國議會中沒有代表，那么不列顛就管不到北美殖民地來。因此，從道理上講，北美各殖民地同不列顛就是同一個帝國中的平級單位。有一小部分殖民者確實是這么想的，他們認為英國議會的權威是“純粹地方性的，限定在它們被選擇代表的范圍之內”。殖民地與英國之間并無統屬關系，而是同一帝國中各地方的合作關系。他們認為，“在帝國內，權力不是集中在中心，而是分散于帝國內部若干不同的政體之內”。

但是道理歸道理，當時大部分北美殖民者還沒有要讓理論邏輯來決定政治歸屬的心理準備。從傳統上來說，北美各殖民地的創建是由于英王的許可或授意，其成長也得到了英國的保護，長期以來有著共同的社會與經濟利益紐帶，其人民更不乏英國認同。而英國人向來重視傳統。因此，大部分殖民地人民還是承認殖民地對英國的附屬關系。換句話說，他們承認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關系，可以不用“政治代表”或理論邏輯來界定，傳統或者利益同樣也可以成為主權歸屬的判定依據。

不過，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承認附屬關系的時候也留了個尾巴。格林引用了馬里蘭殖民地律師丹尼爾·杜蘭尼（Daniel Dulany）在其著作《對課稅的正當性的思考》中的發言：“國王、上議院和下議院所享有的最高權威”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時候，恰當地被用于保障或維系殖民地的依附地位”，但是，“依附關系的存在，可以不以絕對的附庸和奴役為條件”。早在1721年，一位殖民地重要人士（Jeremiah Dummer）也曾委婉地表示，不列顛議會固然有權力為所欲為，“但這里的問題并不是權力（power），而是適當與否（right）”，“權力越大，行使起來就要更謹慎才對”。這樣，大多數殖民地居民其實是把主權區分為理論與實踐兩層，承認英國在名義上的主權，但是要求當局尊重在實踐中形成的權利邊界。正是因為如此，在印花稅危機期間，“殖民者劃清了征稅和立法之間的界限”，“他們否認英國議會有為了歲入向殖民地征稅的權力，但不否認其對殖民地立法的權力”。這種看似矛盾的舉措是故意為之的，實際上等同于某種主權分享協議。

問題在于，俏眉眼做給瞎子看了。英國議會堅決主張名義主權的無限性。當時英國最著名的法學家布萊克斯頓也說：在每一個國家都有，而且也必須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不可抗拒的、絕對的、不受控制的權威。按照英國憲法，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歸屬于國王、上院和下院。因此,議會的法案對于北美殖民地具有普遍約束力，不分征稅和立法。格林指出，大部分英國本土人民認為，帝國內部不存在權力的分配，而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中央可以體諒邊緣，但“體諒”就只是“體諒”。

這樣，事情就鬧掰了。許多殖民地的居民干脆宣稱自己服從于英王，但并不受英國議會的控制，英帝國應該是一個邦聯政體，“通過對共同君主的政治忠誠和普通法聯系在一起”（富蘭克林語），而“國王一部分領地的臣民”不可能合法地主張對“國王另一部分領地的臣民擁有主權”。格林指出，這一立場背后的假設是，英國議會只能對不列顛立法，它不能單方面改變帝國憲制，英國議會的權力本身是有限的，也要受到帝國憲制的限制，而據殖民地居民的意見，這個帝國憲制是在光榮革命之前就確立了的。

英國議會當然不服，因為英國議會在英國國內的主權地位是通過革命好不容易才得來的，殖民地的這一主張不僅僅是對英國國體的侵犯，也是對議會制政體本身的侵犯。他們認為，“殖民地關于帝國結構的理論是一種危險的倒退”，它對議會民主造成沖擊，從而增加了王室權力。他們宣稱，如果殖民者拒絕服從英國議會，他們就“不再是臣民，而是自稱擁有全部主權的反叛者”。這樣，雙方就談崩了。

格林指出，從殖民地的角度來看，他們只是要求英國政府放棄追求“徒勞的無限主權幻象，這并不是人類的目標”，而應當滿足于“一種節制的、實用的、可理解的權力”。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能夠得到某種聯邦安排。但是當時的英國議會，明顯缺乏這種政治想象力，去理解邊緣地區合理的政治擔憂，去構想一個新的帝國秩序。英國是一個帝國，但帝國的主導者還是在用民族國家的眼光來衡量這個世界。于是，政治對抗乃至革命就必不可免了。

我們中國人遇到國家統一/分裂這種歷史問題的時候，有很大概率會把自己放在國家“中心”的位子上考慮，對“邊緣”的想法未必了解，更少同情（老實說，我們從“中心”看“邊緣”，總有幾分疑慮與猜忌）。也有些人會覺得，中心/邊緣之間的關系有什么好談的，國家的結構難道不是看實力而定的嗎？因此，歷史上的這些認知、思考與爭論就對我們彌足珍貴。我認為，這是閱讀格林這本書對于我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