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來王氣消，難將往事問漁樵。苑方秦地皆蕪沒，山借揚州更寂寥。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豪華只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王安石自金陵赴丹陽，道中作此懷古。957年后，江南岸春風又綠，南京大學文學院選修“隋唐中國與周邊世界”博士生課程的諸位同學在童嶺教授的帶領下，于3月11日順著省道S338沿江驅車而東，自南京前往鎮江訪古尋幽，以期回到歷史現場，加深對“典型中國王朝”——隋唐時代的理解。

孤城鐵甕坐落暉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北固形勝，實為京口之最，因此元修《至順鎮江志》總結前代興廢云“北固之上，郡治據焉”。本次課程考察的第一站即坐落于北固山前峰的鐵甕城——鎮江歷史上最著名的城池。

鎮江文物局張小軍老師為南大師生在鐵甕城現場講解

鐵甕城的營修，據《至順鎮江志》載：“子城吳大帝（孫權）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內外固以磚，號鐵甕城。”其得名，唐孫處玄《潤州圖經》云：“古謂之鐵甕城者，謂堅若金城湯池之類”，故梅堯臣《鐵甕城》詩云：“塹江以為池，增山以為壁。鐵甕喻其堅，金城非所敵。”程大昌《演繁錄》一說其“圓深之形，正如卓甕。”三國之后，鐵甕城作為歷代郡治所在沿用千年，其間留下了衙署、城防、居所、陵墓等大量歷史遺跡。

鐵甕城遺址位置示意圖（劉建國、王書敏、霍強：《江蘇鎮江市鐵甕城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10年第5期）

1991年，在蔣贊初先生的主持下，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與鎮江博物館考古工作者開始對以鐵甕城遺址進行考古，迄今已逾32載，曾先后對南垣、東垣、西垣、城內建筑及西垣外側的石路、城壕等遺跡進行勘探、試掘。2004年2-10月搶救性發掘了南城門遺址，發現六朝城垣包磚墻、門墩包磚墻及門道、人行道等遺跡，其中包磚砌筑規整，向上逐層收分，為考察中國古代城墻建筑方式提供了重要實證。

鐵甕城南門遺址六朝城垣包磚墻

2020年起，鎮江博物館又對西城門遺址進行主動性挖掘，目前已發現四處城墻及夯土遺址，包括一處外側包磚及三處內側包磚，出土各類陶片、瓦當、錢幣、銘文磚等遺物近四百件。

鐵甕城西門遺址考古現場

盛世風華——大唐地宮的驚世寶藏

美國學者查爾斯·本（Benn, Charles D.）曾以China's golden age（本書有姚文靜中譯本《中國的黃金時代：唐朝的日常生活》，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為題形容唐朝的日常生活，從某種程度上說，唐代不僅是中國的黃金時代，也可以稱之為中國黃金的時代。中國古代金銀器的發展，至唐朝方才興盛，據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一書的統計，目前考古發現唐以前歷代的金銀器皿，總共不過幾十件，唐代的數量猛增，已發現幾千件，而陜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蘇鎮江丁卯橋窖藏及陜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無疑是唐代金銀器遺跡的三大寶藏。其中法門寺地宮所藏金銀器，據同時出土的《法門寺物帳碑》記載，多為皇室“恩賜金銀器物寶函”及“新恩賜到金銀寶器”，極為精美。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鎏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陜西歷史博物館編《大唐遺寶：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何家村窖藏則廣泛反映了唐代貴族宮廷生活、外來文明的融合、丹藥煉制與服食以及租庸調制等多方面內容。如陜西歷史博物館所藏鎏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口沿和圈足底邊鏨刻聯珠、口沿與杯體有環柄均為粟特銀器風格，體現出唐代金銀器對粟特等異域文化的取攝。（齊東方《花舞大唐春：解讀何家村遺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鎮江博物館“大唐地宮的驚世寶藏”特展海報

《應從重真寺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物寶函等并新恩賜到金銀寶器衣物帳碑》（簡稱《法門寺物賬碑》）拓片

明年即將問世的童嶺老師主編《鎮江通史·隋唐卷》中對唐代潤州金銀器也有專門介紹研究。特別是鎮江的丁卯橋窖藏，代表了唐代金銀器的南方風格。郭璞《金銀贊》嘗云：“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新唐書·地理志》也記載了唐代金銀礦冶，其中產、貢金銀的州郡中，今江蘇地區僅見揚州。時人奏章文稿及丁卯橋窖藏的出土則表明，潤州的金、銀器生產的數量與質量均超過了揚州，潤州制作的金銀器皿成為了李唐皇室和長安朝廷向江南宣索的重要物品。因此早在唐代，金銀器的南北系統即有緊密聯系，如法門寺出土金銀器中有一鎏金雙鴦團花紋大銀盆，盆壁分為四瓣，內外均鏨石榴團花，盆底外壁鏨刻有“浙西”（唐代潤州屬浙西）二字，表明銀盆由浙江西道官員進奉，而后作為皇室贈品埋入法門寺地宮。

鎏金雙鴦團花紋大銀盆 內外底紋樣

鎏金雙鴦團花紋大銀盆 內外底紋樣（見《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上冊，第139頁）

千年后，隨著何家村、丁卯橋窖藏及法門寺地宮珍寶的先后現世，銀盆與“浙西”又續前緣。鎮江博物館聯手法門寺博物館，推出“盛世風華——大唐地宮的驚世寶藏”特展，也是本次課程考察的第二站。

百代王孫爭供養

長干寺舍利銀槨

本次特展集結了鎮江博物館以及法門寺、陜歷博、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諸多稀世瑰寶共117件（組），鎮江甘露寺地宮出土的唐代佛教文物亦有展出，與法門寺地宮所藏大唐皇室供養的佛家珍寶交相輝映，構成了本次展覽的一個重要單元。

法門寺地宮所藏四枚指骨舍利及瘞埋舍利的多重寶函已廣為人知，甘露寺地宮出土舍利的情況則較為復雜：隋平陳后，建康城邑宮室盡為平蕩墾耕，長干寺“殿宇悉皆焚燼”，瘞埋舍利的兩座地宮被先后打開，一為隋煬帝楊廣取之入京，埋于日嚴塔下；一于中唐為時任潤州刺史的李德裕所發，并將其中十一粒舍利與禪眾寺舍利同埋于京口甘露寺石塔下。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甘露寺僧眾于已毀石塔處整平地基，發現了瘞埋的舍利及李德裕所撰碑志，因于原址又建九級鐵塔，重瘞舍利及碑志。1960年，鎮江文管會發掘塔基，出土了佛骨舍利、長干寺舍利金棺、長干寺舍利銀槨、《李德裕重瘞長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記》《潤州甘露寺重瘞舍利塔祀》石刻等遺物兩千余件。

《潤州甘露寺重瘞舍利塔祀》拓本（鄭金星等撰《江蘇鎮江甘露寺鐵塔塔基發掘記》，《考古》，1961年第6期）

長為兄弟得始終

作為中國古代常見的兩種飲料，飲茶飲酒是唐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敦煌寫本唐人俗賦《茶酒論》寫茶、酒爭論功勛，茶先說其自然尊貴，酒復言其自合稱尊，往復辯難數回又有水調和二者云“從今已后，切須和同，酒店發富，茶坊不窮。長為兄弟，須得始終。”仔細分析茶、酒互相辯難的內容，如茶謂酒曰：“阿你不聞道，浮梁歙州，萬國來求。蜀川流頂，其山驀嶺。舒城太湖，買婢買奴。越郡余杭，金帛為囊。素紫天子，人間亦少。商客來求，舡車塞紹”（項楚《敦煌變文選注》，中華書局，2006年，第571頁）等等，正是當時社會生活飲茶飲酒的真實反映。（徐興無《敦煌寫本〈茶酒論〉與唐人的飲茶飲酒》，《揚州師院學報》，1987年第3期）

鎏金鴻雁流云紋銀茶碾子

本次展陳有法門寺地宮出土一套以“五哥”為標記的系列金銀茶具，據《法門寺物帳碑》記載系“茶槽子、碾子、茶羅、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兩”。其中鎏金鴻雁流云紋銀茶碾子一件碾槽、碾輪均有“五哥”字樣的劃文，底部鏨刻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銀金花茶碾子一枚并蓋，共重廿九兩”等字樣，表明為唐懿宗第五子唐僖宗李儇所有，用以碾碎茶餅。當然，法門寺地宮所藏茶器不止七事，他如帶蓋銀茶盒以盛裝茶餅、鎏金飛天仙鶴紋銀茶羅過篩茶末、鎏金飛鴻紋銀則投放茶末、鎏金卷草紋長柄銀勺擊沸茶湯等等，共同展現出唐代茶道之興盛。

銀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酒令筒

有唐一代，豪飲成風，飲酒時又多行酒令助興，《蔡寬夫詩話》即云：“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樂”，但其內容多不傳世，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已云“今人皆不能曉”。丁卯橋窖藏出土銀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酒令系整套唐人飲酒器具首次出土，為探究唐代酒令藝術提供了重要佐證。整套器具包括酒令筒、酒令籌、酒令旗、酒纛、竹節銀棒等。其中酒令筒分為上下兩部，底座為鎏金銀龜，昂首而屈尾，托舉圓柱形酒令筒，酒令筒有蓋，筒身有龍鳳一對，正方刻一長方形框，內線刻“論語玉燭”四字，“論語”即令辭取材，“玉燭”者，《爾雅·釋天》云：“四氣和謂之玉燭”，取意四時和氣，溫潤明照。酒令籌50枚，籌長20.4厘米、寬1.4厘米、厚0.05厘米，正面刻有文字，如：

一簞食一瓢飲自酌五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自飲十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

……

上半段選自《論語》，下半段為酒令內容，歸納為“飲”、“勸”、“處”、“放”四類，“飲”為自斟，“勸”為敬酒，“處”為罰酒，“放”為不敬不罰，重新下籌，元稹《痁臥聞幕中諸公征樂會飲因有戲呈三十韻》“籌箸隨宜放”即詠及“放”。分數為酒量單位，“十分”即滿斟一杯，“五分”為半杯，“四十分”為四杯，即元稹《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傳盞加分數”一句所詠。

此外又有酒令旗、酒纛，據皇甫松《醉鄉日月》載，酒令旗、酒籌與酒纛均歸“律錄事”執掌，分別用以宣令、裁示犯令之人及指揮飲次，丁卯橋窖藏出土酒令旗與酒纛應無不同，但棒身所刻“力士”二字成為了學者關注的焦點。其實不止這兩件器物，同批出土的金銀器也多刻有“力士”二字，引人遐思。唐代最有名的“力士”莫過于高力士，因此發掘者以為“這批銀器或即潤州地方官吏為高力士制作的禮品。”（劉建國、劉興：《江蘇丹徒丁卯橋出土唐代銀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又說此“力士”即許渾先輩許力士，代代相傳至許渾。（羅時進《丁卯集箋證·前言》，中華書局，2012年）然而也有反駁此二說，以為“力士”乃產自今江西九江者。

銀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酒令筒（《鎮江出土金銀器》，第18頁）

春風拂檻露華濃

中國古代早有重名的傳統，孔子即云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重視譯名，如1996年，國際知名彩妝品牌Revlon進入中國市場，即取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一句譯為“露華濃”，令人聯想起大唐貴妃“云鬢花顏金步搖”的美好妝容。唐代女子喜梳發髻，戴步搖，唐段成式《髻鬟品》云：“高祖宮中有半翻髻、反綰髻、樂游髻。明皇帝宮中雙環望仙髻、回鶻髻。貴妃作愁來髻。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鬧掃妝髻。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驚鵠髻又拋家髻及倭墮髻”，種類繁多。

鎏金雙蜂團花紋鏤孔銀香囊

唐人又喜用香，《楊太真外傳》記載楊貴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法門寺地宮也曾有鎏金雙蜂團花紋鏤孔銀香囊出土，香囊為鏤孔球體，上下半球以合頁鉸鏈相連，球冠上有圓鈕以接長鏈。其精巧之處在于“香囊內之香盂鉚接于雙層持平環上，環又與下半球形鉚接，使香盂面始終保持平衡”，不至傾翻。

還丹成金億萬年

《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詩云“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迭，圣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批評服食以求長生，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風氣。服食寒食散或丹藥，其實都是在互滲律思維（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影響下，認為金石類藥物可使人體永固，經典論述見于葛洪《抱樸子內篇·金丹》“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煉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于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涂腳，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捍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傅矣。”同書《仙藥篇》云：“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于賡哲《中古的丹藥疾病焦慮》，《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五輯，2022年）

因此何家村窖藏出土了如次光明砂、光明碎紅砂、光明紫砂、丹砂、朱砂、白英、琥珀等大量藥物及素面雙耳提梁銀鍋、銀石榴罐等藥具，而用金銀器盛放藥物或即基于金銀之氣能鞏固并提高藥效的理念。

其他如單輪十二環純金錫杖、鎏金千佛印等均極為精美，琳瑯滿目，難于詳述。本次考察活動得到了南京大學“研究生培養創新項目”、鎮江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鎮江市文物局與《鎮江通史》（隋唐卷）編纂團隊的大力協助。

南大文學院課程考察師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