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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俊亞：明清以降淮北社會民性的衰變

馬俊亞

2023-04-19 14:50

明清以后，淮北社會不但物質環境滿目瘡痍，處處荒蕪，民風民性方面也創深痛巨。古代慷慨悲歌、奮發有為、朝氣蓬勃、一諾千金的民眾被茍且偷生、慵懶怠惰、萎靡不振、坑蒙拐騙之輩所取代。這種衰變的罪魁禍首是明清兩代統治者，但他們卻把罪責輕易地推給沒有話語權的淮北民眾頭上，并把他們貼上“潑婦刁民”的標簽。

晚清窮苦百姓

啙窳偷生

古代發達的經濟，孕育了淮北發達的文化和醇厚的民俗。明清時代，伴隨著生態的衰變，淮北地區的人文精神與民風習尚也在發生墮落。崩潰的生態培育出了畸形的人文素質。有人寫道：“予于咸豐庚申九月杪客游淮平，至辛酉秋仲，閱一歲矣。所交皆名利場人。竊怪濠泗間，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何今不逮昔，而名流之不予觀也？”淮北的一部方志中論曰：“所謂瘠土之民莫不向義者乎？無教化以維之，吾恐其趨而愈下也。……新進儒童不隨地方官謁文廟，終身不知有師生之誼。”

乾隆年間，淮安府地方官推行紡織未果，慨嘆：“斯亦淮人啙窳之一端也。”值得注意的是，“啙窳”一詞，在漢代以前，本是專門用來描述江南人的。

由于共同貧窮，讀書家庭稀少。如靈璧，“地濱睢河，十年九荒，絕無溫飽讀書之家”。明清以來，淮北成了文化極為落后的地區。據統計，清代安徽的學者中，籍貫為安慶府的達24人，徽州府40人，而淮北泗州、潁州和鳳陽三地竟均無一人。

教育的缺乏，自然難以產生與江南地區類似的士紳階層。缺乏自為的士紳階層，“使其與民眾的親和力大失，傳統士紳的功能便日愈減弱”。許多依靠士紳來動員的公共事業無法進行下去。更為重要的是，底層民眾的思維和心理無法得到正確的引導。

許多方志認為淮北農民“寧忍饑寒，不勤力作”。靈璧等地向有“種田靠天”之諺，有人視此為“致窮之本”。據20世紀20年代調查，華北、華中地區農民每年直接用于農作的時間很少超過90整天，許多人僅有70—80天。與之相比，江南地區的沙地上則大量種植棉花，農民在農作方面所花費的勞動時間，要高于北方農民3—5倍。而在農隙時，人們經常看到江南農民挑上擔子，走街竄巷地賣小吃，夜里宿在廟中或露天而臥，每日賺取幾個銅板。淮北地區做這種生意的事明顯少于江南地區。

民國前期一位治水工程師也曾對淮海地區農民聽天由命的心態頗有微辭，他說：“民國二十一年前后，兄弟從安徽到江蘇海邊，都跑過了，發現了一般農夫的通病，有句土話說：‘三頓飯飽，眼睛佯佯’，可以代表這種性格。同時有許多人告訴我同樣的結論。”但這位工程師卻給出了以下的斷語：“人類固然可以改變地形，但人類的性質也受地理的影響。……我細細的想，一定是因受了水災的影響。無論造了多好的住宅，有了多大的貯蓄，大水一到，完全取消。所以一到豐年吃喝賭都來，用完大吉；有了災，要求政府和慈善機關救濟；大水去后，永久是灰心喪氣，絕少積極建設和貯蓄的心理，所以變得怠惰和消極。”

物質上的大肆掠奪，使淮北地區的百姓不但貧窮，更被人視為愚笨。有人寫道：“海屬人民，向來都是以強悍著名的，但其實質，窮和愚實較強悍為甚。”在淮北，人們經常掛在嘴上的話是：“窮將就。”關于淮北農民的心態，裴宜理的論述盡管貎似有理，但畢竟是淺嘗輒止。

賽珍珠曾描寫淮北農民王龍“拼命地耕種田地”，盡管他極為勤勞，但由于沒有雨水，缺乏灌溉設施的麥苗，“到最后就黃萎，成為荒廢的禾稼了”。這種情形在皖北極為普遍。壽縣和霍丘是皖北僅有的少數產稻區。據安徽壽縣農會致重慶中央賑濟委員會函稱：自1938年以來，該地“無歲不遭黃患”。1944年亢旱，由于兩三個月間未下過一次透雨，“所有高阜之產稻區分，靡不田土龜裂，淯塘干涸。即夙稱天然水利之芍陂，亦復源流枯竭，滴水無存用，致早稻遲禾，多成枯槁”。地勢較低的近水灣田，“又以黃水續漲，間成一片汪洋”。除了水旱交攻之外，蟲災也十分嚴重，“蝗蝻到處滋生，近復有長逾四寸之青蟲，遍地皆是，豆苗、芋葉，咬食殆盡”。農民以收獲無望，只得棄地不耕。許多地區，“多數田廬鞠為茂草”。生態遭到普遍破壞，政府不愿承擔應盡的責任，不能興修為農業生產服務的灌溉設施，在此背景下，農民個人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這也是他們變得消極的客觀因素。

遇到荒年（其實這里大部分年景都是荒年），百姓流浪四方，“或因貧而乞食，遂因乞而為匪。鼠竊狗偷，所在多有。強梁者乃越境販鹽，公行市集，酗酒打架”。

由于淮北作為“局部”利益被國家所犧牲，在財政狀況許可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常會對這一地區予以賑蠲。這種行為對百姓的短期生活無疑大有裨益，但對淮北的社會生產及百姓心態無絲毫益處。在清代，像靈璧等地的水旱兇荒極為頻仍，在康乾年間，“未有蠲租賑貸，動輒數十萬如近歲之優渥者”。使得百姓反而不愿花費大力氣于防災減災，發展生產，“皆待澤于下流而不知災之可懼”。有人認為：“夫不知災之可懼，此乃災之所以數也。”1935年魯西南10縣水災時，“各縣收容所災民，因在濟南車站食用細面饃首，到縣竟援以為例，藉事要挾”。

洪水對普通民眾心理的打擊極大。洪水到來時，那毀滅一切的渾然氣勢，讓人類頓覺自身的渺小。少數擁有救生器材的人，是不敢對他人施以援手的。他們很擔心被救者會成為分食者或劫食者、甚至是恩將仇報的謀殺者。

據洪澤湖畔一位在20世紀30年代洪災中幸存下來的老人敘述：

大水下來后，洪澤縣（時為淮安縣——引者注）全給泡了起來。……船在大水上漂，沒個落腳的地方，沒有火，沒有柴，沒有糧，人餓得趴在船上起不來。那時這里像大海一樣，沒邊沒際的。水面上漂了數不清的死人，還有活人。一天，我餓得發暈，迷迷糊糊時候，突然覺得船身猛然顛簸起來，睜眼一看，船兩邊扒著好幾個人，苦苦哀求著要上船。我們一家人本來就夠多了，吃沒吃，喝沒喝，上來不也是死嗎，我就聽見父親大聲叱罵他們，母親就掰他們的手，但他們不聽，把船猛烈地晃著，還要硬上船來，差點把船給弄翻。我這時就見父親揚起船槳猛砸那些人的手，但他們死不松，我看船槳把那些人的手都砸得血肉模糊的，流得船上哪都是，但他們還是不放，一邊把船搖得更厲害。最后，父親火了，就朝他們頭上砸，一個個砸得開了瓢，倒掉在水里，一大團一大團血污在水面上漂著。

洪災過后，即使幸存下來，百姓心理的創傷也是至痛至巨……

與洪水的破壞性一樣，當土匪到來時，一般無所依恃的平民，從個體而言，同樣是非常渺小的。事實上，淮北一些地方的方言中，“水”與“匪”是同一個字。根本沒有抵抗能力的平民只能匯入跑反的人流，以避匪禍。有人記述咸豐年間山陽民眾的跑反情形：他們“倉卒不能攜一物，父子夫婦出門不相顧，望野而奔，所過人家多空舍。饑疲極，姑冒居之，日將出，旁匿墟墓間。日入，人馬聲寂，乃敢出為飲食。去家近者，或夜歸視門戶，遇賊劫殺及類，仆以死者甚眾。賊復窮加搜刮，所在縶戮，少免者。時天大寒，雨雪風霾，道中泥深尺許，馳逐奔走，折肢戾足，婦女以糞蔑涂面，自擲泥水中。嬰兒棄田野，饑凍蹂躪，死者相望。壯夫十百持刀杖結隊行，賊單騎大呼，皆失氣投刃、伏不敢起。或牽牛馬、負擔，累累然隨之行，少遲則斫以白刃，驅至營。壯者從劫掠，老弱供炊爨。或數日逃，或去不反，或被戮，無慮數萬人”。

作家戴厚英寫道：“淮河教會我的第一種能耐就是逃。土匪來了，逃。大水來了，逃。日本的汽油劃子來了，逃。……我從來不說‘逃’字這樣低下的字眼，只說‘跑反’。”

“刁風悍俗”

為了對抗官府的苛剝，也為了在有限的生存資源中多占些份額以便生存下來，一些地區的民風變得“刁悍”起來。

靳輔在奏疏中指出：“江南徐、泰、海、山四州縣，地廣民刁。”像徐州地區，百姓“凡遇催征輒多逃避境外，相習成風，恬不知怪”。洪水的洗刷，使百姓身無長物，而政府管理與服務的嚴重缺位，無疑是其變刁的客觀需要和現實誘惑。多年來，這里的地丁倉糧，年年拖欠不完。知州等官員對此無可奈何，“只得聽其頑梗”。他們唯盼在此待上二三年，便考成呈誤，調到別處做官。“故凡為徐州者，雖有長才，無從處置，反視官輕一葉，絕無顧戀振刷之心矣”。

由于缺乏某種程度上維持社會公正的士紳階層，淮北充斥著攫奪不當利益的社會邊緣人物。

清朝，饑荒下的百姓向官員求助

海州濱海地區的漁鹽之利，本“足以補瘠土之窮”。但當地人很難分享這些利源，“乃為山東、河南桀黠之民所奪，連艫累轂，莫敢誰何。其尤強者名曰青皮，肆行橫暴。東南諸鎮數被其害。西鎮與郯城蘭山接壤，則有游手狡悍之徒，十百為群，持械剽掠，曰掖刀手。擾害集市，侵劫行旅，追胥畏縮，居民苦之”。

鄒魯之邦濟寧，“行家鋪戶坑騙外客。濟寧百貨聚集之地，客商貨物必投行家。或時值行情遲滯，豈能悉得現銀交易？不得不將貨物轉發鋪戶。一經發出，墮騙局者十有七八。非行家移取使蝕，即鋪戶相通分啖。即至臨后清結，或將后客抵空，委曲彌縫，百計掩飾。久之水落石出，則一人飄然逃遁，其不逃者盡委之在逃之人。既無對證，難以坐追。客商不能久等，折本銜恨而去。彼探其去后，復又行其誆騙故智”。拐賣人口也屢見不鮮：“每有外方奸徒，串通本處地棍，或方略而誘取，或和同而引賺。將婦女、幼童冒稱兒女、弟妹，轉嫁轉賣，得銀分肥。甚有販去異域，落于水戶者。”

反過來，也只有從不以法紀為是的社會邊緣人物才能在這個社會獲得較多的利益。河務工程中，用于辦料的錢糧數量非常大，自然成了被騙領的對象。河務工地上總有一班河棍，有時自稱木商，來此處領銀買木；有時自稱草戶、柳戶、麻戶，需要領銀買草、柳、麻等。一旦錢財到手，肆意花費，至于河工所需的物料卻不見蹤影。

長期以來，沿洪澤湖堤岸的一些居民，有的僅是與沿堤之人有隙，便偷偷決堤放水來淹沒仇家；有的因自家田中干旱而盜挖以便進行灌溉。周橋、翟壩則一向有“奸民”盜決堤壩以便于商販逃避淮關關稅的傳統。道光二年五月，阜寧縣監生高恒信，貢生張廷梓等，因田畝被水淹沒，糾集30余人，攜帶鐵鞭，包圍巡兵及把總楊榮，強行將黃河陳家浦四壩堤工挖開放水。同年八月十二日（1822年9月7日）曹考廳蘭陽新舊埽段，被堤北居民偷挖放水。原因是夏秋久雨，田中積水較深，為了減輕水患。據掌貴州道御史韓椿奏，道光十二年（1832），奸匪陳端曾竊決河堤，貽害生民。最為嚴重的是，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832年9月15日）四更時分，洪澤湖桃南廳龍窩汛十三堡附近民眾，架乘船只多艘，攜帶鳥槍等器械，到十三堡攔截行人，強行將洪澤湖大堤挖開。兵夫進行阻止，被其捆縛堤旁。領導這次挖堤的趙步堂、陳堂、陳端、陳欽、張開泰、海東樓，均為桃源縣的生監或大戶。桃源縣共分48圖，分隸黃河南北兩岸。南岸河堤內，共有20圖，均系民田，雖距洪澤湖邊較遠，但因連年湖水漲漫，民田多被淹沒。道光十二年湖水長至2丈1尺，各村圖均被沒入水中，其中包括趙步堂等戶人家的大片土地。他們遂聚眾起議，決定強行挖堤，放水淤地。這次人為地破壞造成全黃入湖，湖內被淤，下河各地非常危險。后來堵復決口的費用就高達100多萬兩白銀。

至于治水工作者被匪搶劫，更成了司空見慣之事。

政府曾寄希望于“教化”，試圖把百姓的思想行為納入到符合其道德的軌道中。如乾隆八年（1743），淮北被災，“民俗刁頑”，乾隆帝專門于翰林、科道中，“揀選品行端謹、通曉民事者四員授為宣諭化導使”。鄧時敏、倪國璉被派赴鳳、潁、泗地區；涂逢震、徐以昇被派往淮、徐、揚、海地區。“道府以下，聽其節制”。可以想見，這種空口道白的教化是不會有任何績效的，只能是自欺欺人。

20世紀30年代，那些到淮北的外地人，仍普遍感覺到當地人的刁詐。中央大學的一班師生到淮安調查時，不到1華里的路程，人力車夫卻大肆婪索，且態度惡劣。胡煥庸寫道：“江北人力車夫之詐欺難制，余等在揚州、高郵已熟知之，而以淮陰為尤甚。”可惜，胡當年沒有在徐州再乘人力車，否則，他的遭遇可能更慘。在徐州地區，多年來一直流傳著乾隆皇帝對此地的評價：“窮山惡水，潑婦刁民。”這種欺詐之風想來是有歷史淵源的。

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必須把物質利益看得重于友情、重于性命、重于道德。因此，男人動輒撥刀相向，婦人則時常詬詈。《聊齋志異》描述的沂州劉某，“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壟。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為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這種詈人者在淮北如恒河沙數。如邳縣婦女，“未嫁不出戶，窺嬉寡婦或詬詈攘袂”。宿遷黃勤烺，“鄰某以其子片言之郤，詈其門三日”。淮安府斯年，“有惡少年詈其門者，鄉人共忿”；趙甲，“日得百錢必巿酒肴進母，母飲輒醉詈其婦。婦好言慰母，而詈愈甚”。

有人罵人之刻毒，直至置人于死地而后已。銅山董金蘭，“繼姑嫠也，遇金蘭虐，每食必詈，二載抑郁死”。沛縣沈某妻趙氏，“被鄰人袁五保穢詈，氣忿自縊”。豐縣李氏，“因郝某丑言詈辱，遂自縊”。贛榆徐本姐，“孫某穢詈，羞忿自盡”；朱某妻孫，“李小得穢詈，羞忿自盡”。宿州孫基女，“伯（羅）玳調奸不從，姑逐玳。玳尋釁穢詈，忿而縊”。

我們在淮北調查時，經常遇到有些農家因孩子打架、物品遺失等細瑣之事，或舉家械斗，或坐門謾罵數日。戴厚英描寫的潁上縣，“女人們會罵人”。有位爛眼女人，想把自己的男人從賭桌上拉回去，男人不走，打了她，“她就坐在藍二爺堂屋罵起來了。罵得兇啊”！賽珍珠的《大地》中，王龍的叔叔和嬸子，在敲詐侄兒時，也無中生有地坐門大罵。

“毛人”“水怪”

千百年來，淮北是“毛人水怪”之類謠諑的多發地。這一地區也是中國歷史上開業帝王最密集的誕生地。這里的民眾不但需要賜給他們陽光雨露的代表，更需要他們敬之仰之的偶像。從狐鳴篝火到獨眼石人，反叛者多制造并利用民眾的恐懼心理，打破舊的偶像崇拜，以動員推翻“舊”政權。

水怪傳說在淮北雖早有記載，但至近代影響達到了登峰造極地步，甚至經常造成個別區域性的社會恐慌和民眾心理崩潰。

春秋時代，“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秋，“江淮訛言，有毛人食其心，人情大恐”。元順帝（1333—1370）時，宿遷順德鄉皂河，“水怪殺人，里人聞虹縣朱山有神能除之”。后官府設立朱山大王廟以祀此神。正統年間（1436—1449），宿遷有二只鐵鐘浮于河中，“聲吼如雷，居民以為水怪，殺牲祀之”。康熙二年（1663），沭陽“河四決，西北水獸出沒，有火光起波上，平地水深丈余”。光緒十四年（1888）秋，“淮水泛漲，浮山下水高于上游者尺許。或見有水獸攔阻，下游水不得下注。鹽局許觀察薩阿使祭之，水遂退”。清代亳州的水神廟，“俗呼為水獸廟”。1921年5月，《申報》載洪澤湖發現水怪，“連日淮陰西南境濱湖居民，皆見有形似巨蟒之水怪游行湖面。據接近湖濱農人云：該水怪身長數丈，腰圍徑一尺有余。初自泗陽曹家嘴湖面南來，現已出入順河集湖面云”。1931年，有人在洪澤湖邊詢問關于湖邊鐵牛的作用，“或云鐵牛以驅怪，當日許真君追捕水怪時，曾騎一神牛。怪見真君即駭走，遙見有牛臥于堤上，仍疑真君在其處，即奔竄不敢稍停”。同年發生在淮北的伏汛大水，“事前曾傳洪（澤）湖發現牛首怪物，登載各報”。1935年，地方報紙“又載淮安二堡湖濱有謝姓，運柩過湖，復睹該物，目光似電，吼聲如雷”。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是淮北“毛人水怪”事件的多發時段，幾乎所有地方均有“毛人”“水怪”的傳說，許多孩子、婦女、甚至成年男子晚上不敢出門、不敢獨住。“有些村莊集體睡覺，設崗自衛，一夕數驚，恐怖異常，有時自相驚擾，打斗致傷”。

1947年，淮北堤東一帶盛傳“毛人水怪”，傳說怪物“來無影，去無蹤，時大時小，時有時無。每到夜間便從河中爬上來，它有銅爪子、鐵爪子，挖人眼睛，扒人心”。

不言而喻，“毛人水怪”事件的出現，是源于人們群體性的心理恐懼。這種恐懼與長期的征戰、殺伐、洪水、匪患有極大的關系。自周至唐，朝廷對淮夷的征戰不絕于書；南宋以后，洪水泛濫；明以后，蘇北匪患深重。

一方面，朝廷對淮北的征伐帶有較多的恐怖手段。王充指出：“（周）成王之時，四國簒畔，淮夷、徐戎并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民眾的普遍恐懼，淮北社會精英為了動員民眾，又經常利用神秘力量相號召。如淮夷三十二世君徐偃，神跡卓著，被說成“威德日遠”。傳說徐偃為棄卵所生：“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為異，覆暖之，遂昲成兒。”后鵠蒼臨死生角，并長出九尾，由狗變成黃龍。徐偃“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

劉邦稱帝后，就塑造了大量的神話。包括其母夢與神遇，其父曾見乃母在大澤之陂與龍交；在豐縣大澤中斬當道大蛇（白帝子），等。朱元璋稱帝后，也被“發掘出”許多神跡：“高皇在（皇覺）寺，嘗戲書九字于伽藍背，云：發你去三千里外充軍！伽藍夜來托夢于僧，致心乞赦。僧遂呼高皇話其實，皇言有之，乃洗去。伽藍復來謝去。”

淮北水怪的超現實形象，多少帶有淮地治水中被妖化的淮渦水神巫支祈的影子。但即使是水怪領袖巫支祈，也是天命君主大禹的囚禁物。《西游記》中以“妖猴”形象出現的孫悟空逃不出代表正面力量如來的手心，具有深刻的政治歷史寓意。

中國傳統政治家一向推崇孔子所說的“不語怪、力、亂、神”。一部關于《易經》的著作寫道：“茍達乎道，則牛鬼蛇神、蛟人龍伯非怪也；不明乎道，則指之屈伸，拇之運動，無非怪也。”有人寫道：“牛鬼蛇神，惑民誣世。”長期以來，各級封建政府更以打擊虛擬世界的牛鬼蛇神為己任，以體現其正統性。沈元煉《溧邑侯吳公（鶴山）遺愛碑記》：“正氣足以除鬼魅，如前馬村之賽會，有禁一舉，而焚其牛鬼蛇神、怪怪奇奇之傀儡也。”“毛人水怪”現象說到底是對怪力亂神的崇拜，比歷史上江南的“淫祀”之風要惡劣得多。說明在近代知識比較普及的時代，淮北民眾不但仍然缺乏基本的常識；更嚴重的是，淮北的這種風習的根源是普遍的社會恐懼，是缺乏對合法政權的信賴。

繪畫作品中的“毛人水怪”

“毛人水怪”這類群體性恐懼癔想，根源于淮北地區特殊的歷史、社會土壤，即人們長期生活的不安全感，合法權力的長期嚴重不作為或亂作為。

歷史上，難以數計的社會動員者利用民眾的普遍恐懼，不斷打破舊的偶像崇拜，以達到改朝換代之目的。而在新的王朝建立后，統治者勢必重塑對自己的崇拜。因此，淮北既由行政權力統治著社會，又由政治權力塑造著社會。但劉邦、朱元璋式的偶像重建，并沒有消除民眾的普遍恐懼，僅是重構了對新政權的恐懼，并渲染了迷信色彩。這又為新的動員者提供了進一步反叛的資源和沃土。

賭博、鴉片和酒

在刁風悍俗中，大部分民眾又真切地感受自身的弱小，即使最強悍之人也有時處于無可奈何的絕望中，自然就不認為自己有改變現狀的能力，因此而習慣于茍且偷生。從淮北民眾喜歡賭博、吸食鴉片之類，可以推導出這種消極心態的根源。

擁有大量空余時間的淮北農民，盡管貧窮，卻極嗜賭博。在淮北民諺中，與其他地區對賭博勸誡不同，這里居然流行“家有三場賭，實如做知府”的說法，可見人們對賭博的向往。淮安府，“尤多浮費子弟，博塞嬉游，莫之或禁。曩者浮靡之習，獨未盡革”。海州風俗，“好爭斗，樂飲博”。1934年的阜寧方志稱，“賭風昔日亦盛，葉子戲隨處有之，搖寶、搖攤賭額頗巨。俗又有‘傾家牌九，送命骰子’之諺”。鹽城“監所男犯，其習慣大都承亡清之舊，平時煙賭通融，機詐百出”。清代在蘇北“招徠游閑無籍之輩為屯戶，將所領于官之牛種博賭一空”。雍正十年，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壽州周圍千里，民俗刁頑，命盜頻聞，私鑄賭博，疊經發覺。”

反映賭博的民謠在淮北俯拾即是，如“小板凳，奪奪捱，招個女婿不成才。喜吃煙酒好打牌，又受外面女裙釵”。沛縣的風俗在明代時，“俗尚賭博，無賴子三五成群，不事生業，藉此以供衣食”。清末徐州馬某，“先世為富家，嘗食廩餼，善音樂，狎妓嗜賭”。民國初年，被安武將軍行署判處死刑的壽縣萬得勝，“前因聚賭監禁，……嗣后肆行搶劫”。20世紀30年代，沭陽農民所謂的“娛樂”，僅有吃酒與賭博兩件事，“正當者可說無有”。該縣縣立初中，曾有師生聚賭，“該縣賭風可想而知”。淮北某些地區更流行“單嫖雙賭”之說。司馬中原小說《路客與刀客》中那位嗜賭的更夫鄔矮子在淮北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海州青口，賭局與妓窟、煙館極為常見。較大的賭場，就有十數處。在淮陰西壩，賭博同樣盛行，并被視為“三害”之一。從當時上層人物到搬運工和普通居民大多參賭。有些地痞流氓，還私設賭局，邀請賭客到自己家里賭博，從中索取“頭錢”（抽頭聚賭）。

20世紀80年代，中日學者組織的對山東巨野縣的聯合調查中，村民們回憶，在1949年以前，一般農民均參加“押寶”之類的賭博，薛扶集鄉曹莊首富曹作賓家就是因賭博而衰敗。

清末至民國前期，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是著名的鴉片產地。1889年鎮江的海關報告稱：“本口商人之獲利者，全在土藥（即國產鴉片，進口鴉片稱“洋藥”——引者注）。碭山之土藥最盛，聞得該處遍種鶯粟，收成豐足。本口商人在彼購辦之土藥，計值銀一百五十萬兩，試以每擔值一百九十兩，核計約有八千擔及一萬擔之譜。該土藥全由本口商人出售，然運至鎮江者，不過三分之一。”1891年的鎮江海關報告稱：“土藥本年收成極豐，漿力甚足，大約有一萬擔之譜。……上等之土藥多由豐縣、沛縣、蕭縣、碭山縣所產，每擔價值關平銀二百二十一兩。次等土藥多由睢寧縣、銅山縣、桃源縣、宿遷縣所產，每擔價值關平銀一百八十三兩。以上各縣，除桃源外，均屬徐州府屬地。”作為近水樓臺，淮北人吸食鴉片之普遍也就可以想見了。

清末，一位在鳳陽考察的外國人寫道：“看到獨輪車夫（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聰明的農民和失去現行職業的商人）荷著、推著，并隨著沉重而笨拙的貨物搖搖晃晃，對那些相信適者生存理論、并對那些習慣于歐美運輸方法的人，實在是一次教育。不過，這些人幾乎全是鴉片吸食者。他們白天的路程走完，吃了飯、茶或是湯后，他們就急忙趕到鴉片室，并在那里過夜，他們談笑著、抽著煙并進行賭博。”

但有的對中國一知半解的外國人竟然認為：“當中國人想自我逃避或擺脫煩惱時，他就會自然而然地去抽鴉片而不是去酗酒。”估計此人連中國的通俗小說《水滸傳》也沒有讀過。酒是水滸世界好漢們的通用語言。固然，江南民眾多不酗酒；但在淮北，酗酒與抽鴉片同樣普遍，而酗酒的歷史顯然更早。濟寧州志稱：“浮浪子弟不務本等生業，三五成群，結交生事，側帽披衣，聳肩邪步，口無正言，行無正事。窺探人婦女，引諉人子弟酗酒行兇，無所不至。俗謂‘闖將’是也。”

鹽城地區，“各場灶貪煮海之利，有恒業而無恒產，好逸惡勞，貿易不輕去其鄉，以游蕩酒食相征逐”。司馬中原回憶淮陰的文章，認為那里人的秉性就是“嗜酒如命”，“鄉野上的人，經常留連在酒鋪里，喝得醉里馬虎。婦人把酗酒的男人稱為醉貓子，罵他們灌黃湯、喝貓溺，惹騷！如今雖出門在外，淮陰老鄉勸酒鬧酒的本領仍獨領風騷”。

蘇皖兩省的名酒，大多產自淮北。如洋河酒、高溝酒、雙溝酒、口子窖、古井貢等。民國前期，邳縣有酒池240口，每池每月收稅3000文；宿遷煙酒公賣稅每年約征銀洋400余元；阜陽每年有征稅酒約4000市擔。

究其原因，正是普通百姓無法得到行政權力的有效保護，反而不斷承受其盤剝和掠奪，并時時遭受水患、洪災和土匪等的摧殘，終日生活于恐懼不安之中。由于宗族觀念的淡漠，他們甚至連家族的支持都難以得到，更感覺自己的孤寂。而淮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極為緊張。這樣一來，心理疾病的泛濫也就不難理解了。賭博、酗酒、抽鴉片，既是自我麻醉，也是消除孤寂、緊張、恐懼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