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是亞當·斯密誕辰300周年。這位“經濟學之父”身上充滿著矛盾：他天賦異稟，14歲就讀格拉斯哥大學，17歲入讀牛津大學，25歲成為母校格拉斯哥大學的正教授；但同時又素有癡名：讀書時經常發呆，懶得給朋友們回信，一生未婚也沒有子嗣。他只留下兩部著作——《國富論》被奉為現代經濟學“開山之作”，《道德情操論》卻被視為倫理學的經典。

300年來，亞當·斯密的思想仍影響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軌跡，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歷史的迷霧。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亞當·斯密，澎湃新聞推出“亞當·斯密300年”專題，邀請多位學人從歷史、哲學、經濟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多重面貌。

作為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一生賺了多少錢，他是如何花錢的，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事實上，從他在世的67年來看，斯密堪稱標準的“打工人”，他沒有從商經歷，也不涉足投資和房產交易，其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薪。通過畢生的努力，在晚年時期，斯密“得到了薪資極高且無甚責任的海關專員職位”。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亞當·斯密如何賺錢和花錢，折射出這位經濟學家的處事原則和價值觀。

亞當·斯密

斯密時代的收入水平

亞當·斯密生活的18世紀中期是蘇格蘭的轉折時代。1707年，蘇格蘭和英格蘭完成合并，蘇格蘭融入到英格蘭開創的殖民經貿體系中，經濟迎來了蓬勃向上高速發展的時期。

1723年6月5日，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柯卡爾迪——一個瀕臨北海的小鎮。斯密是一個遺腹子，在出生前5個月，父親亞當·斯密于當年的1月5日去世了。老亞當·斯密的人生經歷堪稱小亞當·斯密完美的比照樣本：兩人不僅名字相同，甚至職業也有相似之處。老斯密最后的職業是海關審計員，而小斯密最后的職業是海關專員。剛開始到海關工作時，老斯密每年的工資是30英鎊，到了1722年增加到40英鎊。在任期間，老斯密一直希望兼任蘇格蘭鹽業委員會秘書一職，該職位的年薪為100英鎊。雖然老斯密的這一希冀無果而終，幸而在自己兒子身上得以兌現：小斯密在出任海關專員后還兼任了鹽務專員，薪酬恰好是100英鎊。

當然，工資只是薪酬的一部分。1717年，老斯密就曾說過，他這個職位值100英鎊——這個職位收入穩定且歲入頗豐。1754年，一個已過而立之年的亞當·斯密的朋友想買一個海關的職位，請其幫忙打聽，得到的回復是：公認這一職位價值200英鎊以上，“除非價錢不低于10年的收益，不然他是不愿意出讓的?！?/p>

亞當·斯密的家鄉柯卡爾迪

放在18世紀蘇格蘭的收入體系看，除去依靠商業資本和土地資本謀利的大商人、大貴族之外，依靠薪酬吃飯的打工人的年收入少則幾英鎊，多則一千多英鎊。位列打工人頂端的是高官。休謨曾經向斯密炫耀自己曾謀得了大使館秘書的崗位，年薪1200英鎊。蘇格蘭高等法院法官同樣也堪稱“打工皇帝”，文學家鮑斯威爾的父親就是蘇格蘭高等法院法官，每年的俸祿在900英鎊左右。其他高等法院民事法官的收入在700英鎊左右。高官之外，等而次之的就是知識精英階層，大學教授堪稱其代表。與斯密同時代的亞當·弗格森曾任愛丁堡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他自稱在愛丁堡大學的年薪為300英鎊左右，不過有可能隨著自己年老體弱而降低到100鎊。即便是這點兒收入，在教會中也算得上是高薪，以1750年為例，在整個蘇格蘭，年入100鎊的牧師不過29人，長老會的最高薪俸不過138英鎊。位于工薪階層底層的是大量體力勞動者，他們收入微薄，黜衣縮食，年入從幾英鎊到幾十英鎊不等。以仆役為例，一位女傭的周薪為1先令6便士，年薪4鎊；一位受過訓練的貼身女傭主要負責照看主人的衣物和發飾，其周薪為2先令，年薪5.2英鎊；仆役中廚師的薪酬最高，其周薪為2先令6便士，年收入也不過5.5英鎊。男仆的收入與女仆相當，但其有機會獲得一些額外的小費，諸如到外跑腿、叫馬車、引導賓客等等。

在消費領域，蘇格蘭有個獨特的單位“畿尼”。那個時代的一英鎊算得上是相當大的單位，可以兌換20先令，1先令可以兌換12便士。從價值看，畿尼約等于英鎊，1畿尼等于21先令。與英鎊不同，畿尼主要用于支付知識產品的費用，例如學費、醫療費用等等，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中期，楊絳在《我們仨》中曾追憶自己在牛津產院的收費是一天1畿尼，她解釋道：“商店買賣用‘鎊’計算，但導師費、醫師費、律師費等都用畿尼?！?/p>

18世紀的蘇格蘭物價如何？不妨從老斯密的葬禮花銷中管窺一二。老斯密在1723年初去世，葬禮花銷共計80鎊16先令6便士。主要分為食品、建造墓地、購買服務三個方面。例如，在食品方面：淡啤酒8瓶，共計12先令；做果仁點心用的奶油和雞蛋，共計4先令；淡色啤酒4瓶，共計14先令；做面包用的新鮮奶油三磅14先令，餅干2磅1鎊4先令；給工匠喝的淡色啤酒4品脫12先令8便士。用于造墓的費用為3鎊，其中立墓碑的費用為1鎊11先令。最大的花銷來自于棺材費及鐵制品的購買，高達28鎊4先令。此外，購買服務的費用還包括三封信的郵資6先令，三次緊急派人去愛丁堡的花銷是2鎊14先令。除此之外，在18世紀，購買一張從蘇格蘭前往北美殖民地的船票約為6英鎊，購買一本書的價格為3先令。

亞當·斯密的收入賬本

亞當·斯密一生經歷過三個階段：求學、任教和海關官員，其收入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在海關專員階段達到了人生收入的巔峰。

斯密求學階段的收入主要是獎學金。1740年，17歲的亞當·斯密申請到了斯內爾獎學金，進入到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習。這筆獎學金歷史悠久，從16世紀開始創設。在斯密就讀期間，巴利奧爾學院共有4人申請了該項獎學金，一年的資助金額為40英鎊。三年級時，斯密又申請到了華納獎學金，金額為8英鎊5先令。

斯密在牛津一直待到1746年8月15日，“其后他的名字就不再見于學校食堂賬簿了”。在牛津，“吃飯比上課重要”的傳統一直延續到20世紀。1935年，錢鍾書在牛津就讀時還曾感慨，獲得優等文科學士學位后,再吃兩年飯（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碩士，再吃四年飯，就成了博士。在離校一年半后，斯密曾給牛津去信稱：“我，亞當·斯密，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斯內爾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謹向學院院長、尊敬的西奧菲斯·利博士聲明，我愿放棄作為獎學金所有者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即以此函為證?！边@也意味著斯密的獎學金就此終結。

斯密就讀的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

斯密任教階段的收入可以分為三部分：工資、聽課費和房租收入。在教授的收入體系中，工資往往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斯密原先的教職是邏輯學教授。1752年4月22日，斯密以全票當選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職位的工資要比原先高一些，原因是道德哲學和自然哲學的教授可以獲得部分申請碩士學位的額外學費。即便如此，按照伊安·羅斯在《亞當·斯密傳》中的說法，似乎兩個教席加在一起的工資收入是50英鎊。據此推算，斯密在這個教職的年工資收入不過30英鎊。

再看聽課費。聽課費是學生付給老師的課時費，這和老師的課時和聽課人數密切相關。在斯密時代，格拉斯哥大學全校也只有300多名學生，分為進修班和普通班。進修班的聽課費為1個畿尼，普通班則為1.5畿尼。在高峰時期，斯密共有90多個學生，一年的聽課費收入不會超過100鎊。即便這樣，他的講課費也成為這一教席的“天花板”。繼任斯密成為道德哲學教授的托馬斯·里德就曾在給友人的信中寫到：他的學生比斯密多，但聽課費方面的收入為70鎊，如果學生全部參加聽講，本學期的收入將達100鎊。值得一提的是，這筆講課費收入并不穩定。例如，在1772年那樣的危機年份，莊稼持續歉收，加上毀滅性的商業投機，使得愛丁堡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亞當·弗格森的聽講費用減少了一半。

斯密最后一筆收入是房租收入。當時的教授除了在課堂上傳道授業外，還招收一部分住家學生，這些學生住在教授家中，成為房客。以斯密為例，在友人吉利伯特·艾利奧特的推薦下，貴族子弟菲茲莫里斯曾于1759至1761年與斯密住在一起，每年繳納100英鎊的費用。據此可以估算，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教期間的最高收入不會超過300英鎊。在一些平淡的年份，其收入總體維持在250鎊左右。盡管對經濟學研究有道，但斯密并非格拉斯哥大學中最賺錢的教授。威廉·理查森擔任文學教授三十多年，盡管其教職工資只有每年30英鎊，但是每位旁聽的房客要向他交納75英鎊，加上最好的年份他有500位學生聽課，其聽課費大約在1500英鎊左右。

斯密任教時期的格拉斯哥大學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生涯超過了11年，直到1763年，他接受了貴族查爾斯·湯申德的建議，出任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師。對方開出的條件是：每年的薪給300英鎊，外加出國旅行的費用以及終身領取每年300英鎊的年金。與格拉斯哥大學缺乏退休保障的教職相比，終身年金是他放棄教職的主要原因，這可以確保他退休后也能享受到體面的生活。約翰·雷在《亞當·斯密傳》中估算，斯密在任家庭教師的三年薪酬，加上24年領取的年金，全部收入合計在8000英鎊以上。

1778至1790年間，亞當·斯密成功謀得了蘇格蘭海關專員這一肥差，這是他最后一份職業。這個職務帶來的總收益為600英鎊，其中，海關專員職務收入為500英鎊，兼任的鹽稅專員為100英鎊。同時，斯密每年仍從巴克勒家里領取300英鎊。在獲得該職位時，斯密曾考慮要放棄年金，但他得知年金是終身的、無條件的，如果放棄年金是以自己的想法為基礎的話，那就沒有考慮到巴克勒公爵的愿望。因此，斯密這一階段的年收入高達900鎊。按照約翰·雷的說法，“在當時蘇格蘭的首都，每年900英鎊可謂王侯貴族的收入?！?/p>

除了工薪之外，斯密還有一些其他收入。一方面是出版的費用。斯密一生對出版作品要求極高，不僅反復修改，對于不滿意的作品寧肯燒掉也不愿其存世。由此，斯密的主要著述僅《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兩部，這兩部作品問世后給作者帶來了一些稿費收益。1776年11月13日，在寫給書商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斯密寫道：“拙著（指《國富論》）初版稿費300英鎊如數收到，但由于此前從卡德爾先生處得到了很多本贈送用書，我不確切知道扣除那部分書款后其中還有多少屬于我。因此，他再寄賬單，那就好極了。”這300鎊僅為《國富論》初版的部分收入，全部的收入應該不低于500鎊。

另一方面是繼承祖業遺產的收入。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間曾有一筆意外之財，由于同父異母的兄弟在繼承遺產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且沒有留下任何遺囑，因此斯密繼承了其父在阿伯丁市政大樓對面的海濱地產。1757年，斯密把這片土地以115英鎊的價格賣給了一位家族成員。此外，在1750年，斯密獲得了他母親1720年留下的一筆嫁妝，再加上從1720年11月開始計算的利息，這筆錢的總數高達328英鎊。

綜上，斯密一生的總收入應在12000至15000英鎊之間。在1746至1770年間，1英鎊的購買力約等于現在的100英鎊。因此，斯密一生的收入約為今天的120至150萬英鎊，算得上相當優厚的收入了。

亞當·斯密的支出及價值觀

要算清斯密一生的花銷并不容易，這位經濟學之父有著嚴重的拖延癥，平日懶得寫信，遑論記賬。因此，其支出只能從日常言行和書信中尋找蛛絲馬跡。

在牛津就讀期間，斯密花銷巨大，生活拮據。首先是伙食費。牛津的伙食不錯，斯密剛入學時曾經對著食堂的大塊牛肉發呆，這些都是在蘇格蘭很少見到的“硬菜”。但這樣的伙食費自然不便宜，斯密一年在伙食上的花銷高達30英鎊，此外還有7鎊5先令的生活費。其次是導師費，牛津是一個松散的學院聯盟，學生吃住在學院，由學院導師指導，個人指導當時已不施行，但斯密每學期還是要支付20先令的學費。最后是旅行費用，在當時往返愛丁堡和牛津的旅費也不便宜，如果要回一次老家柯卡爾迪，僅往返馬車費一項就需花費20英鎊，相當于其獎學金的一半。好在這項花銷并不剛性，就讀期間，斯密很少回家。在去除這三項花銷后，斯密能夠支配的費用不足5英鎊，要應付其他開支就顯得捉襟見肘。他將這一情況告知了表兄威廉·斯密，后者在阿蓋爾和巴克勒公爵家做管家。威廉得知后給表弟匯去了16英鎊。一向懶得寫信的亞當·斯密特意給表哥寫了一封感謝信，其中提到：“我昨天收到了您的來信和所附的16鎊賬單，為此我非常感謝。因為入學時我們必須向學院和大學繳納非同尋常高的費用，我深恐今年在學院的各項開支將比今后任何時候都大得多。”

回到格拉斯哥任教后，斯密有了固定的薪金收入，但生活依舊節儉。他住在學校免費提供的一套公寓內，日?；ㄤN也很節省，除了周末與好友去市郊的酒館冶游、會飲外，他沒有太多娛樂消費，大量的費用都用來買書和文具等。在18世紀，書籍等知識產品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這一方面歸結于書籍的出版印刷成本很高，4開本書籍每卷的成本高達1畿尼，8開本的書籍成本一般為6至7先令，再加上作者的版權收入，導致書本的售價高昂。鮑斯威爾出版的《約翰遜傳》名噪一時，每本售價2畿尼。斯密的《國富論》再版后，其定價從1英鎊16先令提高到2畿尼。即便書價不菲，但斯密在購書上從不吝嗇，他與斯特拉恩等書商交流密切，多次從后者手中購買圖書。有人曾見到過斯密的書房，藏書多達3000余冊。從中不難看出，斯密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用于購書。除了購書外，斯密還樂于嘗試購買各種文具。1780年，他在給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寫道：“我訂了一部瓦特的抄寫機，機器的價格是6畿尼，包裝費5先令。如果他能寄給我一部抄寫紙以及全部的墨水樣品等，這些通常會隨機器一起出售，我將十分高興?！边@筆費用在當時可以雇傭一個全職的男仆。

亞當·斯密代表作《國富論》1776年倫敦版本

除了購買書本和文具外，斯密還有很大一筆花銷用于慈善和資助他人。1762年，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間，曾有兩個俄國學生因戰爭收不到國內的匯款，斯密曾兩次從大學基金中借錢給他們，每人各20英鎊。斯密去世后，人們發現他的遺產和收入并不相稱。羅伯特·貝特森《每月評論》的編輯拉爾夫·格里菲斯在信中寫道：“我恐怕斯密的遺囑會受到很多人的非議，他將除了400英鎊以外的所有遺產，都留給一個小伙子，這是她母親的一個外甥孫，他一直對斯密非常孝敬，接受教育要在法律界發展，并且在好多年都是斯密為他支付學費……斯密生前的生活雖然熱情好客，但很有節制。因而他的朋友們對他的遺產的菲薄表示非常不解。盡管沒有人像貝特森所擔心的那樣非議遺囑的安排，但我們仍可以相信斯密一定給他的繼承人留下了指示，要求他好好照顧他的仆人，并將自己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慷慨地拿出來從事了秘密的慈善事業，因而使得他最后的遺產并不豐厚?！彼姑苋ナ篮?，友人曾評論：“他在慈善中所表現出的慷慨大度大大超過以他的財產人們所期待的程度，其中涉及具體細節，同樣會讓人對斯密情感的細膩以及他心靈的慷慨大度心生敬意。”

當然，作為一個社會人，斯密還有一些花銷也頗具世俗色彩，譬如為了謀取海關專員這一職務，斯密所費不貲。從1777年至1778年間，斯密一直在糾結于是否能如愿獲得海關專員的任命。當不少朋友獲得他即將就任的消息時，斯密其實還沒有得到官方的通知，他預判這是因為沒有支付手續費的原因。因此，他給好朋友書商斯特拉恩寫信，信中提到：“我和這里的海關當局迄今都沒有收到（委任狀），也許是手續費的原因吧，委任狀還沒有填寫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請幫我提取160英鎊左右這樣一筆金額，告訴我所需金額，我再把錢匯到倫敦您處?！彪S后不久，斯密果然收到了委任狀，但由于支付賬目的細節，斯密罕見地對斯特拉恩發了脾氣，但從中可以看出斯密對于支出的嚴謹。

斯密對于花銷的態度很能折射其價值觀。

首先，斯密的日常開銷精細節約。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間曾招收過幾名房客學生，在寫給一名房客父親謝爾比勛爵的信中，斯密寫到：“這里普通寄宿處的住宿膳食費用是每人每季度5到8鎊。洗衣費通常是每打1先令10便士……孩子們的內衣最好從愛爾蘭寄來，同這里相比，那里物美價廉。用上等料子做一套家常衣服，大約要5鎊買到。這些是任何人的孩子要來上大學所必需的全部費用。”對于房客學生的內衣費用，斯密都要千方百計想辦法節省，更不要說自己花銷的精細了。1759年，他在寫給謝爾本勛爵的信中寫道：“本日我榮幸地收到了您11月17日來信，附有兩張匯票。這次匯款在時機上對我有利，這里的匯率總是偏向倫敦，不利于格拉斯哥。倫敦匯票售出時通常高于平價，而這次寄來的兩張匯票，在售價上還獲得了升水千分之五?！边@里所說的升水，也就是匯兌時候的手續費，哪怕是千分之五的手續費，斯密也要仔細盤算一下到底怎樣匯款有利。如果沒有對經濟生活如此仔細的盤算和觀察，斯密也是斷難寫出《國富論》這樣的經濟學開山之作的。

其次，斯密愛財，但從不精于算計。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間，一些同僚對于收入斤斤計較，甚至到了分毫必究的程度。約翰·雷在《亞當·斯密傳》中曾記載了這樣一則軼事：布魯厄姆勛爵當年曾在愛丁堡學化學，他向布萊克交聽課費時，這位偉大的化學家竟用桌上的天平仔細稱錢幣的分量，一邊稱一邊解釋說：“對于新來的學生，我都要稱他們交的錢幣，因為拿分量不足的錢幣來交聽講費的學生很多。要是不這樣對付他們，他們每年都會騙走我很多錢。”其實仔細計算下來，這樣的花銷也不過幾英鎊。盡管斯密也錙銖必較，但對于該給的錢，他一絲一毫也不愿拖欠。在給友人的信中，他曾寫道：“在克雷文街上有個裁縫，是詹姆斯·麥克弗森的熟人，我欠他幾個先令，我確定不會超過20先令，請把我的欠款還清。他是一個很誠實的君子，在應得之外不會多要。我在離開倫敦前曾多次請他結賬，但是他拖下來了。”

最后，斯密雖然愛財，但更重道義。斯密和大衛·休謨算得上莫逆之交，雙方交往長達數十年，休謨去世前希望斯密成為自己遺稿的管理人，但斯密竟然想放棄這項權利。他在給休謨兄長約翰·霍姆的信中寫道：“我要向您及所有遺稿有關的人聲明：我放棄那200英鎊的遺贈。你認為根據舍弟的遺言，應在一定場合把那筆錢支付給我，實在太感謝了。但我認為，在任何場合都不應該支付。所以特此聲明，我永遠放棄這項遺贈?！奔s翰·霍姆在回信中堅持施行休謨200英鎊遺贈的愿望。斯密對此堅持道：“我在我的遺囑中加了一條：宣布我已放棄了令弟留給我的那200英鎊的遺贈。經過深思熟慮后，我認為，這項遺贈在道理上不應屬于我。即使按照最嚴格的法律解釋應該屬于我，我在道義上也不應該接受。”

對于亞當·斯密而言，欠裁縫的20先令欠款必須如數歸還；對于友人的200英鎊遺贈卻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在這位經濟學家的價值觀中，身而為人，金錢固然重要，但道義和德行卻有著比金錢更重要的價值。從中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對于這位經濟學家而言，一生最鐘愛的著述是《道德情操論》，而非《國富論》了。

參考文獻

1.[英]約翰·雷：《亞當·斯密傳》，胡企林、陳應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2.[英]伊安·羅斯：《亞當·斯密傳》，張亞萍譯，羅衛東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3.[美]理查德·B·謝爾：《啟蒙與出版：蘇格蘭作家和18世紀的英國、愛爾蘭、美國的出版商》，啟蒙編譯所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4.[英]歐內斯特·莫斯納、伊恩·辛普森·羅斯編：《亞當·斯密通信集》，林國夫、吳良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