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年譜長編》，王剛編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版，1176頁，456.00元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新政啟動后第三年，清亡前八年，文華殿大學士、領銜軍機大臣榮祿在京病逝，清廷追謚“文忠”。時人評論“綜光緒一朝，榮文忠公實為此中樞紐，文忠沒而國運亦淪夷”（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對于這樣一位權尊勢重、影響國運匪淺，生前已然謠謗纏身，身后又難蓋棺論定的晚清重臣，坊間流傳“形象”言人人殊，學術界也一直缺乏有深度的專門研究。如果說，數年前馬忠文先生撰著《榮祿與晚清政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一書，改變了“長期以來除了簡略的官修傳記和幾篇碑傳文，沒有一部有關榮祿的完整而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傳記或專著”的現狀（金沖及語），那么新近出版的王剛編著《榮祿年譜長編》，應為榮祿資料蒐集、整理與研究領域的又一大學術創獲，或當得起為本書作“序”的尚小明教授所贈“引征詳贍”“考訂扎實”“評判允洽”諸判語。

年譜由紀傳和編年二體史書演變而來，按梁啟超的說法，也是“人的專史”之一種。他在總結清人“傳記及譜牒學”成就時，嘗申論“后人補作或改作昔賢年譜”之難，不僅在于作者之去譜主“近則百數十年，遠乃動逾千歲”的客觀條件，更在于譜主材料“蒐集”與“裁斷”之于作者的考驗——

是故欲為一名人作一佳譜，必對于其人著作之全部，貫穴鉤稽，盡得其精神與其脈絡。不寧惟是，凡與其人有關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語及其人者，悉當留意。不寧惟是，其時之朝政及社會狀況，無一可以忽視。故用一二萬言之譜，往往須翻書至百數十種。其主要之書，往往須翻至數十遍。資料既集，又當視其裁斷之識與駕馭之技術何如，蓋茲事若斯之難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

榮祿一生不以文字見長，且為人深沉，不擅動筆墨，出自本人之手的文獻資料原就有限（包括記敘其家世的少量傳記資料；職務相關的官方文書如奏折【片】、奏案、呈文、咨文；致友朋函札、電文；自撰詩文等），加以曾經遭戰火毀損，存世者寡少。至于其他官、私記載如清國史館編“履歷冊”“列傳”私撰行狀、神道碑、墓志銘、時人筆記、日記、文集、年譜、地方志、報刊報道等，成文時間不一，又散落全國各地甚至海外，搜羅非易。王剛白手起家，盡其可能集中與譜主相關各類型史料（據作者自述，經過不同時期的增補，搜集資料的總篇幅“定格在196萬余字”），進而連類鋪陳，對比裁斷，制成一近一百二十萬字之“年譜長編”，其難度可想。這樣大部頭的“資料集”絕非率爾操觚之作，而是經歷了長期的準備。從2007年攻讀碩士時期起心發愿，開始“榮祿與戊戌政變”的專題研究，至2014年在北大歷史系以博士學位論文《榮祿與晚清政局》答辯畢業，再到今天推出《榮祿年譜長編》上下卷，誠可謂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王剛自嘲“收集榮祿史料長期以鉆牛角尖的方式進行，缺少開闊、審慎的學術規劃”（自序，第2頁），而或正由這一種迂執的學術態度，幫助成就了一件近乎“無中生有的志業”。

馬忠文著《榮祿與晚清政局（典藏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吾國史學著作以“長編”名者，初始自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長編”近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的編年體史學著作之初編，其“義例”一如司馬光之言，“寧失于繁，無失于略”，李燾承認自己的著作尚無資格徑稱《續資治通鑒》，只能稱作《續資治通鑒長編》，若有司馬光一類史學大家“刪削之”，方有可能成一垂諸永久的經典。按民國前編撰年譜，似未見用“長編”作書名者。一般而論，“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系以年月者，謂之年譜”（朱士嘉《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民國后新出現的“年譜長編”更得資料之詳，并以采錄標準較泛、“所收材料尚待刪補”（《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例言》），還包含“初稿”“未定稿”的意味。不過，晚近刊行的許多“年譜長編”，重在最大限度地集成史料，其形式等于年譜或年譜簡編的擴大版或升級版，“長編”之意義也只能體現于規模和篇幅。所以有學者感嘆“近三十年來，忽然一下子涌現了一批數量驚人的年譜長編”，“這些年譜長編撰著者和出版者，似乎也全然不知道‘長編’一詞的本意，因為，事實上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全然都沒有今后‘刪削之’以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陳福康《“年譜長編”的“長編”是什么意思》）。

作為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策劃出版“晚清以來人物年譜長編系列”的最新一部，《榮祿年譜長編》也可說是“預流”之作。王剛從編著者立場出發，清楚意識到“資料的收集既已不易，編寫時的取舍也是挑戰”，故而“學習了一些前輩學者編纂的年譜長編，略知近代以來關于‘年譜長編’的宗旨和體例”，經過反復權衡，不僅大力篩選“長編”資料，“取最能反映譜主思想與活動者”，而且反思學界已有的若干約定俗成的方法，對“長編”體例有所變通——

緣榮祿沒有一個資料集，這對他本人及晚清史之研究來說，殊為不便。所以，編輯原則似應以呈現資料為第一，知人論世則在其次。因此，在資料取舍上，我大概遵循這一原則：未刊資料或冷僻的已刊資料，應收盡收。例行公事者也錄其題名和出處。常見的已刊資料，則提綱挈領，力求其簡。另外，榮祿前、后半生地位不同，相應的資料多寡也不成比例。大略言之，甲午前資料較少，成文后“長編”篇幅不過每年數頁或數十頁；而甲午后竟有上百頁者。為便于讀者循某一線索快速定位，筆者在甲午后每年的正文前加上“提要”。這些變通從初衷來說，都是為了研究之便。（自序，第3頁）

如此，一方面保證了“呈現資料”的優先性，盡可能高效地披露譜主相關重要材料，另一方面也發揮了作者的研究優勢，以“提要”“按語”等形式提清脈絡、辨證材料，突出“長編”的研究性。就前一方面而言，“長編”首次系統整理刊布的譜主相關較大宗資料，包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宮中檔硃批奏折》，以及近年新公開的“步軍統領衙門”“兵部—陸軍部”“醇王府”“神機營”等多個全宗中的大量未刊檔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榮祿存札》《榮祿存各處稟稿》及榮祿朋僚存札（如《李鴻藻存札》《鹿傳霖函稿》等），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榮祿函稿底本》未刊部分，國家圖書館藏《世篤忠貞錄》《先繼妣顏札太夫人行述》，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大日記·參謀本部關系文書》等，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便利。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壹大日記》（1901）

“長編”上卷始自道光十六年（1836），止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合計六十四年，僅戊戌（1898）、己亥（1899）兩年，即幾占篇幅之半（344-570頁），下卷則只收錄光緒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九年（1903）四年的內容，乍看畸輕畸重，似篇幅失衡。當然，這首先取決于譜主存世文獻數量的現狀，更深層原因則在于榮祿仕途歷程的前、后明顯差異，造成前、后半生相對應資料的多寡“不成比例”。榮祿長期受寵于慈禧太后，歷任內務府總管大臣、戶部侍郎、西安將軍、總理衙門大臣、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等諸多要職，尤以戊戌后地位最重，朝廷大小事務幾乎都有其參與或主持，王剛在編排史料和史事時非常注意先后呼應，對榮祿處理各類公務相關的材料幾乎逐日征引，連貫排比，在此意義上，“年譜”中若干時段已接近于“日譜”。我和尚小明教授的感受是相似的，“閱讀本譜宛如閱讀一部經過精心別擇的晚清歷史資料集，特別是關于甲午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侵華以及新政開端史的資料集”（尚小明“序”）。“長編”的價值已經超越譜主個體范疇，更關乎“其時之朝政及社會狀況”，有不同閱讀目的的讀者，可自取一瓢飲。在個人特別感興趣的庚子、辛丑部分，便有不少富有興味的發現，如“東南互保”“督辦軍務處”“行在軍機處”“行在電報局”“督辦政務處”等專題，作者將散在四方的材料捉置一處，線索匯聚，意義頓明，令人獲益不淺。

“長編”中另有一大類以往并沒有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視的史料，即各地各級官員、門生故吏和戚友私下請托榮祿提攜或辦事的函札。據作者整理爬梳，《榮祿存札》收錄其自庚子夏至去世前（1901年6月至1903年4月）不到三年內各地官員的來函，其中涉及請托者竟有三四百件之巨。這類數量龐大的請托應酬函件，仿循格套，信息零散，看似無太大價值，然而內中“清楚記錄了請托者的身份、心理和逢迎饋贈等請托手段，對于考察晚清官場的幕后運作，有著不可多得的價值”（王剛：《從〈榮祿存札〉看晚清官場請托》，《歷史檔案》2013年第2期）。清人章學誠謂“以譜證人，則必閱乎一代風教，而后可以為譜”（《劉忠介公年譜敘》），“長編”作者也是一位有心人，詳備載錄形形色色的“人情”故事，為我們深刻感受和理解譜主所處時代風貌供給了珍貴的素材。

杜春和等編：《義和團資料叢編·榮祿存札》，齊魯書社1986年

年譜之業，非僅于羅列異文，隨人觀玩，便可謂史家之能事畢矣。如梁啟超所言，“資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罣漏，資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牴牾，加以知人論世，非灼有見其時代背景，則不能察其人在歷史上所占地位為何等”（《中國歷史研究法》）。王剛在史料考辨方面頗下功夫，凡厘清史源、訂正時間、鉤稽故實、比較異說，皆以按語或注釋一一說明，體現出不俗的研究素養。書中辯駁、校正舊說之處甚多（前輩學者、當代同仁均有），逕論“此說不確”“此節不確”“都不確”“此說有不確之處”“此說當不確”“此處稍有不確”“此說不確之處甚多”“其說不可靠”“此說亦不可靠”（見第3、29、31、183、236、277、356、411、419、421、477、502、543、552、587、615、618、638、641、646、797、822、1020、1034、1049、1087、1110頁等處），態度剴切爽直，結論斬截利落。此處僅就印象深刻的幾例略作申說。

當清宮檔案尚未大量刊布之前，早期晚清史研究不得不倚重時人載記（尤以形成背景各異的各種“小說筆記”為大宗），在史觀上則不能跳脫出“后辛亥革命”的時代氛圍，論家筆觸多集矢于總結或批判“亡清”的教訓。從新、舊或戰、和立場出發區分歷史人物，以“帝、后之爭”為表征的宮廷矛盾漸成為解釋晚清政治史的一條主線，并統攝“恭、醇之爭”“南、北之爭”等政治派系運作，這一解說模式在石泉著《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1948）已見雛形，后高陽、林文仁等人著作持續加以闡發，影響至今。榮祿一人歷經道、咸、同、光四朝，長期身居中樞，與滿漢、南北、新舊各派政治力量關系微妙，也是溝通各派的關鍵人物。在他身上，附著了許多以訛傳訛、未經驗證的“說法”。“長編”多處對話陳說，以“剝筍”之法，層層剝去當時及后世渲染的顏色，力求還出譜主本來面目。如論者多謂同治帝駕崩之際（1874），榮祿因“擅動樞筆”而結怨沈桂芬，并以此作為“南北之爭”之論據。王剛考證源流，揭出此說本于陳夔龍《夢蕉亭雜記》，“陳夔龍與譜主雖有師生之誼，但訂交是在甲午后，故他對譜主早年經歷并不熟悉，所記多系傳聞，此段記載尤為荒謬”，其駁論三層環環相扣，理由如下：

其一，同治彌留之際，沈桂芬入宮時間早于文祥和譜主，并非遲到。（可參見《翁同龢日記》）。其二，即便文祥因病不能擬旨，在場軍機大臣尚有恭親王、寶鋆、李鴻藻等，弘德殿大臣尚有翁同龢、徐桐等，其資歷均高于譜主。何能均推讓譜主執筆？其三，譜主不由科舉出身，平生不以文字見長，如此至大至重之恩詔、遺詔，何能勝任？（84頁）

又，光緒四年（1878）十月，貴州巡撫出缺，有論者謂榮祿曾獻言于慈禧太后，將軍機大臣沈桂芬外放黔撫，此系“榮祿由內廷路線對沈桂芬及南派所進行的反擊”，“沈、榮對抗進入白熱化階段”，而當時榮祿背后的奧援為北派清流領袖李鴻藻（林文仁：《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91-94頁）。其說所據，系陳夔龍、文廷式等近人筆記。按傅斯年的史料學觀點，“官書失之諱，私記失之誣”，“后之學者，馳騁于官私記載之中，即求斷于諱、誣二者之間”（《史料論略》）。王剛能于官書、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指出陳、文兩家所記“自稱直接或間接得之于譜主之口，但不合實情之處甚多”，又據《宮門抄》，考出“譜主十八日以來一直出差，二十六日歸來請安，但未蒙召見”，二人筆記“所述本就可疑，再據以推斷譜主系二十五或二十六日進言更屬荒唐”（143-144頁）。同年十二月，榮祿遭開缺，被革去“工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等職，為其仕途一大跌蹉，舊說亦將此視為李鴻藻、沈桂芬政爭之一部分。王剛亦力辯榮祿為“北派之代理人”之說不可靠，“總之，陳夔龍所記不可信，今人據以解釋晚清‘南北之爭’尤屬牽強”（146頁）。

《夢蕉亭雜記》書影

戊戌變法失敗后，時人有言“素知后帝不睦，變法非其時也”（費行簡《慈禧傳信錄》）。實際上，此類說法多是在知曉政變結果后追溯前史，帝后矛盾公開化、慈禧太后政治形象負面化，都會影響人們看待戊戌前宮廷關系的眼光。“后帝不睦”究竟始于何時？學界追溯往往過于隨意，無視早期帝后君臣交往模式的微妙性，扭曲甚至夸大矛盾。如光緒二十年（1894）十月，慈禧太后召見樞臣于儀鸞殿，宣布瑾、珍二妃種種劣跡，著降為貴人。清人筆記常以此事證“帝黨”“后黨”之說，并將榮祿歸為“后黨”。王剛以為此說“武斷”，“是時帝后雖有隙，但并非對立關系，彼此皆無樹黨之舉。譜主政見（比如和戰問題）隨事而異，并非專右慈禧而忤光緒”（245頁）。

此前筆者在評論馬忠文著作時，曾指出一點：“關于榮祿其人，無論生前身后、朝野內外，都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不止于有污名化傾向的康梁宣傳話語，也有據說出于辯誣目的而形成的《景善日記》這樣的偽造文本。所謂真偽，不過相對問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陳寅恪語），考察榮祿有過何種形象、經由怎樣的途徑形成現有認知，這雖已是另一話題，但與研究‘榮祿與晚清政局’并不脫節。”（《仕途得自“武”事，謚號卻為“文忠”》）《榮祿年譜長編》所著眼者，主要還是譜主本尊的言論行止，但在史實考訂、史料辨疑的過程中，常常需要對話康、梁，一定程度上也觸及了“榮祿形象的流變與形成”問題。王剛對此抱有清晰認識，并且加以精辟的解說：

百日維新前，譜主與康有為之關系既已不睦。六七月間天津廢立傳聞四起，康有為據此敵視譜主更甚。七月底、八月初，楊崇伊、曾廣漢等赴天津見榮。康更相信譜主有政變陰謀。其拉攏袁世凱圖謀政變，也是為對抗譜主之需要。故康心目中，譜主為反對新法之舊臣、圖謀廢立之元兇、后黨集團之中堅。新法所以不行，引袁所以失敗，政變所以發生，譜主都是西后之外罪魁禍首。是以政變之后，康據此印象丑詆譜主。作為宣傳文字，此類記載合乎情理，但常不合乎事實。而近人筆記或教科書，又常采康、梁文字以記譜主言行、立場，譜主之歷史形象不免臉譜化。（478-479頁）

如李希圣所作《庚子國變記》，初刊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書中對榮祿頗多抨擊之辭，一時流傳頗廣，為晚清著名筆記。該年正月，官學大臣張百熙奏《籌辦大學堂情形并推廣章程五條折》，另片請以吳汝綸為總教習，上諭允準。王剛據吳汝綸家書，揭示“張百熙得譜主拔識，遇事常以譜主意見為是”，所奏章程及人選事前已與榮祿妥商，他本打算重用有“妙才”之名的李希圣，“榮相指為康黨，遂止不敢用”；復由李希圣致汪康年函札，證實其人對變法持激進立場，希望太后“歸政”，“立場確與康有為接近”。榮、李二人既有“恩怨”可尋，則《庚子國變記》所記“恐未必為信史”（1042頁）。

《庚子國變記》書影

在種類龐雜的近代史料中，報刊資料為最具特色之一大部門，尤其清季維新變法后，報刊輿論逐漸成為深度參與中國政治實踐的重要力量，其“史料價值”亦水漲船高。惟今人處理此類材料多持“拿來主義”，易流于粗疏，不甚措意于“說法”和“事實”之間的差距。榮祿晚年秉政之時，正是各類新式報刊興盛之際，作者對于此類材料也多有蒐羅，但在使用時嚴加別擇和審查。如1902年8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報告引《北清日報》報道，有“榮祿得到李蓮英、西太后以及俄國后援，擬廢黜光緒皇帝而以其侄女婿溥倫親王繼位……作為回報，將西藏置于俄國的保護下”云云。王剛以長時段觀察此問題，參考同時期其他材料，進而斷論：“通觀譜主自戊戌以來對廢立問題之態度，此時不可能有文中之陰謀。此說之出，當是不滿譜主的外國媒體炮制。與此相關的西藏密約之說，亦可作如是觀。”（1099頁）

在人物研究或年譜撰著的作者群體中，似乎多見對于“傳主”或“譜主”自覺或不自覺的“移情”現象。“長編”文字很少此類情緒化的投射，落實在史料批判上，能夠一視同仁，而致力于揭示譜主與對手方之間一種“相對待”的關系。尤其難得的是，作者由文本信息的單純提取，進而注意到史料本身性質、源流、形成（包括收藏、傳播、編輯、出版等）諸問題，將史料研究與借助史料所欲解決的具體課題結合起來。如1902年3月，榮祿家世資料《世篤忠貞錄》由其幕僚袁勵準經手，交北京琉璃廠刻字鋪“龍云齋”印行，王剛便敏感意識到“此時交付印刷，當有特別用意”，“蓋譜主回鑾之后，因受列強追責及王鵬運彈劾等因，不利于人口，刊出家族‘忠貞’情形，可挽回一二”（1051-1052頁）。

在《榮祿年譜長編》最終成書、臨近出版之際，作者還在檢討“新出史料的收錄情況不甚理想”，其主要是指第一歷史檔案館最近公開的若干全宗史料，“2022年8月之后的新出檔案，還是來不及收錄”，又張劍先生等主編、鳳凰出版社刊印的《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自2015年以來陸續推出多輯百余種，其中《翁曾翰日記》《張佩綸日記》《唐烜日記》都有關于榮祿的文字，“我也一度努力追趕，但實在應接不暇”（自序，第3頁）。陳寅恪以為“考證之業，譬諸積薪，后來者居上，自無膠守所見，一成不變之理，但必發見確實之證據，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張，不敢固執，亦不敢輕改，惟偏蔽之務去，真理之是從”（《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以此語移視近代人物研究的史學工作，亦然。伴隨著近代史料層出不窮的勢頭、以及近代史研究視角的不斷拓展，學者自無“膠守所見，一成不變”之理，“榮祿研究”仍然是一個開放性的課題。

趙陽陽、馬梅玉整理：《唐烜日記》，鳳凰出版社2017年

最后，還有一個特別想表達的意思。在原本就非常擁擠、而且越來越“卷”的中國近代史學界，王剛不是榮祿研究道路上的獨行者，也同樣面臨“撞車”的風險。早在2011年，當得知馬忠文先生也在以“榮祿與晚清政局”為題做博士論文，出于畏難心理，他甚至一度有“另換選題”的打算。至于榮祿相關史料集的蒐輯匯纂，廣州的陳曉平先生也早著先鞭，粗具規模。但王剛最終還是“強硬著頭皮往下做”，并且幸運地得到了學術同道無私的幫助。他在“自序”中交代：

2016年，馬老師大作面世之際，他聽說我在編輯榮祿年譜，隨同新書寄來了不少資料。其中，他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收集的“榮祿傳包”（內有《榮祿履歷冊》《榮祿列傳》等）最為珍貴，彌補了我收集資料的空白。編輯“長編”期間，當我發現一些新的史料線索常向他求助，承蒙他賜來若干檔案的全文。陳曉平先生收集榮祿史料，大約和我同時，2016年我去廣州開會，提出和他合編榮祿年譜，承蒙他欣然俞允。之后，我們互換史料（陳先生當時收錄的史料，也有80萬字左右，很多是我沒見過的），相約2019年編成。后來由于研究興趣轉向，他未能參與執筆，這是本書的一個巨大遺憾。雖然如此，論實際貢獻，他們其實都是本書的共同作者。

這讓我想起章學誠著名的“言公”之論——“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文史通義·言公上》）我又想起在朝局混沌、世風澆薄的魏晉時代，固然不乏郭象這樣的“薄行”者將向秀《莊子注》竊為己有，但更有何晏見王弼注《老子》而不復注，鄭玄聽到素不相識的服虔講《春秋注》“多與己同”而以自己的注稿如數相贈的故事。當然，在無比推崇學術研究的“主體性”“原創性”，極端強調作者的“著作權意識”，同時變相鼓勵“卷得卷中卷，方為人上人”的當代語境下，挑起這樣的話頭顯得迂闊、甚且不合時宜。然“共同作者”一言，提示《榮祿年譜長編》具著作主名而不擅著作主權，雖是謙抑的話，卻仍讓我覺得感動。現代“學術生態環境”嚴酷如斯，真正學人身上某些本質的東西、“學問至上”的風骨與風度依然在發著光亮，予人以鼓舞的力量。

附：《榮祿年譜長編》的幾處手民之誤

第112頁：“金良”，當作“金梁”。

第26、60、246、289、331頁：“祈景頤”，均當作“祁景頤”。

第409頁：“駐日公使裕祿”，當作“裕庚”。

第535頁：“劉秉章”，當作“劉秉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