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一生著述甚夥，身后結集為《錢賓四先生全集》，洋洋五十四冊，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印行。前些年北京九州出版社推出《錢穆先生全集》，共五十七種、七十冊。大約可以說，《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以下簡稱“《論叢》”）是錢穆幾種特別有名的專著之外，最值得閱讀的。畢竟，通常認為錢穆擅長史學，尤以學術思想史研究功底深厚，貢獻卓著，影響深遠。

九州社《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氏《論叢》，大陸目前有三種版本，一是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八卷本，2004年出版后未再版；二是三聯書店版，2009年初版，2019年再版，也是八卷本，在大陸較為通行；三是九州社的十卷本。

這套《論叢》我很多年前就想通讀，安徽教育版和三聯初版應該都買過，結果卻束之高閣。去年暑假從大學圖書館借來聯經版，將前八卷通覽一過，自是受益匪淺，對于最后兩卷，翻翻目錄，卻有點遲疑，沒有一氣讀完。第九卷還好，先挑自己感興趣的幾篇讀了，而后將剩余篇章也過了一遍。至于第十卷，光看目錄，就興味索然。該卷前五篇談孫中山，接著是十幾篇“總統蔣公”，剩下一半篇幅討論時政，主要是談他對大陸局勢的看法。不過，擱了一陣之后終于還是將第十卷通體讀了一遍，感觸良多。

通覽《論叢》前八卷，或前九卷，我看到的是一位對中國思想學術深有造詣的史學家——觀點對錯、論述是否周密暫且擱在一邊（實亦無力置喙），無論如何得承認著者文史兼通，淹雅博洽，深造自得，多有創獲。而讀罷第十卷，尤其是那些左一句“總統”右一句“蔣公”，使人不禁懷疑這位史學大家對現實的理解能力、對政治的把握能力，進而對他的歷史研究也不免惶惑起來。

一堆“蔣公”

且來看看錢穆這些“總統蔣公”吧。先看目錄：

《蔣“總統”七十壽言》（1956年10月31日《“中央”日報》）

《“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1966年10月31日《“中央”日報》）

《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原載1968年10月31日《“中央”日報》，1975年10月16日故“總統”蔣公奉厝大典，《“中央”日報追思特刊》重載，改題《蔣“總統”之高瞻遠矚》）

《“總統”蔣公大壽祝辭》（1973年10月30日《青年戰士報》）

《蔣“總統”與中國文化》（1975年10月12日《聯合報》）

《屢蒙蔣公召見之回憶》（1975年10月16日《“中央”日報》

《“總統”蔣公奉安誄辭》（1975年4月16日《青年戰士報》）

《蔣“總統”的哲學與思想第一講》（1976年故宮博物院追思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講演辭，載是年4月6日《中國時報》）

《蔣“總統”的哲學與思想第二講》（1976年5月8日慶祝“國軍”軍官深造教育75周年紀念會講辭，載于是年7月7日《中國時報》）

《紀念“總統”蔣公九秩冥誕談復興中華文化兼覘當前國運》（1976年10月31日《中國時報》）

《故“總統”蔣公逝世三周年追思》（本文作于1978年3月）

《蔣故“總統”與中華民國——蔣故“總統”之政治事業》（1980年4月2日《“中央”日報》）

《先“總統”蔣公逝世七周年紀念辭》（1982年4月5日《青年戰士報》）

《先“總統”蔣公九六誕辰獻辭》（1982年10月31日《青年戰士報》）

看這些標題，大致就可以揣測其內容與旨趣。限于篇幅，此處略微尋章摘句，以見一斑。譬如，1956年，為慶祝蔣介石七十壽辰，錢穆寫道：“論蔣先生之所遇，實開中國歷史元首偉人曠古未有之一格；而蔣先生之堅毅剛決，百折不回之精神，誠亦中國曠古偉人所少匹也。”到了1973年，頌壽祝辭則說：“不僅為國家民族作救星，亦將為世界人類辟坦道。其為仁術，乃大莫與倫。”對于這類修辭，套用當下流行的話，一個是“真敢寫”，一個是“真敢受”！

《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這篇略好，至少從中可知蔣介石曾在孫中山百年誕辰之際提出復興文化“倫理”、“民主”、“科學”的三綱領。錢穆對這三綱領解讀道：

或曰：“總統”提倡文化復興之三綱領，倫理所以“盡己性”，民主所以“盡人性”，科學所以“盡物性”。竊謂“盡物性”亦當歸本于“盡己性”。

《蔣“總統”的哲學與思想》兩篇，或值得稍作解說。在錢穆看來，蔣介石自然是有哲學思想的，而且博大精深，所以帶著“十分惶慚”的心情講解“蔣公”思想。蔣介石著有《科學的學庸》一書，上篇為《大學之道》，下篇為《中庸要旨》，也就是說，這是蔣中正講國學。而錢穆號稱“國學大師”，由他來解讀一位“國學領袖”的思想，可謂適得其所。比起純粹的歌功頌德，這種“思想詮解”還算有一定的價值。

實際上，除了上述篇什，錢穆還有不少文字跟蔣介石有關。比如，《周公與中國文化》（《論叢》第一卷）是1956年為慶祝蔣介石七十誕辰而作的，《儒釋耶回各家關于神靈魂魄之見解》（《靈魂與心》）是1956年8月5日應“總統”詢問而寫的，《明初朱子學流衍考》（《論叢》第七卷）是1976年為紀念蔣介石逝世一周年而作的，《治統與道統——從中國文化看國父與故“總統”孫蔣二公及當前之學術界》（《論叢》第九卷）則是1977年4月2日在“中央”研究院紀念蔣介石逝世二周年之際的演講辭。

“屢蒙召見”

鄙見以為，在這一堆“蔣公”中，《屢蒙蔣公召見之回憶》（以下簡稱“《召見》”）也許是最值得一讀的。1974年，錢穆寫了《八十憶雙親》一文；1975年蔣介石去世，應報社約稿，錢穆撰文回憶“總統”召見之事。他在文中表示，“屢蒙總統召見一事，厥為我平生經歷中一大事”。這話并不夸張，與蔣介石的關系，擴大一點說，與蔣氏當局的關系，對錢穆1949年之后的人生走向有著重大的影響。

錢穆

據《召見》所述，1941年春末，錢穆在四川樂山武漢大學作短期講學，蔣委員長在報紙上看到消息，電話召見，但錢穆當時已返回成都，便婉拒了。翌年秋，委員長到成都，召見一百余人，住在成都北門外二十余里的錢穆是其中之一，第二天復與蔣介石談宋明理學，尤其是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諸家。蔣氏熱衷傳統文化，尤其推崇宋明理學，這正中錢穆心坎。與最高領導人初次見面，“卻即談到理學上，而這正是我內心平日最看重、最愛研究的一項學問”。“我雖第一次獲見政府最高首領，又為我平日素所崇仰之人，但談話不到數分鐘，已使我忘卻一切拘束，歡暢盡懷，如對師長，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學究生活中。”初次謁見，竟然讓錢穆產生知己之感。

1942年冬，因病赴成都療養的陳布雷通知錢穆，來年春必蒙召見，應早作準備。果然，1943年春，錢穆奉召赴重慶中央訓練團演講，并在蔣介石指示下，前往謁見吳稚暉。1944年冬，復蒙召見，再赴中訓團高級班演講，并奉命編纂《清儒學案》，遺憾的是四十萬字的手稿在教育部搬遷途中沉于長江。

此后，錢穆南下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50年冬到臺北，曾向“總統”報告新亞情形，懇請援助，得到“總統府之辦公費救濟”，直到數年后新亞獲得耶魯、哈佛援助才停止接受這筆款項。“此后我每年必來臺，每來必蒙總統召見，或賜茶，或賜宴，從容垂詢，必歷時始退。”有一次蔣介石身著中山裝返回官邸，碰見錢穆，當即換穿長袍馬褂，這一細節讓錢穆“懷憶無窮”。

1960年3月，將再次進行“總統”選舉。而在1959年9月，錢穆到臺北講“民族與文化”。有一天蒙受召見，發生了如下對話：

“總統”問我：“此次選舉，汝是否有反對我連任之意，并曾公開發表文字？”我答：“無此事。”“總統”隨[即]起身向書架取書。我言：“總統勿再檢此書，應是我1950年初到香港時所寫向政府進忠告，并非為選舉總統事而發。”我又言：“我曾面勸總統抽身下野，乃在成都初謁總統時所言。”“總統”言：“汝那次所言，我常憶在心。或許汝當時所言，誠對國事有益。今且問汝對此次選舉之意見？”我答：“今已時移境易，情況大不同。此待總統英明，內定于一心，斷非他人所能參預其意見。我當時勸總統下野，因見中山先生手創民國，開歷史上未之前有之大業；而此下形勢所迫，廣州再起，在國人心中，一若仍為一未成功人物。此對國人對我民族國家前途信心有損。總統抗日成功，亦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勛業。若總統在勝利后下野，明白昭示一成功人物之榜樣在國人心中，或可于國家民族前途有另一番甚深之影響。我當時意見只如此。然而情勢所迫，以至今日，總統在此奠定一復興基地，此又是總統對國家一大貢獻。然而多數國人，終不許總統不繼續擔負此光復大陸之重任。擔負此重任之最適當人物，又非總統莫屬。穆私人對此事，實未能有絲毫意見可供總統之采納。”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抄錄這段話，是期望讀者藉此了解一介知識分子在強權領袖下的姿態，稍微抽象一點說，知識與權力的關系，是我們理解知識人的一個重要視角。這個對話赤裸裸地暴露了權力的蠻橫無恥、知識分子的懦弱卑屈。錢穆這一番回答，實在叫人五味雜陳。對比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所謂“國學大師”，他的身子，連同他的學問，讓人感覺漸漸矮下去了。

點滴雜感

問題在于，究竟該如何理解錢穆這些歌功頌德的舉措。錢穆和蔣介石的關系，是很值得研究的題目。比如，蔣介石日記及港臺檔案里是否有相關材料，若能爬梳整理出來，對于進一步理解錢、蔣關系，必然是有益的。

再則，資料編輯對論世知人有何影響。倘若一直只讀《論叢》前八卷，突然讀到后面兩卷，尤其是第十卷，對錢穆的印象會發生怎樣的改觀？這是閱讀史、認知心理學的重要課題，同樣值得深入探討。

本文淺嘗輒止，最多只能算一個引子。不過，它確實引人深思。

上面提到，錢穆屈從于權勢、獻媚于當道，不由得讓人懷疑他治學的成績。更進一步，甚至有人會極端地認為，錢穆所心心念念的儒學在權力面前就是奴顏婢膝的，儒學是權力的幫兇，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與之相對，很多人認為，幾乎被錢穆視為眼中釘的胡適，他所堅持的自由主義，代表了歷史的正向。因此，胡適是高于錢穆的，甚至認為胡適對中國傳統即“八股、小腳、太監”的解讀，比錢穆的“溫情與敬意”更有道理。這些恐怕都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見。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意見的流行，反映了某種希望和寄托，不能視而不見。這里面的關鍵有二：一是如何找到適于比較的基準——否則很容易“失焦”，或者牛頭不對馬嘴；二是如何把握尺度——增之則太長，減之則太短。

當我們說錢穆無視現實、逢迎權勢時，是否意味著一定要貶低他的學術成就。如果有人主張，對一個人的政治判斷的了解，絲毫不應該影響對他學術研究的評判，那大概只能是美好的理想，在現實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我們能因為胡適所堅守的自由主義，就過高評價他的學術成績嗎？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的颶風刮過數十年、乃至一百年后，再去評判胡適的學術，肯定和新文化初起時是相當不一樣的。毋庸置疑，胡適在近代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關鍵在于如何較為準確地衡量和把握。另外，特別重要的是，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本身也應該成為檢討的對象，而不是視為天經地義的、無可置疑的。它本應成為學術研究的起點，然而不幸的是卻成了很多研究者努力的終點。如潘光哲先生所指出的，“為何胡適沒有深入思考美國民主制度的起源與缺陷，反而成為了‘美式民主的拜物教徒’，這一奇怪現象值得進一步探索。”（“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公眾號，《紀要｜【文研論壇170】胡適的生活世界》，2023年2月23日）實際上，胡適身上有著濃厚的“科學崇拜”（即“科學主義”）和“民主崇拜”，如果能夠得到比較透徹的研究（對“科學主義”學界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后人才能真正在胡適的基礎上有所進步。研究一個人，本來是為了整全的理解（不是出于“原諒”“辯護”那種“理解”），結果卻異化成以“研究”為手段、為幌子的“崇拜”，這在我看來是本末倒置，既違背了學術的初衷，也毫無思想的力量。

回到錢穆身上。儒學在權力面前必然是卑躬屈膝的嗎？是不是孔孟思想阻礙了古老的中國走向現代化了呢？這些問題太大，寫幾本書也檢討不完。簡單地說儒家造成了“專制”，恐怕是過于直線思維了；完全否認儒家與“專制”之間的關系，恐怕也與歷史事實不符。中國歷史太長，我們且放在一邊，不妨看看與錢穆同時代的新儒家如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勱等人的意見，顯然他們就不像錢穆那樣試圖接近權勢、依賴權勢。錢穆致力于為傳統政治辯護，否認“專制”，而徐復觀曾撰寫《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對錢穆作了嚴厲的批判。張君勱長達三十萬言的《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更是與錢穆《中國傳統政治》針鋒相對，對后者作了嚴厲的駁正。關于這個問題，任劍濤教授先后撰有《文化衛道與政治抉擇——以徐復觀、錢穆為例的討論》（《文史哲》2007年第2期）、《“良知的迷惘”——徐復觀、張君勱與錢穆的政治儒學之爭》（《清華社會科學》第1卷第2輯，2020年；感謝清華大歷史系張琦兄惠助），值得參閱。相比之下，有些討論錢穆政治觀的論作，就顯得太淺薄了。

當然，這里無意說徐復觀、張君勱就是正確的，錢穆就是錯誤的，這種判斷過于粗暴，失之簡率。錢穆誠然對中國歷史研究了一輩子，有很多洞見，有很大的貢獻，但他并不是神，他的探索也是站在一定角度去觀察的，這是他銳利的地方，也是他產生認知偏差、認知障礙的地方。他是在哪里跌倒的，為什么會跌倒？這是值得認真思考和研究的。錢穆如此，胡適也一樣，他們都不是全知全能的。這本是常識，但很多研究者一旦陷入資料的海洋，不知不覺就迷失了自我。學界有兩種怪現狀：要么不仔細閱讀他所呵斥的對象的著述，只是由于理念不合，甚或源于人云亦云，最終凝固為牢不可破的成見；要么過于沉醉于研究對象的境地，對其奉為圭臬，視若神明，差不多認為只要這尊神一出山，世界就太平了。這是兩種極端的現象，但現實中并不少見。

其實，今人研究前人、古人，無非是希望在具體時空下理解其所作所為，了解其長短利弊，從而汲取智慧，反躬自省，盡可能避免重蹈覆轍。當然，這恐怕也是一個美好的愿望。畢竟研究者也有各種短板，而且時移勢易，到頭來也許仍會感嘆“只緣身在此山中”。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這不是一個積極向上的結尾，但愿它是一個啟人遐思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