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至第十年，已評選出100篇年度論文，與大多數評獎活動不同，該活動無需作者自行申報，主要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者、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開展多輪評審推薦，每年從上海學者發表在全國哲學人文社科期刊上數以千計的論文中，最終評選出10篇年度論文。

談到上海社聯年度論文評選活動，上海社科界學者給予充分肯定，他們認為，這個活動不僅促進社科學者學術共同體的形成，更給上海社科學者提供了思想碰撞和交鋒的平臺，在“反五唯”（ “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背景下，這個活動也是對學術評估機制的大膽創新。 

講好中國故事，構建屬于我們的學術話語體系，是當下的重要任務和目標，學者們也對此多有探討與努力。

上海社聯2022年度論文《“漢語哲學”論綱：本源思想、論域與方法》（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2期）一文，在哲學領域提出了關于漢語哲學的思考。文章作者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孫向晨認為，過去包括哲學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常常會采取“以西釋中”的態度，把自身當作“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其實，這種比較視野是不夠完善的，應以“雙重本體”的原則，采用“雙重語境”，認識漢語語境與西方語境這兩套體系，以迂回他者的方式進行自我省思，以多重維度來理解漢語哲學中的各種概念。

文章還指出一些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如在中文語境中較為清晰的“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漢語世界”與“中國人的世界”，在英語中則有混淆模糊的風險；同時漢語中的一些表述，如“生生”“親親”等，在英語中則沒有對應的詞語，這給漢語哲學的翻譯，以及進一步的世界境遇提出了要求與考驗。

那么，“漢語哲學”有哪些現實意義？它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就一系列有關漢語哲學的問題專訪孫向晨。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關注到漢語哲學這一話題的，對這一課題的研究經歷了哪些階段？

孫向晨：我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工作，主要從事外國哲學研究，這些年，論題逐漸聚焦在“漢語哲學”這個概念上。對我而言，關于“漢語哲學”的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醞釀階段，也就是關于這個概念的初步設想，肇始于本世紀初和北大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臺灣政治大學組織海峽兩岸暨香港四校哲學論壇的時候。在推進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我們共同的哲學語言是漢語而不是英語，我們有責任對于作為哲學載體的漢語以及漢語世界的精神傳統進行深入反思；同時海峽兩岸暨香港哲學的漢語用語也有一些差異，這也需要我們進行有意識的規范。

第二是論壇階段：2016年，我在復旦，韓水法教授在北大幾乎同時舉辦了“漢語哲學”的論壇，并在此后一直共同推進著這項工作，至今已舉辦第六屆。這篇入選年度論文雖發表于2021年年底，其主要的思想2016年在會上就表達了，之后又不斷積累提升。

第三是深入的研究階段：目前我對“漢語哲學”的研究正在三個層面上推進。一個方面是“漢語哲學”概念本身的研究，我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哲學年鑒》都發表了相應文章，來闡釋“漢語哲學”概念及對其邊界的勘探，得到了《新華文摘》等刊物的轉載。第二個層面是對歷史與現實中“漢語哲學”研究的回顧，如對張東蓀、賀麟、李澤厚、張世英、張祥龍、趙汀陽等人哲學思想的研究。第三個層面是對傳統漢語哲學概念與問題的專題研究，我發表了一系列“論家”“論生生”“論親親”“論象”等有關漢語傳統概念的文章，聚焦于“漢語哲學”的具體問題，這三個層面的研究也將是未來一個階段的主要工作。 

澎湃新聞：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漢語哲學”這一概念逐漸重視，您如何看待整體趨勢？

孫向晨：一個概念、一個說法，它有沒有生命力，并不是作者自己說了算的，它需要得到學界同行的回應。漢語哲學一方面是一種概念的創發，由此而開辟出一個新的領域與空間，如果它和“中國哲學”這一概念完全重合，則沒有再論述的必要。另一方面，它的展開在歷史上也是有跡可循的，如張東蓀、賀麟、李澤厚等前輩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有一些學者的研究中已經有了比較典型的“漢語哲學”的研究形態，只是那時還沒有一個恰當的概念去涵蓋它們，他們的工作已經為“漢語哲學”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體現了強大的學術影響力。

和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韓水法教授聯合舉辦論壇以來，至今已經舉辦了六屆論壇，這說明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愿意共同來推進“漢語哲學”的思想，我對于這樣的學術反響感到欣喜。 

澎湃新聞：目前西方哲學學術界對漢語哲學是否有所反饋，在與西方學界交流中是否給您帶來進一步思考？

孫向晨：像這篇入圍的論文，它就被全文翻譯成德語，在《東西方哲學年鑒》發表。另外也有一些文章被翻譯成英語，國外也有學者在他們最新著作中有專門章節來討論我的觀點，可以說我的觀點還是在海外引起了一些反響。

同時我也注意到，這些論題要翻譯成西方語言是非常困難的。比如，在漢語中，我們可以清晰區隔“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區分“漢語世界”與“中國人的世界”，但在英語表達中都會被統一模糊為“Chinese Philosophy”、“Chinese World”，進而引發一系列歧義。另一些關鍵性概念，如“生生”“親親”等也非常難以翻譯成外語。為了和國外學者講清楚這些概念，就需要有許多額外的學術注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進一步體會到漢語系統和印歐語系的根本性差別。語言與思想有著深刻的對應關系，語言不僅僅是載體，其自身的特點對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會構成重要的影響。

另外有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在漢語世界中，經常會提到的“親親”，在西方語言里就沒有完全對應的概念。其實“翻譯”就像是中西兩個文明板塊相碰撞的過程，兩個板塊之間一定會有一些裂縫和空隙，有無法完全銜接的地方，這恰恰說明漢語世界里有一些特別的精神特質，值得向西方傳遞和表達。 

澎湃新聞：您的學術成果已第三次入選上海社聯年度論文，從入選第一篇論文到現在，您的研究方向有沒有什么改變？

孫向晨：非常榮幸能夠三次入選社聯年度論文，這是對我這些年來研究的一種肯定。這三篇文章看上去講的是三個話題，但本質上是一致的。這三篇文章中，《“漢語哲學”論綱：本源思想、論域與方法》闡述的是“漢語哲學”研究的總論題，《雙重本體：形塑現代中國價值形態的基礎》一文可以看作是一種原則性的方法論，而《現代個體權利與儒家傳統中的“個體”》則可以看作是在這個大框架下討論的具體問題，即對于“個體”問題的理解。這三個方向都能獲得肯定，對我來說是一件挺值得驕傲的事情。

對于我的研究工作而言，雖然研究的是西方哲學，如前所述，恰恰在這樣一種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不同文明板塊之間的碰撞，也就更能發現“漢語世界”中的一些獨特性。我會繼續堅守“漢語哲學”的研究領地。同時也會用另外一種眼光，通過“迂回西方”來推進漢語哲學的研究。 

澎湃新聞：具體而言，您前面論文中講的“雙重本體”，與這次文章中的“雙重語境”有著怎樣的關系？

孫向晨：“雙重本體”這個概念想表達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作為中國人，一方面有一套傳統的意義體系；另一方面，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又不是一個傳統中國能涵蓋的，有許多新的元素，也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過去我們曾用“古與今”、“中與西”、“先進與落后”、“普遍與特色”等論述來表示兩者的不同，但“雙重本體”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在這些說法中已經包含了某種優劣主從的差別，事實上，這是兩套不同的意義體系，各有其自足性。“雙重本體”不關注其從哪里來，也不關注其主從性，而是關注這兩個體系在當代中國人身上如何融合，如何保持平衡。這個理念其實也和王國維有關，他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就是自三代以來，一直到近代，中國的價值體系一直是相對較為穩定的，但“泰西通商”以后，便“道乃出于二”，針對這個局面，歷史上多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表述來破解這個難題。事實上，關鍵是要正視“道乃出于二”的局面，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是一方面接受現代世界的觀念，同時也要注意其與傳統價值的匹配。

“雙重本體”是一個原則性問題，這個原則確立以后，就會涉及到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也就是“雙重語境”的意義。比如，我們今天講到“功利”，這里既有源自西方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概念，也有中國古代“義利之辯”的意涵，今天講“功利”就會雜糅這兩種含義，現代漢語常常有兩種語義脈絡。又如，今天所講的實踐（practice）也是源自西方語言的，這和中國古代所說的“知行關系”的“行”有關系，也不完全等同。現代漢語并不完全是從古代漢語中來的，很多詞匯是從西學、從現代學科體系中來的；在現代漢語世界中要理解這些關鍵概念，只從任何一個單一的維度來理解都是不夠的，所以需要“雙重語境”，把兩束光柱聚焦到同一個點上，這樣才能很好地理解漢語世界中的各種哲學概念。 

澎湃新聞：現在不僅在學術上，在各個方面都要講好“中國故事”，那么我們應當如何既掙脫西方概念的束縛，也避免陷入漢語主義的陷阱？

孫向晨：做好“漢語哲學”的研究工作，和“講好中國故事”是一脈相承的。第一點，只有把自己的故事研究透了，想透了，才能講好故事。這里最主要的基本前提是要忠于生活，要實事求是。第二點，得有很強的反思意識，就是對生活和概念，生活和理論之間的張力有高度反思。今天要想透現實中任何一個問題都離不開“雙重視野”，由此我們才能做出最恰當判斷。第三點，擺脫西方概念的束縛，并不意味著就要堅守本位主義，而是要本著開放的精神，既講好自己的故事，也學好世界上一切寶貴的經驗。 

澎湃新聞：您覺得西方的節日、電影等是否是西方價值的一種滲入，我們要如何看待這些內容？

孫向晨：當我們面對一些西方元素、西方節日，很緊張地要抵制的同時，又對老外穿漢服，過春節覺得很開心，很驕傲。這種現象其實很悖謬的。事實上，當我們對自己文化比較自覺、比較自信的時候，往往會持更開放的態度，中國古代如此，世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沒有一個文明是可以封閉起來發展的，文明發展一定是一個不斷吸納、不斷學習，懂得欣賞、懂得借鑒的過程。我們的文明源遠流長，發展至今，也經歷了許多輪的嬗變。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文化自信，對自己文化的根本性也沒有自覺的理解，那么很容易盲目跟風，也容易受到不良影響，失去自我。總之，這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要從容中道。不能既不允許西方的節日進來，又不允許在自己的節日里放鞭炮等，如果總是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很容易讓民眾產生無所適從的感覺。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是需要有文化支撐的，我們要做的就是抱著開放的態度，接納優秀，充盈自身。 

澎湃新聞：目前ChatGPT十分熱門，您認為AI對哲學世界的影響是什么？

孫向晨：我對ChatGPT的技術細節并不很了解，按照我個人看法，我覺得“他”對人在知識層面上的拓展是很有幫助的，對常規性的提問有非常不錯的解答。但我認為，最優秀的哲學都是一種范式性的轉變，那么AI對于這種非線性的創造，會交出怎樣的答卷，我現在暫時還不敢作出判斷。哲學確實需要更深切地關注人工智能的發展。

這種智能技術確實對哲學造成很大沖擊。我們常說哲學是貓頭鷹，它在黃昏時分起飛，哲學是一種反思型的學科。但很多AI技術，它是面向未來的，還來不及反思就會對人類生活造成巨大影響。所以，哲學除了回顧，面對AI技術，還需要有前瞻性。它還沒干什么時，你就得想想究竟能不能讓它發展，人類會不會因此遭遇滅頂之災。現代世界是建立在“進步”神話之上的。但“進”得太快，來不及剎車，到了懸崖邊就不一定能剎得住了。所以，我們還必須重溫傳統關于“止”的智慧，要“止于至善”。我們學院成立了“科學哲學和邏輯學系”，也成立了“科技倫理和人類未來研究院”，就是為了應對人類這一巨大挑戰。 

澎湃新聞：對于普羅大眾來說，“雙重語境”等哲學概念對他們更全面、冷靜地觀察目前國內外的形勢與熱點事件有什么幫助？

孫向晨：我覺得，我們中國人要認識自己，就不能簡單地熱衷于自己評價自己，自己表揚自己。在我的方法論中，特別強調“迂回”，通過“迂回他者”來認識自己。對自我的評價，不能以他人為標準，但也不能不面對他人；不認識他者就不能進行正確的自我判斷。在當代多元文明的世界中，中華文明非常了不起，但我們也需要認識其他文明的優點，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這樣的你才能夠“理解別人的不理解”，而這也正是你的優勢。

講到“雙重語境”的問題，它也有大小“雙重語境”之分。小的雙重語境是指在漢語世界內部，不只是單純的傳統或現代，而是有著“雙重視野”，努力促進其雙方的邏輯自洽。對大的雙重語境而言，它包含當代中國語境以及國際語境，這也是“雙重語境”。判斷自己不能只從自己視角來看，或者只聽和你邏輯相近者的一面之詞，而是要進行“迂回”，聽聽和你邏輯不一樣人的肯定或否定，這對于認識自己是很有幫助的。

“雙重語境”雖是學術性概念，對理解生活也是有幫助的。當然，這種轉變需要一些中間環節的幫助，采訪報道我認為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澎湃新聞：您對上海社聯年度論文評選活動有什么改進建議？這樣的活動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軟實力？

孫向晨：首先對上海社聯連續十年成功舉辦年度論文評選表示熱烈祝賀。我常說，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最基本的時間單位是十年，十年之后才會有一些積累，有一些特點。社聯舉辦的這個學術活動很了不起，他默默地付出與實踐，同時也越來越為人們所認知與重視。社聯的工作方法，我也特別推崇。現在很多評獎都需要自己去申請，我認為是不太恰當的，社聯的這個榮譽我非常認可，因為這是一種相對客觀的評選方法，我三次獲獎都是被通知之后才知道的。

如果說要提什么建議的話，我認為十年之后，這個活動可以有2.0的版本，可以圍繞這個評審開展更多豐富的學術活動，可以就獲獎者的論題展開系列的學術演講或者學術研討，通過學術上的配套活動在更大范圍引起重視。

正如剛才所說，如果社聯這個評審活動的學術互動能夠更加豐滿，它將成為上海這個中國文化中心展示自身人文社科實力的一個重要窗口，它不僅向全中國，更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上海學術的形象。通過這樣一個平臺，讓大家對于上海人文社科的思考與脈動，有一個集中了解。這個活動，通過多年的積累與提升，完全可以體現上海城市的文化軟實力。這些文章帶來的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影響力，更是這個城市思想上的感召力與輻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