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研究所策劃《女性友好城市十問》，關注城市中女性權益的十個面向。

本篇我們關注經濟學視角下的女性權益問題。女性與經濟的關系如何？女性在私領域所創造的勞動價值如何衡量？如何破解性別資源分配不均？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一帶一路學院研究員萬喆表示，社會性別預算可作為補足女性權益的政策工具之一，它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性別資源分配的失衡，也能讓我們在整體財政收支的平衡上看到，實現性別平等是有利于社會未來的經濟發展。

制圖 澎湃新聞王璐瑤

女性與經濟的關系

澎湃新聞：從宏觀層面，女性經濟地位有著什么變化？

萬喆：過去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特點，因為在農耕時代需要壯勞力，對體能要求很高，所以男性成為了主要的勞動力，而女性需要生育和養育孩子，所以她們對社會的經濟產業的貢獻就相對比較有限了，這也使女性沒有什么發言權。

而到了工業文明，像珍妮紡紗機的出現，讓很多女性從家庭走出來進入工廠，也有了對家庭經濟上的貢獻。因為技術革命產生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第一個是對體力的要求相對減輕，不像農耕文化那么明顯；第二個是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農業作為第一大生產業被削弱了，在這個過程中，家庭結構產生了變化，如果家庭中只有一個人工作，可能就不能負擔整個家庭的開支，所以越來越多女性參加工作。婦女為工業革命的發展和國家經濟的勝利作出偉大貢獻，而工業革命則為婦女參加社會勞動獲取經濟獨立提供了客觀可能。

到了20世紀后半葉，互聯網逐漸成型并投入民用領域，人類真正開始邁入信息共享社會。這個時期，女性渴求獨立工作、社會認同、平等地位的呼聲更高，使從前被男性壟斷的職業向婦女開放，使許多社會部門把解決婦女平等問題納入自己的工作目標。

到了現在互聯網智能化時代，經濟對體能的需求又進一步降低。像人工智能的發展，ChatGPT的出現，讓機器能夠進行自我學習，那些重復性的、單純體能的勞動又會進一步被機器取代，也讓過去體能造成的性別不平等，比如說工作機會上的不平等，或其他的溝壑，越來越多地被抹平了。

盡管必須說，有關女性獨立的促進和推動因素相當復雜，但從三次工業革命的角度看，因社會經濟變化，帶來家庭關系的變化，帶來女性的經濟收入提高，帶來女性對社會地位和人格獨立的要求。經濟獨立使社會地位獨立獲得了一定基礎，所以，女性追求獨立的過程，與經濟息息相關。

澎湃新聞：經濟學中有一個詞叫“性別紅利”，指的是女性作為勞動力時，對經濟的推動所創造的紅利，所以女性和經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嗎？

萬喆：“性別紅利”這種說法很容易讓人誤會，這里要指出的是，性別紅利不是指女性因為性別而獲得與男性不一樣的紅利，而是指的女性的經濟貢獻。過去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因為社會和家庭的原因，她的參與度比較低，現在勞動參與率的整體提高，女性對社會經濟產業的貢獻度也整體提高。

更多的女性從事正式的、有償的工作，將增加有效勞動供給，促進經濟更快增長。充分釋放女性這一潛在勞動力，短期內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老齡化等勞動人口不足的壓力，相當于對人口紅利的補足。過去女性對社會經濟沒有幫助嗎？生孩子就是對社會經濟的幫助，不然人口紅利哪來的？家務勞動也是對社會經濟的貢獻。但在社會整體經濟的核算中是不會把它們囊括在內的，說明在過去的經濟結構下，女性是被邊緣化和被無視的。

另外，女性作為母親的角色，她對孩子的影響是巨大的。很多實證都表明，在代際傳承中，母親起到非常顯著的影響力。以前我們做貧困課題也發現，在脫貧過程中，母親對下一代甚至幾代，在教育理念、對社會的認知、工作的態度和人生的選擇上，都有巨大的影響力。這也是我認為的一個潛在的、而且是中長期的性別紅利，如果母親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下一代甚至幾代的受教育的程度，或者接受教育的意愿，都有積極的影響。

所以，性別紅利在對經濟的貢獻上是比較容易看到的，但對代際的影響，是社會更需要重視的。

澎湃新聞：2008年金融危機、疫情三年，都有研究顯示女性的生存處境變得更差了，這是為什么？

萬喆：因為女性在整體傳統社會中還是弱勢群體，她們的正當權益，從全球來看，比如說受教育、同工同酬、不受滋擾等等正當權益的保護仍然有待加強。過去我們做貧困課題非常明顯，在全球范圍里，越是在貧困地區或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就越被邊緣化，她的權益就越被弱化。

以日本為例，這次疫情的暴發以后，女性境遇的惡化更為明顯。根據日本的一些研究報告，疫情發生后，在公司裁員、減薪或者找工作等情況上，日本女性遭遇到的環境惡化邊際要比男性更深。因為對就業女性來說，公司員工的性別比可能是比較均等的，但在高管的性別比上，失衡是相當嚴重的。從社會地位和階層來說，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雖然高，但在管理層的占比仍較低，所以她們的收入和整體地位也是較低，那么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然更容易受到打擊。一方面職位更容易被消減，另一方面收入不是特別高，更容易捉襟見肘。那對需要再就業的女性來說，本來就裁員的環境，如果有新招的話，企業也可能會更優先招男性。原因還是老問題，企業會覺得女性需要生育和育兒。

在經濟繁榮、平穩的時候，社會對女性的歧視或者說女性正當權益還未正?；F象，不是很明顯。因為大家都跟著大環境水漲船高，但是在經濟衰退，或者遇到天災的情況下，感受就會更明顯。

澎湃新聞：改善女性貧困的方法，除了大環境上的性別理念要趨于平等化，我們也看到對邊緣地區女性，像國際或者國內都點對點的幫扶項目。除此之外，您認為是否有比較理想的方法？

萬喆：第一，女性權益的保護不是對女性權益的拔高，不是說作為女性有特別的權利，而是過去女性的正常權益沒得到保護，現在只是把她弱勢的這一部分補成正常了。

第二，在父權社會，不管是古代中國，還是古代歐洲，當時的家庭觀念中女性是沒有繼承權的，所以性別權利不平等有著非常長久的歷史，它不會那么快就消失。當前，進行點對點地幫扶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提供或保障貧困地區的女童受教育權。我們也需要中長期的觀念和法制的支持。

第三，社會在進步，要求女性權益的正?；瑢崿F男女平等，這并不只是一個概念性的提出，而是有很深刻的社會經濟變化的結構性背景。在一個現代社會，再讓女性都回家不工作，不僅社會認知上不能答應，家庭經濟承受也是需要女性出來工作的。所以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結構的變化，是推動女性權益正?；钣辛Φ耐剖郑且粋€阻擋不了的中長期大趨勢。未來如果經濟和工作對體力需求進一步下降，那么性別對經濟貢獻比會進一步均衡，女性權益也會進一步正?；?/p>

所以總的來說，在中短期進行點對點幫扶，是在社會上先行一步，但從中長期看，是經濟社會的發展推動使權益保護的價值觀得以支撐。這是社會、政治和經濟三方面互相推動歷史前進。所以，女性權益的正?；菤v史的選擇，而不是靠個人或者團體組織的單獨力量能夠實現或者阻擋的。

社會的捐贈是這名春蕾女童能夠繼續讀書的重要支持。人民視覺  資料圖

性別資源分配與社會性別預算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關注到城市生活中性別資源分配不一樣的地方？

萬喆：不僅公共資源的傾斜度不一樣，社會對于男女性的寬容性也是不一樣的。在上世紀，西方女性沒有投票權，在一些國家女性是不能單獨去酒吧喝酒的，有一些國家的女性不能單獨出門，都體現了性別資源分配的不均。在當代，工作、薪酬、農村婦女的土地繼承權等等，也都存在著極大的性別差異，可見從公到私都存在不平衡。所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年輕女性自殺率表明，她們很容易陷在一個家庭的矛盾、經濟的困頓之中，說明她們的公私領域的資源幾乎都不可及。

澎湃新聞：能否從經濟學角度解釋，為什么社會對家庭照料的經濟價值的認可度不高？

萬喆：所謂經濟價值，它需要能在公開市場進行估值，對接越充分，估值就越公平。市場上如果流動性越差，價格就是扭曲的，它就不能估值，就形成了壟斷定價了。以前，家務勞動是一個點對點的勞動付出，無論做得好或不好，都不到市場上形成流動，也就無法形成價格。從經濟學角度看，它在市場上都沒有估值，大家就會覺得它沒價值。但它不是沒價值，它只是無法顯現它的價值。那現在有了家政工的出現，就讓家務有了勞動價格，因為它有市場的對照組了。

第二種，用機會成本也可以進行估值。當你有多個機會選擇時，可以用相同的機會來判斷估值，從而對某些機會進行估值。但女性在過去封閉的社會里，她沒有選擇，也就沒有機會成本可言。所以當女性能夠廣泛地加入到社會勞動中時，她也可以對生育的機會成本的估值。比方一個中層領導有升職機會了，那她現在是去生孩子，還是選擇去競爭升職？這就要計算機會成本了。所以以前讓女性裹小腳，把女性禁錮在家里，她們就沒辦法將自己的勞動放到市場上去估值，也就不能形成機會成本的估值了。

所以女性權利，也指的是自由選擇的權利。

媽媽們帶著各自的寶寶來到戶外曬太陽。人民視覺 資料圖

澎湃新聞：但現在生育已經有了公共投入，那公共投入又是由什么決定的？

萬喆：兩方面，一個是社會需求到底有多大，另一個是其市場價格。需求有多大，取決于需求缺口和緊迫度。比如獨生子女政策之前，大家都生很多，政府也沒有給生育補貼。但到了現在，生育越來越稀缺，而且它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結構的需要，那就只能補貼它。

補貼程度不只和財政豐盈度有關，還與市場價格成因有關，如果補貼力度對大家來說不值一提，而生育給家庭帶來的成本又很高的話，那也刺激不了生育，除非繼續加大補貼力度刺激需求。因為這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供需關系。

比如在德國，如果是雙職工家庭，那么孩子還沒上托兒所之前，不僅女性有生育補貼，小孩也有補貼，因為他們不像中國家庭會有雙方的父母過來自愿照顧孩子，而是政府會給這類家庭一定的家政費用補貼，根據雙職工家庭的收入，進行不同的補貼力度。這樣也鼓勵女性出去工作了。

澎湃新聞：社會性別預算是從性別視角分析財政資源分配的績效，以此來消除公共預算中對女性乃至其他弱勢群體的歧視。您怎么看這一工具對性別平等的作用？

萬喆：首先，社會性別預算不是從政策層面上，單獨給女性編制一份預算，也不是在預算分配時決定要給女性哪些預算，要給男性哪些預算，或者去強調兩性獲得同等的預算資源。而是全面地去看預算和公共政策對不同性別的影響，以此來消除對婦女及其他弱勢群體的歧視，或者提高婦女原本缺位的權利。

而且，當你通過性別預算分配彌補了原本性別上的失衡，因為性別平等的提高，可能會緩解其他方面的支出。我們拿消除家暴這個目標舉例。消除家暴也需要財政投入，比如要給夫妻培訓，那各地婦聯組織培訓或是進行其他形式的宣講，是需要預算投入的，比如法院建立家暴法庭，也需要預算投入。當我們為消除家暴投入一定財政資源后，如果家暴事件減少了，那它也會減少一些其它財政投入，比方說因為受到傷害需要醫療服務，那家暴緩解，醫療支出也就可能相應減少。女性免受暴力傷害，當然還有利于經濟發展。

所以社會性別預算在補足女性權益方面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它不僅能一定程度上改善性別資源分配的失衡，也能讓我們在整體的財政平衡上看到，性別結構變化或者說是女性權益的正常化，是有利于社會未來的財政收支平衡以及經濟發展。

女性特質所帶來的經濟機遇

澎湃新聞：女性創業是否有其獨特優勢？

萬喆：去年我擔任了一個女性創業大賽的評委，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女性創業的項目很多都是和生活緊密相關的，比方烹飪食品類，手工藝品類，也有文旅項目。

所以我覺得，在智能化社會，女性就業和創業的條件變得越來越好了。因為過去女性也做這些事情，在家做飯、做針線活，但當時誰會覺得這些是有經濟價值的？而現在，她們可以把這些事放到網上直播，就實現價值了，甚至可以變現了。所以技術進步是對女性創業、使她們獲得更多機會最重要的推動。

當然阻礙肯定也有。極端的例子是藏族姑娘拉姆，她用短視頻創業，但她前夫忍受不了她賺錢了獨立了，以及有很多網友喜歡她，就采取了非常殘忍的方式結束了她的生命，而社會并沒有保護好她。

所以關注女性創業時，尤其要關注邊緣女性創業時的權益。越是邊緣的女性，越可能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地位越邊緣化，可能身邊的人希望她永遠保持無價值的狀態。

澎湃新聞：在新時代背景下，女性還有哪些特質，能成為她們創造經濟價值的優勢？

萬喆：當機械重復的勞動被替代掉，有什么勞動是不可替代的呢？我覺得從一些消費升級中的服務業可以看出來，比如說直播為什么興盛，因為它實際上是一個包含了商品貿易的服務業，電商主播在推銷商品的時候會陪你嘮嗑，傳統社會中，女性是比較隨和、耐心的，尤其是基層的一些女性，她們在生活中是挺善于跟人聊天的，直播則更容易顯現她們的優勢。

雖然現在大家消費需求升級，也讓過去處于更邊緣化的女性有了更多經濟機會。比方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家都覺得工業化產品是最好的，例如大家都想買尼龍襪，但到了現在，純手工制品比機器制造的更受歡迎。所以借由技術發展帶來的紅利，這些地區的女性過去從事的手工業制品的勞動，現在有了更廣闊的市場。

美妝直播。人民視覺 資料圖

澎湃新聞：在女性權益提高方面，您還有什么想強調和補充的么？

萬喆：以我國政府為例，盡管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幾十年來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對女性權益的保護提升仍然有巨大的空間。如果女性權益得到更好的保護，女性潛力得到更好地發揮的話，對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都有巨大的好處。只是也不要把這件事刻畫成一種高屋建瓴的、高高在上的，或者是脫離實際的文藝表達，甚至都造成理解的扭曲，這樣反而會使最需要受到權益保護的一群人得不到關注。

制圖 澎湃新聞王璐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