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月初的一個陰天午后，抵達江門，隨即趕到蓬江西岸的舊街區，在這里盤桓了兩個下午：體驗了許多獨特的空間場景，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瞬間，嘗試做一次“考現學”式的探索。“考現學”一詞來自日本近代建筑學者今和次郎的創造，他戲仿考古學（archaeology）的構詞法，發明“考現學”（modernology）一詞：意在通過深入街道，觀察當下現存的城市空間肌理、建筑、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等內容，并以速寫畫的方式加以記錄描述。后來，建筑學家藤森照信等人繼承今和次郎的思路，并將之擴充為“路上觀察學”，關注街頭那些有意思或者奇特的基礎設施、建筑構件乃至店鋪招牌、特定服飾等等。我在這里取“考現學”這個名稱，記錄的方式是照片加上文字，以照片取代繪畫，得了技術進步之便，但內在的精神是相同的，都意在捕捉轉瞬即逝的當下。與現時的空間觀察同步，我也查閱相關歷史資料，從縱向的時間脈絡中了解建筑和城市空間的歷史變遷，增進自身的“地方性知識”。

一、市區沿革

江門如今是珠三角西岸的一個地級市，轄區包括傳統所謂“四邑”（新會、臺山、開平、恩平）或者“五邑”（四邑之外加上鶴山）地區。江門今天的治所舊稱“江門墟”，原在海中，因珠江口泥沙沖積，自元明以來逐漸成陸。“因西江與其支流蓬江在此會合”，煙墩山與蓬萊山兩山相對如門，又在珠江入海口左近，故得名“江門”。此地得水路之便，明清以來四周鄉民互通有無，形成墟市。明代嶺南大儒，生活于十五世紀的新會人陳獻章（白沙）曾有詩記錄江門當時的情景：“二五八日江門墟，既買鋤頭又買書。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詩可能兼有寫實和“寫意”的成分，表達了傳統“半耕半讀”的理想，但亦可見當時江門左近鄉野的居民，仍多以務農為生，本地讀書人也不脫離鄉土。離開家鄉甚至遠赴海外務工經商，并非當時風尚，這個局面到了晚清，發生了較大變化。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力東漸，珠江三角洲首當其沖，地狹人稠的五邑地區居民因毗鄰港澳之故，大量赴海外務工經商，足跡遍及各大洲，其中在北美和東南亞者尤多。這些華僑在海外由辛苦所得而積累的除了財富之外，也給故鄉帶來有形的新式建筑和基礎設施，以及無形的新視野和思想觀念，至今可見的遺產，就是遍及鄉野村鎮的碉樓以及老街上聯排矗立的騎樓商號。

江門在清代屬新會縣管轄，入民國后一度獨立設市。1929年陳濟棠主政廣東，主張“粵人治粵”，政治上與南京國民政府有分庭抗禮之勢，而廣東省內各地則迎來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廣東省建設廳在全省范圍內推行市政改良，制定相應的辦法，其中包括：“一，分期興辦支干馬路線，二，改造道旁房屋，務求美觀，適合衛生，三，規劃公園式公共演講堂，運動場及市場……”。江門作為經濟繁榮的商業市鎮，對此辦法積極遵行，當時的報紙上稱“近來對于市政之發展，如朝旭初生”。就在該年，江門市區沿蓬江修筑長堤，建造新式碼頭，當時的報紙上稱：“江門河流湍急，河身淺窄”，因此當近代航運日漸繁忙之時，修筑堤壩就成為當務之急，工程量頗不小：“江門筑堤，為百十年來最大之建筑工程”，完成之后，沿長堤“所有船艇及上落客貨，均須有正常之碼頭，始得灣泊”，原本繁榮但雜亂的沿河地帶，漸呈規整的現代氣象。與此同時，一系列近代化建設工程漸次展開：新式馬路取代了傳統陋巷，中山公園、市民運動場等公共空間得以開辟。1931年，江門又重歸新會，并將縣治移至今日江門市區，而市政建設方面，則延續了之前的軌道。1933年，新會縣政府建設局編纂的《新會建設特刊》中寫到當時的情形稱：“江門位粵省南路之要沖，扼四邑兩場交通之咽喉，商賈輻輳，輪軌通達，鄉村環繞，華洋集居，為一最完善之市區，亦有名之商埠也。”當時縣建設局長譚毓樹寫道：“江門市區歸并縣府后，復繼續開筑堤路”，但隨即“商業更見繁榮，人口亦因而增加，地狹人稠，求過于供。非拓市區不足以資容納。”于是，在政府主導下的一系列建設奠定了江門老城區的空間肌理，數年之中：“完成第三、四期馬路廿余條，各沖小街亦經分別改善”。今日所見的騎樓老街風貌，即形成于這一時期。根據建筑史學者，華南理工大學彭長歆教授的研究，1927-1932年的五年之中，隨著廣東全省的市政改良卓有成效，房地產業蓬勃發展，江門所在的僑鄉，華僑紛紛返鄉投資建房，有“60%-70%的投資集中在這一時期”。此外，彭長歆指出：參照廣州騎樓街道的成功經驗，這一時期的嶺南城市街道呈現出“泛騎樓化”的色彩，包括江門在內的嶺南各城市，在舊城改造的過程中：“均形成了規模不等的騎樓街區，這是嶺南城市近代化的一個重要表征”。也就是說，今天成為“老街風貌”的騎樓街區，在當初建成之日，卻是“進步”和“市政改良”的象征和成績。

1933年前后的江門長堤馬路。《新會建設特刊》，1933年。

集中建于這一時期的成片騎樓，雖然逐漸衰頹，并且因修補、改建、業態變動而疊加了不同時代的印記，但因為建筑和建成環境仍然與此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有機聯系在一起，所以顯得別有風味。尤其是與國內大部分城市在進行歷史街區更新時所進行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和“迪士尼化”改造相比，江門老街的建筑與聚落沒有變得單一無趣，對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而言，老街區仍然是他們的“附近”（人類學者項飆語），而沒有變成游客視野中用來打卡的“網紅”景觀。從另一個角度看，江門老街在建成之日雖經過規劃和建筑設計，但其自主性和多樣性，使得其肌理如同有機物，伴隨著社會變遷和人口流動，本身也在進行新陳代謝。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江門老街所呈現的景觀樣態，正是經過自上而下功能主義現代規劃的“光輝城市”（柯布西耶語）和依照禮制修建的中國古代城市的雙重反題。

二、騎樓與背街的格局和空間尺度

江門舊城區今天所留存的騎樓街道主要分布在蓬江的西北岸，北至蓬江大橋，南抵勝利大橋，西邊大致以中山公園和基督教江門堂一線為界。在這個區域中主要有上步路、葵尾路、太平路、興寧路、蓮平路、興寧路、新市路、釣臺路、新華路等街道，有時也被統稱為“三十三墟街”。如前所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現代市政建設中，這些道路的空間格局基本確定，時任新會縣長的黃槐庭寫道：“江門葵尾、咸魚、上步、浮石四街貫連接駁，商務殷繁，但地勢低陷，每屆廢歷四、五月間，該四街即遭潦水浸淹，殊于交通有礙。系本任提議拆筑馬路，定為第四期馬路，計長二千二百余尺，需費五萬零二百余元，于去年（1932）八月開始拆筑，至本年六月全部建竣。”

1930年代江門老街改造時的情形，這次改造奠定了之后騎樓老街的風貌。《新會建設特刊》，1933年。

1930年代江門老街改造時的情形，這次改造奠定了之后騎樓老街的風貌。《新會建設特刊》，1933年。

1930年代江門老街改造時的情形，這次改造奠定了之后騎樓老街的風貌。《新會建設特刊》，1933年。

1932年江門市區馬路圖，新會縣政府建設局制，此圖并非上北下南布置，而是將江門市區街道放在了地圖主體位置，整體朝向為上西北而下東南。《新會建設特刊》，1933年。

對比當時拆筑騎樓馬路之前的照片可以得知，此前的舊式街道基本只能容行人和單車、人力車一類交通工具通過，樓間距十分狹窄，采光通風不良。而新式馬路修筑之后，可容汽車雙向通過，樓間距也大大變寬，且沿街騎樓經過統一規劃，立面高度和寬度基本劃一，舊街區原本的空間肌理為之一變。漫步其間，今天的人們或許會有狹窄之感，但這建立在我們的視覺經驗已經與時人大為不同的基礎上：習慣了四車道、六車道乃至更寬闊城市道路的人們，往往會忘記行人的路權在現代化過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讓渡給汽車的。回到這個變化開始的時候，行人和車輛還能相安無事，各得其所，江門老街就是一個例子。

位于老城西北范羅山后崗是老城區制高點，也于1928年辟為中山公園，園內建有中山紀念堂和中山圖書館等建筑。沿著步道登臨其上，朝東南方向俯瞰江門老街區，可以總覽整個街區以及周邊區域的城市肌理，大致有三個層次：近處是密集的騎樓屋頂與傳統嶺南民居的紅瓦頂，密集的屋頂上瓦片如魚鱗覆蓋。值得注意的是，嶺南傳統民居的鑊形山墻與騎樓建筑中西合璧風格的山墻和立面頗為不同，但因為兩者的體量相去不遠，隨著時光的流逝，彼此的差異逐漸顯得不那么顯著。整個街道的尺度與新城區截然不同，寬度宜人，適合瓦爾特·本雅明筆下的街頭漫步者，穿行于拱廊之下。騎樓正是歐洲拱廊的東方變體，最初出現在英屬印度，而一路向東傳布至東南亞、中國的東南沿海。當初華僑赴海外，習得了這種建筑風格，回鄉置業時便活學活用，在營造過程中添加了不少中國傳統的裝飾符號。

在稍遠處的中景位置，可以看見建成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高層建筑，經過二三十年的風雨，這些建筑的墻面亦開始呈現出斑駁的樣態，除了體量與騎樓與傳統民居不同之外，在畫面中并不顯得特別突兀。

而更遠處的蓬江水道對岸，可以看到晚近修建的高層住宅樓，面目模糊，與當今任何一個中國城市沒有太大差別，地域特征不明晰，與江門老街的高辨識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從中山公園俯舊街區，近處是騎樓和嶺南民居屋頂，中景則有九十年代興建的高層建筑，遠處的蓬江對岸則有更晚近的新式高層住宅樓。蔡炯昊攝

老街區主要道路兩旁的建筑一般是近代騎樓，樓高三至五層不等，一層為鋪面，彭長歆指出：“上鋪下居或前鋪后居，以集合式住宅與騎樓相結合的方法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商業街區房地產運作的基本模式”，如前所述，騎樓沿街立面的尺度因統一的市政規劃而大致相同，但具體到裝飾符號和店鋪招牌，則風格多樣，中西雜糅，古典式、巴洛克式、哥特式、現代式等等，頂樓有山墻，窗多彩窗，也有嶺南傳統民居中常見的“滿洲窗”。至于是誰負責設計和建造了這些中西合璧的騎樓，當時的建筑業廣告也許能透露一些信息。有一則廣告是當時的“畫則師”（畫則師即建筑師之別稱）名叫張榮堂刊登的，他所承接的業務包括：“建造樓房屋宇，各款洋樓、地盆、碼頭、堤磡、橋梁，所有海陸一切工程，連工包料并代計劃繪圖。”

當時建筑師所刊登的廣告。《新會建設特刊》，1933年。

另一個名為“現代工程學術研究社”的組織，則刊登廣告在對比經過計劃的工程與未經計劃的工程之間的優劣之后，亦推出了他們的“兼理事項”：“1、設計樓房、碉樓、橋梁、堤壩、道路、渠道、開河、浚河，市鎮村莊及一切大小土木工程圖案；2、測量計算一切荒山地畝面積及制圖；3、包工包料承筑上開各種大小土木工程。”由此亦可見當時嶺南城市的建筑業已經由傳統向近代轉型，騎樓的建造由受過近代教育的建筑師（畫則師）和土木工程師負責設計及監督，在施工之前需要繪制相應的圖案。至于具體施工過程，則多半由經驗豐富的當地工匠所承擔。而不同的裝飾符號，則體現了業主的喜好和見識，如前所述，此時投資商業房產者多為海外華僑，他們在海外僑居之地的經驗，在回鄉建屋乃至“造城”的過程中，以物質空間的形態被留存了下來。

騎樓和街道的空間尺度。蔡炯昊攝

騎樓的建筑和裝飾風貌，蔡炯昊攝

臨次要巷道的建筑則多為嶺南傳統民居樣式，高度一般為兩三層，高度低于騎樓，且建筑中外來元素較少，有嶺南傳統鑊耳山墻，青磚立面，兼有白色粉墻，遭雨水常年沖刷侵蝕后，呈現出黑色。部分無人居住的房屋墻壁破敗，裸露出殘破的屋架。

老街區臨次要巷道的民居建筑，相對于騎樓，其外來元素較少，有些房屋明顯有嶺南傳統風格的鑊形山墻。蔡炯昊攝

1949年之后，隨著時局的變遷，海外與國內的交流一度處于半中斷狀態，僑鄉繁榮不再，但這些樓宇仍然矗立街頭，逐漸老舊。中國社會結構也隨著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等運動的進行，而發生了深刻而持久的變化。這些變化也直觀地體現在建筑空間形態上,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在騎樓之間，偶爾有風格迥異的現代式建筑，其裝飾與房屋空間格局都明顯不同，估計建于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大部分是市場、單位等公共建筑以及部分當時單位職工的集體宿舍。它們的空間尺度，都巧妙地與舊有騎樓相協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今天這些建筑散布在騎樓街區之間，并沒有太多違和感，而是隨著時間的打磨，與臨街騎樓和后巷傳統民居融為一體。街道猶如一個有機體，建筑空間則是其中的細胞，一同成長，也一同衰老、一同新生。其背后的因素，也許不能僅僅從建筑風格和建筑設計的角度理解，而需要從華南地區在經歷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仍然有強烈的地方文化性格和獨特的社會機制的角度去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理解空間形態變遷，需要有建筑師和城市規劃師參與，但也需要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一起探索。

典型的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興建的住宅建筑，其高度與原有騎樓相似，底樓亦為騎樓商鋪，二樓以上仍為住宅，陽臺欄桿裝飾圖樣具有時代風貌。蔡炯昊攝

典型的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興建的住宅建筑，其高度與原有騎樓相似，底樓亦為騎樓商鋪，二樓以上仍為住宅，陽臺欄桿裝飾圖樣具有時代風貌。蔡炯昊攝

典型的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興建的住宅建筑，其高度與原有騎樓相似，底樓亦為騎樓商鋪，二樓以上仍為住宅，陽臺欄桿裝飾圖樣具有時代風貌。蔡炯昊攝

三、店鋪經營的業務與店招形式與變遷

這個片區的第二次興盛當是改革開放后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因為僑鄉得風氣之先，珠三角西岸承接了大量海外華僑返鄉投資，“三來一補”的轉口加工貿易，讓此地率先富庶起來。今天的騎樓底商，經營的多為下列幾種業務：音箱、影像電子設備；窗簾、布業；服裝業；汽修；五金。珠三角地區改革開放后的數十年中作為制造業中心，這些行業持續繁榮，生產加工企業分布在城市周邊，而老街區則成為了集中批發和零售市場的重要空間，騎樓的底層商鋪作為批發和零售的網點，一時間如雨后春筍般勃發。今天在網上能夠查閱到這個片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影像資料，可以看出當時店鋪門口人頭攢動的景象。

騎樓上的廣告燈箱和店鋪招牌，經營的業務多為窗簾、電子設備、燈具、音響等。蔡炯昊攝

隨著這些年制造業中心的轉移和網絡電商的沖擊，加上疫情影響，這些行業亦風光不再，不少門面大門緊閉，或是寫著清倉甩賣的橫幅。

掛上清倉廣告橫幅關門閉店的門面。蔡炯昊攝

門面招牌的不同字體，展現出不同時代的特征，而繁體字招牌在改革開放之后的珠三角地區曾經再度流行，與其毗鄰港澳的地理位置和華僑回鄉投資密不可分。蔡炯昊攝

而經營與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業務的門面則仍然人氣旺盛，菜市場的生鮮攤位，散發出家禽和水產的腥臭；小吃店、燒臘店里傳出的多為高亢的本地粵語。香燭店、神龕店仍然保持了大量新到貨品，可見其流通速率不低，消費者一般為本地居民。此外，珠三角地區習武之風頗盛，自明清以來宗族械斗之事屢有發生。隨著近代社會的變遷，武術流派眾多，但也從過去的技擊之術轉化為強身健體之術，今天在江門老街尚能見到不少武館，是為當地一景。

江門梁家拳武館，江門長堤廣場。蔡炯昊攝

南北武術太極拳館，江門長堤廣場。蔡炯昊攝

雖然因為近期熱播劇《狂飆》在此地取景，吸引了不少慕名而來的打卡游客，但整體而言，這個舊街區并沒有網紅化，也沒有經歷士紳化和迪士尼化改造，原來的居民仍在這些騎樓中居住、生活、打拼。

沿街道而設的攤位，是傳統生鮮市場的空間延伸。蔡炯昊攝

經營與周邊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業務的店鋪，人流量更大。蔡炯昊攝

游客的相機偶爾會打擾到汽車和摩托車通過，但更多的時候，游客和當地居民并行不悖，互不干擾。這樣的舊城區生態，在當今中國變得非常罕見。在這個空間之中，并沒有進行改造性的保護，將某個大寫歷史的切片或者關鍵時刻強行凝聚在變動不居的實際生活空間之上（如汕頭小公園街區在改造之后變成了統一的“近代風貌”，并掛上寫有汕頭開埠年份：“1860”字樣的燈籠）。反而因為地方歷史中的偶然性因素：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二次繁榮，大大延遲了這個片區的自上而下的舊城更新。如果用街景地圖中的歷史影像對比，會發現甚至一直到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這些街區仍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繁榮。仔細觀察，當時許多店鋪的招牌比今天要新不少，我甚至懷疑現在有些店鋪的招牌是為了營造老街區景觀而有意“做舊”，我就發現一家“昌盛布藝”在2014年的街景照片中，店鋪招牌是當代的廣告箱式，而字體也是黑體紅色。而今天其招牌變為帶有“民國風”的楷體書寫，并且直接寫在騎樓柱子上，不再使用廣告箱，似乎是為了營造某種“風貌”，但這種景觀營造過程是低調的，不破壞空間和社會肌理的。此外，整個街區的保護性銘牌，一般落款的時間是2019年，可以推知在2019年，當地曾經啟動了對這些近代建筑的保護和更新工程，并配上了寫有說明文字的銘牌，工作做得非常細致，一條街、一棟標志性建筑物的變遷，都附有文字。這些工作，讓人對在地的歷史變遷有了更清晰的認知。但這次保護和更新并沒有破壞原有的空間肌理和居民生活樣態，也就是說，老街原有的經營業務雖然略顯頹勢，但當地基本上并沒有采用一種士紳化的策略對整個街區進行更新改造，原有居民并未被遷出，而街區的轉型與當地新的收入來源仍然與在地居民連接緊密。

2023年2月，昌盛布藝店鋪招牌，廣告牌已經取下，文字變為楷體書寫，顯示出一種“復古”的風格。蔡炯昊攝

使得各個不同時期的痕跡都較為全面地呈現在這片區域的物理空間之上，記憶和歷史的張力，在這里不是特別強烈。甚至不同時代的地層，也沒有因為并置而顯得突兀。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水街北段，不少騎樓上都掛上了寫有泰文和越南文的餐館招牌，但騎樓鋪面的實際業務與餐飲無關，也并非泰國或越南人士經營。查閱網上的資料可知，這些外文招牌是為拍攝電影所搭建的布景，但在電影拍攝結束之后，當地商戶并未將外文招牌取下，整條街道外文與中文招牌雜陳的景觀，讓人恍若置身海外唐人街中。承接影視劇拍攝的業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街區在整體上變得像是“布景”，似乎在修改街道和建筑原本的“文脈”。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這個街區和建筑物本身類似于“有機體”，其具有生命力的體現正在于仍然可以不斷“新陳代謝”而呈現新的樣態，但不至于停滯而死亡。

因電影布景而掛的泰文、越南文的店鋪招牌與中文招牌并置，恍若唐人街景觀。蔡炯昊攝

因電影布景而掛的泰文、越南文的店鋪招牌與中文招牌并置，恍若唐人街景觀。蔡炯昊攝

四、背街小巷的建筑空間景觀

除了主要道路之外，是如同毛細血管的背街小巷。如同前面說到的，背街小巷的建筑大多并非帶有拱廊，底層作為商鋪的騎樓，而更多是傳統民居，雖然有少數店鋪開設在其中，但比例不高。相對而言，民居建筑的維護狀況也比臨街騎樓要差，有些已經成為危房，墻體坍塌，僅剩屋架，有些則正在拆除重建。從現有建筑的狀況來看，尚有不少居民生活在其中，老年人多為本地人，但不少中青年人并不講粵語，似乎是外來務工或經商人員在此租房。另外， 部分民居建筑上所掛的“文明戶”銘牌，讓我想起近代以來“文明”一詞的含義在中國的復雜流變過程，此處的“文明戶”大約指“講衛生、懂禮貌、守秩序”之意，只是從各種加固的金屬防盜門和護窗來看，這個片區居民的防盜意識要超過臨街的騎樓片區。簡·雅各布斯曾經在她的成名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指出過，熙熙攘攘的街道比空無一人的寂靜街道更安全，因為在眾目睽睽之下，許多治安案件不會發生。但是，當一個街區的建筑開始老舊，產業也開始轉型，原來的居民逐漸搬離之后，這個街區的人氣將如何保留呢？是否只有士紳化改造才能使這些衰頹片區重生？我不得而知。

“文明戶”銘牌。蔡炯昊攝

淪為廢墟的民居，屋頂長滿了植物，使得整個建筑也似乎是一個生命體。蔡炯昊攝

正在被拆遷改造的危房。蔡炯昊攝

背街小巷的空間尺度與騎樓街道不同。蔡炯昊攝。

背街小巷的空間尺度與騎樓街道不同。蔡炯昊攝。

背街小巷的建筑尺度與建筑風格都與主要道路不同，大多并未作為商鋪營業，部分房屋已成廢墟，貓穿行于屋宇之上。蔡炯昊攝。

五、視覺之外：城市空間的聲音和氣味

歷史學家受到人類學家的影響在晚近的幾十年中，開始關注感官的歷史，不同時代的聲音和氣味因而被注意并被闡釋。在當下這個記錄圖像變得無比容易的時代，視覺的中心地位被進一步凸顯，而聽覺和嗅覺則被進一步邊緣化，而后兩者對于理解一個特定的城市空間而言，同樣是不可或缺的，不同的聲音和氣味，承載著不同的信息和意義，也與不同的記憶相連接。我在江門老街區穿行的兩個下午，聽到的聲音、聞到的氣味大概有以下幾種，記錄如下。

1、摩托車引擎聲的汽油味

與近二十年來很多中國城市不同，江門不禁摩。因而在老街上，不時有呼嘯而過的摩托車，其速度和引擎的爆破聲給人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與之相伴隨的就是一陣若有若無的汽油味，這個氣味對我而言，與童年時代的記憶相連接，那個時候的公共汽車因為油品質量和排放標準的問題，讓街道彌漫著汽油味，但近二十年來隨著汽車質量的提升以及各大城市的禁摩令，幾乎已經聞不到。

2、建筑構件因潮濕而產生的霉味

珠三角地區濕熱的氣候，使得一些建筑構件衰老的速率更快，隨之而來的是背陰區域因微生物和青苔而產生的特有的霉味。這種氣味在早年的老城區和小鎮等地的街巷中，尚不稀罕，但近年來隨著城市更新，已經成為記憶中的氣味了。

3、菜市場生鮮的氣味

傳統菜市場臨街設開放式攤位，各種肉類和水產的氣味彌漫在市場附近的街區，這曾經是中國城市中常見的氣味，但隨著新式超市和便利店的興起，這種氣味變得不多。

4、香燭店特有的氣味

當地宗教和民間信仰興盛，操辦各種儀式需要消費不少香燭，沿街的香燭店中飄出特有的原料氣味，是閩粵一帶老城中一個標示性的氣味。

5、熱帶植物的香氣

嶺南的植物四季常綠，而花期亦各不相同，二月份江門中山公園中的紫紅色羊蹄甲花開正盛，隨風落在階梯上，散發出隱約的香氣，伴隨著暖濕的空氣，感覺近似長江流域初夏的物候。也因著被拉長的“初夏”，公園中和街道上活動的老人明顯比尚在冬季的南嶺以北區域要多，給整個街區帶來持續的生機。

6、裝飾店老板彈電子琴的聲音

接近黃昏時分，我路過一家玻璃紙裝飾店，店外門可羅雀，中年男性老板獨自一人在店內彈鋼琴，我不熟悉他所彈的曲目，但他專注的態度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那是屬于他和音樂的時刻，我不忍打擾，只是遠遠拍下一張側影，隨即在琴聲中走遠。

專注彈琴的裝飾店老板。蔡炯昊攝

7、港片的聲音

與彈琴的老板門面相隔不遠，同樣是門可羅雀的電子產品店之中，老板自己用設備看起了早年的香港警匪片。緊湊的配樂和激烈的槍戰聲，似乎在彰顯所出售設備的質量可靠，同時也成為一個逝去不遠時代的挽歌。

生意清淡的門面中，老板看起了早年香港警匪片。蔡炯昊攝

8、粵劇

第二天午后，許多店鋪中顧客稀少，老板各自午睡的時分，我穿行于騎樓之下，忽然一段粵劇從五金店老板的音響中傳出，悠揚婉轉，四下除了間或通過的摩托車引擎聲和工人卸貨的聲音，幾乎沒有其他聲響干擾，更顯寂靜。因不懂粵語，我并不清楚其中所唱的情節，只覺得粵劇之聲是與騎樓老街最為貼合的聲音景觀（soundscape），隨即用手機錄下一段，作為圖像記錄之外的補充。

六、多樣性即正義：士紳化、迪士尼化和自然演變

城市空間和建筑被人們出于各種目的，在不同情境下營造而成，此后的歲月中，人們生活、生產于其中，又因為社會變遷、人口遷徙、產業變更等原因而對原有的建成環境加以改造。歷史本身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對不同地理單元、不同人群、甚至不同家族而言，這個過程往往是不同步而多元的，有時候這種不同步會被叫做“命運”。建筑成為歷史和命運的承載物，而留在其上的痕跡則成為不同時代的“地層”，透過考現學的眼光，我們得以遭遇不同地層的信息。經過士紳化更新的街區和建筑，則抹去了這些地層的差異，甚至原來的居民也因為高昂的物價和大量游客的涌入而不得不搬離，整個片區完全成為一個觀光景點，最終從士紳化轉變為迪士尼化。事實上，并不需要走遠，在三十三墟街片區附近的啟明里，就是一個經過統一風貌改造的士紳化的街區。入夜之后，經過改造的街區燈光璀璨，原有的傳統民居之中經營著西餐、日本料理、咖啡館、奶茶店等“網紅”街區常見的業務，但這些不再與原來的居民生活有關。盡管在統一改造后的街道上，各處可以看到介紹性的銘牌，上面寫著本街區和建筑的歷史，但建筑的功能已經與原來的居民毫無關系。事實上，建筑和街區本身就處在不斷的變遷過程中，歷史如同一條蜿蜒曲折的河流，從過去流到現在，再向未來而去，在這個過程中，河流承載了無數人群的記憶，這些記憶多元雜糅，今天的居民仍可以從中汲取營養，營造自己的生活環境。一旦建筑和街區被打造成統一風貌，它們就不再是具有生命的有機體，而變得像是博物館中的陳列物，盡管可能仍然光鮮亮麗，并且能吸引人流，但它們不再與日常生活相關，也不再具有多樣性和活力。

迪士尼化之后的街區景觀與未經統一改造的相鄰街區在入夜之后形成鮮明的對比。蔡炯昊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