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躍進先生的《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日前由鳳凰出版社出版。該書初版1997年由鳳凰出版社的前身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鳳凰出版社共同主辦的“文學文獻學”大視野暨《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出版座談會在中國社科院舉辦。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躍進、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詹福瑞、首都師范大學詩學中心教授左東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廖可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寧、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遺產》編輯部主任孫少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馬昕、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曾祥波、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徐建委、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蔡丹君、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趙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年鑒》編輯馬旭、鳳凰出版社社長倪培翔等與會專家學者圍繞文學文獻學的豐富內涵及其在新時代對中國學術建設的方法論意義展開交流探討。會議由鳳凰出版社副總編輯林日波主持。

寫作緣起

座談會上，劉躍進提到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指導下寫作《中古文學文獻學》的緣起：“1991年，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申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中古文學編年史》，所涵蓋的范圍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當時我剛畢業留所，二位先生就把我吸收到課題組中，并做了明確分工：沈玉成先生負責魏晉部分，曹道衡先生負責南北朝部分，而我則協助資料收集整理工作。為此，沈玉成先生責成我編撰《中古文學文獻學》，目標很明確，一是將中古文學的原始資料交待清楚，二是評述歷代研究狀況。他特別告誡我，不要寫成綜述性的著作，而是要有自己的見解。而在我，初入學苑，要在許多問題上提出自己的見解，談何容易。在這種情況下，兩位先生又是一如既往地扶持著我，確定章節目錄，補充修訂，甚至連書名也是沈玉成先生替我起的。書稿完成后，沈玉成先生又熱情地推薦給金開誠先生，收錄在金先生主編的‘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

倪培翔回顧了從初版到增訂再版的歷史，認為“這本書在編寫之初便體現了兩代學人的薪火相傳、新中國學術的繼往開來的學術相承。而今距離原書的出版已過了約30年，劉躍進先生已經是國內著名的古代文學研究大家，對于這本‘開創性意義的著作’進行增訂是對于傳統‘為學立言’精神的一種深化和踐行，也是對古典文學學術界的又一大貢獻”。

“這是一部不斷生長的活的中古文學文獻史”，張劍說。它從內容上擴充、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新的學術變化，與初版相比，篇幅增加一倍余，從31萬字增加到65萬字。許多章節重寫，如初版《文選》和《玉臺新詠》只是一章，增訂版變為兩章；初版《有關中古文學研究其他資料》一章，增訂版補入《中古文獻的收藏與整理》一節，都反映了三十年來學術的變化與繁榮。又如《近現代所編中古文學總集》一節，初版僅僅介紹了“詩歌總集”和“文章總集”，增訂版則補入“詩文叢書”，充分反映近年來中古文學文獻學在影印匯編方面取得的豐碩成果。

孫少華認為，增訂版與初版相比，一是結構更加完善，內容更加豐富，如“在初版第四章第二節的《其他史籍》部分，增訂版新補充、整合為‘魚豢《三國典略》《九家舊晉書輯本》與《蠻書》’、‘許嵩《建康實錄》與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其他地方文獻’、‘中古佛教傳記’等內容。這些看似屬于‘史’的文獻，卻是當時文人生活、交流以及‘文學’存在、發展的重要語境，是研究中古文學文獻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二是問題意識更強，指導意義更大。“尤其是在梁代以及十六國北魏、東西魏、北周、隋代文學方面，該書在史料補充背后蘊含的很多話題都引而不發，無不具有進一步作為選題深入研究的空間。這不僅將對初學者具有更大的指導意義，即使對長期從事中古文學文獻研究的學者，也將具有很大啟發”。三是文獻搜集與補充更加全面，編纂方法更加合理。“增訂版并未采用以往簡單的資料排列與分析，而是使用了帶有一定研究視角的方法總結、歸納相關史料，使增訂版更具學術深度和方法啟示”。

馬旭提到2019年劉躍進先生與他談起增訂版參考文獻對近代研究的注釋將采用新方法，即以人名為線索，其人著述統列其下，讀者查閱時，不僅可知該書的文獻征引情況，還能了解該學者學術觀點的總體看法。“這也是修訂本最重要的優點之一”。

折中古今的體例創新

《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分為三編：上編為總集編撰與綜合研究，以《文選》為始的中古文學總集為主要線索，下涉唐宋及其后有關中古文學的總集，兼以正史、目錄、其他史籍和部分著名學者研究，全面系統地展現當下可見的中古文學文獻資料及研究成果；中編為中古詩文研究文獻，以時間為綱，以作者為具體線索，上啟漢魏，下至隋代，并對《蘇李詩》《古詩十九首》等不系名的重要作品也進行了研究綜述和相關考證；下編為中古小說文論研究文獻，對中古時期的小說和文論進行介紹和考證說明。相較于初版，增訂版充分考察并吸收了近三十年來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對于文學脈絡的梳理更為詳細，引用資料更為豐富，考辨評論更為精當。可以說，這次增訂不僅僅是錦上添花，更是前版的優秀續作。

詹福瑞指出，《中古文學文獻學》在文獻范圍和研究對象上大大突破了傳統文學文獻學的范疇。它采用了綜合性研究的方法，納入了學術前沿的信息，指出了未來研究的方向和空間，為古代文學的初學者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三十年后，又做了很大的修訂，把學術研究的新成果融合進去，真正體現了近些年中國文學研究的前沿意識。”

左東嶺認為，“作者和鳳凰出版社共同成就了這本書”，它以劉躍進先生這位身處學術前沿的資深學者的學術感受、判斷、眼界、結論為線，將中古文學的原始文獻、各家研究結果以及劉躍進先生的學術判斷融為一體，“對于初入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是非常有用，非常重要的。”

“這部書對于我們思考文學文獻學學科的建構特別有啟發意義。”劉寧指出，《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突破了傳統四部之學的范式，以集部體系為主，融匯了子部和史部的相關內容，又吸收了新的文學史研究的成果，其實是一種“折中古今的或者說是融合古今的體例”。如上編第四章《有關中古文學研究的其他資料》談到了正史與其他的史籍，特別是其中一節《文獻類編及考訂》談到了《出三藏記集》《弘明集》《藝文類聚》等，按傳統的目錄學文獻學體系來看，選書是比較雜的，《中古文學文獻學》則是站在文學文獻學的大視野下對這些書進行類編與考訂。

曾祥波提到，《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繼承了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將文學研究和文獻研究相結合的學風，“在這個問題上確實用力最多，著墨最濃，特別能夠給我們啟發”。

數字化時代的學術研究指南

在數字化時代，各種文獻數據庫相繼問世，查找文獻變得非常方便。像《中古文學文獻學》這樣的目錄學著作意義是否降低了呢？廖可斌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必須熟讀基本文獻，才能對當時的歷史和文學有總體把握，才能發現有價值的問題，才能根據探討這個問題的需要去查找相關文獻。”“如何閱讀文獻，即讀哪些文獻，怎么找文獻，怎么讀文獻，像《中古文學文獻學》這樣的著作，就成為必不可少的向導。”

徐建委指出，“上世紀90年代，古典文學研究開始由側重審美和思想的賞析型轉向側重文獻學的考證型，此書是那個轉折期的代表著作之一。近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出現了很多新的變化，在這樣一個時期，此書修訂版的刊行具有著特別的意義。”當代的學術研究中，全局性視野及其問題意識正在成為一種稀缺之物。“這正是《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出版的意義所在。這樣一部既有全局視野和框架，又有具體細節考證的著作的出版，會對矯正研究時弊起到應有作用”。

“《中古文學文獻學》是以集部文獻等文學經典為基準、在平時守正中創新的著作。這部論著本身就具有方法論意義。它涵蓋了近30年來的新成果，有著大量的一手文獻資料，反映了研究的新情況，也通過這些研究成果展現了研究的方法。”可以直接作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段的“文學史教學、研究生教學的參考用書或者是基本教材”。蔡丹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