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與社會學｜《基地》與社會變遷（上）

四、解釋社會變遷的歷程：從動物世界到人類社會

社會變遷研究的主題

描述與解釋社會變遷，的確就是社會學的學科使命之一。但是在社會學學科內部，對待社會變遷這一研究對象，有著不同的研究范式。放到更大的社會科學的范圍內，如何看待社會變遷，使用什么樣的方法來描述與解釋社會變遷，更是有著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并不影響研究社會變遷的目標任務。那就是社會變遷的根本性動力機制何在。這些差異更多地顯示在如何看待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如何安放社會的理論位置。

在謝頓心理史學的設定中，社會變遷的過程可以被“規劃”出來。回歸到具體的研究過程，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動著人類社會按照特定的軌跡向前演化？圍繞著人的動物性與社會性的行為驅動，一系列社會理論或者社會思想構成了一個寬泛的譜系。站在最原始最簡潔的一端，將人類行為看成動物演化過程所驅動，最多是稍稍高級的翻版；站在最文明最復雜的一端，則是將人類行為看成是社會文化所驅動。

作為變遷動力的基因演化

進化生物學家與社會生物學家認為，推動著生物向前演化的是基因。所有生物體（包括人）只不過是基因的載體而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基因是長存的。愛德華·威爾遜在其《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的討論中，使用了眾多進化生物學的研究結論。對于社會性動物而言（群體聚居的、有著等級結構并相互協作分工的動物群體，如螞蟻與黑猩猩等），從“自私的基因”可以推導出兩種社會行為的機制：親緣選擇與利他主義。前者概括了所有動物都友好地對待親屬，其原因在于他們之間的基因有重疊的部分，親緣關系越近則相互之間越友好；后者則指明在特定情形下，動物可以為群體中的其他成員的未來獻出生命。例如蜜蜂可以因為蜂蜜或是巢穴受到輕微的威脅，而毫不猶豫地發起前赴后繼的群體反擊；雖然這樣的反擊都是有去無回的同歸于盡，但是其結果是有利于群體的存活。

當這些動物社會的基因進化法則推演到人類社會時，被用來解釋人們的社會行為與社會結構。因此在日常中，可以看到許多類似動物社會的人類社會行為，例如對于親戚與陌生人之間的親疏信任差異，關于性行為的倫理與禁忌，以及普遍的利他主義行為等等。但是在現實中，人們可以感受到人的社會行為比動物的“本能”行為復雜得多，看起來并不完全一致，有時甚至是千差萬別，完全不像是基因決定的同一“本能”行為。社會生物學家解釋的原因包括兩點，一是因為人類社會已經進化到了一個高度復雜的階段，應對生態環境的挑戰時需要調動進化得來的各種能力（思考、溝通、判斷、偽裝等等），這一過程設定中的參數太過繁多復雜，顯示出來的行為也就千差萬別了；其二是因為人類社會早已統治地球，沒有競爭對手，與其他動物相比幾乎沒有生態壓力（也許只有人類物種內部爭奪資源的競爭），這導致的結果是各個社會文化系統都可以自在地生存下去，因此展現出更多的人類行為的差異。

《基地》第一季劇照

動物世界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鴻溝

從動物進化理論分析的角度，進化生物學提供了一個清晰簡潔的理論框架。但是，拓展到解釋人類社會行為時，往往顯得有些力所不逮。在擴展版的《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舉例說明，海貍建筑數百米的“人工湖”與加拿大木材公司的河流運輸，目的完全一致，都是基因在進化過程中的表現型——基因在生物載體身上所顯示出來的生物特征。從面對自然環境獲取生存資源的角度講，海貍與人類的運輸解決方案異曲同工。但是，木材公司的運輸方案的形成，以及后來隨著技術進步的不斷改進提升，則應該是不折不扣地人類自由意志探索而得出的結果。因為人類社會可以累積道路運輸的各種知識，后來的人們又在此基礎之上拓展提升，這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而非本能的簡單復刻（道金斯生造出來的mimeme——文化基因——似乎也不能描述與概括這樣的過程）。

毫無疑問，從動物的社會行為推論到人類的社會行為之間，社會生物學家過于強調基因進化對于人類社會行為的決定作用，從而忽略人類的復雜社會動機。顯然，胡亂使用自然選擇的解釋功用，嘗試著解釋一切，已經將社會生物學拓展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龐然怪物。這一過程讓人聯想到，一個肥胖癥患者，總是希望通過拉拽抻扯彈力衣來包裹膨脹的身軀，雖然看起來可以蓋住，但實在是難言美觀也并不合身，總是有衣不蔽體的時候。因此就有了批評者認定，社會生物學的理論無法解釋積極正面的社會道德與文化；在其理論框架中，這些運轉著人類社會的正面特質，只不過是基因演化過程中的“副產品”而已。這也許是在人類社會行為到底由“先天”還是“后天”決定爭論中，對社會生物學家最為有力的反諷式批判。

動物基因與人類文化的共同作用

很顯然，社會生物學家的關于社會變遷的結論，太容易被人濫用，為種群優越性與種群歧視行為做辯護；稍稍極端一點就可以否認任何人改變現狀的努力。因此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社會生物學的基本理論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爭論，威爾遜一直站在旋風的中央，而道金斯則成為他當時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更為重要的是，從各個學科（特別是考古/進化人類學）的大量證據，使得基因決定論顯得牽強與幼稚。也許是不得已而為之，也許是在最初接受與運用“親緣選擇”理論的過程中就有些半推半就，威爾遜后來又妥協性地提出了“基因-文化協同進化”的理論——人類基因遺傳進化與文化積累傳遞共同決定人類社會行為。一個特別恰當的例子就是人類學會控制與使用“火”所帶來的連鎖反應。當人們開始使用火，并開啟了吃“熟食”的歷程。這樣一來，人們獲得了更富有營養與更飽含熱量的食物，身體也開始變化——牙齒更為小巧精致、下頜形狀更為回收、胃開始變小、肋骨排列形狀也得到改變等等。最為重要的是，更多的營養與能量能夠供應給大腦，大腦容量開始增大。而腦容量的增加，也開啟了人類更有能力認識自然積累文化的另一個循環之路。

在理論上，也很容易理解上述觀點。文化能夠改變個人與群體的行為，被人們首先用來從自然界獲取生存資料。這一本能之外的文化加持，毫無疑問必然能夠改變人們所面臨的生態壓力（比如，掌握用火技術），從而改變人類基因與人類社會的演化過程。用更為學術的語言，人類的神經系統決定認知過程，認知決定了行為與群體聚合，進一步決定了人類的自然選擇進程，因而決定了基因的演化。在最近1萬年到4萬年間，人類基因的進化速度顯然加速，這也正是人類社會對于自然環境的改造突飛猛進的時代。

從生物社會學到人類學與社會學

正是因為文化在群體中產生、傳播與演進，所以馬上帶來的一個矛盾：如果承認文化改變人類的進化歷程與基因，一定是在群體層次，而非個體層次。正如進化人類學家約瑟夫·亨里奇在2015年出版的《人類成功統治地球的秘密》中所言，人類文化的累積是點點滴滴逐步累積起來的，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群體中的社會學習過程，這樣的群體智慧成為人類進化過程中最強大的推動力——應對著生態壓力，也改變著人類自身基因的自然選擇過程。大約在180萬年前，人類文化的累積達到了一個堪比“凱撒跨過盧比孔河”的臨界門檻，人類的身體與大腦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開始了真正統治地球的新的歷程。

對于人類群體參與的自然選擇，社會學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闡釋可能更為清晰。克里斯塔基斯在獲得了醫學博士并開始門診大夫職業之后，又攻讀了社會學博士學位，并一直在芝加哥大學與耶魯大學的社會學系與醫學院獲任雙聘教授，其成名之作則是關于社會網絡對于個人健康的影響差異。在2018年出版的《藍圖》中，克里斯塔基斯運用社會網絡的基本觀念，指出人們所面臨的環境首先是社會中的其他人，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亦即文化產生的過程）成為了人類往前進化的第一步。因此，群體內的各種互動規則成為整個群體應對生態壓力的基礎。在漫長的人類進化過程中，人類群體的這些規則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相互成就，也在自然選擇中優勝劣汰。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成功的“好社會”有八個共同的特征，同時也是群體社會的進化優勢所在。而那些缺乏其中一個或是多個特征的社會，則在進化過程中掉隊，正所謂“成功的社會是相似的，而失敗的社會則各有各的缺陷”。

從傾向于接受文化改變基因的觀點開始，威爾遜顯示了他與“親緣選擇”理論的疏遠。最終在2010年，威爾遜與同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數學家馬丁·諾瓦克一起（對，就是那個人類合作行為研究的杰出學者）在《自然》發表論文，通過數學模型的論證，用群體選擇替代了親緣選擇，宣告決裂。從此與三十多年的盟友道金斯反目成仇，相互攻擊。

五、解釋社會變遷的歷程：跨過“盧比孔河”之后

生態地理環境決定變遷歷程

出于擔憂自己的學術觀點被別有用心的他人濫用，社會變遷的學者們通常十分小心翼翼地闡述自己“先天”決定主義的立場。前面提到的戴蒙德，他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不同社會有著不同的發達程度？”“一個社會甚至可以剝削與奴役另一個社會？”作為一個知識淵博的生理學者，戴蒙德的討論已經遠遠超越他本身的學科領域。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戴蒙德追溯到人類社會起源之前的自然地理環境，同時又沒有脫離人類社會的歷史文化演進進程。在他看來，不同的種群在各自社會文化起始之初占據了不同的地理環境，由此啟動了不同的社會變遷的進程，其中包括三個主要推動因素的抽象概括：槍炮（包括不同的氣候、農作物等農業生產導致的人口聚集差異，形成文字產生、社會結構與治理體系的差異，進一步形成群體政治結構與動員機制的差異，導致在不同社會之間的戰爭爭斗的競爭性差異）、病菌（包括不同地域的牲畜種類的馴養帶來人體寄生病菌的差異，進而形成不同社會群體免疫能力的差異，導致不同社會碰撞時瘟疫帶來的大規模人口的消亡）、以及鋼鐵（包括地形地貌決定了早期的技術例如圓輪手推車的應用，農業生產的推進也帶來科技的進步，進而在現代社會成為加速社會演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導致發達社會與落后社會之間的差距）。戴蒙德顯然意識到自己理論的決定主義色彩。他堅定地宣稱，他的理論并不支撐當前現實世界理所當然的格局，更不能合理解釋發達國家壓迫剝削落后國家。他甚至可以接受這樣的假定：如果在當初，當前落后社會與發達社會占據了對方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那么，現在的世界格局也許會完完全全地顛倒過來——當前的發達社會變成落后地區，而當前落后社會則成為最為先進的地區。

重心放在心理機制的演化

回到基因遺傳與文化演進共同推動人類社會的議題。進化心理學家也采用這一立場來解釋人類社會行為，但他們關注的焦點落在心理動機。對于斯蒂芬·平克而言，人性善或是人性惡，也許沒有答案，即使有答案也許并不重要。他在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提出，在漫長的人類社會進化歷史中，物質環境與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人類心智中愛好合作與和平的心理動機逐漸占據了上風，壓制了原始人類本能性的“心魔”。這一演化過程則顯示為，人類社會歷史中暴力的持續減少趨勢。四種善良的天使亦即良善的心理動機，包括共情、自制、道德感與理性等；在更宏大的文化演進進程中，推動善良天使深入人性的歷史力量，包括利維坦（國家力量）、商業（交流）、女性化（平等主義）、世界主義（包容）、以及理性的滾梯（反思的能力）等。

很多中國讀者讀到平克關于善良天使的理論，可能不由得聯想到王陽明的“良知”概念。兩者的確有著十分接近的理論設定：都是關于人的心理動機的討論；對于善惡都沒有前置的假設；都產生于人類與自然相互的聯系之中；都能夠決定人們的社會行為，并通過人們的實踐過程能夠達到一個更為良善的社會。

減少暴力：從個體心理到國家建構

有一些批評者指責平克忽視了社會文化的重要作用。事實上，這樣的指責也許并不完全公平。在平克的理論中，推動善良天使的歷史力量無一不是文化演化的進程。或許這些批評者更多的是不滿平克，將理論重心放在了人類的心理動機，由此也就必然要拒絕文化演化對于群體選擇的作用。也許在平克眼中，所有的人類社會行為都應當歸因于人的心理動機，只能是局限于個體的層次，只是個人行為在集體層面的顯現，才促成了群體/社會的變遷。

也許不同的學科關注不同的社會演化進程。站在社會文化的視角，一定會特別注意到平克指出，大約5000年前國家政體出現之后，大幅度降低了人類社會的暴力行為。在社會學者看來，這也許就是“跨過盧比孔河”的那一步，因為這直接體現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因此，趙鼎新在討論中國與歐洲的古代戰爭歷史的差異時，得出了一個讓人贊嘆的結論：古代中國從東周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的諸侯混戰，霸權國家在秦、漢兩朝完成了大一統的帝國政體，從而開啟了中國長時段歷史上戰爭的大幅下降趨勢；而同一時期的歐洲大陸，因為沒有絕對優勢的霸權國家出現，多個國家文明體系共存延續，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也得以繼續。

《基地》第一季劇照

戰爭暴力型塑國家建構

而由此可以直接推導出，國家政體的建立成為社會學討論社會變遷的中心議題。事實上，國家的建立與暴力/戰爭有著不可割舍的關聯。正是由于國家本身的強制性特征，韋伯將國家政體的建立當成一個獲取絕對壟斷性權力的過程，并以此為基礎支配政府之外的其他社會與經濟領域。早期的研究國家建構的學者如弗朗茨·奧本海默認為，國家通常是勝利者將自身的統治擴展到失敗者之中，通過徹底征服完成經濟掠奪與政治統治，同時建立足夠強大的力量對內鎮壓不滿，對外抵御攻擊。這樣的討論，聽起來跟前面所討論的人類在自然界中的進化選擇過程，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適者生存，勝者為王！只不過，在這里是整個群體/國家作為進化的基本單位，而不是個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就是一種群體選擇。

那么，戰爭又是如何推動群體選擇的呢？通常意義上，戰爭不僅血腥殘酷，對于交戰雙方都帶來巨大的損失，那怎么又成為國家建構過程中的積極力量呢？面對資源壓力與外來威脅時，國家要么制造戰爭，要么應對戰爭。戰爭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很多時候需要整個社會的資源支撐，國家的動員能力與財政能力變得至關重要。誰能夠動員更多的訓練有素的士兵，誰能夠提供更多更精良的武器，誰就更有可能在戰爭中贏得勝利。所以，對外的戰爭通常體現了對內的統治能力；而這些統治能力可以表現在群體/國家內部群體組織的各種合作過程，包括由此導致的創新、突變，以及其他提升競爭能力的策略與結果。無論對于國家而言，還是對于軍隊而言，更為有效的動員與命令體系是等級結構，所以戰爭必然對應著權力的擴張與集中。正如羅伯特·米歇爾斯的“寡頭鐵律”所示，任何一個群體或組織在提升內部動員效率應對外部競爭的過程中，一定會走向權力集中，形成專制主義的等級控制。所以，就有了查爾斯·蒂利的名言“國家制造戰爭，而戰爭塑造國家”。在人類社會的漫長演進過程中，戰爭就是“進化選擇”的介質；被征服者經過戰爭的血洗被吞并而不復存在，但勝利者經過戰爭的洗禮更加壯大，也更為高效更為強大。

從一個更為宏大社會的視角，破壞了原有的狀態，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國家與社會秩序。只是，這樣的過程過于血腥與殘酷，而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從人類文明的演化角度來講，小型社會經過戰爭演化成大型社會，減少了“潛在的未來戰爭”。這形成一個人類社會暴力自身的悖論：人類社會演化成大型社會的過程中，居然是通過破壞性最慘烈的戰爭來達到減少暴力的目的。事實上，在這之上還有另一個悖論：如果正如前面的討論所言，經由戰爭演化出來的大型社會降低了暴力；但是暴力一旦產生在大型社會之間，其烈度與破壞性毫無疑問將會遠遠超出以往，成倍增加。

國家建構中更多的社會權力來源與類型

眾多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都會認為，戰爭型塑國家建構，并且可能也是人類社會演進中最重要的過程。但另外有一些理論家則堅信，人類社會演進的進程中有著更多元的力量，國家政體只是社會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替代整個社會，在某些時候它甚至會讓位于其他要素退居到后面，顯現得并不突出。在邁克爾·曼1986年出版的《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中，社會并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而是一個各種類型的權力組合而成交錯交疊的網絡結構。社會權力的來源有四種，分別涵蓋意識形態、經濟、軍事和政治等各個領域——意識形態的力量通常沉浸更深，只是有時顯現但力量洶涌；經濟力量貫穿日常生活長于建設；軍事力量破壞力最強，令人生畏；政治力量則是具有高度的保守特征。這些權力網絡從來都沒有相互完全重合，總是以各種特定的組合方式出現在人類社會的各個時期與各個地方，顯示出來的結果就是人的各種組合方式與制度安排，成為人們據此行動并達成目標的手段與過程。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人類社會的權力來源也爭奪著社會的權力網絡空間，形成特定的社會權力結晶，從而展現出相應的社會權力結構分布——亦即制度化的安排。

那社會演進的動力又來自何處呢？曼認為，在任何一種社會權力的結晶結構安排下，總是存在一系列不同權力來源拼接處的“縫隙中增長”與權力結構安排下行為的“非預期后果”，這些過程必然與制度化的安排不一致，形成沖突。這就是社會變遷的動力所在。

邁克爾·曼的討論理論化程度高，因而抽象甚至晦澀。導致這一結果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論建立在一種嶄新的理解社會的觀念轉換之上。社會本身是抽象的，是各種權力類型不同的組合方式的制度化結果。放在上述從動物到人類社會的演化對比中，也可以找到這一觀念轉換的合理性。在跨過“盧比孔河”之后，人類在地球上已經成為唯我獨尊的物種，其他動物完全無法構成任何威脅，并淪落為人類攫取生存資源的對象（看起來，在地球上現在好像只有傳染病菌是不多的可以寄生于人類，并讓人類為其提供生存資源的物種）。這帶來兩個后果，一是人類的生存進化的壓力大幅度降低，除了人類自身之外，如今只有自然災害與傳染瘟疫，能夠成為大規模殺傷人類的最大敵人；二是人類朝前進化的競爭對手轉變成了人類本身，進化的動力機制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各個參與競爭的人類社會的動員組織過程，既成為了競爭中輸贏的重要衡量標準，也成為了推動人類進化的重要媒介。因此，從曼的角度，人類社會的權力設定方式以及權力結晶結構，正好決定了其如何組織如何動員本身資源應對挑戰的能力。

社會權力來源的具體屬性與推動變遷的根本動力

但是在曼的理論框架中，意識形態、經濟、軍事與政治四種權力來源，有著多種特征，組合方式與結晶結構也多種多樣，甚至變得難以預測；而推動社會變遷的動力，卻是在這些權力結晶結構中外的縫隙之中。這成為趙鼎新進一步提出自己理論的基礎。在2015年出版的《儒法國家》中，趙鼎新大體接受曼的理論設定，但通過2000多年的中西歷史對比，將曼的理論向前推動了一大步。首先，這四種權力的來源，并不是齊頭并進步調一致的，它們各具特征，因而各自在制度化進程中將導致不同的權力結晶結構。特別的，趙鼎新認為軍事與經濟力量是在權力空間的爭奪中，具有較強的工具理性，容易評估其效果并做出相應調整；意識形態與政治力量更為難以直接評估，其產生作用的過程只能是累積性的，因此有著天然的制度化的傾向。這樣以及其他一些特征辨別，各種權力來源類型如何形成結晶結構的過程，就變得更為明確更為清晰。

其次，上述四種權力競爭與制度化的辯證互動關系，是人類社會變遷的動力機制。的確如曼所言，人類社會中的權力來源相互競爭，爭奪社會空間，形成權力結晶結構。這其實也是各種力量在社會空間之中，制度化定型成為長久設定的過程。但是，各種權力來源特征爆發力不一致，制度化累積特質不一致，因此在競爭過程中必然是各自競逐，在不同時期不同場景相繼占據主導；同時，一旦特定的權力結晶結構產生（競爭的結果），其制度化的結果必然對人類社會演進過程有著重大的影響。這其實也是人類社會變遷過程的抽象表達。

《基地》第一季劇照

學術生涯與理論譜系的演變

可以認為，趙鼎新的這本著作是他幾十年來社會學生涯的總結。仔細閱讀他在此之前發表的所有作品，可以發現，其他文章與書籍幾乎都是為此書做準備。他博士畢業以后的研究，涵蓋了集體行為推動社會變革，也包括生態位置決定社會行為特征等等內容。現在回頭看，這些散布在各個領域的研究，在最后都成為構建宏大歷史演進理論的特定社會過程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他長期的努力獲得了成功。回想起27年前，在芝加哥大學四方庭東側凱利樓他的一樓辦公室（Kelly Hall 104），經常聆聽趙老師的提點與鼓勵的情景，我甚至可以揣摩，構建一個解釋人類社會變遷的宏大理論框架，也許就是他從昆蟲學轉投社會學的最根本的動力所在。從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青年時代的思考就已經有了類似學術理想的萌芽。在我看來，趙鼎新的學術生涯充分展示了，從社會生物學說（動物世界）到文化演進學說（人類社會），解釋社會變遷的理論流派的譜系演變。

中西社會變遷的比較

最為讓人贊嘆、同時另一些人覺得爭議十足的是，趙鼎新構建的這一理論，為一個經典的社會變遷議題提供了，我認為，迄今最具說服力的解釋。從韋伯的討論開始（前文已經提及），社會科學家一直在不停地討論，中西社會發展過程中，傳統中國社會曾經長期領先，但是卻沒有生發出資本主義；而西歐的歷史演進中卻生發資本主義以及后來的工業革命，突飛猛進，并在近代超越中國成為領頭羊。

其中的原因何在？在趙鼎新看來，這是一系列歷史進程演進累積的結果：在春秋戰國之后的戰爭過程中，部分因為全都處于溫帶地區的原因，最后產生了一個霸權國家（秦國）能夠統一諸侯各國（西歐覆蓋了溫帶與寒帶，一直沒有達成這一歷史結果，因而隨后的一千多年繼續混戰），這是軍事力量的成果；在此一過程中以及此后的治理過程中，統一帝國使得戰爭大幅減少，也帶來了權力結晶結構的制度化；而這一制度化的過程正好是意識形態（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與政治力量（法家治理）的緊密結合，它具有天然的累積與保守的特質，反過來限制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因此在傳統中國社會科層制的官僚體系牢牢控制權力的社會空間，而軍人與商人總是處于次要與邊緣地位，這一社會權力結晶結構的設定，與西歐各國繼續發動戰爭的社會權力分散結構完全不同；在西歐社會中，政治政體力量之外一直都有獨立城市（經濟力量推動財富生產與技術革新）、宗教組織（意識形態力量推動觀念變遷）、貴族階層（軍事力量帶來破壞過程）。作為對比，傳統中國社會中意識形態與政治過度緊密的制度化，限制了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也阻礙了新興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發展；而西歐則是延續了各種社會權力的競爭過程，并最終產生了新興資本主義。競爭與制度化的辯證互動，在中國與西歐產生了不同的歷史演進過程，也帶來不同的歷史結果。

歷史變遷與世事輪轉

邁克爾·曼與趙鼎新都是社會變遷演化學派的杰出代表。趙鼎新的理論部分起源于邁克爾·曼的基本設定，當然又有著根本性的差異。解釋社會變遷，“動力機制何在”顯然是最重要的議題。一些人（包括曼與趙兩位當事人本身，以及趙鼎新的老師約翰·霍爾）認為他們兩人在這一問題的回答上有著根本性不同。在各自的理論中，曼認為社會權力結晶結構的“縫隙中發展”與“非預期結果”是社會變遷的動力所在；而趙鼎新則指出，社會權力之間的競爭與制度化的辯證互動過程，才是推動社會變遷的根本所在。在我看來，這兩者在文化演化的大框架之下，完全可以相互協調并不矛盾。從更根本上講，趙鼎新的觀點更符合更深刻的哲學觀念：矛盾的產生與解決，才是推動社會的動力；而曼討論的權力結構的縫隙，更像是變遷發生的地點與起源的位置。設想一下，如果正如趙鼎新所言，制度化往往反過來制約社會權力之間的競爭過程；那么這一辯證互動的進程中，制度化的制約能力當然是在權力結構的咬合交界的地方最弱；而在同一地點，社會權力的競爭當然也最激烈，更容易產生改變社會權力邊界的可能。這里，應該就是社會變遷最容易開啟的變革之所在。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里的邊界是指各種社會權力的交界之處，并不一定就是地理位置上的邊緣之處（當然，這兩者有時重合）。

這樣的思考指向一個根本性的歷史哲學觀念。那就是，生態演化進程中的中心最具適應能力，因而也最為穩定也最為保守；革新進化往往起源于邊緣，起源于失敗的適應過程。這樣的觀念馬上可以推論出一個歷史演化的悖論：革新進化來自邊緣，但適應發展之后卻變成了新的中心。更進一步，在下一輪新的進化過程中，之前來自邊緣的上一輪中心，必然再次敗落為邊緣，而上一輪的邊緣地帶中則將產生新的中心。

歷史變遷，世事輪轉。在進化變遷的原則下，我們能夠確信，任何一個具有廣泛輻射能力的中心文明或是帝國，也注定了必然衰敗的結局。因此，更為重要的問題應該是，淪落到邊緣的、曾經輝煌的中心文明或者強大帝國，到底在什么時候能夠通過怎樣的進化變革，重返中心，重塑榮光？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