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為丙辰龍年，在中國歷史上，實為“驚天動地”的一年。

這一年，也是長沙人黃仁宇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任教的第九年。對于這位58歲的教授來說，急需出版一部著作來提高他的學術地位。在此之前，他只出版過一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簡稱《明代財政》），銷量糟糕。他寄予厚望的另一部文稿《中國并不神秘》，在接連遭到芮沃壽與費正清兩位權威學者的否決后，再也沒有得見天日。

這一回，他決定將大歷史“切成薄片”，專門寫“16世紀末某一年發生在中國的事”。他選中了1587年，“中國歷史上無關緊要的一年”。他的寫作非常辛苦，也非常快樂。明代官吏絲袍上的繡金線，大理石橋及半月形大門，喇嘛寺上方盤旋的白鶴，廟里的鐘聲，司禮官低沉的唱名……他將一個年代的色聲香味鋪陳紙上，只為告訴他的讀者和同行：“現代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我翻閱的書頁中。”

1979年，在紐普茲家中，黃仁宇與妻子格爾共同校閱手稿。 本文圖片均來自“環球人物”微信公眾號

這本書就是《萬歷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幾乎成為大陸史學界最暢銷的讀物之一，“各版統計下來，應該有300萬冊了”。中華書局編輯徐衛東對《環球人物》記者說。自問世以來，它影響了幾代讀者，從學者到作家，從商人到官員。

大概是書名過盛，對于作者黃仁宇，讀者們卻不太在意。今年6月25日是黃仁宇誕辰百年的日子，不論是史學界還是民間，都沒有什么紀念活動。“他人在海外，不像大陸高校里的老先生們，有很多弟子張羅宣傳。”徐衛東感嘆，“從1982年《萬歷十五年》出版至今，36年了，大陸沒有為他舉辦過一個大型活動 。”

行伍之中

在徐衛東手邊，有一本《黃河青山》，書頁間貼滿了便簽，到處是熒光筆的標記。這是黃仁宇的回憶錄，洋洋600頁，記錄了他在治學路上的曲折經歷，以及種種難以言說的委屈、憤懣。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本“難讀”的書，時序錯亂，經常插入大段的歷史論述，需要仔細辨認才能理清他的一生行跡。這恰恰證明，黃仁宇的思想與他的經驗，聯結得無比緊密。

書中有一幅黃仁宇19歲時的照片。他爬上高聳入云的塔樓，背靠懸梯，俯視腳下，神情快樂自信，就像站在古今中外的交匯點，俯瞰歷史。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數月。黃仁宇當時正就讀于天津南開大學，充滿著快樂與自信的神情。這是他最喜歡的照片之一，常懸掛于臥室之中。

那一年，他在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讀大二。幾個月后，日寇全面侵華，大學南遷，黃仁宇暫時投身報界，結識了《抗戰日報》的田漢、廖沫沙及《大公報》的范長江等左派人物。

那時的他，心懷壯志，夢想成為拿破侖，領導軍隊戰場拼殺。于是，黃仁宇考進成都的中央軍校，校長就是蔣介石。他于1940年底畢業，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駐扎滇南，1943年參加中國駐印遠征軍，直至抗戰結束。

抗日戰爭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影響，怎么估計都不過分。歷史學家們面對動蕩時局，更是心緒萬千。錢穆避難昆明巖泉寺著《國史大綱》，范文瀾于延安窯洞中寫《中國通史簡編》，呂思勉在上海“孤島”撰《中國通史》，在國運懸于一線之際，修國史以續民族香火；而困寓香港的陳寅恪，在饑餓中倚床校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對南宋國破、汴京被困這段史事“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四十年，從無此親切有味之快感”。

此時的黃仁宇，還是寄身行伍的下層軍官，卻比史學前輩們更深地扎根“歷史現場”。國民黨軍校中的方陣訓練一向受人艷羨，滿眼筆挺的制服、锃亮的皮靴和現代武器，可這樣的軍隊一到云南前線，就好像回到了古代，睡門板，穿草鞋，吃硬如石子的玉蜀黍。滿身跳蚤的黃仁宇，一個人帶著36個兵，還得提防著他們不把機關槍黑夜偷出賣與土匪。需要馱負重物時，他得拿槍逼著保長，才能要來幾頭“四肢像牙簽的驢子”。

1943年2月，黃仁宇和另外17名青年軍官作為先遣部隊，飛越“駝峰”到達印度的藍伽。他在鄭洞國將軍手下擔任上尉參謀，一邊服役一邊向《大公報》投稿。他親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網球鞋，一足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濘之中蹣跚；戰死的士兵，往往幾鍬黃土就地掩埋， 在緬北的傾盆大雨中，幾小時就骸骨暴露。有一次，他到前線，被日本狙擊手射中右大腿，險些喪命。

“戰場上有很多生動的鏡頭，例如槍響炮飛之下，許多蝴蝶還在樹林內來去；一場巨戰之后，陣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橋在河上生出倒影……都是要親所目睹，才知道景象的真切。”在《拉班追擊戰》中，黃仁宇寫到一個日本上尉，被我軍巡邏兵開槍打死，右手握緊喉嚨，尸體倒栽蔥地插到河里。在他身旁，還有一張地圖及一本英日字典。

多年以后，黃仁宇說出了當時的未盡之言：他在日本上尉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樣的年紀，脫下黑色的學生裝，換上卡其軍裝，長途跋涉來到這片熱帶叢林，一個死里逃生，一個中彈赴死……

東西之間

“在孟拱河谷這個清爽的四月早晨，蝴蝶翩翩飛舞，螞蚱四處跳躍，空氣中彌漫著野花的香味。而這名上尉的雙語字典被放在矮樹叢上，兀自滴著水。”多年之后，寫下這段話的黃仁宇，已成為“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的老人。

可以說，構成黃仁宇學術研究起點的，正是前半生那些奇特曲折的經驗：在云南煙瘴區徒步行軍，感受到鄉土中國赤貧落后，民眾如一盤散沙；在上海參與受降工作，住遠東第一酒店，穿著新制嗶嘰制服穿梭于上層娛樂場所；認識許多左傾名流，折服于他們的樂天、無私與溫情；也出入國軍高層，理解他們無能腐化背后的進退兩難。

再加上一份人在異鄉的孤獨——1952年，黃仁宇負笈美國，以34歲“高齡”求學于密西根大學，直至12年后，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這期間他半工半讀，在餐店當打雜小弟，在夜總會當洗碗工，在倉庫當收貨員，在建筑公司當繪圖員，“整日勞動后退居斗室，無人對談，耳內嗡嗡有聲”。

1956年黃仁宇（右）與其弟黃競存的合影。當時，年屆三十八歲的黃仁宇尚在密歇根大學，一邊打工賺錢，一邊攻讀新聞系的碩士，而其弟早已獲得博士學位，正執教于圣母大學。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一批留學生紛紛赴美，從楊聯陞、何炳棣到唐德剛、余英時，日后撐起美國漢學界半壁江山。不同于他們或幼承庭訓或師從名家，黃仁宇先是廢學從軍，又棄武從文，歷經波折，48歲才結婚生子。對他來說，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于中國的動蕩不安”。

在徐衛東看來，這正是黃仁宇的與眾不同之處。“我們看吳相湘的《三生有幸》、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和黃仁宇的《黃河青山》，都是歷史學家的自傳；但吳先生和何先生是純粹的書齋學者，注重史料的網羅、史實的考訂，而黃先生不一樣，他有很強的問題意識，研究歷史是為了解決心中的疑問：我所置身的這個中國，為什么100多年來如此動蕩多難？”

為解決這個問題，他把目光投向明朝。“我的立論很簡單，為理解今日的中國，我們必須回溯和西方對峙時期，因此必須將基線往后延伸，到鴉片戰爭前兩百多年。”他以“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花了5年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又花了7年寫《明代財政》，為此花兩年半時間讀完133冊《明實錄》，指出明代財政只是形式上的整齊，官員們篡改數字、因襲成例，無法進行有效的“數目字管理”；而如果“16世紀的中國官員具備現代社會科學家的數據處理能力，中國其后400年的歷史就會大不相同”。

這種摻雜了憂患意識的敘述，對“隔岸觀火”的美國漢學界來說難以理解，而黃仁宇動輒500年的“大歷史觀”，更讓他們無法接受。“他們是‘顯微鏡’的譜系，抓住一個小問題使勁挖；黃先生則是‘望遠鏡’，他覺得理解現代中國，就要往回看，注重綜合，這樣才能看清中國的來路和去向。”徐衛東說。

“我覺得，自己就像橫越國界卻沒有護照的旅人，沒有現存的權威可以引述，甚至沒有足夠的詞匯來幫助我解決彼此的差異。”黃仁宇這樣說道。那些西方漢學界的領袖們多不認同他；他也不服軟，批評費正清、批評芮沃壽、批評狄百瑞。他的自負和固執的后果，就是《明代財政》被擱置下來，費勁周折才出版；《中國并不神秘》以5萬字從秦始皇統一帝國寫到當代，百般搶救還是“胎死腹中”。

闖出來的一匹黑馬

更糟的事還在后面。

1979年3月，黃仁宇被紐普茲大學解聘了。美國人設計出FTE（全職教書等量單位），按照選課學生數、課時數、學生的不同身份折合為某個數量，“不考慮該門功課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師的等級、資歷深淺或專長，一切都是由電腦來計算”。黃仁宇的FTE從沒超過0.40000，而當時的平均數字是1.0000。“我被開除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件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回憶錄里，這種難以釋懷的委屈和悲憤常常出現。

唯一讓他感到欣慰的，是《萬歷十五年》的出版。1976年，黃仁宇完成了初稿，投給幾家出版社，都被退回。商業性質的書局說，文章提及宮廷生活、妃嬪恩怨雖然動人，海瑞、李贄卻牽涉財政思想，該是學術著作；大學出版社則認為，這書既非斷代又非專論，不倫不類。

延宕3年后，《萬歷十五年》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在《紐約客》發表書評，說“《萬歷十五年》盡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中國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

《萬歷十五年》將看似支微末節的小事，有序地聯系起來，于風調雨順的升平景象里，找尋日后天翻地覆的歷史誘因。書中，萬歷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名士李贄輪番登場，而所有人的努力均顯得徒勞而悲壯——他們不能改變僵化低效的帝國體制，扭轉大廈將傾的崩毀命運。

《萬歷十五年》最充分地展示了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他本人曾這樣解釋他的歷史觀的來源：“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游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因此這本書不是一個書齋學者所寫出來的作品，而是一本融入了作者本人獨特經歷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1982年，《萬歷十五年》簡體中文版由中華書局發行，黃仁宇的老友廖沫沙題箋。首印2.75萬冊很快銷售一空，風靡校園，影響一代學人。

社科院研究員劉志琴說，“這本書像是闖出來的一匹黑馬，不容得人們不正視。怎樣評價這本書一度成為明史學界頗有爭議的話題”。朱學勤說“初讀《萬歷十五年》，如受電擊”；許紀霖模仿著《萬歷十五年》寫自己的處女作；江曉原說《萬歷十五年》像指路明燈，讓他看到“學術文本其實還可以這樣寫”；楊念群說《萬歷十五年》是“中國做得最好的‘心態史’”，展現了一個時代、一個情景下一群人的氣質群像。

可以說，那個年代的大陸學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讀法，每一個人都能讀出自己的《萬歷十五年》。

潛水艇三明治

1989年后，黃仁宇在臺灣的《中國時報》開了一個小專欄，叫作“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后來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集結成書。1992年初，三聯書店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放在“海外學人叢書”中出版，由此開始了與黃仁宇的合作，此后相繼推出《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書。1997年，三聯版的《萬歷十五年》正式出版，到2006年已售出26萬冊。

徐衛東最早看到的黃仁宇作品，就是三聯出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后來他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念書，又讀到了《萬歷十五年》，“印象很深刻”。“當時的教材，不論是《中國古代史》還是《明代政治史》，都是一個標準的學術構架，千篇一律。”徐衛東回憶，“《萬歷十五年》不一樣，開篇就是一個故事化的場景，歷史的展開很迷人。”

2001年，徐衛東進入中華書局工作，才發現《萬歷十五年》最早竟是中華書局出版的。2006年，他推出了新版《萬歷十五年》（即增訂紀念本），核校文字，增收文章和歷史圖片。對新版的封面，他尤其用心，選了一幅《平番得勝圖》。“這是萬歷年間一次平定西北叛亂的軍事行動，圖中穩坐大帳的是文官，分列兩邊的是武官；《萬歷十五年》講明朝的文官制度，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文官節制武官，這幅圖就反映了這一點。”

2006年，徐衛東策劃、出版新版《萬歷十五年》。

后來，徐衛東又做了《萬歷十五年》增訂本和經典版。各版銷量每年攀升，最多時有三四十萬冊。去年《人民的名義》熱播，喜好明史的高育良書記讓《萬歷十五年》再火了一把，“一下子增加到70多萬冊”，徐衛東感嘆， “《萬歷十五年》自問世以來，經常見到各色人等在報紙、網絡上推薦，暢銷了30多年。但是相對于巨大的人口基數，《萬歷十五年》的讀者并不是那么多。電視劇的熱播讓更多人知道了這本書，讀法也越來越多，從心理學的、組織學的、官場學的不同角度，可以看出各種門道。”

與此同時，模仿、甚至自稱超越《萬歷十五年》的書也越來越多，“淺說”“趣說”歷史跟風而起，吳思的《潛規則》、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易中天的《帝國的惆悵》、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等一炮而紅。

但在徐衛東看來，這些作品沒有一本能做到“神似”，“大多僅僅是將舊史書中的故事俗講一遍，重點在于權謀心術之類，有的似乎有生造某種概念、定律之嫌”。“黃先生的研究，從來不看重道德評價，皇帝荒淫無道，后妃紅顏禍水，都不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要素。重要的是從技術的角度，看社會制度怎么制約個人與國家的行動；也綜合中外古今，觀察一個社會如何從技術的層面取得突破，脫胎換骨，從前現代進入現代。”

在黃仁宇看來，現代中國的痛苦起源于明代，落后的管理模式與官僚集團，使財政無法核實、軍事積弱不振、法律喪失效用，只能依靠散漫的村莊、低效的文官、空洞的道德支撐一個臃腫帝國。這一切導致了明軍于1619年敗給滿洲鐵騎，清軍于1840—1842年敗給英國槍炮，國軍在抗戰時期以一個中世紀國家的姿態，苦熬8年而“慘勝”。

在他心里，始終有一個休戚相關的活生生的中國。他要用西方現代的藥方為落后的中國尋找病源，但絕不愿意接受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在西方觀察家眼中，中國不是古老神秘的道德楷模，就是愚昧保守的象征，任他們用尺子截長去短。

黃仁宇晚年在美國家中

中國是什么？黃仁宇說，中國曾經是“潛水艇三明治”，上面一塊長面包，是大而無當的文官集團，下面一塊長面包，是渙散無組織的千萬農民，其中是3個道德原則，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此種說法流傳甚廣，為人津津樂道。

但他還有一個早早就做出的樂觀論斷：“我沒有理由不相信，延長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革命即將告終。”“就未來的潛力和規模而言，中國經濟應該可以成為21世紀的安定力量，而且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楷模。”

作為一個研究者，黃仁宇跳出了左/右、東/西之別，對他而言，“超過黨派的分別，也超過國際的界限”，這樣解釋歷史，才能面對那些為建設新國家而奮斗、掙扎、毀滅的親人和故友——他們就像萬歷皇帝、張居正、戚繼光，在時代轉折的前夜，留下一個個可敬可嘆的剪影。

2000年1月的一個周末，黃仁宇坐著夫人格爾開的車子到戲院看戲。汽車沿赫遜河岸曲折行駛，他笑著對格爾說：“老年人身上有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驅殼，離開塵世。”一到電影院，黃仁宇說身體不舒服，在進門的廳堂上一坐下就暈倒了，叫救護車送到附近醫院后，人已悄然走了。

在《黃河青山》（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01版）的封面上，赫遜河畔的老人黃仁宇倚著躺椅，背向讀者，遠眺高山大川，好像在俯瞰歷史。

就像他19歲時一樣。

（原標題為《 他寫出<萬歷十五年>，影響幾代中國人，如今誕辰百年卻無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