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也曾隔窗窺新月：劉心武筆下的文壇往事》新書分享會在北京首都圖書館舉行。作家劉心武、《人民文學》雜志社主編施戰軍、文化學者祝勇齊聚現場，活動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何奎主持。

《也曾隔窗窺新月——劉心武筆下的文壇往事》新書分享會在首圖論壇舉行

今年3月，劉心武《也曾隔窗窺新月》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書中，劉心武回憶了他與巴金、冰心、茅盾、夏衍、丁玲、陳夢家、汪曾祺、陸文夫、周汝昌、啟功、孫犁、嚴文井、王蒙、孫維世、胡蘭畦、范用、馮亦代、郁風、王小波、夏志清、劉以鬯、謝晉、董行佶、王澍等55位文苑名人的交往。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記錄了時代激蕩與文壇變遷，講述了主人公們獨特的傳奇與沉浮故事，刻畫了那些溫潤智者的生命方式與人生哲學，彰顯了他們在歷經歲月塵煙與人生風雨之后素心不移、凝視新月的境界。

主持人、三聯書店副總編輯何奎，作家劉心武，《人民文學》雜志社主編施戰軍，文化學者祝勇

劉心武，1942年出生，曾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1977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班主任》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之作。1984年發表的長篇小說《鐘鼓樓》榮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1993年出版《劉心武文集》8卷，2012年出版《劉心武文存》40卷，2016年出版《劉心武文粹》26卷。其作品在海外有英、法、日、德、俄、意、韓、瑞典、希伯來等文字的翻譯出版。

劉心武

20世紀90年代后，劉心武成為《紅樓夢》的積極研究者，曾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開展系列講座，還發表大量散文隨筆，其中涉及上世紀中至本世紀所親身接觸到的文化名人之軼事，內容翔實，文筆生動，富有史料價值。此外，他還長期關注北京常見的有名建筑，曾將評論結集成書《劉心武建筑評論大觀》。

“社交達人”與文化界的奇妙緣分

說起來，作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領軍人物之一，劉心武與文化界有一種奇妙的聯系。他小時候住在北京東城區錢糧胡同35號的海關總署宿舍，隔壁34號住的新月派詩人陳夢家。陳夢家也是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他的母親曾是冰心熱心的讀者，與少年劉心武談起新月派的詩人陳夢家來，竟還記得幾十年前讀過的“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

而在劉心武父母的親戚和友人中，亦有不少文化界的名人，像他稱作“娘娘”的胡蘭畦、稱作“蘭姑姑”的孫維世。更奇的是，他的妻子小時候住在無量大人胡同時，曾和歌唱家張權共用一個院子。歌唱家美妙動聽的歌聲、琴聲，曾讓那個小女孩如醉如癡。劉心武后來從事文學寫作和研究，似乎早已成了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

分享會現場，何奎介紹說劉心武在中國文壇鼎鼎大名，但很多人對他的另一個身份還不大熟悉。“劉老師其實還是一位社交達人。他也曾經在編輯出版行業工作過，最開始是做文學雜志《十月》的編輯，后來又當過《人民文學》雜志主編。職業關系加上劉老師的文學成就影響，他跟當代文壇好幾百位的名家都有過廣泛而密切的接觸。”

在何奎看來，這幾十年來，劉心武不僅參與或者見證了中國文壇許多重要的事件，同時他自己也和這些名家們建立了很深厚的個人友誼。“這幾年劉老師陸續開始寫了一些回憶文章。兩年前，他把這些文章進行了一次系統整理，交給了三聯書店。他給到我的大概有兩百多篇文章，最后我選了55個人，53篇文章，因為有兩篇同時寫了兩個人，限于篇幅，只能忍痛割愛。我們整理出來，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這本《也曾隔窗窺新月——劉心武筆下的文壇往事》。”

書中記載：1978年，劉心武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十月》雜志工作時，向還沒有平反的丁玲約稿散文《杜晚香》。準備刊發的頭天晚上，稿子卻被《人民文學》雜志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臨時“截”走了——原來，中央決定給丁玲平反，需要立即安排丁玲復出的事宜，于是火速在即將出版的一期《人民文學》雜志上刊登她的新作品，并讓人民文學出版社趕編趕印丁玲的書，書里也要收入《杜晚香》。“當時的情形是十萬火急，《人民文學》雜志社的副主編葛洛、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嚴文井，都坐著小汽車親自來找劉心武要丁玲的稿子。很有戲劇性。”

而胡蘭畦人生境遇中的歷史細節，也讓人喟嘆。她在1933年寫的《在德國女牢中》一書出版后，被譯為俄文，在蘇聯風靡一時。1934年到1935年，她作為“國際大作家”在莫斯科活動，并作為唯一的中國女作家出席了1934年召開的全蘇作家大會。當時的蘇聯作協主席高爾基對胡蘭畦非常欣賞，除了在大會活動中主動與胡蘭畦交談，還多次邀請她到城外別墅做客。“那時候胡蘭畦接觸的蘇聯官員與文化界人士中，赫赫有名的除高爾基外，還有布哈林、日丹諾夫等。在1936年高爾基的葬禮上，‘來自中國的著名女作家胡蘭畦’被斯大林指定為執紼人之一。但她‘人生最風光的日子，也就那么幾年’。此后命運多舛，她的名字和作品都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劉心武寫道。

老蚌懷珠，“有了光暈，帶了包漿，更有滋味”

今年已經81歲的劉心武在發言時，自道是“老蚌懷珠”。“書里面提到的很多傳主都是非常大的人物，說巨擘一點不過分。而今，他們很多人已經作古，研究他們的人很多，關于他們的回憶文章、研究文章更是汗牛充棟，各自傳記就有的不止一種。但是我的文章可以起到補闕拾遺的作用，在正傳里看不到，通過我的這樣一顆顆珠子，讀者能夠發現他原來有這么一段事，還有這樣的言論、這樣的心態，這樣一種肢體語言。”

在劉心武看來，歷史是一種宏大的敘事。“它那篩網的網眼兒是很大的，它經常要無可避免，甚至是必須犧牲掉許許多多真實生動的細節。但作為個人的憶念性敘述，越是尊重、敬畏歷史，便越應該如實地給歷史以細節的補充。這是一般讀者所企望的，也是史家所不拒的。”

施戰軍在發言時認為，劉心武是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以后，新時期中國文學主脈上的主要作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有一股思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建立了起來，就是屬于中國的人道主義文學思潮，這一文學思潮可以說是當代文學的主流。而劉老師最初的作品《班主任》，可以說開啟了新時期文學。我們說傷痕文學有兩部代表作，一部是《班主任》，一部是《傷痕》。”

祝勇品讀出《也曾隔窗窺新月》一書三個層面的意涵和內容。“首先讀到劉老師從事文學創作的幕后點滴和跟文壇上各位老師、朋友交往的花絮，也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劉老師文學創作的歷程；第二個層面，書中的這些作家，從巴金、丁玲、冰心、端木蕻良、邵燕祥、馮亦代、汪曾祺……一直到更年輕的王小波等幾代作家，他們創作和生活的側面。”

“見劉老師其人，見文壇眾生相，第三個層面便是（讀者）可以見自己。劉老師筆下這些作家的面貌，雖然描述得零零散散，但是會讓幾代讀者會回味起自己當年閱讀這些作家作品時的心路歷程。余生已晚，沒有劉老師的幸運可以見到巴金、冰心、端木蕻良、沙汀、艾蕪……這些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但他們的作品我們非常熟悉，所以我也重溫了一遍自己從小到大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這種互文與觀照，讓我讀來特別熟悉、特別生動。”

“究竟是什么打動了我？讓我下筆”

文學家是多情的，劉心武對于生命中的友人、對于幫助過自己的人，一直抱著一種特別的感恩之情。年歲大了以后，這份情誼在書中釀得尤為釅念激蕩，讀來令人動容不已。

這么多年過去了，劉心武還記得與邵燕祥在琉璃廠邂逅時對方的一聲呼喚。“燕祥兄迎面騎車而來，見到我親熱地喚我一聲‘心武’。他可能早忘懷了，我卻仍回味著這小小的插曲。”

談到茅盾時，他說：“我雖然沒有與茅盾親密接觸、深入交談的機會，卻是受過他恩惠的。”原來，在1979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的座談會上，茅盾給予了當時還是文壇新人的劉心武贊許與鼓勵。這在茅盾的一生中并不算什么，但劉心武說：“我得承認，在《鐘鼓樓》的整個寫作過程中，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也是我發憤結撰的原動力。”

對于周汝昌先生，劉心武說：“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如今被一些人認為是‘紅學家’，其實是汝昌師拼力將我扛在肩膀上才獲得的成績。”“我以為，汝昌師對我的無私扶植，正與胡適當年的學術風范相類。我將永遠銘記、感懷！” 

作為《也曾隔窗窺新月》一書的責編，何奎在分享會上談及劉心武同文壇故舊間的不少生活細節。“劉老師書中寫到同好幾位友人喝酒，比如跟葉圣陶先生見面，便是在酒桌上。還有他和陸文夫先生在餐館吃飯，吃完飯兩人都沒結賬就走了。半路想起來回去結賬，問服務員怎么不追出來，服務員說看你們兩位都是有文化的人，肯定會找回來的（笑）。而劉老師當年看了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馬上就電話同他約在一家小餐館見面。兩人一見如故，推杯換盞頗有魯迅先生講的魏晉風度。”

“這本書寫了這么多人，究竟是什么打動了我？讓我下筆。”劉心武自問自答，“現在我自己回看，這些文章寫在不同的年代，發表在不同的園地，但我自己可以總結出來，這些人打動我主要有以下四個閃光點：一是所有這些人，無論是進入現代文學史還是進入當代文學史，都真正熱愛我們腳下這片土地，愛這個民族。冰心先生當年在波士頓韋爾斯利女子大學學習文學，碧草藍天，她懷念的卻是北京城的萬丈沙塵。1987年，汪曾祺先生去愛荷華大學訪學，做住校作家，為期三個月。他見到我時卻說，自己倦游了，不想在這兒待，想回北京，說得是那么真切……” 

“第二，是他們都對時代的認知有高度的理性。經歷了很多苦難，我書里寫到了政治運動，寫到了時代的顛簸，寫到了他們的坎坷遭遇，但這不是這本書所寫的重點，我的重點是他們多數人能夠超越這些，達到一種清晰的生命認知，一種對時代的明確把握。吳祖光先生晚年經常寫大字，他也是書法家，老寫‘生正逢時’四個字。”

“另外這些人還有一個共同的閃光點，那便是對自己專業的熱愛。我特別討厭‘空頭文學家’，沒什么東西，沒多大能耐，得到一點榮譽或名位就膨脹得不得了。你真跟他聊起來，也說不出一些所以然來。書中的這些人不一樣，他們獻身文學、藝術，繪畫或者戲劇，對自己專業的熱愛到了癡迷忘我的程度。”

“最后，我覺得是一種強烈的內心的善。善良據說在當代社會越來越少了，在座的人捫心自問，你心里還有幾許善？我寫過一篇《救心電話》，寫了顧行，顧行的知名度不高，他是當年《北京晚報》副刊部主任，我同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相識了……十年前我摔了個大跟頭，他在獲悉有關我的這一信息的三分鐘后，立刻撥來了電話。短短幾句話，不啻救心丹丸！當時他因為嚴重的心臟病正住在安貞醫院，他是從病床上爬起來，離開病房，走過好長一段走廊，到公用電話亭給我撥的電話。這是一個我一生受用不盡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