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梅里馬克紡織博物館里，有一份1853年洛厄爾紡織廠的時間表，上面清楚地寫道：

春夏季（3月20日到9月19日）：

早餐6:00，工作6:30，午餐12:00，繼續工作12:45，下班6:30；

秋冬季（9月20日到3月19日）：

早餐6:30，工作7:00，午餐12:30，繼續工作1:15，下班7:00。

如果這份時間表還不足以讓你感受到緊迫的話，那么接下來還有一份“打鈴表”：

春夏季：

早起鈴第一遍4:30，第二遍5:30，第三遍6:20

午餐鈴第一遍（出來吃飯鈴）12:00，第二遍（返回工作鈴）12:35

下班鈴6:30

秋冬季：

早起鈴第一遍5:00，第二遍6:00，第三遍6:50

午餐鈴第一遍（出來吃飯鈴）12:30，第二遍（返回工作鈴）1:05

下班鈴7:00

作為當時美國的紡織業中心，十九世紀中葉的洛厄爾市有9家大型紡織廠，雇傭的工人總數超過30000人。這些工廠在規劃布局、建筑風格、資金來源、管理方式等方面擁有高度一致性，執行的也是同一份時間表。難怪很多工人多年后回憶工廠經歷時，最難忘的除了轟隆作響的機器聲以外，就是無處不在的、刺耳的鈴聲。

以湯普森為代表的一批勞工史家們早已證實，把農業時代獨立自主、隨意散漫的農民，訓練為接受工廠紀律和時間，符合工業化生產要求的工資勞動者，是何等的漫長而艱難。在這方面，洛厄爾的工廠主們是相對幸運的，因為他們雇傭的勞動力主力并不是桀驁難馴的男工。據統計，洛厄爾的棉紡織廠里除了少數監工、機械修理等技術工人和個別重體力勞動崗位為男性外，90%的勞動力是附近地區的農婦，尤其是年輕的未婚婦女。而放眼望去，在美國工業革命發源地——整個新英格蘭地區，棉紡織廠雇傭的女工總數更是有6萬人之多。這些紡織女工是最早走出家庭，從事工資勞動的美國婦女。

為什么洛厄爾的工廠主們青睞于雇傭婦女，而不是像更早些時候的羅得島紡織廠那樣雇傭整個家庭呢？一方面是婦女被認為更溫順，更便于管理，另一方面是因為婦女一直以來就在家庭經濟中承擔紡紗織布的主要職責。從家庭手工紡織，到在工廠里操作機器紡織，雖然工序大大細化了，但工作原理和流程仍然是相似的。被安排在不同車間的女工，在面對清棉機、梳棉機、并條機、卷紗機、動力織機、漂白機、整染機等機器時，更容易熟悉，上手更快，效率更高。

但是，在雇傭婦女的同時，洛厄爾工廠也把自己卷入了一場有關“婦女美德”的輿論旋渦。十九世紀初，來自英國工業革命的各種消息常常會登上美國報刊媒體的頭條，英國工人的悲慘境遇和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是美國社會街頭巷尾熱議的焦點。洛厄爾紡織廠的創始人之一、波士頓商人內森·阿普爾頓（Nathan Appleton）后來回憶建廠歲月時說：“歐洲制造業城市中的工人，其智力和道德的墮落是臭名昭著的。所以，當時大家有一種自覺意識，想要盡量避免走歐洲的老路。”為了緩解社會對于婦女從事工資勞動的道德焦慮，洛厄爾工廠從一開始便精心設計了一套完備的家長制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嚴格的作息時間、在工作場所盡量避免男女工的接觸、建造女工集體宿舍、設立宿舍管理員、門禁和黑名單制度、修建圖書館和閱覽室、安排豐富多彩的宗教和文學藝術活動、給女童提供每年幾個月的教育時間等。不僅如此，洛厄爾工廠還給女工開出了更豐厚的工資，提供更友好的支付方式：除去每周住宿費1.25美元以外，女工的平均工資基本穩定在每周2美元左右，最高能拿到4美元，而且工資是現金按月準時支付的，不像早年的羅得島紡織廠，用發放購物代幣的方式來支付工資。洛厄爾工廠的勞動強度也低于同時期的英國：一開始是每天12小時，三十年代以后增加到12.5小時，到五十年代降為11小時。所有種種，目的都是為了糾正工資勞動的弊端，讓工廠代替男性家長的角色，成為女工的監管者、保護者、教育者，成為社會公序良俗的捍衛者。

洛厄爾工廠的家長制管理一經推出便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一大批社會改革家、宗教人士、政界商界和文化精英等對此贊譽有加，將其視作道德的楷模和工業化的樣板。在與舊世界的對比中，一種例外主義的情緒油然而生。他們自信地宣稱：“歐洲工業體系的運轉需要大量的苦難、墮落和野蠻，這構成了當時最大的丑聞之一”，而洛厄爾的存在充分證明：美國不會重蹈覆轍，從事工資勞動不會損害婦女的美德，工業化與共和主義的和諧秩序是可以相容的。很多關心工業化與道德問題的歐洲名流也慕名而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著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訪問了洛厄爾。綠樹成蔭、窗明幾凈的工廠，衣裝整潔、言行得體的女工，給他略顯平淡的美國之旅帶來了巨大驚喜，尤其是女工，顛覆了他心中對于工人階級社會地位和能力的認知。他不禁感嘆道：洛厄爾工廠與英國工廠，“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同樣贊不絕口的還有英國議員詹姆斯·白金漢（James S. Buckingham）。他斷言：“洛厄爾是世界上最引人矚目的地方之一，我不相信世界上還能找到第二個像洛厄爾這樣的制造業城市——女工道德純潔、溫柔得體，很少有過度勞動或健康不良的痛苦；整個城市秩序井然，很少有苦難和犯罪。”然而，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對洛厄爾的家長制管理不以為然。他們深信，工業化本質上就是一場旨在顛覆自由和平等的陰謀，它帶來的結果一定是社會的貧富分化、等級森嚴和道德敗壞；用監管、教育、道德改進的方法來醫治工業化的弊端注定是徒勞的；洛厄爾女工與英國工人沒有本質區別，洛厄爾工廠根本不是什么楷模，而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一個可怕的詛咒。

那么，處于輿論旋渦中央的女工自己怎么看呢？

從目前保留下來的大量材料中可以看出，和社會輿論一樣，女工中也有很明顯的意見分歧。一派是認同工廠的家長制管理，并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竭力向外界證明工廠生活提升了她們的教育，培育了她們的美德。在工廠管理層的支持下，這些女工組建了若干個“提升小組”，學習撰寫小說、詩歌和評論文章。一些小組還創辦了自己的刊物，包括《操作工雜志》（Operatives’ Magazine）、《洛厄爾奉獻》（Lowell Offering）、《新英格蘭奉獻》（New England Offering）等等，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洛厄爾奉獻》。該刊物在創刊時開宗明義地表示，自己的宗旨就是要現身說法，反駁外界的質疑，“破除不公正的偏見，證明洛厄爾女工作為一個階層是有智慧、有美德的”，“工廠生活非但沒有損害她們的美德”，反而“增加了她們的智慧，強化了她們的道德感”，“讓她們整個人的品德都得到了提升和改進”。

初期《洛厄爾奉獻》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與當時新英格蘭地區著名的勞工改革派奧里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展開論戰。布朗森此前曾撰文譴責工資勞動制度踐踏個體尊嚴，敗壞社會道德，而女工的論戰策略則是把自己與一般意義上的“工資勞動者”區別開來，強調自己的性別身份和為人妻母的家庭角色——“洛厄爾女工普遍來自寧靜的鄉村，是在清教徒家庭的監管下長大的，（以后）她們還要回歸家庭，成為新英格蘭擁有自由意志的自耕農的妻子，和未來共和國頂梁柱的母親。”《洛厄爾奉獻》上還經常刊登以“工廠女孩”（Factory Girl）為題材的小說。小說中，女孩們來工廠做工的理由，要么是父母雙亡，要么是丈夫早逝，要么是為了幫家里還貸款，要么是為了幫兄弟攢學費，反正絕不可能是為了滿足個人欲望或爭取個人獨立。在這些女工們看來，在工廠從事工資勞動非但不會損害，反而有助于履行自己作為婦女的家庭責任；工廠生活的意義在于讓她們成為更好的女人。在她們心中，性別身份比工資勞動者的身份更重要，家庭責任比個人的經濟獨立更值得追求。

另一派女工則始終把工資勞動的壓迫性掛在嘴邊。她們不認可工廠的家長制管理，強調女工不僅是婦女，更是勞動者，她們與資本家、工廠主的利益是對立的，還指責《洛厄爾奉獻》喪失了中立性，站在壓迫者一邊，掩蓋工廠制給社會和全世界帶來的巨大罪惡。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當工廠在債務和競爭的壓力下決定加大勞動強度、壓低工資、增加住宿費時，這些女工也毅然走上街頭，參與到當時沸沸揚揚的勞工改革大潮當中，用請愿、游行、罷工等方式來爭取自身權益。

《洛厄爾奉獻》

投身抗爭運動的女工的權利話語大體有兩種。一種是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強調自己和男工的平等性。她們自詡“1776年精神的繼承者”，把工廠主比作當年意圖實施暴政的托利派，認為自己的罷工游行與美國革命的性質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捍衛自由與獨立，反抗奴役。她們以“財富生產者”自居，向所有工人發出呼吁：“男工女工們，你們是否充分認識到自己的真正價值和尊嚴？作為社會中最有用、創造最多財富的人，你們是否獲得了應有的社會地位？”她們自稱是“勞工改革和人權進步事業中的姐妹”，說自己的偉大目標是“推進所有勞工階級的共同利益”，呼吁“所有辛勤的勞動者”攜起手來，推翻這個“把大多數人貶低為奴隸的社會”，給予所有人平等的權利和真正的自由。另一種權利話語是強調性別差異，聲稱女性特質讓女工需要更多的保護和照顧。她們極力渲染女工是“可憐的”“溫柔的女孩”，是“品行端正的新英格蘭自耕農的女兒”，是“共和國下一代公民的母親”。她們反復強調“女工在社會里還有另外的責任——妻子和母親”，然而“這些女工們結婚后，非但不會成為丈夫的幫手，反而會成為丈夫的禍根”；她們即便成為母親，也無法培育出共和國需要的合格公民，美利堅民族的下一代只會墮落為“一個在精神上、生理上都虛弱、病態、愚蠢的種族”。

在洛厄爾女工的抗爭活動中，這兩種權利話語是交織使用的。為了最大程度地動員社會力量，爭取輿論支持，女工們經常會在同一場演說或同一篇文章中，不加區分地使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話語。與二十世紀初有較高理論覺悟的婦女改革派不同，此時洛厄爾女工并不在意如何界定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角色，更無意爭辯哪一種性別公正的觀念，或者社會改革的路線更有利于爭取自身權益。她們是本著實用主義的目的，看重的是權利話語的工具性。

從另一方面來看，兩種權利話語的交織使用也體現了傳統性別觀念和新的政治經濟學思潮的共同影響。長期以來，美國的傳統性別觀念認為，由于生理特性的不同，男人更適合從事經濟、政治等公共事務，而婦女更適合待在家內，承擔養育孩子、料理家務等家庭責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琳達·科爾伯等學者在研究美國革命對婦女的影響時指出，在傳統性別觀念中做文章，通過強調性別差異來為婦女爭取權益的做法早已有之。革命一代的精英們正是借著共和主義意識形態的東風，通過強調“母親”身份的重要性來推動婦女教育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洛厄爾女工呼吁自己需要更多的保護和照顧，與“共和母親”的思路有異曲同工之處。十八世紀末以來，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一批政治經濟學家提出了一整套旨在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新理論。新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論證了勞動是一切財富的來源，揭示了資本家利潤的產生機制，從而讓工人對自己的遭遇有了更精細、更深刻的理解，也為他們的抗議提供了一種支撐性的論證。早在1789年，《國富論》就率先在費城再版。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年在倫敦出版之后，僅過了兩年就在美國再版。進入1820年代以后，這兩部名著在美國多次再版，成為了工人證明自身價值的“圣經”。洛厄爾女工是當時美國工人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她們能夠熟練自如地運用當時深入人心的勞動價值論，來譴責財富和權利的不平等分配。

與婦女從事工資勞動、爭取自身權益的同時，放眼全國，比較突出的現象還有：婦女組建社團積極參與廢奴、禁酒、人道主義等各項社會改革運動；婦女接受教育的機會和渠道不斷拓展；婦女的寫作活動越來越活躍；以婦女為主要讀者的書籍和雜志越來越多；以及1848年在塞納卡福爾斯會議上，婦女模仿《獨立宣言》的語言來控訴性別之間的不平等，并首次提出選舉權的要求。所有這一系列現象都集中發生于十九世紀上半葉，對此，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呢？這正是美國早期婦女史研究的核心問題。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早期婦女史研究大體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典型的輝格主義敘事，認為從接受教育，到公共寫作，到關注社會改革，再到提出選舉權，是一個婦女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從私人領域逐漸走向政治領域的過程。盛行一時的“共和母親”的研究范式，雖然其研究時段局限于革命時期，但也暗含了一種輝格主義的預言，因為它強調美國革命推動了婦女的政治化進程，為之后婦女爭取政治權利打開了可能性。另一種路徑是否定一元論，強調婦女活動的差異性、復雜性、斷裂性。例如，有學者研究婦女的結社活動，指出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的婦女結社有多種類型和多元傳統，不同社團之間并非是一種以爭取選舉權為方向的進階式關系，而是有各自不同的目標、方式和定位。有學者對輝格主義敘事提出質疑，認為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并沒有延續革命時期的“進步趨勢”，在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社會對婦女權利和角色的看法出現了很大的倒退，婦女被要求退出政治領域，重新回歸家庭。

從洛厄爾女工的情況來看，顯然更適合采取后一種研究路徑。因為首先，“工人階級”并不是她們永久的身份。這些新英格蘭婦女在紡織廠當工人的時間平均只有4-5年。大部分女工在積攢了一點錢后便離廠返鄉，結婚生子，繼續做家庭婦女。隨著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大量愛爾蘭裔移民的涌入，紡織廠雇傭的本地婦女數量逐漸減少，“洛厄爾女工”不再是一個廣受關注和極具爭議的社會問題。以洛厄爾市的漢密爾頓紡織廠為例。1836年該廠只有3.7%的工人出生于國外，到185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38.6%，到1860年這個數字上升為61.8%，其中46.9%為愛爾蘭裔移民。因此，對于這一代女工來說，工廠生活只是她們漫長人生中的一小段插曲，不能過分夸大工資勞動對于她們的“解放”意義。

露西·拉科姆（Lucy Larcom）

再者，這一代洛厄爾女工中的確沒有多少人后來成長為真正的女權活動家。她們中最負盛名的是露西·拉科姆（Lucy Larcom）。她11歲跟隨母親來到洛厄爾工廠工作，22歲離開工廠，跟隨家人前往西部定居，后來成為了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她支持改善工廠條件，支持廢奴，支持婦女教育，但自始至終都反對婦女選舉權，與后來的女權運動領導人露西·斯通等人不相為謀。洛厄爾女工抗爭活動的領袖莎拉·巴格利（Sarah G. Bagley）或許在美國勞工運動中青史留名，但在婦女運動中卻難覓蹤影。1847年她卸任洛厄爾女工改革協會主席之后，便默默無聞，再也沒有為女權振臂高呼。哈里特·羅賓遜（Harriet Hanson Robinson）是少有的例外。她孩童時期跟隨當宿舍管理員的母親來到洛厄爾工廠，晚年加入了美國婦女選舉權協會，還成為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馬薩諸塞分會的創始人之一。1898年，幾近耄耋之年的羅賓遜回憶起自己11歲時參加的女工游行，將其與半個多世紀后的婦女選舉權斗爭聯系起來。她深情地寫道：“當我回頭看到長長的（游行）隊伍時，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這種自豪之情僅次于馬薩諸塞州賦予婦女選舉權。”羅賓遜想把洛厄爾工廠塑造為女權運動的搖籃，想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天生的女權主義斗士，然而綜合各種歷史事實來看，這種被建構起來的個體記憶，其真實性是要打折扣的。因此，把洛厄爾女工放在一種斷裂的、多元的歷史進程中，重視其內部的差異性、復雜性，更有助于我們理解她們的思想觀念和行動邏輯，也更有助于我們評價工資勞動對于第一代女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