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系的又一次終結？

近日，《紐約客》作者Nathan Heller發表了題為《英文系的終結》的長文，這一話題也在國內微博上引發了討論。微博網友“洛之秋”在對于此文的總結中指出：“與其說（作者）是分析問題，還不如說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光譜中以某種現象學的眼光來報道和描述英文系的境遇。”在采訪了公立的亞利桑那州立（ASU）大學以及以精英教育聞名的哈佛大學的普通學生和畢業生，以及大學教授和大學行政人員后，Heller指出英文系學生的減少背后有著復雜的原因，并非僅僅因為人文藝術學科經費的減少，或英文系畢業生就業困難。

Heller在文中寫道，相較于可能背負上高昂學生貸款、不得不考慮現實就業的ASU學生，哈佛大學的學生能享受豐厚的獎學金，并且“哈佛畢業”足以保障畢業生的就業和收入。那么，為什么英文系失去了它曾經的吸引力？

在思考這一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認識下何為“英文系”。豆瓣網友“貍貓”在文章《別念英語系！》中給英文系做出了以下定義：“英文系是一個人文學科，是以文學為主體，語言學、英語國家思想文化為支撐的文學科目……英語系之所以能夠有資格成為大學‘學科’的根本條件，就應該是以‘文學’為主，兼修語言學和文化，而廣義的‘文學’應該也包括人文學者必讀的思想、哲學、宗教等方面的經典論述。否則英語系不配成為一門拿‘文學’學位的學科，而只是一個相對高級的語言培訓機構。”綜上所述，英文系對學生的要求遠遠高于基礎的讀寫，而是涵蓋了理論學習、哲學思考、文化批判等方面的綜合學科。

英文系的吸引力脫離不了文學本身的美感以及學科本身的知識價值，但微博網友“洛之秋”也表示美國大學文科興盛有著特定語境。為了在意識形態層面塑造美國在全球文化中的霸權地位，美國政府注入巨資興辦人文藝術學科。在大量注資外，五六十年代的大學學生總量激增，并且由此形成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都推動了英文系的發展。文科教室既是學生獲得文化資本，由此實現階級流動的地點，也是英文系師生對越南戰爭、種族主義、性別平等、資本主義批判等進步話題發起文化政治戰爭的場所。在那個時代，英文系教授成為了文化偶像，英文系的學生則代表一種酷的身份。

然而，現在的英語系即不能實現學生的階級流動，甚至難以保障他們的就業和收入，更無法被視作具有文化和社會影響力的“酷”學科。對于前者，一名reddit論壇的網友“dwilsons”這樣寫道：我是一名電子工程和英語文學雙學位的畢業生。雖然Heller在文章中提到了文學批判的變化，但于我而言，最大的問題是大學學費實在太貴了。現在的學生基本上把上大學視為一種投資，我的工程師同學們并不關心課程或他們學到了什么，而是急于盡快畢業，獲得高額薪水。這就是我為什么選擇攻讀電子工程，如果我的“英語文學”道路發展不順，至少我可以保證自己有一份不錯的工作。Heller的文章也證明這種想法并非孤例，某位哈佛畢業生表示，自己來自一個低收入的移民家庭，她的父母曾告誡她：“找一個能讓你找到工作的專業，你去哈佛不是為了織籃的。”在她看來，學習人文學科需要學生（或他們的家庭）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是一種基于愛好的選擇。而幾十年來，教育成本的增長一直領先于通貨膨脹，這使得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更為“實際”、方便就業的專業。

但就業困難和無法保障收入并不能解釋所有的問題，英文系或許不得不承認，它已經不夠“激進”，也無法為學生提供最前沿的思想，也很難鼓勵他們做出尖銳的批評。在社會問題頻發、全美日益撕裂的當下，學生們渴望直面“美國社會最核心的矛盾與弊端”。對于英文系只能將各種現象和對象“問題化”的做法，學生感到失望也合情合理，因此越來越多的學生投身于能關注真正社會問題、實現政治介入的學科。

另一方面，如同許多其他人文社科一樣，英文系也遭到了“歐洲中心主義”、“只關注白人男性作者”等批評。及時做出相應調整，或許既是學科試圖存活下來的必要努力，也是學生們對于學科改良的期望。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的文章“取消這些通識學科，對佛蒙特大學意味著什么？”中報道了佛蒙特大學以“招生數據”為由取消包括古典系在內等學科的故事。其中一名古典學系的畢業生表示：“古典文學現在才開始傾聽‘婦女，奴隸，模范和下層階級’的聲音，在它變得更加平等時取消這門學科，將是一種遺憾。”

如果說上述的現象還只是英文系學科內部面臨的挑戰，那么包括人工智能的興起、ChatGPT的橫空出世則是英文系遭受的外部沖擊。學生們已經意識到，相較于英文系，人工智能，大數據，ChatGPT，基因工程，生物制藥，硅谷創業等方向有著更強大、改變社會的力量。因此，哈佛大學一年級統計學入門課的報名人數從2005年的90人飆升至現在的700人。學生的選課數據，以及談論的學科話題，都證明了英文系已不屬于當下的熱門學科。文章的最后，Heller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向，包括打通學科的壁壘，按學生的需求設計課程；或參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做法，在課程中強調審美，關注對藝術作品價值的判斷，引導學生追求真理和美感。這些做法也是英文系適應時代，適應世界性發展的做法。

在眾多關于本文的討論中，一位名叫“Big-Car8044”的reddit論壇網友以英文系教授的視角寫了評論：“作為一名職業生涯即將結束的教授，我對如何增加本校人文學科的學生人數也束手無策。 讓我既傷心又鼓舞的是，學生們會說，他們從上幾代人那里繼承的成功模式：一個學位可以換來一份高薪工作，然后一輩子都在這份工作上努力前進，并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很多學生告訴我，他們想要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而不是一份能定義自己的工作。同時，他們被告知要放棄追求人文學科的學位，因為這些學位不會帶來高薪的工作。他們試圖取得平衡，既滿足父母對孩子（和父母自己）能夠快樂和安全的愿望，同時以一種不會破壞這個世界（別忘了，他們并沒有要求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方式來塑造自己的意義。我憑什么說他們錯了呢？……我的課程并不是最受歡迎的。但令我困惑且意外的是，學生們常常對我說我的課改變了他們，并和我分享他們生活的故事。我可以說，我已別無所求。”

引用文章：

http://www.6773257.com/newsDetail_forward_10505969

https://www.douban.com/note/579647147/?_i=7848525vHtuvMb

https://www.reddit.com/r/TrueLit/comments/11dhvjv/the_end_of_the_english_major_the_new_yorker/

https://weibo.com/u/1769741763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3/03/06/the-end-of-the-english-major

天災之后即將大選，土耳其學界討論如何“維修”國家的積弊

2023年6月，土耳其將迎來大選。普遍認為，這會是最有可能結束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及其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二十年的長期執政的一次大選。近年來土耳其遭遇了嚴重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失業率高企。

當地時間2023年2月14日，土耳其阿德亞曼，阿塔圖爾克大道上的一座鐘樓時鐘停在凌晨4點17分，這是7.7級地震襲擊包括阿德亞曼在內的土耳其多個省份的確切時間。

就在上個月初，在土耳其東南部發生的地震，造成了一個世紀以來土耳其最大規模的自然災害。上千萬人受災。死亡人數很快也超過了五萬人。在地震中多座城市被大規模摧毀，土耳其先前大規模發展中的居民樓質量安全問題、安卡拉中央政府主導救災的效率問題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質疑。

土耳其知識界認為如何“告別埃爾多安時代” 已經構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多名重要的土耳其知識分子近日都在雜志上撰寫文章討論土耳其接下來必要的“轉型”。而其中尤為重要的兩點便是城市化問題和經濟與就業問題。

伊斯廷耶大學（Istinye University）教授、建筑師烏爾·坦耶里（Ugur Tanyeli）就撰文討論土耳其的城市和地產經濟模式將走向何處。他認為許多知識分子對未來的當前預期過于樂觀。相比人們期待的司法機構改革、教育機構和政府機構改革，城市的變化很難。它不光是建筑，也是人和空間的關系，所以盡管人們很需要去說，想象一種新的城市和建筑是可能的。但這個領域也最少出現“奇跡”，僅憑換一屆政府，這些很難得到改善。

坦耶里指出，土耳其的建筑和地產行業是一頭巨獸。整個土耳其經濟上上下下，從最富有的人到最貧窮的人，都多多少少依賴地產、城市發展項目和房屋租售盈利。這時候要改變整個這套邏輯，就意味著徹底改變資本的運作模式。意味著改變人們的生存來源：有人依靠建設房屋獲利，有人通過土地許可證、土地分配獲利，有人買賣建筑材料……這有關一整套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規模不斷增大，在城市中修建住房更有利可圖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如此，它還關乎人們的“一整套心態”。

但坦耶里也認為這不意味著人們就什么都做不了。

比如，首先可以做到的是讓土耳其中央政府停止作為地產項目的大推手。在土耳其，中央政府是地產項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政府通過公營房屋計劃親自參與地產開發。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權力決定哪些土地要加以征收，然后轉為地產開發項目。在這個過程中，原有的低密度的區域被拆除，換成高層住宅樓，這樣一來開發商修建的新建筑的密度越高，他們就能賺得更多。坦耶里認為土耳其中央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非常負面的角色。其完全應該通過各種辦法約束開發商的盈利比例，這樣也就能夠為整個虛高的市場起到約束的作用。

此外，土耳其中央政府還掌握著許多地方城市的城市規劃權力，比如將哪里設定為開發用地，哪里設置地產項目。坦耶里認為這種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劃分是非常不合適的。這意味著地方的公共利益完全變成了可以被隨意抽取的存在。尤其是近年來，執政的正發黨用中央權力將許多城市的市長撤換掉，換上代理市長。這使得在城市規劃中地方的權力越來越微乎其微，安卡拉政府的權力則無遠弗屆。這也是地產行業產生大量弊病的原因之一。

坦耶里還專門提到土耳其社會中的一整套“心態”問題。比如，對過往歷史的迷戀也反映在了城市風格和發展上。土耳其中央政府強推各種復古新古典建筑，試圖用一種“新奧斯曼主義”的審美統攝全國。“奧斯曼美學”近年來在土耳其大張旗鼓，比如著名的“安卡拉城市大門”計劃，修建了看上去像迪士尼樂園一樣的公共建筑。但是，迪士尼樂園只是迪士尼樂園，安卡拉的“城市大門”卻是一種權力的體現，并且將歷史美學化，復制到全國各地，作者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各種專業團體，比如建筑師協會，規劃師協會都變成了中央政府的反對者或者對抗者。

同樣，土耳其城市生活中也充斥著一種懷舊情緒，認為曾經的鄰里生活特別和睦，特別多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但實際上，坦耶里指出，自從19世紀之后，伊斯坦布爾這樣的大城市的鄰里生活就已經非常原子化了。人們一邊追捧著資本主義下的城市地產經濟，另一邊懷念那些屬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家庭和睦感”，這種矛盾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式的。同樣的，想從這種現實逃離，去尋找一個“傳統家庭”的模式，也是不切實際和癥候性的。這種心態很像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意味著人們還沒有把城市化當作一個既定事實來面對。

所以，在今天很多人在期待土耳其新選出一個中央政府來改變這一切時。坦耶里表示不同意這一思路，他認為，更關鍵的地方在于要改變安卡拉的中央政府在城市規劃、美學規劃等方面的“無所不包”的模式。同樣地，改變人們的心態也非常重要。這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的參與。

同樣地，經濟問題，尤其是失業問題也是土耳其知識界討論的焦點之一。土耳其經濟學家古爾塞爾（Seyfettin Gursel）就在《積累》（Birikim）雜志上撰文，討論經濟發展模式和失業問題在未來的結局路徑。

古爾塞爾認為，土耳其的失業問題直到1950年的工業化之后才真的出現。在那之前80%的土耳其人都從事農業勞動，失業不構成一個問題，也不存在一個全國范圍內的勞動力市場。1950年之后的30年里，人口增長和大規模的城市化開啟，失業率迅速攀升到了8%-10%。

但在最近的正發黨執政的二十年里，土耳其的失業率經過了兩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2003年到2007年間，古爾塞爾認為這段時間的增長的主要動力是生產率的提高。從2001年的經濟改革開始，土耳其的經濟增長達到了每年7%。但這一模式對拉動就業率的效果一般，失業率數字沒有太多變化，一直在10%左右徘徊。第二種模式則是在2008-2009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危機時失業率一度增加到了13%。但2010年開始，正發黨的經濟政策轉為刺激內需，并放松財政管理，大量發放流動性。這一階段隨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量化寬松大量創造出來的就業崗位，使得失業率降到了10%以下。不過，這也最終導致了2018年金融泡沫爆破后的土耳其經濟危機，諸如地產業這樣大規模吸引就業的行業瞬間喪失了大量就業崗位，失業率上升到了13.7%。

失業一直是土耳其的諸多社會危機中的重點問題。在各種民意調查中，民眾最關心的社會問題的前幾名都有“失業問題”的一席之地。但是古爾塞爾指出，解決就業問題不單只是經濟發展的問題，更是如何發展的問題。土耳其每年預計的勞動力數量（15歲以上）增加是95萬人，這意味著每年至少要增加超過61萬的就業崗位才能總體上不斷降低失業率。但是土耳其試圖恢復在2003-2007年的更高質量的發展模式，那么降低失業率的效果就會比較有限。同樣，低水平的發展可以提高就業率，但低水平的發展問題就會繼續積累。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就業結構問題依舊很突出，一方面是性別上的：男性的勞動參與率達到了72%，但女性只有不到35%。作為比較，女性勞動參與率最低的南歐國家也有60%的參與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失業率非常高。此外，土耳其東南部的失業率遠遠高過其他區域。空間的不平衡會使得失業問題更難以解決。

除了城市化問題和經濟問題，土耳其還面臨著政治結構、族群沖突等不同的問題。土耳其政治學者塔那爾·波拉（Tan?l Bora）就認為在涉及大選的討論中，人們往往混淆了“修復”（restoration）和“修理”（repair）的概念。在近日的一次對談中，他提到，在大選來臨之前，很多埃爾多安的反對者認為過去的二十年是一種“失去”，是被“耽誤了”。因而很多人使用了諸如“修復”這樣的詞匯。但這樣的詞匯是保守的，它預設了存在著一種可以回去的過去。但他反問：“我們真的對過去的狀態這么開心嗎？”

波拉指出，在“修復”和“維修”之間存在著非常巨大的區別。修復更大程度上意味著改造國家，讓國家更具備韌性，但是這個韌性是說維持它的有機體。這讓人想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土耳其歷史，在那時奧斯曼帝國經歷了兩次立憲君主制改革，試圖維持帝國，這可以意味著某種“修復”。但是在那之后人們發現國家已經千瘡百孔到了沒法修復的地步了。這時候的思潮便是將其徹底換個模式，這就是20世紀出現的革命思想了。如今在全球范圍內，“修復”都是一個頗為新自由主義的概念，比如各種地方的政權輪換，選舉政治，都是在“修復”的概念之下展開的。問題是，土耳其積累的問題并非僅僅近二十年來為之，也有種種長期的結構性的因素。如果只是“修復”，而不能“維修”新自由主義時代長期執政的正發黨政府留下的各種問題，那么就是實際上在為整個新自由主義的秩序延長壽命。波拉提出的問題是，在為未來可能發生的“維修”進行思考時，應該制定一種怎樣的原則？

引用文章：

https://birikimdergisi.com/dergiler/birikim/1/sayi-406-407-subat-mart-2023/10086/yakin-gelecekte-turkiyede-kent-ve-mimarlik-icin-bir-vizyon-ne-kadar-mumkun/12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