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鳥獸草木》（劉敦愿著，鄭巖編）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劉敦愿（1918—1997），湖北漢陽人。山東大學歷史系、中文系教授。知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史學家。劉敦愿先生在投身古代美術方面研究的同時，寫過很多關于古代動植物題材的文章，這些文章如滄海遺珠散落在劉敦愿先生學術的一生。

本書編者、劉敦愿先生學生鄭巖教授表示，“先生通過描述圖像的風格，剖析其意涵，來推想古人對自然資源的認識、改造與利用，復原彼時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生活，追蹤古族的征伐與遷徙，再現悠遠的宗教禮儀與信仰，呈現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價值。”《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節選書中《夜與夢之神 ——鴟鸮》這一篇章予以刊發。

梟，俗稱貓頭鷹(圖1），古名鴟鸮（音chī xiāo），也簡稱為鸮或鴟。在中國，長期以來，梟被認為是形貌與聲音都很丑惡的不祥之鳥，因而表現在古代花鳥畫方面，從不見描繪，陶瓷、刺繡等工藝品與民間藝術也不用作紋樣母題。到了近代，盡管科學研究證明梟類是捕鼠能手，是應加保護的一種益鳥，但傳統的迷信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日益豐富起來的地下出土資料改變了人們的觀感，考古發現證明在遠古的歲月里，事實并不是這樣。在公元前第二個千紀的后半葉，在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及西周初期的藝術品中，梟類題材是很盛行的，無論是寫實的雕塑藝術品，還是以青銅器為主體的裝飾藝術品，大多制作精工而造型優美（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從中汲取有益的營養，作為藝術創作的借鑒），反映出梟類在中國古代曾受到人們的崇拜與喜愛，同后世那種對它的鄙視與厭惡，形成強烈的對比。這個問題很值得探討。

圖 1 各種貓頭鷹

一

梟類題材藝術作品的豐富與優秀，與中國古代的宗教崇拜對于夜禽的重視有著密切的關系。

猛禽是食肉的鳥類，其中晝禽如鷹、隼、雕、鷲之屬，它們的性格鷙烈，姿態矯健，回翔天際，搏擊迅猛，為大自然增添壯觀，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自古以來，在文學、藝術與宗教崇拜中，世界性地受到重視，直到今天還是如此。至于其中的夜禽梟類就不然了，由于其形貌奇特、鳴聲難聽，又在夜間行動，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受到重視，甚至還招致人們的厭惡，引發一些誤會與反感。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能察覺到的事情。

雖說如此，但由于時代的不同，民族與地區的不同，宗教崇拜與風俗習慣也有所不同，況且人們對于某些動物的好惡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的，情況十分復雜。

猛禽中的晝禽，在中國古代也曾受到過贊美，例如《詩經 ·大雅 ·大明》描述商周之際武王伐紂時的情景說：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小雅 ·采芑》形容西周時期，元老方叔出征獫狁、荊蠻的軍容時說：

（鳥穴）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但是，在中國古代并沒有把鷹隼之類的猛禽加以神圣化，也許因此之故表現在藝術上，明確可以確認是鷹類的作品屈指可數。陜西華縣仰韶文化遺址中曾出土過鷹形的陶鼎（圖2），軀體擴大作為容器，粗壯的雙足與下垂的尾羽構成鼎足，泥丸貼成雙目，炯炯有神，美觀與實用結合得很好，應是中國最早的鳥尊；實用之外，有無宗教方面的含義不詳。新石器時代晚期，可能屬于典型龍山文化的一批刻紋玉圭與透雕玉佩中，一再發現關于鷹的描繪——雄鷹昂首向天，鉤喙上指，兩翼微斂，雙足向外分張，趾爪剛勁有力，英姿勃發，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系傳世品，不知出土地點，因而時代曖昧不明。后來有了日照兩城鎮玉錛的發現，用作對比參訂，學者們認為應是龍山文化系統的遺物，并與鳥圖騰崇拜習俗有關，影響及于商周時期（圖3）。這一“假說 ”雖然還缺乏旁證，但東部沿海地區在特定的時間內，曾流行過對于鷹的崇拜，這種可能性卻是存在的。不過在商代與西周青銅器中，無論是鳥紋還是鳥尊中，可以明確指為鷹隼的幾乎沒有，只在玉器中多少有些體現，可見這一崇拜已逐漸消失掉了。春秋晚期青銅器中，曾發現一件制作精工、結構靈巧的鷹尊，從這個銅器銘文 “子乍（作）弄鳥 ”來看，制作目的顯然是為了觀賞，而與宗教崇拜無關，此外還發現過一些鷹首壺，性質想也相近（圖4）。至于西漢時期的繪畫藝術中，如河北定縣出土的金錯車飾圖像中，曾見到野生狀態的鷹；山東漢畫像石藝術中所描繪的，則都是馴服了的鷹，只是狩獵場面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就更沒有什么神秘的意味，在藝術表現上也顯得缺乏精彩。

圖 2 黑陶鷹鼎

圖 3  先秦時期的鷹形玉器

至于作為夜禽的梟的情況則大不一樣，有關的藝術品數量的豐富有些出人意料。最早的藝術品也見于仰韶文化時期，陜西華縣出土了鷹鼎之外，也出土了梟頭陶塑。這件陶塑作半球形，雙目向前，并有羽毛構成的眼盤，劃出耳孔，以錐刺紋表示褐色羽毛上的斑紋，梟的特征鮮明，表現手法簡練（圖5）；河南陜縣廟底溝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的陶塑鳥頭，雙目圓大，深深凹入，左右并列，所表現的似乎也是梟（圖6-1）；遼寧阜新紅山文化遺物中，發現小型玉飾中有刻作飛翔狀的梟（圖6-2）。由此可見，猛禽中的夜禽，也與晝禽一樣，在中國史前時期便已受到人們的重視。

圖 4 春秋晚期“子乍弄鳥”尊 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

圖 5 史前時期的鸮形陶塑

圖 6 史前時期的鸮形陶塑和玉飾

在此之后很長的一個階段里 ——新石器時代晚期與青銅時代早期（二里頭文化期），以至商代早中期（二里崗文化期），情況不詳。

到了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青銅器為主體的裝飾藝術蓬勃興起，其上的紋樣以動物題材最為豐富，主要是鳥、獸與爬行動物，個別的還有昆蟲。鳥類中，梟類題材特別豐富，鳳鳥反而很少，如上所言，明確可以指定為鷹類的幾乎不見。梟的形象，無論是寫實的，還是裝飾性的，特征都非常鮮明突出 ——雙目向前，并有圓大的眼盤，聳立在頭上的毛角（梟類有長耳鸮、角鸮，也有無角的，但都有眼盤），與其他鳥類極易區別。其中少量的是白石雕刻與小型玉飾，最多也最精美的是青銅器上的裝飾 ——塑作梟形的鸮尊與鏤刻在各種器皿上的鸮紋。這類青銅器的出土，大多因盜掘關系而不知出土情況。近年來安陽殷墟婦好墓的發現，由于隨葬品保存完整，給予我們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型鸮尊，通高在 46厘米左右的即有兩具（圖7）；虎與鸮兩種紋樣組成的圈足觥一對；汽柱甑形器與偶方彝上都飾有側面形象的鸮紋；刻有鸮紋的石磐一件；可以明確定為鴟鸮的玉雕小件裝飾品，就有 6件之多。一墓之中梟類題材的藝術品能發現如此多的數量，這種題材在當時的盛行，由此也就可以窺見一斑了。

圖 7 河南殷墟婦好墓大型青銅鸮尊

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種類與形式眾多，結構復雜，紋飾內容豐富，處理技巧多樣化，可以說是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而且給予當時的其他藝術，如雕刻、書法以及白陶、象牙、骨器、木器等工藝品以重大影響。但是，青銅器紋飾雖說豐富，然而又不是包羅萬象的，其中的動物，現實的與神話的，也不過是有限的十幾種或幾十種，顯然是有所選擇的。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大多是禮器，也就是 “宗廟重器”，其上的紋樣都具有神圣的性質，不同于一般；梟類題材在青銅器上不厭其煩反復出現，顯然具有特定的含義，不過這種含義究竟是什么，史無明文，還有待我們進行探索。

二

商代有關梟類題材的藝術品，表現形式是多樣化的，有立體的雕塑，也有平面的鏤刻，有的比較寫實，而絕大部分裝飾性非常濃厚。實際上這兩種裝飾方法與藝術風格往往交錯運用，情況相當復雜。

白石雕刻的鴟鸮，安陽西北岡商代晚期大墓曾發現一件，通高32厘米，背后有一鑿槽，大約原作柱礎之用（圖8）。這類白石雕刻還發現有坐虎、臥牛、蟾蜍與人像，只出土于殷墟宮室與西北岡王陵區中，數量極少。

在殷墟還出土了一件陶塑的鴟鸮，通高 20余厘米，黑色，軀體簡化成幾何形體，而頭部則是寫實的，背部有管槽，通到頭部，用途不詳，也是一件很難得的佳作（圖9）。

圖 8 河南安陽西北岡出土商代鴟鸮石雕(柱礎)

圖 9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鴟鸮陶塑

至于一些玉石雕琢的小品，可能用作佩飾與玩好。

最精彩的是一批青銅鑄造的鸮尊，無論從雕塑藝術還是裝飾藝術的角度來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藝術作品。

圖 10 商鸮尊 泉屋博古館藏

圖 11 鸮尊 英國維多利 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鸮尊大多采取站立的姿勢，利用梟頸部粗短的特點，把整個頭部作為器蓋，軀干作為器腹，界限置于很隱蔽的位置，雙足與尾羽構成器足，結構自然而放置穩固；頭顱圓渾，其上聳立毛角，大而突起的雙目，襯以眼盤，更覺炯炯有神；直立的軀干，配合垂直的尾羽，簡化成角狀而上翹的雙足，向前伸出，既增加了全器的穩定感，也使得整個形象挺拔雄健（圖10）。凡此種種，都予人以英俊、猛鷙而又十分沉靜的感覺，造型非常優美，完全可以糾正后世認為梟形象丑惡的成見。

鸮尊除了上述這種三足的處理方法而外，也見只塑作兩足的例子（圖11）。這類鸮尊的雙足完全是寫實的，趾爪雄健有力，不必借助尾部的支撐，便能穩固地站立，成功地處理了整個器物重心的問題（圖12）。中國古代雕塑藝術中的這個問題，因青銅鑄作的 “馬踏飛燕 ”的出土，曾引起過廣泛的重視與高度的贊賞，實際上，遠在商代晚期，在鸮尊的鑄作上早已做了嘗試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這些鸮尊不僅非常技巧地、和諧地解決了美觀與實用相結合的問題，而且保持了作為一種雕塑藝術品的完整性。盡管鸮尊全身滿布刻鏤深沉、種類繁多的裝飾紋樣，但并不因此而忽略形象的塑造、猛禽性態的刻畫，從而使得整個梟形圓渾飽滿，從許多角度進行觀察，都可獲得美觀悅目的效果。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品遺留下來的為數極少，這類鳥形尊彝便成為我們推考當時雕塑藝術成就的重要根據。

商代晚期梟類題材的廣泛應用，在裝飾與雕塑兩個方面都表現了技巧的純熟，收到了得心應手的效果。例如有的鸮尊把頭部簡化為相當規整的半球體，喙部與毛角也都省略了，整個頭部主要由雙目與眼盤構成的兩組同心圓組成，軀干縮短簡化，用簡單的幾何形體表示出胸腹雙翅的區分，并配合以明快優美的渦紋，手法十分大膽，予人的印象卻非常強烈（圖13）。又如，在美觀與實用的結合上，不限于只用鸮尊一種形式，也常用來裝飾提梁卣 ——采用兩梟相背的形式，頭部仍然置于器蓋之上，也各有雙足，尾部簡化示意，形同省略掉了，保持了器的圓渾，也極為別致（圖14）。這種處理方法實際上比單獨塑作梟形的難度要大些，但效果同樣是很成功的。

平面的裝飾中，梟多采用正面的形象，即頭部是正面的，而身體則分列在左右兩側，實際上就是一首兩身，這乃是商周青銅器經常運用的一種裝飾方法，如有的虎、牛等紋樣經此處理，便好像是另一種特殊的神話動物了，但梟形象卻無此感覺。有的圖像由于加大了頭部，使得梟特征更加鮮明，并取得童話插圖般的情趣，十分親切可愛（圖15）。

少量的紋樣采取側面的形象，圖像除了少數個別的之外，大都很小，作為其他紋樣的陪襯，不占重要位置；有的銅觥的鋬部也往往塑作梟形，頗具巧思，也可見這類題材運用的廣泛。

圖 12 商代青銅鸮尊

圖 13 商代晚期青銅鸮尊

圖 14 商代晚期鸮形青銅提梁卣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圖 15 商代晚期立鳥鸮紋方斝  高 30.7 厘米，英國康普頓沃尼博物館藏

把眾多的圖像組織在一件器物之上，并且雕刻（圓雕與浮雕）與平面的刻鏤相結合，是商代晚期經常使用的裝飾方法，并為西周初期的青銅器藝術所繼承。這在梟類題材的藝術品上表現得相當突出。

一般的鳥尊，除了用鱗甲狀的紋樣表示褐色有斑紋的羽毛之外，往往用一條蜷曲的龍蛇表示翅膀，而胸部空白處填以獸面紋或蟬紋。近年發現的鸮尊有紋樣非常復雜的，如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大型鸮尊（圖16），頭、胸、翅、足、尾各部分，都滿布紋飾，或由各種紋樣組成：頭部鳥喙前伸，上面刻一蟬紋，雙目沒有眼盤，與毛角組成一個獸面，而每只毛角又是一條具有菌狀角的魚或龍，這具獸面后部空隙處，各填有一條魚或龍；頭部前半是固定的，只是后半才能開啟，又是一個獸面，額上一個圓雕的鳥形紐，鳥有毛角，也應是鸮，獸面的鼻上有一圓雕的夔龍；頸部前方左右各有一條怪夔，后方又是一個獸面，器鋬的上端近頸部處又是一個獸面；胸部是一個以蟬紋為基礎的獸面；雙足上各有一個夔紋。這個鸮尊后部，翅與尾之間，浮雕一只小鸮，兩翼橫張，正在飛翔——商周時期的梟類形象，無論是作正面的還是側面的，都是靜態的，只有這一例是動態的，因此很可珍貴（圖17）。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出這件器物，總的印象是一只站立的鸮，而這只鸮又由十余個紋樣構成，而且紋樣之中又有紋樣，內容可謂豐富極了。

圖 16 河南殷墟婦好墓鸮尊

圖 17 河南殷墟婦好墓鸮尊尾部小鸮拓片

婦好墓鸮尊是以各種紋樣來裝飾鸮的形象的典型例證，在另外場合，梟類紋樣自然也可用來裝飾別的一個動物形象或一件器物。商周時期觥這種酒器結構復雜，裝飾十分華麗，往往集中了大量的紋樣。例如一件出土地點不詳、如今已經流落海外的鳥獸紋觥，全形是一只四足的羊，但仔細分析起來，又包括許多復雜的因素，如夔、龍、鳳、鸮、魚、象、獸面、人蛇組合成的圖像，等等，紋樣種類和數量與婦好墓鸮尊同樣豐富，組織安排方法更為奇詭。其中也是以鸮紋為最多，流的前部是一只雙身的鸮，首下的胸部又有一對鸮，鋬手是一只站立著的鸮，器蓋與器身上還有小型的側面形象的鸮，等等。盡管如此，鸮紋仍是居于附屬的地位。

圖 18–1 商代鸮虎紋觥 美國哈佛藝術博物館藏

圖 18–2 商代鸮虎紋觥(鸮在背)

但在一種鸮虎紋觥上，鸮與虎這兩種紋樣組織在一起，大多數情況下，虎居于主要地位，部位在前（圖18-1、18-2），只有個別的鸮居于前，而虎在后（19-1、19-2）。前種情況是將虎頭塑作立體的，置于器蓋的前端，而軀干則鏤刻在流部，鸮頭是浮雕的，置于器蓋的后部，軀干鏤刻在器腹的后部。虎、鸮之外，其他紋樣很少，這不僅是裝飾方法上立體與平面相結合的典型例證，在內容上也必定具有特定含義，下面我們還要談到。

圖 19–1 鸮虎紋觥(虎在后)

圖 19–2 鸮虎紋觥線圖(虎在后)

圖 19–2 鸮虎紋觥線圖(虎在后)

圖 20 河南輝縣出土陶鸮尊

圖 20 河南輝縣出土陶鸮尊

西周初期的青銅器藝術繼承商代晚期傳統，銅器的種類形制大體相同，紋樣也是如此，到了中期便趨于簡化，鸮尊與鸮紋也從此絕跡了。到了戰國末與秦漢時期，在墓葬中又發現了鸮尊與畫有鴟鸮的圖像，如四川青川戰國秦墓出土一件無蓋厚木胎的彩繪鸮壺，通高 32.3厘米；河南輝縣琉璃閣西漢晚期至王莽時期的墓葬中，曾出土兩件陶鸮尊（圖20），形式與結構非常接近青銅的制作，過去曾有零星發現，便被誤作了商代的明器。又，河南濟源泗澗溝西漢晚期墓中，也出土過兩件陶鸮尊，時代與輝縣所出土的鸮尊相近；遼寧旅大地區的西漢墓葬，寧夏銀川平吉堡西漢晚期墓葬中，也有類似的發現。繪畫作品較早的是西漢前期的，長沙馬王堆1號墓出土帛畫與漆棺上都畫有鴟鸮（圖21、22）；河南鄭州新通橋西漢晚期空心磚畫像上，也見到鸮、鸮與虎、鸮與龜與虎三種圖像，這些圖像與上述陶、木鸮尊，也都與喪葬之事有關（圖23）。此外，漢瓦當上居然也偶有所見（圖24）。這些藝術品還存有古意，不過，這已是最后的一些發現，數量既極其微小，造型也嫌簡單草率，也許在民俗學的研究上有些作用，但就藝術方面來說，就微不足道了。

圖 21 長沙馬王堆帛畫振翅鴟鸮

圖 22 長沙馬王堆帛畫站立鴟鸮

三

商代晚期梟類題材的盛行與藝術成就的卓越，說明中國古代曾經有過對于這種夜禽的崇拜，但是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特點，卻沒有留下什么系統的論述，現在只能根據梟本身的性態，結合保存于文獻中的零星記載，做些間接的推斷。

第一，中國古代猛禽象征威猛，與兵刑之事相聯系，鷹類固然如此，實際上梟也是如此。

圖 23 漢代繪畫所見鴟鸮 1、3 長沙馬王堆帛畫 2、6 河北定縣車飾 4、5 鄭州畫像磚

圖 24 陜西出土“家”字瓦當

前面我們已經引用《詩經》中的例子，說明鷹隼的飛揚，象征軍容的威猛與戰爭的勝利，而《詩經》在《魯頌 ·泮水》篇中，記述西周或春秋前期魯國戰勝淮夷后獻俘祝捷，對于梟類也同樣做了頌揚：

翩彼飛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在這里，鸮就是梟，認為梟鳴就是戰爭勝利的象征。認為梟鳴是軍事吉兆的事，即使在很晚的時候也曾有過，南朝劉敬叔的《異苑》一書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六博是戰國秦漢時期的一種游戲，今已失傳，據說以 “梟 ”這種棋子之類的東西作為首彩，“得梟 ”表示勝利，大約是商代以來那種古老風俗的延續。

梟在后世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視，還表現在官職名稱與一般習慣用語方面，例如西漢時期有 “梟騎都尉 ”的武職。后來 “梟騎 ”“梟將 ”“梟雄 ”等詞匯也長期沿用，用以表示勇猛、雄杰，并非全系貶詞，都還存有古意。

戰國秦漢時期的哲學著作中，往往是 “兕虎 ”并稱，用來比喻威猛與危險，但是我們在商代西周的青銅器上，卻常見虎與梟兩種紋樣共存于一器之上的現象。如前面已一再介紹過的銅觥上所見，安陽西北岡商代晚期大墓出土的白石雕刻，既見到了虎，也見到了梟；故宮博物院所藏 “西周虎鳥紋銅鐘”（圖25），也是虎與梟共存一器。用虎來表示威猛與危險，直到今天還是如此，而梟在一定時期，竟然可以與虎同等看待，由此也可見梟在古代地位的尊崇，梟類題材的含義必然與虎相似了。

凡此種種，都可能是一種起源古老的傳統的延續，即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社會末期到階級社會初期，在軍事民主主義與奴隸占有制下，戰爭與掠奪成為氏族貴族與奴隸主階級的常用手段，提倡尚武爭斗，“不畏兵死”，成為當時重要的道德準則，因此也必然影響到當時的宗教觀與審美觀 ——尊崇猛禽，認為猛禽是軍事勝利的象征，因而梟類題材在商周青銅器藝術上反復出現，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圖25 西周晚期虎鳥紋鐘 故宮博物院藏

第二，梟類不僅是猛禽，而且是猛禽中的夜禽，這是梟類在中國古代曾經備受尊崇的另一個原因，并且很有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的人，對于黑夜、夢幻與死亡這三種自然現象，既感到神秘，又認為互有聯系。古代希臘人的看法最為典型，希臘神話便認為在最深的地下（也就是地獄），住著睡眠與死亡，他們彼此是兄弟，都是夜的兒子。睡眠能夠在地上隨意游蕩，他把人抓住之后又放走，但是死亡卻毫無惻隱之心，如果他抓住了人，就絕不再放走了。在中國古代，人們大約認為梟這種猛禽便是經常與黑夜、夢幻和死亡發生關系的鳥類，因而對它充滿了敬畏的心理，種種有關的崇拜，也就由此而產生了。

商代的人對于夜晚大約是很畏懼的，所以卜辭中， “卜夕 ”是商王占卜的一個重要項目；以長夜來比擬身后，也是世界各地的通例。墓葬的 “墓 ”字，從土莫聲，“莫 ”字就是 “暮 ”字，表示日沒于草中，因此 “墓 ”字也是個形聲兼會意的字。《左傳》用 “窀穸 ”稱呼死后，“窀穸 ”是墓穴，古注認為也是 “長夜 ”的意思。

商代晚期的銅器之所以多鸮尊、鸮卣，以及以鸮、虎為主要裝飾的銅觥，還有曾發現的少量作為柱礎的鸮形白石雕刻，在奴隸主貴族生活中，顯然含有用來保護夜間享宴生活安全的意圖；至于它們又發現于墓葬之中，除了一般的依生前的模式安排喪葬之事之外，這類物件可能又都含有鎮墓獸的作用，用來保證人生 “長夜 ”的安全，與商代墓葬往往殉犬的用意相同。梟類題材的藝術品在秦漢時期，除個別的而外，都發現于墓葬之中，正見這種古代習俗延續的時間相當長久。

《爾雅 ·釋鳥》中兩處記載 “狂 ”這種鳥：一處說 “狂，茅鴟”，“茅 ”可能是 “貓 ”的借字，“茅鴟 ”就是貓頭鷹的意思；一處又說 “狂，?鳥”，“?”是“夢 ”字的繁體，可見茅鴟又名夢鳥。梟類既然被看作夢鳥，如果不是把它看作夢之神，便是充當夢之神與占夢巫覡之間的使者。《山海經 ·大荒西經》也談到狂鳥，“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但與梟類的形態毛色不符，可能是把梟類神化了的緣故。這種神化了的梟類，在商代青銅器中似有跡可尋，如有的鸮尊與鸮紋，鳥頭上的毛角為一種菌狀角所代替 ——這種菌狀角是一種神圣的標記，常見于龍蛇的頭上，也見于人首蛇身的神的頭上；梟類的頭上既然同樣有所發現，顯然不同一般。（圖26）

圖 26 商代青銅鸮尊

綜上所言，梟類在商代曾備受尊崇，它之所以受到尊崇，當然不是如近代那樣，發現它是一種益鳥應加以保護的緣故。這既是古代社會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崇尚勇武的道德觀與審美觀所決定的，也是由于青銅時代去古不遠，生產水平依然相當低下，致使許多比較原始落后的宗教崇拜繼續保留了下來，而統治階級本身愚昧落后，對于這些都堅信不疑，同時也有意識地利用來加強神權的統治，并幻想借此為自己祈求福佑。至于梟類題材的衰落，也許與商周兩族的宗教、風俗不同有著一定的關系，但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宗教迷信的統治終究在削弱之中。西周中期已把梟類看作一般鳥類，不再盲目崇拜，應是思想有所解放比較正常的現象。但不幸的是，舊的宗教迷信破除了，而新的誤解與成見復又代替了它，此后又把梟看作不祥之鳥，甚至是不孝之鳥，這自然同樣是錯誤的。推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梟類題材的藝術品在喪葬方面運用最普遍，延續的時間也最為長久，因而被人們看作死亡的象征、種種不吉祥之事的預兆。中國古代關于梟類的好惡觀，因時、因地區、因民族而有所不同，其間的差異與變化相當復雜，那已是民俗學研究范圍內的事，與中國青銅時代的藝術無關，這里就不做探索了。

《文物中的鳥獸草木》劉敦愿著 鄭巖編

（本文原文有注釋，此次未予收錄）